无人知晓

看完这部片子相当压抑，相信大部人都有此感受，只是大家压抑的点有所不同，我是被影片前后的相互矛盾，那种近乎变态的结尾却要以是枝裕和不痛不痒的方式去表达而感到压抑。

影片观看过程中以下牵强的点一直在脑海中徘徊：

惠子这种毫无责任感（无论是家庭责任感还是社会责任感）的母亲竟然养育了以明为首的四个如此懂事的孩子？我一直觉得原生家庭健康度对孩子的成长有影响，但不是必然的，孩子的基因和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自己的走向。然而四个不同生父的孩子性格居然出奇的一致，都那么乖巧和听话。实在很难想象。

惠子的很多孩子他爸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游戏机房店员有一份正常收入的前提下惠子为什么不靠一些儿童组织和机构去协调生活费，偏要靠一己之力？虽然影片后面提到如果靠儿童组织那势必兄弟姐妹会分开，也许会被不同的家庭所收养。然而一个不愿意彼此分开而选择艰难地走下去的家庭，不是应该充满了许多的爱吗！由这样的爱构建的家庭是不会最终以那样的方式支离破碎的。如果是可以如此轻易为了自己的幸福或者更大意义上是卸下自己的包袱而抛弃孩子的人何不早点为孩子找一个至少愿意抚养自己的家，你真的以为十几岁的明可以强大到承担你都承担不了苦海吗？

惠子这种女人是无脑的，她让孩子不要上学因为读书没用，她让孩子不要出门因为出门了他们就被知晓了。这个用下半身思考的女人，经历过那么多男人但从来没留住过男人。经历过那么多生产却从来没思考过养育，也许你说她经历的都是糟糕的男人或是日本当时男尊女卑的现象造成她的遭遇，但这从来都不是个人责任缺失的借口。

明在妈妈一个人辛苦赚钱养家的前提下懂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未免有点太懂事。不仅操持着所有家务，关爱兄弟姐妹，特别向往读书，晚上还会自学。那种他年纪应有的男孩淘气、脾气、血气去了哪里？在他这个年纪特别是男孩，拥有这种隐忍度和克制度是很可怕的。只有后面他开始结交不良少年在超市里偷东西、邀他们上门打电游，家里乱到看不下去，这才接近了他年纪孩童的日常。

明在明明知道妈妈联系方式的情况下，在生活拮据到如此地步时还一意孤行地选择继续活在无人知晓下，虽然之前当妈妈以山本家接起电话的时候明已经知道妈妈抛弃他们了，那种志气也好赌气也罢，偏要到只剩三个硬币的时候才肯打出最后一个求救电话，你是不是忘了你只是个孩子？还是你不想破坏抛弃你的妈妈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志气是不是应该留到18+？

明和京子在小雪不能动弹的情况下竟然选择沉默？不报警不送医还没有一滴眼泪？这个家庭前半段的热闹恩爱场面哪去了？那个懂事的大哥哥哪去了？被樱花来冬雪去的一年整的都不成人样了吗？还有那个阴郁怪异又善良的女学生，和这几个小野孩玩在一起，竟然还默认地和明一起“搬行李”，也许她也想加入无人知晓的行列，可是这近乎变态的反应真是让人汗毛竖起。

明的活动范围其实不大，那些超市工作人员，房东应该是眼睁睁看着明从一个正常的邻家男孩到后面衣着破烂的小乞丐，工作人员有给明提供过期的食品以维持生存，房东太太也不经意间看见他们家的情况，但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过问一句你们到底怎么了？大家只是谈谈地看着你们的处境变糟，变得很糟，可是也只是看着，如此而已。不知道这是不是导演想要揭露的社会冷漠，即便这般冷漠，也未免时间太久，欠费、偷盗等行径终究也会被动地被这个社会所知晓吧？

这样的矛盾和牵强整整延续到剧终，在看了电影所改编自的原版新闻后终于化解了，我有了答案。

真实故事是“惠子”确实抛弃了孩子，后来还因此被起诉。“明”确实以类似的方式处理“小雪”，可是“小雪”是明和他的伙伴打死的，邻居因为发现这个家里只住着孩子而报警，警察在家里还发现了另一个“小雪”......

