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斯(2020)

作者：罗比·科林，影评人2020年11月14日 - 6:01AM

1999年《搏击俱乐部》首映一个多小时后，大卫·芬奇溜到外面透透气。当他残酷暴力的黑色喜剧被选入威尼斯电影节时，导演并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但无论梦中的情景是什么，都不是现实中的样子。早早就有人开始退场，且逐渐变成成群结队地离开。仅有还在笑的观众是他的男主角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虽然平心而论，两人事先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第一篇非公关影评曾将芬奇的电影描述为 "对个人体面难以承受的攻击"，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而电影节观众明显也没有表现得更热情。

"每个场景落地时的铿锵声都变得太过强烈了。"现年58岁的芬奇在家中通过Zoom告诉我。他回忆说，当时他坐在外面的台阶上 看着一群令人厌烦的老年妇女走过，"每人都穿着至少一件有豹纹的衣服，就像《毕业生》里的六个安妮·班克罗夫特" 其中一个显然认出了这个从美国来的可怕之人，对同伴们发出嘘声，同伴们看过来，全都摇了摇头。"那时我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他自豪地笑了。

芬奇最新电影非常精彩——自2014年《消失的爱人》以来他的第一部电影，它不太可能引起许多观众暴走回家，那是因为他们看的时候已经在那里了——《曼克》是一部Netflix出品的影片，它拍摄于疫情发生前，但剪辑、打磨和上线都在封锁条件下进行。它以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为背景，以银幕单色拍摄，讲述了《公民凯恩》剧本背后的政治诡计和个人恩怨：这部电影于1941年上映，至今仍被广泛认为是最伟大的电影。《曼克》的主角英雄不是奥森·威尔斯，《公民凯恩》的年轻导演和明星（上映时他才25岁），而是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赫曼·曼凯维奇，一个狂热的天才编剧和无可救药的赌徒酒鬼，由威尔斯请他来代写剧本。

《曼克》自身的剧本是芬奇已故父亲、记者杰克·芬奇（2003年去世）写的，他从小就培养了儿子对电影的热爱。"并不是说他设定了这样的课程，而是他告诉我，'听着，如果你要看《西部世界》或者《万能金龟车》，你必须用好的东西来调剂'，"他笑道。《奇爱博士》和《2001：太空漫游》就在早期的启蒙电影之列，但《公民凯恩》是巅峰之作。"当我告诉他我要在学校里看的时候，他就说：'准备好看之后和我一起讨论吧，因为这才是最好的。”

当杰克60岁退休时，他决定要自己写一部电影，于是向他的儿子寻求指导，当时大卫·芬奇已经20多岁了，作为麦当娜最喜欢的音乐视频制作人，他正在磨练自己技巧。(《Vogue》和《Express Yourself》是芬奇的两部MV代表作）大卫建议以《公民凯恩》背后曲折的编剧故事作为题材，在父亲开始工作的同时，他去Pinewood工作室拍《异形3》——这个过程本身就不是很顺利。

"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写的剧本有很多关于这个狂妄的年轻导演践踏他的合作者的内容，我当时就想，'等一下，事情没那么简单！'"他笑道。"即使他们把王国的钥匙给了一个25岁的年轻人，也要让所有的部队朝向同一个方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杰克不断修改剧本。90年代末，大卫向各家电影公司兜售剧本，其中有一位大牌明星就是凯文-史派西，他曾和大卫合作过《七宗罪》，后来还在《纸牌屋》中重聚。但芬奇坚持要用符合时代特征的黑白影像来拍片始终是一个交易的障碍。当2002年杰克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无法活着看到这部电影的制作。

直到去年，芬奇在打磨完他的连环杀手剧《心理猎人》第二季后，他受到Netflix的邀请投出一个新项目，《曼克》才进入可行的领域。流媒体服务准许了每一个特质化的细节。从让演员们以1930年代发音清晰的风格进行表演——芬奇称之为"'知道你的台词，不要打翻家具'的演技派"，到场景之间的渐变到黑通过在录影棚真实关灯来复制。完成后的项目是惊人的——一个个人的悲剧，一个好莱坞的谜团，以及对权力和娱乐之间令人不安的美国契约的控诉。当我问到芬奇认为他的父亲会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时，他笑了。"他会认为我们对威尔斯太客气了。

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赫曼·曼基维茨在《曼克》中的一幕 来源：Netflix

由于之前只和别人创作的剧本合作，在编剧与导演的观点冲突问题上，芬奇深有体会。"《公民凯恩》的功劳到底是威尔斯还是曼凯维奇应得的居多？"他问："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是否把对方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毫无疑问是的。你总是怀着最好的愿望去斗争至死的。"

Netflix让芬奇拍《曼克》也在情理之中。正是他2013年为他们拍摄的政治惊悚剧《纸牌屋》才一手确立了流媒体作为让那种成熟、复杂的故事得以存在的媒介，而这种故事在2000年代好莱坞的垄断经营的淘金热中早已被抛弃。他是否担心自己在Netflix崛起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能会为老式电影院的衰落铺平道路？

"仍然没有什么比看到幕布打开，700到1200人一起分享一部伟大的电影更好，"他说。"但这已经很久没有成为我的体验了。你知道，现在是，'请你把它关掉好吗？'或者，'我能请你别说话吗？" 至于技术上的考虑， "我对Netflix品控的印象比其他任何电影公司都要深刻。每部电影都是为了让人在45英尺的范围内观看吗？说实话，不是。我们在《消失的爱人》的画面上花了很多心思，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家里的65英寸屏幕上看这个故事，我也是没问题的。"

此外，他继续说，当初是电影公司让出了地盘。"我们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五家大片厂"——这是一个狡猾的教父噱头——"不想拍任何不能让他们赚到10亿美元的东西。他们都不想做中等价位有挑战性内容的生意。而这恰恰是我所做的电影。流媒体人所做的，是为那种真正反映我们的文化，并与大的创意搏斗的电影提供了一个平台：关键在哪儿，在于人们对什么感到焦虑和不确定。这些都是五年前就已经死掉的电影。"

差不多六年前，改编自吉莉安·弗林引人入胜的人气小说《消失的爱人》对芬奇来说就像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出逃。"如果不是我们指出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位置，就不可能拍出那种不和谐、令人煎熬结局的电影。

不过芬奇仍然认为，即使在我们这个大片至上的时代，电影公司仍然会从思想驱动的电影中获取灵感。"之前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有机会凭借《小丑》获得比《黑暗骑士》更大规模的成功，"他说。"我不认为有人会看了那些材料，然后想，'是啊，让我们把《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比克尔和《喜剧之王》的鲁伯特·普金合二为一，然后把他困在精神病患者的背叛中，并以10亿美元的价格兜售。"

布拉德·皮特在《搏击俱乐部》（1999年）中 来源： Moviestore Collection / Rex Feature

“我们能在1999年拍出那部电影，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奇迹。”

他将华纳兄弟早期对《小丑》的奥斯卡公关重心与福克斯公司早期放映《搏击俱乐部》时的抽血式恐慌情绪进行了对比，"事后电影公司类型的人普遍认为，'我们的职业生涯结束了'。我们能在1999年拍出那部电影，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奇迹。"

另一方面，对于《纸牌屋》而言，Netflix的数据算法一直表明该剧会深受订阅者喜爱，尽管该剧一开始很难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人们都说，'华盛顿不是这样工作的! 大家都被吓傻了!"他记得。在制作开始之前，他和这个剧集的创作者Beau Willimon "在华盛顿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只是去餐馆，偷听谈话，并从他们那里窃取信息。人们说，'这已经沦为最明目张胆、最愚蠢、最明显的......'我当时想，'那是逐字逐句的。”

