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弦乐队

叙事的角度很独特，是一个电台采访节目，观影者类似于摄影师的角色，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乐手就这样看着镜头。首先是抄谱员介绍他们的排练场所，而后整个电影的空间就在这个古老的音效非常好的小教堂展开，挂着古老的画作，和一些古老的教皇的坟墓。

然后一排排的谱架出现，记谱员在不停的捡被风吹掉的谱子。然后乐队的总监和工会主席出现。乐手对着摄像头开始介绍自己的乐器。钢琴小姐姐在介绍钢琴的时候仿佛在有着什么稿子，或许也不是，但每个人介绍自己乐器的时候不管怎么说看起来都很爱，你能很明显的感受到那种和自己乐器的亲近的关系。尤其是那个大号的演奏者，“有时候我觉得他和我一样，胖胖的笨笨的”，还有那个竖琴的演奏者，“在空旷的房间里的时候，我会想象她在演奏，不然无法入眠”。不过一个人在这样说的时候，总有其他的乐器的演奏者在一旁笑，不以为然。有趣的是采访大提琴演奏者的时候，说大提琴和小提琴是乐队的核心，而大提琴类似于男性化的角色，是可靠的朋友，小提琴会像女性一样魅惑你。但是小提琴的演奏的一位女士说才不呢，小提琴事实上是很有穿透力的，最有阳刚气的乐器。我倒不愿意把乐手对于自己乐器的描述称之为“夸夸其谈”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倒认为这是另一种角度的事实。我真的对不同乐手之间的那些小偏见非常能共情，当然我们的小破团没几个管乐，但是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对violia的笑话。乐器本身的演奏者，和旁观者对于乐器的观点，自然不尽相同。何以认为指挥和乐手之间，或者是乐手与乐手之间，谁是事实的掌握者呢？

其实我对与指挥和乐手之间的关系和相处模式应然为何，没有一个很直观的概念。我见过的三位指挥，不过因为都是同学，台下坐着的和台上站着的，大家还是平等关系，共同完成某个作品的心态。当然三位指挥的风格也不同，有的偏强硬一些，我还听闻过对着同学撇指挥棒的传闻，然后也有的比较学究气，喜欢通过吊书袋的方式展示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如果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指挥和专业的乐手之间是否有，在多大程度上有呢？指挥他的总谱摆在那里，当然他的角色supposed就是要对于全局有一个把控，对于整个乐曲的进行有一个了解，包括那里弦乐和管乐在配合上细节怎么处理，比如慢一点快一点还是揉弦之类的。当然说实话这些乐手们应该也能听得到，而且他也会对于自己的部分应当如何演绎有自己的观点，不一定逊色于指挥，只是这些是分散的知识。

这个电影的指挥看来，他在怀念他的老师，在那个时代，指挥就是乐队的教皇，是绝对的权威，乐手要百分之百的服从。指挥是创造流淌的音乐的，乐手只是实现的工具。不过目前指挥所面临的的现状显然并非如此。排练的时候乐手摸鱼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听广播看球赛、喝酒，乐手之间也会有奇奇怪怪的争吵，比如你的凳子放前一点放厚一点。经过漫长的摸鱼和休息，指挥回来的时候，乐手已经开始在古老的教堂上肆意的喷画一些指挥无用打到指挥之类的标语，整个排练场几乎转化为一场批斗会，但神奇的是批斗的对象似乎并没有被直接针对，他就静静的坐在一边，好像是在感慨着过去好时光的逝去。逐渐陷入疯狂的只是乐手们，他们似乎在对着一个“指挥”的符号开始批判，并以此为借口开始做爱，开始开枪，开始相互争斗。当然看着黑乎乎的东西砸向教堂墙上的画作已经开始心疼了，当我看到一个小提琴手把小提琴砸向竖琴的时候，啊我的心那个疼啊呜呜呜。这个时候竖琴手还在抚摸着自己的乐器，说这你们疯了。

然后something happens。终于有人注意到了墙上出现了裂缝。一个巨大的球像天外来物一般砸向墙面，教堂半个墙面倒塌，竖琴手被砸死或受伤。有趣的是，事实上教堂的震动在此前一直贯穿，但是没有人注意过。尤其是当大家开始陷入群体狂欢的状态的时候，灰尘落在人们的身上，没有人注意。

然后指挥终于站起来。他说，你们是乐手，你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好你们自己的乐器。然后我们的排练继续。乐手们立刻从刚刚的集体狂欢状态之中摆脱出来，那些之前还在探讨着接受电视台采访要不要给工资的一群人开始演奏出无与伦比的和谐的声音。不过这一次指挥没有喊停。乐曲终了，指挥说的话和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变，大抵还是说某某乐手不行，用非常强硬专制的语气。然后屏幕变黑，乐队继续排练。

