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真的

片头劳动场景配乐和《末代皇帝》一模一样，我以为是iPad的后台放着音乐APP呢，暂停了一下，音乐和背景声都没了，赶紧去查了一下，末代皇帝是1987年上映，本片是1981年上映，我在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到底是《假如》先使用的配乐，还是说后来者做的片源配乐？迷，希望可以有人可以解答这个疑问。

谭咏麟在巨大的宣传标语下撒尿，接着转到小作坊灌酒，真是神来之笔，王童导演81年就有如此手法，真是难能可贵。台词很多也很有趣，与女友在电影院附近发牢骚的台词，谈到同学的爸爸都是高官，自己的爸爸只是工人，愤愤道“无产阶级的主人，有个屁用！”。孙局长调侃乔红“想不想爬到长城上去看看啊”赵团长在开幕前：“虽然开演的时间已经到了，可是还有一个贵宾没来，这是常有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习惯了就好了”。

在电影后半段，副参谋长本人来了，坐下来耐心听完解释，还让其去看戏让人心生怜悯之心，以为会是阖家欢的结局，只是最后还是以狱中感叹为什么自己的爸爸不是高官的郁结中自杀结束。

人是很容易被欲望裹挟而走的，只有明华是清醒的，知道这些特权这些奢华都是过眼云烟，终究会破碎。只是，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明华没有身在其中，没有尝试过被人群欢呼推着往前走的心情。朋友娟娟宽慰她，上调的事情很简单，没必要这么大动静，这是因为她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特权阶层里，没有觉得这样的事情困难或者压根事情太小就没有到能够放在心上的情况。李小璋一开始也只是简单愿望，后面已经被人捧的有些飘了，与李达的对峙中，他辩白自己没有招摇，这不是实话，电影里有很多招摇的行为。他的质问，电影里的李达没有办法直接回复，现实里可以回复吗？假如他是真的，假如他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其实上调也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他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明华的朋友这样向明华宣告了小璋的“死刑”。乍听上去，没有什么不对的，上调只是一件小事，只需要文化局局长一个电话，只需要吴市长一张条子，只需要服装厂厂长打通关节。

但工人家庭出身的小璋根本没有这一切，他不认识市长局长处长厂长，就是一个在农场劳作多年失去了理想的小人物罢了。他连请假都不得自由，要靠朋友的一瓶茅台才能被通过。

在剧院门口，一通电话敲起了他的撞骗之路，他冒充高干的子女斡旋在话剧团团长、处长、局长、市长之间，灵活机巧地四处招摇。他说他是高干的儿子李长城，要帮朋友李小璋调离农场。可是有原则的吴市长早要杜绝走后门，没有自己的条子压根不许上调。但第二通冒充电话又把这原则一扫而空，小璋直接冒充高干，让市长为他办事。

拿到市长条子的场长也不得不同意了上调，小璋由此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可惜，洞穴中的火光映出的影子再真实也不是真相。

小璋被高干亲自“会见”了。小璋慷慨陈词，说了许多真心实话，似乎将高高在上的干部感动了，高干也说“我会好好考虑”。但迎来的不过是一段牢狱和一面镜子。在监狱里，乔虹送来的镜子帮小璋看清了自己，他终究不是高干的子女，他终究是普通人；借助这面镜子，他也看清了生命，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小璋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有理想有力量，但经历多年的农场生活，自己的棱角早已抹平，气力也衰竭了。看着身边的朋友接连借助关系调离农场、回到上海，他艳羡、眼红、恨，“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高干？”

所谓高干的儿子真有固定的长相吗？那必定是没有的。特权阶级有特殊样貌吗？那必然也是没有的。可他们的嘴脸没有长在镜子里，而是时时刻刻长在社会里——他们呼出居高临下的口气，他们手脚的关节总是能打通。所谓的原则也只不过是能灵活变通的话语罢了。