不过现在呢？2017年，史派西被指控性骚扰，虽然后来指控被撤销，但他被写进了该剧的最终季。芬奇是否觉得这段丑闻玷污了它的遗产？

"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对《曼哈顿》——1979年伍迪-艾伦拍摄的关于一个42岁作家和一个17岁女孩之间的浪漫故事——有好感，"这是一部被时间玷污得难以置信的电影。但从纯粹的电影角度来说，你知道，我很难......" 他断断续续地解释说，他一直在为一部以取消文化为主题的迷你系列剧想主意，这部剧记录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名人曝光后的后果。"它的核心是关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衡量道歉，"他阐述道。"如果你给出了一个真正发自内心的道歉，却没有人相信，那么你是不是根本没有道歉？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但我们生活在一个麻烦的时代。"

芬奇会是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的理想电影人。毕竟，正是他在1995年以《七宗罪》先发制人，抢占了全球情绪黑暗的先机——这部充满阴霾、令人绝望的新黑色电影，奇迹般地成为当年票房第7高的电影。"《七宗罪》能赚到那样的钱，对我来说，就像对那些为它买单的人一样，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说。"但美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坚持了下来。" 他愉快地回忆起与制作公司和美国电影协会——美国审查委员会——就影片中精心设计的残忍谋杀案进行谈判，我们实际上都没有看到这些谋杀案的发生。

"一切都在影射中，"他说。"能够对美国电影协会说：'好吧，我们没有展示出来，我们只是谈论它。如果你看到了，那也只是在你肮脏的小脑瓜里'。没有其他的艺术形式能让你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有机会接触到别人的整个大脑。而你给观众看的和他们所体验到的之间的空间是整个交易中最有趣的部分。"

《曼克》12月4日在Netflix上线

The Telegraph专访原文链接：

David Fincher: film studios 'don’t want to make anything that can’t make them a billion dollars'

作者： 海宁

“如果说电影史只能讲一部片子，那我一定会选择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因为它的出现，使得电影艺术仿佛在一夜之间向前迈进了十年。”

大学一年级刚开始接触电影史，负责这门课的老师在某一节课上这样说道。这句话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但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并不能完全理解老师这样说的原因。

我更想不到的是，大卫·芬奇导演的新片《曼克》，就是讲述曼克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出《公民凯恩》的剧本的。

《公民凯恩》的故事很简单：电影以美国报业大亨凯恩孤独地死在豪宅中为序幕，以他临终前说的“玫瑰花蕾”一词为悬念，通过记者汤姆逊访问与凯恩有密切关系的几位知情者，从童年、事业、爱情、婚姻、权力、友谊、晚年等多方面展现了凯恩的一生。

故事以倒叙的方式开场，以阶段式的回忆段落呈现主角。凯恩作为报业大亨，人人称赞的大赢家，却在临终前挂念着“玫瑰花蕾”这个带给他童年无数乐趣的玩具雪橇，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童年时代纯真、自由的生活。

《公民凯恩》在1941年上映后，报业大亨兰道尔夫.赫斯特认为这部影片是在影射攻击自己，他提出抗议并企图以80万美元买下影片以禁止其上映。

好在这并未影响本片后来所获得的成功，即便它的票房远不如预期。

《公民凯恩》的成功无疑来自于影片本身过硬的质量，但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彼时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人们负担不起电影票，电影公司上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吸引观众重回影院。

当时较为知名的电影公司主要包括：财大气粗的派拉蒙、群星云集的米高梅、以西部片著称的的20世纪福斯，备受忽视的华纳兄弟、及具有冒险精神的雷电华。这些公司看似各有千秋，但将电影当作商品的资本家，正逐渐利用资本将电影固化为一种模式，营造一种不存在的现实空间，虚伪姿态原形毕露。

《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威尔斯隶属于雷电华。在本片中，无论是叙事模式、视听语言，或是美学规则，他都打破了经典好莱坞时期的惯用套路，画下了现代电影和传统电影的分界线，也“惊呆”了企图借此狂赚一笔的电影公司大佬，被称为好莱坞的反叛者。

该片荣获第十四届奥斯卡9项提名，奥逊·威尔斯和赫尔曼·曼凯维奇（曼克）共同拿下了最佳原创剧本奖。但在此之后，几乎没有人提及过这部电影的联合编剧曼克。唯一留下来的新闻，是《公民凯恩》剧本其实是由曼克独立完成的，但他因为钱和合同，不得不与奥逊·威尔斯共同署名。

说回大卫·芬奇和他的《曼克》。

熟悉大卫·芬奇的朋友都知道，色彩搭配在他的作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曼克》这部电影中，导演毅然决然地使用了黑白色调，放弃了色彩能够给这部影片带来的视觉效果，有种令人佩服的孤勇。一位一向尊重大卫·芬奇的朋友，看完电影之后表示，主动拍摄黑白片的大卫·芬奇，有点自断双臂的意思。但你也会理解他，毕竟想要展现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再也没有比黑白更好的方式。

了解了这些前史，或许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大卫·芬奇时隔六年的作品《曼克》。

这是一部非典型的大卫·芬奇式的作品，除了固有的“戏谑”风格和考究的视听语言，他似乎有意识地带着偏见站在了曼克这一边，无情地揭露了五大电影公司上层社会的虚伪、对名利的追逐、对政治的娱乐化处理，甚至包括导演奥逊·威尔斯。

龟毛如大卫·芬奇，他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在本片中，导演别出心裁地采用剧本的格式，划分了场次与场次之间的间隔。在单场戏中，你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导演安排的戏谑点，熟悉大卫·芬奇的观众，自会找到无限乐趣。

在此基础上，导演还巧妙地采用了双线叙事。

一条线展现因车祸而卧床的曼克在创作《公民凯恩》的剧本，借助“女仆”、“妻子”、“自我阐述”展现了某一方面的曼克，他酗酒赌博、但他也救助犹太人，同情底层。

另一条线看似琐碎，实则通过多角度展现以五大电影公司为代表的高层的虚伪，是高层为了给员工降薪而假惺惺安排的表演，是为了同其他电影公司竞争而对编剧的逼迫，是交谈时对政治的附和。 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曼克的人物塑造才变得分外立体，他的书写变得有价值，因为他在用一个故事向时代发出反抗的呐喊，而这一切与《公民凯恩》的闪回片段，异曲同工。

在理清楚这两条线的关系之前，我有些疑惑。大卫·芬奇想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些什么？曼克的独到之处又是怎样的？

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到底是在看什么呢？

看到影片结尾，曼克拿着奖杯发表完获奖感言，随后出现了这些字幕：

曼克十一年后死于酒精中毒并发症，他再也没有和奥逊·威尔斯合作过，也不曾再写过原创剧本，再也没有争取过剧本署名权。

他曾向一个好友倾诉，我好像越来越像一只老鼠，被困在自己亲手打造的牢笼中，只要这个牢笼看起来有一丁点可以让我逃脱的缺口，我就会及时修补它。

我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

《曼克》当然是一部有门槛的电影。我相信大卫·芬奇在拍摄的时候，也早就预料到了这个问题。在信息传播如此快速发达的时代，在方便易懂成为人类消费的重要依据的时候，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逆着人流在行走。

但就像曼克以一己之力对抗着上层社会的虚伪，试图通过一个故事去展现人的本质一样，大卫·芬奇也通过义无反顾地放弃色彩，坚持对好莱坞某个阶段的还原，在试图对抗些什么，坚守一些什么。