啊看傻了。看傻了真的看傻了。是集权主义、民主与集体狂欢的隐喻么？民主的外佛是一层假象，一边是集体狂欢，一边是一个外部冲击的天外来物一般的巨大的撞击球就可以把一切撞回集权的样子。从这种意义上，甚至非常容易对所谓集权产生强烈的共情，仿佛一切应该如此一样。自发的秩序何以可能？每一次铁球的剧烈撞击都要经历乌合之众式民主的破灭，集权的重新入场，以达致秩序的重建，以此循环往复？

管弦乐队的彩排 (1978)

7.6

1978 / 意大利 西德 / 剧情 喜剧 音乐 / 费德里科·费里尼 / Balduin Baas 克拉拉·科洛西莫

费里尼1978年的《管弦乐队的彩排》说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故事：

一个古老建筑的大厅里一个管弦乐队在彩排，音乐家各色人等，音乐参差不齐；

工会的怂恿下他们放荡形骸，胡闹不止：

指挥无可奈何只能放乐队休息。可是20分钟后等他回到大厅，彩排场所已经变成了狂欢现场，激动的乐队成员喊出了“打倒指挥，乐手自由”的口号：

乐队胡闹之时，突然整个大厅震动起来，墙壁被一只大球撞出一个大洞。面对行将倒塌的屋子，胡闹的乐队成员傻了眼，他们一个个捡起乐器，重新开始演奏。

而指挥又开始了对他们的大喊大叫：

这部70分钟的电影到底要说什么？

熟悉费里尼的观众会了解，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赞同革命的左派知识分子。《女人城》里他曾经刻画过女权主义的荒谬，《罗马风情画》里他也反讽过露天做-爱的嬉皮。

而到了《管弦乐队的彩排》，我相信他拍出了一部关于人类社会和政治的寓言故事。

这个构成奇怪的乐队，自然就是人类社会的象征；音乐代表人类社会的价值和秩序，而他们所处的挂满音乐先贤的大厅，则暗指历史和文化的传承。

费里尼经历过二战，六七十年代又亲历意大利社会的各种革命和左派思潮，这些都能在这部电影里找到踪影。这个每个人各行其是的乐队，活脱就是当时一盘散沙的社会：个人主义盛行一时，左派革命甚嚣尘上，传统价值衰落枯朽。

而乐队成员们的狂欢，则指向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疑了。

这时房子的震动代表社会秩序正在崩溃，打破墙壁的巨锤按费里尼自己的说法，代表对人类价值的反动。这些破坏性的力量足以制止所有自-由主义的狂欢，让每个人噤若寒蝉，甘于服从他们的指挥，也就是手握权力的统治者。

而最后电影结束于指挥的嘶吼中，让人怀疑也许费里尼让指挥象征的，是集-权主义和法西斯。

也许费里尼想说：自-由主义与极-权政治仅仅一步之遥。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来费里尼对人类政治的悲观。他似乎要用这部寓言式电影展现一幅图景：传统价值正在衰亡，自-由主义正将社会引向无边的混乱，而混乱最终只会带来独-裁和专-治。这，似乎正是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

那么《管弦乐队的彩排》也许就是《1984》？费里尼也许就是乔治•奥威尔？

他们发出的，也许就是同样的警示。

一切都起于好奇，舞台上整齐划一的音乐和许多不同乐器演奏人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呢？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动作、不同的音色，随着指挥棒的挥舞，竟然能彼此放在对团体中心地位的渴求、交融在一体。于是电影出现了。采访，是一个鲜明的第三者，镜头、光线、拍摄者主动暴露了自己，为的，就是保留这种观察视角里的好奇。 于是我们进入了这栋大厅。它没有窗户，没有光线照进来，又热又闷。但这也是音乐的理想演奏地，有历史的遗骸、有包容的墙壁，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但这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一点点事故来让排练显得没那么顺畅、空无一物，同样，我们也不能让排练完全失败，陷入混乱的泥潭。于是，笑话、恶作剧、眉来眼去的小打小闹慢慢摆起了尾巴，一只灰老鼠，一只大蜘蛛出现了，舞台下乐器演奏者对中心权力的渴望、音乐共同理想在青年一代的散落、工会和金钱的携手一致等等定时炸弹爆发了。这是作为采访者也是观察者的我们早就预见的情况。 即便局势慢慢失控，混乱本身就已经成为了管弦乐的一种，整齐的口号下，依然是自顾自的性爱，自顾自的打斗，食物、汗水、交流电、枪支，大厅已经产生了裂痕，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入侵到音乐的空间。这是让人恐惧、但无比熟悉的表演。 于是墙壁最终被砸穿。我们在废墟之上了。茫茫大雾里的废墟，以及均质的光线，让我们冷静下来。音乐的灵光不再了，它不能再保护我们这群任性的孩子，外面可真冷啊，两个人凑过来谁也看不见谁，真孤独啊。于是孩子们开始主动地升起火堆。音乐又磕磕绊绊地进行了。 直到画面消失。无尽的黑夜笼罩我们。那音乐一直响个不停。