这个世界本没有明，这是是枝裕和虚构的明。这个我觉得都不值得搬上荧幕的故事在导演向来云淡风轻的影风中变得特别怪诞。这本应表现出强烈情感和冲突的故事被美化了。令人发指的问题就这样被避重就轻了。沉重的故事背后响起的是小清新的配乐。

我不得不说我虽然喜欢是枝裕和但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把日常和苟且美好化是文艺人的通病，但是把不堪美好化，还是以是枝裕和的形式, 实在是太牵强！

1988年夏天，东京巢鸭署的署员接到辖区内一个房东投诉，有套外租公寓缺欠租金多月，而且找不到大人，只有小孩。上门查访发现，只有一个14岁大的男孩、两个分别7岁与3岁的女孩，共三个孩子，在这个没有瓦斯没有电、垃圾场一般、散发恶臭的公寓里相依为命。

进一步搜索，又在公寓的壁橱里发现一具已经化为白骨的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尸体。再度调查，还有一个最小的2岁女孩失踪，并最终证实，是被长子与其朋友暴力虐待致死，被抛尸山野。

而这一切悲剧的源头，是他们的妈妈，为了和情人同居，隐瞒了他们的存在，并最终撂下了养育子女的责任，抛弃了孩子，独自一人离开。

▲根据此次事件改编的电影《无人知晓》剧照

具体的事情是这样的：

1968年，一个在服饰专门学校进修过、梦想当歌手的年轻女孩A子和男友同居，那时候，她大约才20岁，还录过几首歌的样带。A子想要和这个男人结婚，但遭家里强烈反对。然而很快A子跟男友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孩子1）。由于非婚生子，他们直接把这个孩子送人领养。

1973年，A子和男友的第二个孩子在足立区的医院出生（孩子2）。A子以为，男友已经寄出结婚申请书，孩子是婚内生子，男人也有帮孩子去开出生证明。这孩子他们自己抚养了，算长子吧。然而，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入学通知却一直没来，A子去役所一问，发现这个男人根本没有递交结婚申请书，更没有去办孩子的出生证明。这孩子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随即男人拿着A子从自己父母那借来的20W日元人间蒸发，A子开始和不同的男人交往。这时，A子和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已经基本上断绝联系。

1981年，A子女儿（孩子3）出生。这个女儿算家里的长女吧。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个女儿开始，A子都是自己在家生产，连医院都不去。自然孩子也不会有出生证明，完全黑户。

1984年9月，A子又生了个儿子（孩子4）。然而来年2月的一天，A子下班回家，发现这个才几个月的次子，含着奶瓶死在家中，尸体都凉了。A子把孩子的尸体装进塑料袋，又塞了大把除臭剂，密封后藏起来。对于长子“弟弟去哪了”的疑问，A子用“委托亲戚的叔叔抚养”打发了。但实际上，这一切长子都看在眼里。

1985年，次女（孩子5）出生。

1986年7月，三女（孩子6）出生。

（注：几个孩子出生年月不确定，看到另外一份资料里，除了长子外，各大一岁。不过根据事件细节算了下年龄，上面我列出来的可能性更高点。另外，这六个孩子，除了送出去的养子和长子，其他孩子，似乎都是不同的父亲。）

1987年9月左右，A子用“和长子两个人生活”、“长子在立教中学读书”、“丈夫前几年去世了”的说法，获取房东和邻居的信任，得以入住西巢鸭的公寓。大家完全不知道她还有其他的孩子。实际上，她是带着4个孩子和次子的尸骨入住的。

然而，A子并没有和孩子们在巢鸭共同生活很久。大约10月开始，她就骗长子说去大阪出差，离开家里，到千叶，和当时情人，一个56岁的冷冻食品贩卖业者同居。这时，A子还会时不时地给孩子们汇个两三万日元，偶尔，也会回家露个面。然而慢慢的，A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1988年一月，A子一次回家后，将麻烦的孩子们留在巢鸭的公寓，再留下20万，就彻底搬去了千叶情人的公寓。她只告诉了长子千叶公寓的地址。之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巢鸭孩子们的家，只是偶尔和长子在外面见一面，给个两三万。

母亲走后，长子承担起母亲的工作：准备食物、换尿布，全部承担起来。然而毕竟是没什么钱的孩子，通常只能在楼下便利店买些垃圾食品与冷冻食品，以及冰淇淋。便利店的人其实也觉得奇怪：这几个孩子有时夜里2、3点还来，有时学校上课的时候还来。