电影虽然没那么容易理解，但终究不是不能理解，如果你愿意靠近它并由此延展开来探究，就一定会从中获得灵魂的更新，精神的共振。

只要你要有耐心。只要你还记得初心。

但这个时代最缺的便是耐心，最容易丢失的便是初心。

也许这就是《曼克》这部电影，此刻在我生命里留下的痕迹。

我很珍惜。

大卫.芬奇本年度最热门的冲奥大片《曼克》上映了，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位熟悉又陌生的大卫.芬奇。

这也注定是一部没法引起多少关注和热度的冷门佳片。

坦白讲，《曼克》是一部很难消化的电影，尤其是不了解美国那段好莱坞黄金末期时代背景，不了解威廉.赫斯特是何许人也，不对那个时代离我们较远的好莱坞往事感兴趣的观众，《曼克》是一部晦涩甚至连对话都让你跟不上的电影。

BUT！如果你是大卫芬奇的影迷，你对文艺片有着强烈的兴趣，你对好莱坞那段经典争议往事好奇，或者你是《公民凯恩》的资深影迷，那么你看《曼克》时，一定会不断颅内高潮。

但即使这样，我还是得要强调一遍，这不是一部好消化的电影，如果你不光只为了看懂大概剧情，而是要去体会其中的光影声色，或享受加里.奥德曼的表演，你需要再看第二遍，或第三遍。

《曼克》可以说是今年我看到创作最为纯粹，最有学院派气质，对《公民凯恩》充满致敬，大卫芬奇个人情怀最重的一部作品。

我不能说《曼克》会成为明年奥斯卡的领跑者，毕竟我还没看过赵婷的《无依之地》，但就目前看下来，我个人认为最佳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男主，最佳导演和最佳电影的奥斯卡提名，应该是跑不掉的。

电影《曼克》大胆侧面对《公民凯恩》做出了独特的“影评”评价，也在妙语连珠中对美国政治提出质疑和思考，更用现代视角环境和思维，去处理当年美国大萧条下的几场政治情节大戏，来暗讽当下美国撕裂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生态。

让我诧异的是，影片虽然确实以撰写《公民凯恩》作为出发点，但却并没有把故事的重心放在《公民凯恩》本身，你...懂我意思吗？

《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威尔斯也就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几场戏，在主角曼克撰写《公民凯恩》的过程中，剧情其实也并没有围绕《公民凯恩》剧本，或《公民凯恩》电影本身制作如何命运多舛产生，我指的是绝大部分剧情，影片反而聚焦在曼克的编剧职业生涯，带领观众进入到整个好莱坞三四十年代那些岁月里。

《曼克》以《公民凯恩》编剧赫尔曼.J.曼凯维奇，也叫曼克为绝对第一男主，叙事结构用正序1940年和闪回1930到37年间，两条时间线交织结合展开，为我们呈现了一位较为完整的曼克曲折唏嘘的编剧生涯。

影片中除了黑白，还有非线性叙事结构，一些镜头调度和构图，深焦摄影尤其是舞台效果的打光，都在回应《公民凯恩》。

正如前面所聊的，影片大部分时间的剧情，并没有去关联《公民凯恩》，而是娓娓道来曼克此前带出的1930年代好莱坞的往事。

影片涉及角色众多，1930年时，曼克已经是好莱坞非常有名气的编剧，从派拉蒙到米高梅，曼克和其他编剧先后创作20多部电影的剧本，曼克在米高梅期间认识了当时的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也就是《公民凯恩》中主角凯恩的蓝本现实人物。

赫斯特欣赏曼克的为人和作品，并要求曼克到他的豪宅城堡共进晚餐，那里都是顶层名流，聊的都是世界时事和美国政坛。

在那曼克也认识了赫斯特的情人玛丽昂.戴维斯，两人很快建立了知己般的情谊。

就在曼克可以事业继续如日中天之时，随着他和周围的同事朋友之间交情的深入，他自己的酗酒的生活习惯，以及他口无遮拦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让他不断得罪各种各样有权有势之人，包括赫斯特。

在一次赫斯特的聚餐中，烂醉如泥的曼克突发灵感，即兴创作了美国版唐吉坷德的故事，但实则是以赫斯特为原型，在那场晚餐中，曼克若无旁人大声即兴发挥自己创作的故事，暗讽赫斯特，但自己也丑态百出，也让众人所排斥和唾弃。

最终导致赫斯特彻底把曼克扫地出门，曼克职业生涯坠入最低谷，就如他出车祸导致腿骨折受伤。

也正因如此，为了生计曼克接手了当时好莱坞局外人奥逊.威尔斯的邀请，以不署名来撰写一个剧本，它就是后来造就曼克最高成就生涯的《公民凯恩》。

在曼克撰写《公民凯恩》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其中就包括署名权争议的问题，但他最后依然决定坚持拿回自己的署名权，也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剧本。

听完《曼克》大致的故事梗概，我相信大部分人脑子里应该会飘过“好无聊的故事”弹幕。

确实，投资方一直到现在，也都是这么想的，这也导致了《曼克》本身的制作，比《公民凯恩》，遭遇了更多的阻碍和困难。

或许大家还不知道，其实《曼克》的编剧是杰克.芬奇，也就是大卫.芬奇的父亲。

杰克芬奇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写了这个故事，他想用黑白表现主义来呈现电影，和《公民凯恩》保持一致。

但也正因为这样的特立独行，让影片类型下调成艺术片，投资和制片方纷纷望而却步，这一撤就是项目搁置几十年。

一直到2003年杰克.芬奇去世，《曼克》也没有最终得到开发，大荧幕大娱乐片类型下的新时代，更不太有大制片公司愿意为这样的艺术片开出巨额支票。

大卫芬奇几经辗转，最终网飞愿意投拍，就如此前网飞操作的阿方索.卡隆的《罗马》，还有马丁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

财大气粗的网飞，一直想要极力证明自己在艺术造诣上的拥护，当然更实际的，是想在各大电影节上，占据自己一席之地。

《曼克》是一部我认为很难用口述剧情就能呈现出来的作品，这或许也正是这部电影的魅力之一，片中看似琐碎的事件和对话，像散文诗篇或爵士乐一样，为我们呈现出来，那些离我们很遥远的好莱坞故事，很难拉近现代观众和影片当年故事和角色之间的距离，但只要靠近，却能感受到影片创作中带出的炙热和真挚感。

作为政治迷的大卫芬奇，影片也从中暗讽了当下美国党派和选民间的分裂，早已成为一种美国或西方的一种象征文化。

而片中的曼克，则更像是一位自由派人士，他的道德感总在现实中有着相反的参照物，让人值得同情，但有时也让人觉得不可理喻。

片中大片厂没落，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挽歌，也被大卫芬奇描绘成资本家搜刮最后的挣扎，没有任何的浪漫气氛。

影片确实也解决了很多《公民凯恩》创作背后的谜团，比如“玫瑰花蕾”到底是不是那个部位，或者剧本到底真正有谁来主执笔，《公民凯恩》最大的功臣到底是谁等等。

但，如果你仔细去深究，其实影片中的那些是是非非，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当年杰克.芬奇撰写《曼克》剧本的蓝本，是美国著名影评人宝琳.凯尔1971年写的争议文章《凯恩培养之路》，这是一篇长达5万字的论文，后来也被出版为书。

文章中详细指出《公民凯恩》的剧本，就是由曼克负责撰写的，并字里行间对奥逊威尔斯提出质疑。

该论文当年发布后，便引起了极大的两极争议，宝琳.凯尔自身的声誉也收到极大的冲击。

而另一种反对的声音，通过研究七次《公民凯恩》的草稿剧本，总结出来《公民凯恩》影片很多的才华之处，其实都是奥逊.威尔斯的天才行为，原始剧本基本还都是当时剧本结构的陈腔滥调。