《费里尼画传》说[管弦乐队的彩排]是[舞国]和[月吟]的前奏，并这样写道：“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群体生活的主题，风格依然充满巴洛克式的夸张，并延续了费里尼一贯的洞察力，情节意在影射导演心中的现代危机感。它是对社交生活和政治生活那种世界末日般的讽刺”。

这部只有69分钟的荒诞喜剧在封闭的排练室完成，剧情就是一次管弦乐队的彩排，或者是一次电视台拍摄的彩排实录，一部伪纪录片。

开篇摄影机在室内游走，它捕捉到的是管弦乐队在彩排前的日常：听足球广播、调情、斗嘴、吃饭。在这里，摄影跟随现实，让这些日常生活琐碎以白描的手法自然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当摄影机对准乐队的乐手们时，拍摄手法依旧是现实主义的。可是，因为人物在采访面前的伪装，这部“伪纪录片”就失去了所谓的现实客观性，这明显故意的。在费里尼的观念里：“摄影机与物体之间，永远要加上创作者”，这也是他与同期新现实主义大师们的最明显不同。所以从这里开始，原本规矩的镜头运动开始变得狂野起来。

表面上这群管弦乐队成员之间的争吵是为自身所演奏的乐器正名，但诸如“长笛是鸡巴”、“小提琴是诱惑人的婊子”这样的话语代表的是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毋庸置疑这个管弦乐队是时代的缩影，一个微缩的社会。

此外，这些人物的性格与他们所演奏的乐器相对应。弹奏钢琴的人滔滔不绝，大提琴演奏者为人低调，吹长笛的女孩热情活泼等等。他们中有被音乐所带来的欢乐包围着的人，也有表面过于张扬但内心寻求他人认可的人。这些人物的性格设置体现出费里尼电影中的两大要素——狂欢与孤独。其中竖琴的演奏者——一个身材走样的中年妇女是塑造得比较精彩的人物。她沉溺在幻想之中，称弹奏竖琴的机缘是一场梦。面对来自乐队其他成员的嘲讽，她不以为然，在狂躁的气氛中依旧固执地自我沉溺，仿佛具有天然的防御性。

很快，这样一种假装闲适欢乐的气氛，被指挥员的到来打破。这个指挥员偏执古怪，他站立的位置象征着文明秩序中的权威，言语中带有说教性质，态度也极其恶劣，甚至有点神经质，是费里尼电影中常会出现的疯子减弱版。精神分析认为，文明的病变是引发个人的精神病变的根源。在记者针对他的单独采访中，这个穿着循规蹈矩的人哀叹旧有时代的一去不复返。他滔滔不绝在镜头前说起从前人们对于指挥员的尊敬，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处境：“指挥员就好比牧师，必须要有信诚者，但现在所有的信众都变成无神论者。”

因为指挥员与乐队成员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排练告一段落，指挥师躲进房间生闷气，人们在排练室的角落里喝酒。接下来是一个爆发性的高潮，不满管制的管弦乐队成员们在墙上写着“打倒指挥员的标语”，朝标语扔脏物，砸烂墙上古典人物画像。一个安葬着皇室成员的古老建筑变成了现代炮火的战场。人们斗争的焦点早已从指挥师身上转移到了平日里斗嘴的同事。斗争升级，情况愈演愈烈，人们之间相互殴打，男人对女人施暴，有人甚至拿出了枪。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这是一场以对传统秩序的反抗为名义的集体性狂欢，是对肉体力量的激发，是与理性的天然对峙。少女嘶声裂肺，方才还文质彬彬的老男人正举臂呐喊，前后两种落差说明的不是人们的虚伪，而是在强调潜藏在人们内心的爆发力。