1979年春节，一位自称当地共产党干部的男子，打通了上海艺术剧场的电话，替当时居住在北京总司令部的一位老革命的儿子要一张票。尽管票已售罄，剧团经理还是热情地答应了。不久，一位青年男子来到剧院。他身穿旧军装——这是坚守人民解放军节俭价值的完美象征。此人满口京腔，自称李晓勇。他坐在剧院最好的位置观看了表演。 表演结束后，导演走到李晓勇身边说，他打算第二日拜访他。青年人坚持要他当场把话说了。导演压低嗓门请求道，自己想搞套宽敞一点的房子，他能否将他的请求转告早上为他打电话的干部。李答应说没问题。次日，剧团经理也请求李晓勇将自己的要求转告那位干部。之前，他就已告诉李晓勇，他可以随时前来观看表演。能否将在煤矿工作的孩子调回上海，照顾他的身体呢？李说他会尽力而为。 于是，一个以李晓勇为中心的关系网形成了。他找到进入上海其他剧院、一位重要女演员的家以及迎春茶话会的路子，可以接触到上海文艺界的所有才俊。他开始行动前，当地党干部、甚至是那位年轻人在北京的父亲可能会打通确认电话。紧随这些活动，人们总是要李请求党或头面人物出面帮忙，牵涉到的事情包括搞套条件更好的房子，安排更好的戏剧角色，把孩子从乡下调回上海等等。李的新朋友会接到一通干部打来的电话，告知他已了解了情况，并告知事情不易安排，或是继续进行有风险。 到了入春时节，李已搞到上海大学书记车子的使用权——在步行和自行车的世界，这是稀缺的地位象征，还与一位漂亮年轻的女演员订了婚，并住在她家。她父亲在旧时代是个资本家，故而她的家人很高兴跟一个革命世家建立了关系。只需在小舅子的学院和工厂露个面，李就可以提高他们在厂里的地位。 1979年春，为了将未婚妻调到一个更好的剧团，李晓勇直接去找一个干部。干部对这位在城里到处鸣喇叭的年轻人早就心生疑窦，他在调查后发现，此人的真实身份为张龙泉，是出身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这次是离开乡下东风农场的讨厌工作回来度假。新年期间，他搞剧院门票未果，于是开始假造身份，逐渐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生活。他于1979年4月6日被捕。

张龙泉是如此擅长表演，如此擅长在电话中装扮不同的腔调和口音，与戏剧界人士和演员交谈时如此显得才华横溢。

身穿旧军装的张/李宣称的不是皇族血统，而是革命世家；他所追求的不是遗产，而是某种生活方式和关系；他所玩弄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对“关系”的信仰。的确，张/李的表演，是对党内“开后门”这一做法的恶搞，点明了相信“关系”有多愚不可及。在真想大白后，《文汇报》画了张此人的漫画，画中的他是只身穿军装的、正在收礼的狐狸，他是中国狐狸精的附体，奸诈无比，欲壑难填。

原剧本链接

刚刚看了《假如我是真的》台湾导演王童拍的电影版，又看了原剧剧本，我真的想把王童手撕两半。

首先，我在豆瓣上看完之后，对于这部片子评论如下：

港台编导拍大陆电影我一向没有好感，缺乏厚重与深沉，同时，也沾染不少港台娱乐的习气。此片得分高，一方面来自于原剧本的架构，一方面来自于体裁本身在政治上的反动。王童还是拍台湾本土的好，涉猎其他的，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以港台腐化的思维来对大陆这边的故事添油加醋，再加上当时“伤痕与黑幕”的戏剧思潮，过火与夸大的鞭挞，以让此片失去了该有的质感和本真。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确实有，比如《我们的田野》此类，青年想从农村回到城里，走后门托人的情况处处都有，但党员干部，包括演员，都还没有发展到片子里的境地。王童这一代台湾外省人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仇恨”和“抹黑”中长大的，片中的很多情节、细节都是这帮台湾人想当然创作的。看八十年代初的一批反思和批判电影，还是要看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作品。

该剧在我看《中国戏剧史》中有重点提到过，是当时“伤痕与黑幕”的代表作品，上演时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当时正处于权力转型时期，因此，这类敏感、抨击严厉的作品基本上都能与观众见面，中央领导也都亲自看过。

电影版的《假如我是真的》中，许多荒唐可笑的情节和细节一看就不是出自大陆人的手笔，一看就是港台人在腐化的娱乐环境中浸染多年的想当然创作，这种刻板反动的创作扎根于国民党长期对大陆的仇恨、抹黑的渲染，而此片的创作群体又恰恰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中，因此，整个创作思路充满着傲慢与偏见。

可惜的是，此片只有台湾导演进行了改编拍摄，没有大陆人创作版本的电影，因此，对于一个对那个年代大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了解的人来说，迷惑性、毒害性很强。鉴于此，想要了解我说的意思，可以看看改编阿城《棋王》的港版和大陆版，同一个故事两个地方拍出来的，其意蕴和深度不可同日而语，想必方能够了解我所讲的，港台腐化的娱乐习气和仇恨抹黑教育下的想当然创作。

《假如我是真的》这部剧我在看《中国戏剧史》的时候就了解过，但一直没有看剧本，晾在了一边。但看完此片之后，我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又把该剧本翻出来看了一遍。电影除了保留原来戏剧的框架，许多东西改的面目全非，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将原作者的政治倾向进行了巨大的颠覆，完全是导演本人的拿来主义、借题发挥。

我希望看这部电影的朋友，包括看类似于这部电影题材的朋友，同时也看看原剧本，更要结合该剧创作的时间背景，同时也要对其各个细节或情节的真伪以实证的态度去辨别。这就需要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深刻的研究和了解，而且研究的文献最好找身处在那段历史中的人物所写文章、书籍、电影等资料作为判断，最容易受到干扰和迷惑的是后来人的观点和灌输，尤其是权力更迭后对社会公众意识形态的引导性要着重警惕。很多人慷慨激昂发表宏论，真正基于历史资料研究的不多，多是受到后来人的观点灌输和权力更迭后的意识形态引导所致，以至于陷入到盲从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