孰是孰非，俨然已成为了罗生门般的历史，这就像片中那些特殊处理梦幻雾蒙蒙的镜头画面，充满着不真实和惆怅。

我相信《曼克》不会是一部能让更多人知道或带着热门标签的电影，就像我做的《公民凯恩》数据差到惨不忍睹，我相信这期视频也一样。

但《曼克》绝对又是一部以后聊到大卫芬奇，聊到2020年时，不可绕开或不可错过的一部佳作。

如果你对艺术片充满着热情，《曼克》值得你花2个多小时梦回好莱坞30年代。

由大卫·芬奇执导的黑白电影《曼克》（Mank）近日已在流媒体平台网飞（Netflix）正式上线。这位曾经执导《十二宫》《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社交网络》等众多杰作的导演此前曾表示，《曼克》本应在理想状态下成为他的长片处女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真正如愿，直到近段时间网飞注资，才使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不过光阴流转，《曼克》已经是他的第十一部长片了。

芬奇之所以对《曼克》念念不忘，一方面是因为其故事所讲述的人物——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J. Mankiewicz）是他最喜爱的电影之一《公民凯恩》（_Citizen Kane_）的编剧，其中必然有着不少爱屋及乌的成分；另一方面，大卫·芬奇也无疑是在向他的父亲，也是本片的编剧杰克·芬奇（Jack Fincher）致敬。于他而言，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家，不仅是第一个向我介绍《公民凯恩》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向我介绍电影的人”。因此，哪怕这部影片已经迟到也必须要到，而且仍然会成为芬奇电影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尽管已经没有办法再称之为“起点”了。

谈及《曼克》，不得不先提及《公民凯恩》。作为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或许没有之一），《公民凯恩》虽然并没有使用过多开创性的电影手法，但却绝对称得上是一部电影百科全书：片段式闪回的结构、深焦长镜头（景深之大甚至需要特效来完成）、低调布光、极低的机位（甚至要在地板上挖个洞）、神乎其技的转场和蒙太奇，种种手法的组合拳式运用让人瞠目结舌。当然，最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作品仅仅是时年26岁的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s）的处女作，而无论是一年之后的《伟大的安巴逊》，还是其后的《上海小姐》《奥赛罗》抑或《历劫佳人》，其艺术造诣和成就实际上都并不逊于《公民凯恩》。从这个角度上看，《公民凯恩》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它昭示着一个天才的诞生，同时也标示着现代电影的真正起源。

然而，关于《公民凯恩》的编剧到底是谁，或者说到底曼凯维奇对剧本的贡献更大，还是导演奥逊·威尔斯对它的改动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杰作，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公允的研究认为，曼凯维奇的编剧工作是基础性的，奥逊·威尔斯对其剧本进行的修改则具有变革性，而且虽然编剧在影片的成功当中占有一定比重，但也只能算是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作为一部曼凯维奇的传记电影，《曼克》还是毫无悬念地显示了其对曼凯维奇的支持，并力图在曼凯维奇与《公民凯恩》之间建立起种种联系，甚至可以当作一部声援作来看待——事实上，这些力挺曼凯维奇的努力都是大卫·芬奇的父亲杰克作出的，而大卫·芬奇自己对剧本的一些修改反倒使得整部电影的态度更加暧昧。在影片结尾，影片特地引用了一段历史录音：“曼克，我有一半荣誉呢，去你妈的！”或许正可表明，二人应该在《公民凯恩》的剧本撰写过程中都使出了不少力气，至少对大卫·芬奇来说如此。

总体而言，《曼克》既是一部让人头疼的电影，也是一部能让影迷兴奋的电影，相比芬奇以前的电影来说，这一部对观众的要求明显更高一些。说让人头疼，一方面是因为影片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关系比较复杂，观众只能通过剧情对人物关系慢慢加深认识，并无捷径可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30年代末的好莱坞对普通观众而言的确比较陌生，想要真正进入《曼克》所呈现的世界必然有一定门槛；不仅如此，电影还涉及了当时一些美国政治和社会命题，如果对美国30年代经济萧条、两党政治的认知比较模糊（尤其对外国人来说），就不易理解好莱坞内部各阶层、职业之间的尖锐对抗，由是也就很难理清故事中的种种线索。

影片的“高语境”还体现在其和《公民凯恩》之间的种种互文关系上：一是情节上的重合，比如电影中多次提到的“玫瑰花蕾”就是《公民凯恩》里重要的、直至影片结尾才解开的谜团。二是人物上的对照，《曼克》将《公民凯恩》的诞生解释为完全出自于曼凯维奇的人生阅历，他所讽刺的人物原型，即报业大亨赫斯特在现实中也确实对《公民凯恩》猛下毒手，不仅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电影的宣传活动，还发起一场反犹太运动并指控导演威尔斯为共产主义者，最终导致威尔斯出走美国，而资本家及其支持者共和党人士的嘴脸又被还原到了《曼克》当中。三是结构手法上的呼应。《曼克》片段式的闪回结构与《公民凯恩》如出一辙，正如曼凯维奇在片中所言，没人能在两小时之内了解一个人的一生，但通过这些片段，我们却足以了解他创作《公民凯恩》的来龙去脉。

如上种种内在勾连让《曼克》的面目显得有些模糊，不过，只要抓住曼凯维奇在好莱坞局外人身份，扼要地理解他的挣扎和困顿也并不太困难：作为知识分子（片中他两度讽刺好莱坞人不读书，恰恰就是针对赫斯特和他的情妇），他厌恶资本主义之下的种种丑恶问题，对工人和底层充满同情，却又不得不为资本家效劳（“你不是第一格出卖正直灵魂换取高位的人”，曼凯维奇说出这句话主要还是在讽刺自己，而它又与赫斯特口中“街头艺人的猴子”的寓言形成某种呼应关系）。正因如此，《公民凯恩》不仅从艺术角度而言是他的最佳作，更是他编剧生涯中对美国社会以及政治制度最深刻的观察和最偏僻入里的批判。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看似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人，为何要与奥逊·威尔斯争夺剧本署名权：的确，这便是他一生中能对艺术、对国家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一部心血之作。

除了所有这些，《公民凯恩》和《曼克》两部电影最重要的呼应其实是在时代背景上的相似之处：曼凯维奇对犹太人的保护、对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声援，其实都是在影射近些年来美国政治的右转。与其说《曼克》在形式和内容上映射《公民凯恩》，不如说奥巴马及至特朗普时代本身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极右翼崛起的世界和中产阶级萎缩的美国异曲同工，这也注定大卫·芬奇在美国刚刚结束的中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新一任总统这个时间节点前重新拾起《曼克》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巧合。

然而无论从艺术还是政治层面讲，《曼克》其实都要比《公民凯恩》逊色许多，将近七十年过去，前者仍然没有在手法层面对后者有任何层面的超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说《公民凯恩》模仿现实世界，《曼克》模仿《公民凯恩》，或许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为什么无法直抒胸臆，直接与现实连接，而要屡屡回到历史当中汲取养分了呢？这种对历史的虚构与重新书写，如果并不涉及某种真正的“再发现”，而只是再次戏说、推导和演绎，它又怎能像《公民凯恩》一样直抵人心？又或许我们该问，网飞涉足电影领域，帮助众多导演完成他们一直想要却未能实现的作品，究竟是看中了这些作品的商业价值还是艺术成色？作为电影界的全新资本巨头，网飞到底让电影更加创新，还是更加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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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nthony