既然是即兴发挥的狂欢，也极其容易被另一个强大的力量所规训。当墙面裂开，一个黑色的巨大球体出现时，每个人都沉默了，他们重新拿起了乐器，恢复了理性。这个球体象征着宰制力强大的现代文明，让人联想到费里尼1973年的电影[阿玛柯德]。发了疯的欧吉叔叔爬上枯树撒野，谁也不能规劝他下树。可是当疯人院(规训力量)的医护人员出现，他的疯态即刻停止。在这部电影里，非理性的狂欢最多是造反，永远不可能变成革命。这就是1978年的社会政治现实，人们可以抱怨，可以反抗，却丧失了颠覆的力量，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压抑。

和[大路]、[卡比利亚之夜]的结尾一样，[管弦乐队的彩排]也收尾表现了费里尼电影里一如既往的绝望和孤独。疯狂戛然而止，人们站在方才的废墟中，听从指挥师的命令开始了演奏。当短暂性的狂欢结束之后，他们必须为了保全工作而恢复常态，被生活所折磨，不得不忍受着煎熬。规训是他们的宿命。

[管弦乐队的彩排]就风格上来说，看似玩乐荒谬，但在主题上却比费里尼之前的[阿玛柯德]，甚至是之后的[月吟]更严厉和更具有批判性。他抛除了与新现实主义唯一的联系——温情脉脉和仁慈心，对意大利人民的虚伪和矛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假想的和谐之声停下之后，指挥师忘记了方才狂欢时所感受到的死亡与恐惧气息，他和之前一样严厉地批评所有人，像是轮回再次开启。片中所提出的问题永远没有被解决的可能，是对所有意义的否定之否定。

本文首发于《看电影》周刊，转载请说明

文 调反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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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黑暗：没有了场景，没有了争论，没有了画面，但是藏在暗处的声音却在说话：“音乐不带任何色彩，你们以为我是裁判？”说话的声音变成了质疑：“大号在哪里？你们再聊什么？”质疑又变成了命令：“再来一遍！”——于是音乐又重新响起。

黑暗只是关闭了摄像机，在一个管弦乐队的彩排现场，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继续有质疑，继续有命令，继续有音乐，“再来一遍”的故事里仿佛永远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的现场仿佛都指向了最后和谐的到来？当费里尼制造了摄像机的黑暗而只留出声音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暗示：场景和画面只是为了拍摄所需，打开或者关闭，根本不能让一场彩排走向终结——它完全脱离了拍摄的目的，变成了自为的存在。

而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目的就已经很明显了：协会的老头走了进来，他将曲谱放到了架子上，然后对着摄像机说：“我是抄写员，再过一年就退休了，音乐是我的生命。”如果这些话是在自言自语，可以看成是忽略了摄像机的存在，紧接着的一句话却提醒了这一次彩排的特殊场景：“我的唠叨是不是烦到你了？”对话产生了，很明显证明抄写员是在对话中，而他说话的对象就是摄像机。而当有人走进来的时候，这种目的性已经很明显了，他说：“听说电视台要做乐队的纪录片？”而老人接着他的话题说：“我已经说过了。”当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对这次纪录片的摄制也开始变成了话题：有人说，不要采访我，于是从摄像机钱走开了；有人问：是不是谁拿了好处？我们可以不接受采访，因为没有协议；还有人主动走近摄像机，拿着乐器自我介绍：“你采访我？我在皇宫里演出过。”

有人开始拒绝，有人自我推介，在近和远的关系里，摄像机始终作为一个在场者而存在，无疑，费里尼如此强调摄像机，并将它带到现场，似乎是为了打破第四堵墙，但其实，摄像机之存在，除了记录接下来彩排的全过程之外，也是作为一个特殊“观众”而存在——彩排其实不会有观众，它是在某种封闭的空间里进行，但是当费里尼将“观众”带进来，就变成了真正的在场者，记录之外则是见证这一场彩排如何会有不和谐，如何演变成暴力，又如何在混乱中重新寻找秩序——而当最后变成一片黑暗，摄像机已经不再记录场景，但是却依然是一种观众的存在，它记录了声音，甚至在“再来一遍”的命令中让这个过程完整演绎。

而最后的黑暗去除了画面感之外，却保持了某种隐秘：是不是演奏者会重新争吵？指挥者的权力会不会被重新架空？整个彩排会不会继续跌入到混乱中？而这些疑问看起来无解，却早已经提供了答案：混乱之后的秩序再现，争吵之后的命令表达，甚至暴力之后的音乐响起，都不是完成了最后的重建任务，它在循环中已经失去了了可能性：在黑暗之前，那把竖琴立在废墟中，像是一块墓碑，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哭泣声是对于迷失的反应——死亡已经抵达，最后的努力完全是徒然无用的，而这也成为一种社会的隐喻：后暴力社会，即使大家重新坐在一起，即使开始了重建，如果没有解决最本质的问题，那么暴力依旧会成为一种破坏力。