说到上课，A子是这么和孩子们说的：因为一些状况不能去学校，目前正在办手续。她有给孩子们买教材教些简单的知识。长子会用汉字写自己的姓氏，但名字只会用假名写。

据长子说，有时会有一个男人来公寓问问他们过得怎样。但这男人是谁，是妈妈的情人还是长子的父亲还是哪个孩子的父亲，他们并不知道。

母亲离家越来越久，事情早已超出了孩子们的处理范围。

1988年3月，由于欠费，家里的煤气和电都被掐断。

母亲离家期间，长子在外闲晃时认识了两个差不多同龄的、经常翘课的初中小混混。由于长子家里没有大人，是个翘校的好去处。两个小混混开始经常出入这个家里。

4月21日，长子的这两个混混朋友又来玩。其中一人突然发现，前一天自己来时买了放着的方便面不见了。长子在年仅2岁的小妹妹（三女）嘴边发现海苔，猜想是三女偷吃了方便面。于是，一说是混混开始用木棒痛殴责怪妹妹们，另一说是长男也有参与殴打。妹妹们一直道歉，才姑且停止。过了一会因为尿尿，三女被放到壁橱里的叠起的布团上。小女孩在布团上呆不稳，滑落摔到地上的样子让混混们觉得很好玩。

他们就一再故意把女孩放上去看她摔下来。长子想要阻止，说“差不多停手吧”，混混朋友却说“明明很有趣啊，你也一起来呗”。不知道这样摔了多少次，女孩的身体已经变得瘫软。见状不好的长子帮妹妹心脏按摩、人工呼吸。但这前前后后持续了4-5小时的暴行，两岁的孩子哪里承受的住。三女的体温已经变凉，长子最后只得拿来热水，想要帮三女保持体温。主要行恶的混混就这么走了，留下长子和另一个混混在家过夜。然后次日早上8点半左右，他们发现三女彻底冰冷，就这么死在家中。

长子本来想学妈妈将尸体放在塑料袋里塞上除臭剂。但由于除臭剂不够，很快尸体开始散发味道。大约一周后，长子伙同两个朋友，将开始腐烂的妹妹的尸体装入行李包中，连夜坐电车到秩父市大宫的羊山公园的杂木林里弃尸。

关于到底谁打的女孩。长子的混混朋友一开始说“长男有阻止”，但随后又供诉：“最开始的时候，长男也有殴打。”长子自己也承认，是三个人一起欺负了妹妹。但长子的辩护师认为，三女的致命伤不是一开始的殴打，而是由于长子的混混友人反复让其从壁橱里摔落造成的。

7月17日至18日，巢鸭署员接到房东投诉，说一个租出去的公寓租金被欠费4个月了，找不到大人，都变成了不良少年聚居地了。署员上门调查，和房东一起打开这所公寓大门，一股汗水、垃圾、粪便夹杂在一起的恶臭就扑面而来。长女（6岁）和次女（3岁）就裹着毯子躺在乱七八糟全是垃圾的地上，看上去很虚弱。

尤其次女，皮包骨头，连站都站不起来。两个女孩说想吃东西，署员和房东买了些牛奶啊面包啊，她们狼吞虎咽着吃完。随后穿着睡衣的长子（14岁）出现，说“这两个女孩是夜班商人委托我们家照顾的孩子，我在照顾，没关系的”，“妈妈是大阪的服装公司的职工，目前在百货公司工作。但因为最近住院了，所以联系不上。”署员劝说长子到儿童福利中心求助，但长子依然强调“我的话没关系的”。没办法，只能先帮两个妹妹预约第二天新宿区儿童福利中心收容。

21日早晨，长子在朋友父亲的陪同下，参观了福利中心，但由于东京的福利机构没有空位，最终被收容到八王子市的儿童福利中心。在儿童福利中心，长子终于承认“那两个被委托照顾的妹妹，其实是自己的妹妹”，不过他们三个，父亲都不同。关于长子的健康状况，一说长子也非常虚弱，但较之两个妹妹，至少还能站着走路；另外一说长男的健康状况和脸色和普通人无异。

22日，根据孩子们的说法，应该是四个孩子共同生活。然而搜查人员在公寓里，只找到已经化为白骨的幼儿尸体。

23日，在千叶县和情人同居的母亲“从电视的新闻里知道了这件事，想要自首来着，但又害怕让大家发现自己做了让初中年龄的孩子照顾幼儿这种坏事”。母亲A子因为保护者遗弃的嫌疑，被紧急逮捕。据说并没有看见她的眼泪。根据母亲的供诉，发现应该还有一个小女孩，却下落不明。

25日，长子招供三女死亡的事情，并因伤害致死与尸体遗弃的嫌疑被捕。讲出妹妹的死讯后，长子一直不安的眼神终于安定下来。福利中心的所长说：“当这孩子把所有隐藏的事情说出来后平静很多。勘察人员去秩父的弃尸现场勘察回来后，他露出了卸下重担的表情。”中心的职员也说：“本来是个好孩子。完全没有被社会污染过，母亲对他来说是绝对的存在。然而，和坏朋友的相遇后，他就变得觉得照顾幼儿是种重担。”