写在前面

“电影评论家”唐纳德·特朗普曾经说过：“《公民凯恩》里面的凯恩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失败者，一种与财富无关的个人的失败，所以最终还是失败了。”多么有见解的观点，与这个矮胖子十分相符。大卫·芬奇的新电影《曼克》中充满了大起大落，这部电影由他的父亲杰克·芬奇担任编剧，一部关于制作《公民凯恩》的电影。

（《曼客》海报）

片名“曼克”指的是赫尔曼·J·曼凯维奇，这个名字曾在《公民凯恩》的片尾出现过，他与奥逊·威尔斯一起担任编剧，虽然两人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影片获得的唯一奥斯卡奖项，但是他们都没有出席1942年在比尔特摩酒店举办的颁奖典礼，据说每位参与制作《公民凯恩》的人都遭到了嘲讽。

曼凯维奇最早为《纽约客》杂志工作，他是那种与时代紧密相依的人，所以你无法想像他在其它时代如何生活。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土豆，努力想起一些不令人发笑的事情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有一张照片，竟然打扮得同时像马克斯三兄弟。）他的脸圆圆的，有很多疙瘩。他的嘴很宽，把酒灌进去，然后可以滔滔不绝讲出很多话。他还是一个赌徒，在《曼克》中，他用五千美元赌一片树叶多久会落下。

（赫尔曼·J·曼凯维奇）

那么谁来饰演银幕上的曼凯维奇呢？很久之前，W.C.菲尔兹（美国演员，嗜酒如命）应该可以胜任，条件是道具部门提供真正的酒精，而不是用脏水来冒充。查尔斯·德恩应该很理想。奥利弗·普莱特刚好符合要求。不过最后芬奇选择了加里·奥德曼，他在《至暗时刻》（2017）中成功饰演了温斯顿·丘吉尔，他那胃口巨大，喝酒变聪明的形象已经为人们熟知。

（《至暗时刻》中的加里·奥德曼）

《曼克》在许多方面致敬了《公民凯恩》。威尔斯的电影里，那个在片头从去世前的凯恩手里滑落下来的水晶球，被芬奇用一个空瓶的特写镜头回应，它从男主角紧握的手中滚了出来。这两部电影都是黑白的，并且都是快速地跨越多个年代来展开叙事。

（《公民凯恩》里的水晶球）

首先是1940年，曼凯维奇正在前往维克多维尔的路途中，此时已经从洛杉矶出发一两个小时了。他有一条腿打着石膏，他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在一个偏僻的牧场里，他的秘书Rita（Lily Collins饰演）帮他做口述，并且还得让他远离酒精，曼凯维奇必须要为威尔斯的处女作写出一个剧本，威尔斯的剧场合伙人John（Sam Troughton饰演）监视着整个计划的进程（Teoughton演了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对应的台词有“我们期待更好的东西，”“我们正处在决胜时刻”“仆人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吗？”）然后，插入了闪回。

一个为我们表现了曼凯维奇在以此车祸中受伤，另一个把我们带回1930年，编剧查尔斯·莱德尔来到了派拉蒙公司，他带着从曼凯维奇那里收到的一封诱人的电报，上面写着他可以赚到数百万的财富，并且竞争对手只是一群傻子。

（《曼客》剧照 ）

然而事实上，这封电报是发给本•赫克特的，《曼克》讲述了许多这种老娱乐圈的八卦史料，所以，如果你想随便地给米高梅的老总路易斯•梅耶(Arliss Howard饰演)发一条信息的话，有一个老办法就是使用西部联盟电报，而不是通过一部电影。

同样的，每个曼凯维奇的粉丝都听说过他在晚餐时呕吐后向招待他的主人道歉，他说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喝白葡萄酒的同时吃鱼导致的。影片中的噱头发生在哪里呢？芬奇在圣西蒙，William（Charles Dance饰演，表演状态特别好)的豪华大本营安排了这个情节，在1930年代，曼凯维奇经常被邀请来这里做客。我们在一个闪回中看到了他，像一个宫廷小丑，对他的客人造成了不无幽默的冒犯。

（《曼客》剧照 ）

他成为了Hearst长期合作伙伴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朋友。女演员Marion Davies(Amanda Seyfried饰演）第一次出场的时候站在类似金字塔的木堆上面，很快有许多人过来拍照，像是一场献祭。曼凯维奇询问那边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后来，他和Davies在月光下散步，他们穿过雕像和私人动物园，当他们走近长颈鹿的时候，他说，那就是冒险要付出的代价。

（《曼客》中的Amanda Seyfried ）

这些手段的确很搞笑，但也仅仅如此，它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部有着较高声誉的上乘喜剧。（另外一个据称是难以超越的搞笑者是《晚餐的约定》中的主人公，这部电影在《公民凯恩》第二年之后上映。在影片开头，主人公损伤了一个髋关节，然后他开始用消极的态度用剩余的那一部分来说一些充满风趣的话，这个角色由蒙蒂·伍利饰演，不过当时没有很好的宣传，有些人认为这个角色本应该是威尔斯的）并不十分耀眼的奥德曼能胜任这个角色吗？通常，他的银幕形象并不是那种温情的幽默，而是有些刻薄的漫画式的凶猛。

（《晚餐的约定》海报 ）

我们很难不担心他在这部电影会出现问题，因为如果那些了解和雇用曼凯维奇的人没有给他足够的爱，他本应得到宽容。没有人比他的妻子Sara（Tuppence Middleton饰演）更有耐心了，她常常被称为“可怜的Sara”，即使她最终很愤怒并要求终结这种状态，这对她不无益处。同样地，Hearst面带微笑地听着曼凯维奇的俏皮话，然后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想让曼克在我身边的原因。”猜猜曼凯维奇怎样回复这些偏爱的？他把圣西蒙变成了仙乐都，把Hearst变成凯恩，一个虚伪至极，臭名昭著的男人。

（演员Tuppence Middleton）

谁创造了《公民凯恩》？

1971年，关于这一谜题，《纽约客》发表了由宝琳•凯尔的撰写调查报告，她认为曼凯维奇是影片的发起人，他赋予影片有趣的气氛，但是背信弃义的威尔斯盗走了这些创意，Robert Carringer在他1985年的书《The Making of <Citizen Kane>》里回答了(也有人说是拆解了)她的这些尖锐且自信的观点，这本书追溯了威尔斯在曼凯维奇草稿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剧本的过程。

（《曼客》剧照 ）

一个更加激进的问题是：谁在乎《公民凯恩》的编剧是谁?

电影史学家可能会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但我们要提醒自己，数百万的电影观众无论怎样都不能在乎这件事，我好奇他们会怎样看待《曼克》，一方面，它详述了曼凯维奇，把威尔斯放在了一边，Tom Burke以明显的风格把他演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另一方面，凯尔所欣赏的流行音乐和刺激的感觉在《公民凯恩》中出奇地少。芬奇的电影看起来非常迷人，它结构明丽且轻巧，灰色的光线有着微妙的层次感。借助巫术般的数字技术，树叶看起来和雪一样白，这是他们过去常常在红外感光胶片上做的事情。不过这些手段又有什么目的?《公民凯恩》中的丰富光影和令人惊叹的摄影角度非常符合凯恩的世界观，也就是由孤独和财富导致的失衡的倾斜感。而耽于幻想的《曼克》削弱了这种戏剧性的力量。

（《公民凯恩》海报）

至于影片的情节，多数是由一个男人躺在床上然后开始编造故事组成的。芬奇清楚感到了停顿带来的恐惧，于是安排Davies，Lederer，威尔斯，曼凯维奇的弟弟Joe（Tom Pelphrey饰演），曾执导《彗星美人》（1950）和《埃及艳后》（1963），来到农场打断他的主角的工作。与此同时，在闪回中，其他有名的人来来去去，或者是债务纠纷。显然，我们看见了一个克拉克·盖博，一个贝蒂·戴维斯，甚至还有嘉宝，不过我发誓我没有看见他们一闪而过。

事实上，整部电影有一种这样-然后-那样的感觉，替代了影片的叙事布局，使我们想要弄明白这些零散的事件是怎样或是否能够拼凑在一起。针对1934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有一个详细的补充，此次竞选厄普顿·辛克莱失败了，他曾在战胜大萧条的演说中滔滔不绝，当梅耶感到厌恶时，曼凯维奇非常支持他：毫无疑问，让他把握机会，不过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曼客》剧照 ）

此外，影片还有一处情节发生在农场的管家Frieda（Monika Grossmann饰演）身上，她告诉别人，在曼凯维奇的帮助下，有一个犹太人村庄安全地从德国移民到外国了，这有一种夸张的感觉，像是曼凯维奇随便开的一个玩笑。（按照他自己的话，他成为了一个“极端林德伯格”，反对美国参与二战——一个《曼克》中没提到的怪想法）所以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什么？简而言之，是一个叛逆艺术家的形象，他专注于自我毁灭，然而它缺少了一个“玫瑰花蕾”。

（《公民凯恩》中的玫瑰花蕾 ）

许多《公民凯恩》的评论者对故事中的这个小玩意感到很失望，它和一个失去的童年有关，而威尔斯自己则把它蔑视为廉价的弗洛伊德式的东西，本来就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圣杯的价值要低于对它的追寻，而追寻的过程赋予电影不朽的灵气。作为对比，《曼克》是一个关于故事的故事，尽管它十分豪华，却无法完成它自己的叙事。

配图/卓尔

编辑/书生

作者：理查德·布罗迪

赫曼·曼凯维奇（右）是好莱坞内部人士，而奥森·威尔斯则早已被电影业轻视。" 照片来自埃弗雷特

1939年，赫曼曼凯维奇是一位四十二岁的编剧，在好莱坞他不仅因为给电影写的对白而广受赞誉，还因为他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在近1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派拉蒙与约瑟夫冯斯特恩伯格和他的朋友马克思兄弟合作，并在米高梅公司成功地写出了《晚宴》和《绿野仙踪》，对于后者他的想法是用暗淡的黑白拍摄堪萨斯，用彩色拍摄奥兹国。但他以电影界的伟大人物之一而最为出名。他从纽约移居好莱坞，在那里，他是《纽约客》的第一位戏剧评论家，也是著名的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他把那个团体的愤世嫉俗的坦率和尖锐的虚张声势的精神带到了电影界。在委员会和鸡尾酒会上，他以其学识渊博的见解和难以预料的政治性而闻名（他在1933年冒着极大的风险写了一个反希特勒的剧本，但他却反对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称自己为 "极端的林德伯格"），同时也以他发表这些见解的风格而闻名。他还习惯性地酗酒，狂妄无礼，以制造混乱和口出辱骂而闻名。他的工作习惯也是出了名的可疑：作为一个强迫性的赌徒，他把大量的工作时间花在下注和听赛马上；他整天通过电话和人聊天，成为一个社交旋风。他嘲笑和蔑视他的老板，每份工作他都会被解雇，他没有辞职。到了1939年夏天，他失业了，这才发现当一个名叫奥森·威尔斯的二十四岁好莱坞新人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时，自己是多么急切地需要它。

威尔斯，多产而早熟，十六岁成为舞台明星，二十岁成为主流戏剧院的导演，1937年，成为水星剧团的联合创始人（与约翰·豪斯曼）；二十三岁成为电台明星，1938年因电台广播《世界大战》而臭名昭著，这个故事讲述了来自外太空的入侵，以假新闻简报的形式讲述，许多听众误以为是真的。他还兼做了两部独立电影。在他二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周，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是，曼凯维奇是好莱坞的内部人士，而威尔斯则已经被电影业厌弃，因为他的年轻，他的名气，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和他有合同保障的自由而被怨恨和嘲笑。他与R.K.O.（雷电华）片厂签订了一份合同，由他担任制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两部电影，对于这两部电影，在好莱坞工作室的电影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行最终剪辑。他最初让曼凯维奇来代写广播节目，但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威尔斯将他招为第一部电影的联合编剧。

他们的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电影——《公民凯恩》，甚至在上映前就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一个关于一个年轻的继承人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报业大亨和全国性的人物，建立和摧毁自己的帝国，在电影史上它成为一个审美和代际转变的标志，它使威尔斯和威尔斯所代表的背后成为世界电影的焦点。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赢得了奥斯卡剧本奖（虽然它在9个类别里被提名，但电影只赢得这唯一一个奖项），该奖项本身是一系列痛苦的纠纷的顶峰，而这只是这部电影引发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曼凯维奇与威尔斯的合同中明确拒绝给他署名的权利, 然而曼凯维奇的事业急需刺激, 他想要得到这个奖——经过媒体和幕后的斗争, 最终成功地获得了这个奖。然而今天，威尔斯仍然是一个传奇，而1953年去世的曼凯维奇，除了最细心的影迷之外，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

随着大卫·芬奇的新片《曼克》的上映，这种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变，这部以编剧在好莱坞的岁月为背景的传记片，以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工作为中心，根据芬奇已故的父亲杰克的剧本改编而成，杰克是一位记者，芬奇曾向他建议过这个主题。正如芬奇在最近接受Vulture采访时所说，这部电影是试图定义曼凯维奇对《公民凯恩》，以及对电影史的贡献的真相——并戏剧化地展现他为获得署名而进行的斗争。

芬奇说，他父亲的剧本原稿紧跟《纽约客》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很可能是最有争议的——一篇文章中的论点。《凯恩培养之路》，1971年，由该杂志当时的影评人之一，宝琳・凯尔撰写。这篇文章分两部分发表，长达五万字，试图说明曼凯维奇不应该仅得到《公民凯恩》剧本的一半功劳，而是唯一功劳。《曼克》紧紧围绕着曼凯维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幕后社会生活和片厂生活，以及与他的《公民凯恩》背后编剧工作的联系。要想更完整地了解曼凯维奇的遗产，还值得重新审视他的电影创作之路，他从来没有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尊重，而凯尔以《凯恩培养之路》点燃了这场斗争，在这场战斗中，她远非仅仅概述了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关键角色和他迷人的悲剧性角色，她试图误导性地把曼凯维奇这个公司的恶人提升到独立艺术家威尔斯之上。

曼凯维奇已经是阿冈昆圆桌会议集的成员，当在1924年年底，哈罗德·罗斯，在推出一个新的杂志《纽约客》的前夕，请他成为其第一个戏剧评论家。曼凯维奇当时二十七岁，虽然年纪不大，但经验却很丰富。1897年出生于纽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长大，他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穷困潦倒但却非常努力（最终得到公众认可）的学者，他是个冷酷苛刻的人物，他把高智商的标准传授给赫曼，而赫曼出色地达到了这些标准，但却不快乐。赫曼十四岁高中毕业，十五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煤矿工作了一年的空档期后，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陆战队服役，在纽约当过记者，然后，和他的新婚妻子萨拉一起，于1920年去了德国。在那里，他迅速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也成就了他的传奇，作为一个鲁莽而狂野的智者，他能说服自己投入到通常已经无法进行下去的工作和情境。回到纽约后，1922年，他成为《泰晤士报》的一名戏剧评论家，同时渴望成为一名剧作家，但几乎没有成功。当他加入《纽约客》时，罗斯希望他也能拉拢他的阿尔冈金同僚；当其他人都反对时，曼凯维奇向罗斯提出了一句值得注意的安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赫曼·曼凯维奇 大概在1940年代 摄影：Corbis / Getty