已经死亡的次男与三女，因为没有户籍，没有办法拿到火葬许可。母亲A子在8月9日，向丰岛区役所提交了5个孩子的出生证明，与2个孩子的死亡证明。

8月10日，长子因伤害致死与尸体遗弃罪，被东京地检交至东京家裁。“整个事故缘起于母亲，长子有接受教育的必要”。因此特例，没有送去少管所，而是送去儿童福利机构的教护院，接受教育。两个妹妹，也被送到别的保护机构。

另外两个少年犯被送上少年法庭，但由于不到刑事责任年龄，交由巢鸭署辅导。一说其中的主犯被保护管束。

10月26日，母亲A子因“逃避养育自己子女的麻烦，不负责任，任性自私、毫无自觉地犯罪。将其认定为三女之死的远因也不为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缓刑判决，是由于母亲A子发誓要和浦安市的同居情人结婚，然后好好照顾孩子，法官出于再给一次自力更生的机会考虑，给出的温情判决。

事件最终最终的结局是，母亲领回了长女和次女，与自己一起生活。而长子，消息不明。

日本人处理他们的经验的方式时常是反转的，也就是说，如果对他们的文艺有所喜爱，则这喜爱易建立在误解之上。在这类影片中，他们对虚构的现实表现出的超出常理的无力感，只能因他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压抑而得原谅。在电影和小说中，日本人处理现实的方式很有限，就是由三个词连成的一个过程：压抑—逃避—暗爽，西方人不懂也不屑逃避，他们的精彩来自和现实永不言退的碰撞，中国人则常常结合境遇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你无法苛责的逃避，而日本人的特长却在于用漂亮的自爽爽他使人忘记他们的逃避，他们对孤独感的绝对崇拜像个滴注器，持续的输给依靠文艺了解日本的我们所必需的多巴胺。因此你会发现，当影片处理大写的“孤独”时，灵感频现，比如京子的指甲油，小茂的泥巴，小雪那会叫唤的鞋，尤其是明在母亲刚离开后直面外界时的茫然以及由一条围巾牵扯出的思念；我不清楚是否所谓的“真实的故事”即是第一篇评论所引的报道，也不确定导演对它的现实期望有多高，然而就影片来说，当它约在一小时后始涉现实，始向外界寻求沟通和路径，也就是讲明的犯罪倾向时，人物的内心却简易至漫画化：在“朋友/罪”和“孤独/自由”间宁选前者；孤独就像是日本人的墨菲斯托，诱惑他们献出灵魂以获得短暂的安慰，剩下腐坏的肉体他们将其包上层层糖纸，手捧这糖果木乃伊面向阳光，留给我们一个虚构的剪影，在这部影片中，这层层糖纸即是不断闪现的以轻松愉悦的背景乐为标识的光亮片段；然而，也许导演也觉到这由对孤独的惧怕所主导的自慰式处理并不能为它的现实效果增加砝码，所以，当明重回四人小屋，影片再次缩回触角，这一次，这四个孩子将彻底放弃和现实抗衡的兴趣，持续的走向自娱自毁的小世界，影片以打包的方式使我们吞下这糖果，于是腐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这种反转现实的逃避如果有效，皆是被压缩进了少年和青春期，比如这一部，还有某种程度上极为相似的《萤火虫之墓》，以及他们拿手的一干青春物语，似乎他们也知道一旦以成人为载体，一再的回避现实经验只能让人敏感于他们的刻意和自恋，这过犹不及的方面有《松子被嫌弃的一生》和《秒速五厘米》，而无兴趣于创作过程的观众则会认为：“你能要求孩子做些什么？”——他们始终懒于区分影片中的“孩子”和他们心中的“孩子”。起初，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剪辑不够经济，因它徘徊在治愈和现实之间，不够纯粹，它不会虚构一个怪大叔来治愈（《菊次郎之夏》），也没有借爱情之名（明和女孩）以隐蔽必须正视的残酷现实，但它对自己的忠实一面让我原谅了它的自恋，同时放弃了编织现实诉求的野心。影片在和自己的争斗中逐渐退回了内心，它终究只留存下一个虚幻的安慰和日本人永远解不完却乐得永远去解的孤独之谜。结尾，几个孩子消失在街面上，几乎就像消失在黑洞视界，不必去猜想的结局终于掉入了混乱的现实黑洞，就像当影片结束灯光亮起前，那一刻的黑暗就像是混沌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