在《纽约客》工作不到一年，1925年2月《纽约客》出版了第一期，曼凯维奇就收到了去好莱坞写稿的丰厚邀请。他需要快速支付的薪水，不仅要帮助养家糊口（他和萨拉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还要偿还赌债。但他对电影没什么兴趣，更不屑一顾。据悉尼·拉登森·斯特恩在2019年出版的《曼凯维奇兄弟》一书中说，他对儿子唐说："你不可能会有编剧文学，因为那会像漫画文学一样。" 然而他很擅长，对于默片，他运用他的显学机智，创作出字幕、对话以及描述性的段落，这些段落需要足够简短，以适应银幕上的阅读速度，以他的新闻敏感度，他既能识别一个好的故事，又能把它装进一个固定死板的格式里。他在1926年底给他的朋友记者Ben Hecht发了一封电报，也许是最著名的，也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一封从好莱坞发出的电报，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并以决定性的句子作为结尾。"数百万美金将在这里被抢走，而你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白痴。不要让这个传出去"

曼凯维奇并不希望在好莱坞呆很久。在前往西部之前，他曾与罗斯做出安排，好让他回来后还有工作继续等着他——或者他是这么想的。1926年2月，罗斯对曼凯维奇的工作习惯和他的工作感到失望，通过电报解雇了他，而曼凯维奇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决定继续在好莱坞工作。不过，曼凯维奇不仅对电影不屑一顾，而且发现电影的合作性质和公司工作的性质与他的写作理念格格不入；"制片人对你说，'现在在第三卷中，这个家伙不应该亲吻女孩，他应该亲吻奶牛'。然后整个画面就结束了，你无法忍受。" 在米高梅，工业化的流程与其说是编剧室，不如说是一场精致的死尸游戏；正如艾琳·塞尔兹尼克（制片厂负责人路易斯·B·梅尔的女儿，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的第一任妻子）所解释的那样，"有时一个编剧做大纲，其他人做提纲，有人做对话，有人做修改，有人做完全重写。"

为威尔斯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它为曼凯维奇提供了他第一次在没有片厂的情况下创作电影的机会。他在《公民凯恩》中的角色是一些奇怪的命运转折的结果：威尔斯最初雇用他为电台节目写稿，同时计划为R. K. O. 制作他的第一部电影，改编自《黑暗之心》。威尔斯打算同时扮演马洛和库尔茨，就像他在电台版小说中所做的那样，他的艺术构思和《公民凯恩》中的一切一样极端。马洛将永远不会被看到，因为摄影机将全程跟随探险家的主观视角。这个计划因为预算问题而失败了，他的下一个项目——一个关于美国法西斯阴谋的谜题，请曼凯维奇帮忙，也失败了。然后，在与曼凯维奇的谈话中，他想到了一个关于一个有权势的人的生活，从多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项目。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讨论了几个可能的主题（包括黑帮老大John Dillinger），然后曼凯维奇建议报业大亨和政治家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曼凯维奇很了解赫斯特——在他厌倦赫斯特的热情之前，就像他和差不多每个人一样，他和他的妻子一直是赫斯特巨大的圣西门大院的常客。

曼凯维奇和威尔斯在剧本上的合作——曼凯维奇最初称之为《美国人》（最终的标题是由R.K.O.的负责人乔治·沙弗选定的）——是一个奇特的合作。曼凯维奇当时在一次车祸中严重断腿（他是乘客），打着半身石膏。威尔斯把他安置在离好莱坞八十英里的偏远小镇维克多维尔的一所房子里，由护士照顾他。威尔斯的助手约翰·豪斯曼在曼凯维奇的坚持下，在场把故事讲出来。秘书丽塔·亚历山大把曼凯维奇的口述记录打出来，威尔斯定期去看望，并经常打电话询问。

1940年夏天，电影还在制作过程中，署名之争就开始了，整理细节就像潜入沃伦委员会的报告。曼凯维奇意识到剧本的结果很好，他很后悔之前与威尔斯的协议规定他不会得到任何功劳。Hecht和他的圈子里的其他人劝他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并争取唯一的功劳。对于威尔斯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失去编剧署名可能会让他违反他与R.K.O.合同，其中规定他将主演，编剧，制作和导演。曼凯维奇向银幕作家协会提出上诉，然后又撤回了上诉，因为害怕赫斯特的报复。最终是R.K.O.决定将授予他和威尔斯联合署名。相当出名的是，当奥斯卡奖在颁奖典礼上宣布时，提到曼凯维奇的名字时的欢呼声掩盖了第二位联合编剧威尔斯的名字。两人都没有出席颁奖典礼，但理查德·梅里曼在1978年开创性的传记《曼克》中，引用了曼凯维奇说他会发表的演讲。"我很高兴能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奖，因为剧本是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写的。"

大卫·芬奇的《曼克》紧跟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赫曼·曼凯维奇的幕后社交和片厂生活 照片由Netflix提供。

威尔斯和曼凯维奇的合作故事是宝琳·凯尔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完美容器。她以1963年的一篇文章《圆与方》成名，抨击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和其他 "导演理论 "的支持者，"导演理论”强调导演作为电影创作力量的首要地位。作为好莱坞经典电影及其商业化、大众化吸引力的爱好者，她认为对导演的强调导致影评人忽视了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内在协作性，她将其他影评人对导演（包括许多作品不受好评的导演）的原则性关注描绘成一种需要拆除的正统观念。在《凯恩培养之路》中，她认为《公民凯恩》的许多伟大之处，其实不是产生于威尔斯，而是产生于曼凯维奇和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的贡献，它的伟大也不是产生于影片的独创性，而是产生于它在电影传统中的地位，以及对电影传统的反思，这些传统是通过片厂系统及老手传达的。在《公民凯恩》之后，凯尔总结道，威尔斯 "独自一人，试图成为'奥森·威尔斯'，尽管'奥森·威尔斯'曾代表一个群体的活动。"

当 《凯恩培养之路》发表后，这篇文章激怒了威尔斯本人——他当时正忙于电影创作，包括《风的另一边》，并在欣赏威尔斯全部作品的评论家和了解更完整故事的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72年10月，在《时尚先生》杂志上，电影制片人彼得·波格丹诺维奇用他自己那篇题为 《凯恩叛变》的万字文章反驳了凯尔的发现。博格达诺维奇在文章中表明，在报道她的文章时，凯尔没有与威尔斯或任何与他合作过剧本的人交谈，或者说，与任何可能提供不同观点的人交谈。波格丹诺维奇采访了编剧Charles Lederer，他是曼凯维奇的密友，他说曼凯维奇向他抱怨威尔斯对剧本的许多修改。威尔斯当时的秘书凯瑟琳·特罗斯珀听说威尔斯对《公民凯恩》编剧毫无贡献的指控后，对博格丹诺维奇说："那我想知道我总是为威尔斯先生打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在博格达诺维奇交谈的其他消息来源中，还有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霍华德·苏伯，他声称凯尔曾哄骗他——承诺给他一份出书合同，但从未实现——让他与她分享他对《公民凯恩》的大量研究，只是在她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些研究，没有注明出处，同时歪曲了研究结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我认为《公民凯恩》的编剧身份是一个非常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博格达诺维奇在1998年写道，虽然他为这篇报道做了 "所有的跑腿活、研究和采访"，但威尔斯本人——一个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在修改和重写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博格达诺维奇说，有 "奥森添加或减去的一些片段——主要是添加的"）。

随后，更公正、更关键的曼凯维奇生平资料出现了。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学者罗伯特·卡林杰出版了一本关于《公民凯恩》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了新近获得的制片厂档案。卡林杰总结说，剧本承载了两位编剧的工作——曼凯维茨的工作是基础性的，而威尔斯的修改是变革性的。芬奇在拍摄《曼克》时，修改了父亲的剧本，弱化了其反威尔斯的倾向。他拍的这部电影对控诉曼凯维奇和威尔斯之间的斗争不感兴趣，而是探讨曼凯维奇和赫斯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曼凯维奇创作《公民凯恩》的。

到现在为止，毫无疑问，曼凯维奇与赫斯特的关系为影片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差点在影片上映前毁掉了这部影片。曼凯维奇主动向Charles Lederer提供了一份剧本副本，他是一位朋友和编剧，也恰好是赫斯特情妇、女演员Marion Davies的侄子。它回到了曼凯维奇手中，在与赫斯特有关的段落上做了标记。威尔斯曾否认电影是根据赫斯特的生平改编的，片场一直被严格封闭，脚本也没有给制片厂以外的人看过。但后来，八卦专栏作家赫达·霍珀推门进入放映现场，并报导了她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更确切地说，是谁），赫斯特愤然采取行动，策划了一场针对这部电影的丑恶宣传活动，并行使他在好莱坞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米高梅公司的负责人路易斯·B·梅耶（他在1939年解雇了曼凯维奇）——阻止这部电影放映。

赫斯特施加的压力是可怕而畸形的。他威胁要泄露关于明星和制片厂高管的淫秽信息，鼓动本土主义者发起一场针对逃离希特勒并在好莱坞找到工作的欧洲（主要是犹太人）电影业人士的运动，并对（主要是犹太人）片厂负责人发起反犹运动。为此，梅耶（他是犹太人）组织了一个电影公司负责人的财团，想从R.K.O.手中买下《公民凯恩》的底片并销毁，但R.K.O.的负责人沙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赫斯特还让他的报纸跟踪威尔斯；他指控威尔斯是共产党员（他不是）；他利用他对J.埃德加·胡佛的影响力，让F.B.I.对威尔斯进行调查，梅里曼写道，赫斯特的电影八卦专栏作家路易拉·帕森斯联系了当地的征兵委员会，试图让威尔斯入伍。（后来，他对曼凯维奇也进行了严厉的新闻报复，把曼凯维奇酒后驾车造成的小事故夸大为全国性的丑闻）。这场运动起了作用：虽然《公民凯恩》没有被烧毁，但梅耶让电影公司——它们也拥有大多数大城市的首映电影院——拒绝放映它。

奥森·威尔斯在 "Citzen Kane "中。"摄影：Alexander Kahle / RKO / Photofest。

拯救《公民凯恩》的是，在上映受阻时，它在私人放映会上获得的热烈好评。约翰·奥哈拉在《新闻周刊》上写道，他 "刚刚看了一部他认为一定是他看过最好的电影"——并警告读者，他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这部电影。1941年5月1日，《公民凯恩》在纽约的一家影院上映，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放映；该片在大城市的表现相当不错，但却是一部失败的影片——实际上，在预订了该片的小城镇影院，该片很多根本没有放映。尽管这部电影为威尔斯赢得了即时的声誉，但它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威尔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在好莱坞工作了。为了帮助沙弗保住他的工作（这是因为《公民凯恩》的争议受到的威胁，更威胁到了雷电华的财务损失），威尔斯重谈了他的第二部电影《伟大的安巴逊》的合同，放弃了最终剪辑权，并付出了代价——这部电影被电影公司肢解了，它剪掉了四十三分钟，并让另一个导演重拍了重写的部分。威尔斯在1946年对罗伊·福勒说："我来到好莱坞说，'如果他们让我拍第二部电影，我就很幸运了'。他们没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回到刚来时的位置，拿着合同以自己的方式拍片，不受干扰。" 从那时起，他唯一的自由，就是用当演员赚的钱资助自己的电影。

在去好莱坞之前，威尔斯把自己在剧院的工作描述为 "演员-导演"，他对自己的电影制作也是这样设想的。在剧院里，他总是改编莎士比亚，或克里斯托弗·马洛，或乔治·萧伯纳，而当他拍电影时，他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他改编了约瑟夫·康拉德、莎士比亚、卡夫卡、布斯·塔金顿、几个低俗小说故事，甚至还改编了一个涉及哈里·莱姆这个角色的广播剧本（他曾在卡罗尔·里德的电影《第三个人》中扮演过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不把赫曼·曼凯维奇也改编成电影呢？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利用当代人的原材料，同时也是这个行业荣誉的竞争者（而莎士比亚和威尔斯的社会等级差异在一个领域内是非常分明的），这是有区别的。在《公民凯恩》的写作过程中，曼凯维奇习惯于称威尔斯为 "监视者"，并嘲笑他的自负；曼凯维奇曾在片厂看到威尔斯路过时说："除了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

然而，威尔斯作为艺术家的认真自重，终究是他区别于玩世不恭、不尽人意的曼凯维奇的品质之一。曼凯维奇本人对编剧艺术的评价过于苛刻（跟漫画书比较确实是一门艺术），但他认为编剧是一种比写戏剧更次要的活动是正确的——不是因为电影的意义不如戏剧，而是因为编剧的工作是产业需要而不是艺术冲动。凯尔在她的论战中，最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曼凯维奇，威尔斯还会是威尔斯；如果他能拍出《黑暗之心》，它很可能会像《公民凯恩》一样具有独创性，而且摆脱了赫斯特的复仇之怒，他很可能会在不失去创作自由的情况下拍出第二部电影。就这一点来说，没有好莱坞的束缚，曼凯维奇很可能会更早更久地达到他的创作高度。曼凯维奇电影生涯的故事，不亚于威尔斯的故事，涉及到好莱坞的荣耀中所蕴含的恐怖——商业机构将其做法和公式强加于电影艺术的无情力量。

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出来后的短期内表现得更好。这部电影出来后——在曼凯维奇获得奥斯卡奖——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最杰出的电影是《洋基的骄傲》，1942年的卢·格里克传记电影。他写的另一部伟大电影是1944年的《圣诞假期》，一部由Deanna Durbin和Gene Kelly主演的黑色电影，它的特点是复杂的倒叙结构，类似于《公民凯恩》，它是由Robert Siodmak导演的，他是伟大的黑色电影专家之一（也是逃离纳粹政权的欧洲犹太电影人之一），电影本身非常出色。然而，曼凯维奇的坏习惯又让他止步不前；他只是间歇性地可靠，而且他的健康也开始出现问题。正如梅里曼所报道的那样，战时和战后的好莱坞也成为新一代高管和制片人的家园，对他们来说，曼凯维奇的圆桌会议根源和新闻骚动更多的是一种古怪的怀旧，而不是毫无疑问的钦佩。梅里曼写道，曼凯维奇对自己曾做过电影工作只因报酬丰厚而遭殃的情况很清楚。"我只来了几个月.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开始从事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已经是个老人了。" 虽然曼凯维奇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他从一开始就被他对电影的蔑视，以及对决定电影制作方式的制片厂机器的蔑视所阻碍——讽刺的是，这正是凯尔在为曼凯维奇的辩护中所赞美的事。最后，曼凯维奇被诅咒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一种艺术，而威尔斯则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任何东西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原作者简介：

理查德·布罗迪于1999年开始为《纽约客》撰稿。他在他的博客 《前排看电影》中撰写关于电影的文章。他是《电影即一切:让-吕克﹒戈达尔的职业生涯》的作者。

原文链接：

Herman Mankiewicz, Pauline Kael, and the Battle Over “Citizen K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