所以，这场有“在场者”的管弦乐队彩排，其真正目的在于揭示出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当抄写员进入彩排现场，他介绍这个场地时，似乎就隐约传出此次彩排的特殊性：“这是古代的演讲台，后来是主教的墓地，1871年成为真正的演奏场地。”无论是古代的演讲台还是主教的墓地，仿佛都属于久远的历史，而这个久远的历史也成为一种封闭的结构，当音乐协会组织管弦乐队，当管弦乐队成员进入其中，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种闯入行为？在彩排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是：一只老鼠被人发现，于是大家追逐，最后在墓碑后面抓住了它。老鼠不是闯入者，在人们的视野里，它却成为了一个破坏者，而其实将老鼠打死的时候，彩排人员从闯入者已经变成合法者，他们占据了这个空间，他们也可能改变这个封闭的历史。

音乐协会组织起这些爱音乐的人，组建管弦乐队，并进行彩排，其目的是重建音乐的秩序，而管弦乐队需要的也是众人配合的机制，但是这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分散的，他们身上更多体现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和管弦乐队这个集体之间便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刚进来的时候，大家似乎还没有进入到排练的秩序中，有人看着封面是性感女人的杂志，有人在收听赛事广播，有人还在吃东西，有人游戏一般吹出了一个大气球，甚至有人还问：“《八部半》是不是一部精神分析电影？”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显然他们还没有那么进入到彩排的状态中，而这种分散性甚至自我性，其实已经根植在每个人的性格里，所以接下来他们都在介绍自己手里的乐器时，都强调了独一无二性。拿着长笛的男人说：“我的乐器与人类的声音最接近，这是一种神秘的声音。”而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长号：“长号是独一无二的乐器，它表达的是寂寞。”拉大提琴的男人则认为，大提琴是乐队最基本的乐器，其作用无可替代，而拉小提琴的男人则说，小提琴才是乐队的心脏。

如果只是介绍自己的乐器，甚至只是把手上的乐器当成独一无二的存在，似乎也无可厚非，这就是所谓的“忠诚”：“乐器不会背叛你，一旦选择了就会永远忠诚于你。”但是这种自我褒奖慢慢进入了另一种状态：贬低甚至嘲笑其他的乐器和演奏者。大提琴嘲笑小提琴太女性化，小提琴则说大提琴是“渗透性的阴茎”；有人说“长笛是鸡巴”，有人说“小提琴是诱惑人的婊子”……于是攻击开始了。但是无论是之前的自我褒奖还是之后的相互攻击，都是一种混乱的表现，就像社会的存在一样，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以为自己找到了尊严，实际上是建立在树立敌人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在乌合之众的争吵之后，却出现了一个指挥家，他象征着维持秩序的权力：站在众人面前，站在彩排的台上，用指挥棒命令大家听从他的指挥。当出现不和谐音的时候，指挥会打断，然后让大家重新开始，其中还特别指出某些乐器，如何保持与整个乐队的协调。指挥者的作用不容小视，他甚至是整个管弦乐队的灵魂，而似乎也只有他才能让彩排进入到和谐状态。但是指挥者的特殊地位又让他拥有了超越个体的权力，他会命令竖琴重新演奏，他会生气地将曲谱扔掉地上，他会撅起屁股做出不雅的动作，而他在休息时强调的一种观点是：“音乐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需要的是习惯存在。”习惯存在就是习惯秩序，就是习惯规则，就是习惯权力，他把自己看成是国王，看成是牧师，指挥棒无疑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也正是这种权力控制，终于使得每个演奏者开始反抗，当休息之后指挥者重新站在台上时，灯灭了，一片漆黑中燃起了蜡烛，而此时的彩排场地完全改变了模样：墙上涂鸦着各种标语，演奏架子被弄得满地都是，有人脱掉了衣服露出赤裸的身体，有人则钻到桌子底下和女人偷情，而大家对指挥者喊出的那句话是：“不要指挥！”在他们看来，指挥意味着死亡，管弦乐队意味着恐怖——不仅仅是反抗，还意味着颠覆，当指挥者被赶下台，他们搬出了一个巨大的节拍器，“节拍器万岁！”他们用节拍器取代指挥，就是取消权力，回归到“自治”的状态中，“我们自己建立节奏。”但是这种行为在一群乌合之众中又无法成为一致性行为，有人又否定了节拍器的自治意义，用凳子将其砸破，于是暴力上演了：人们搬起凳子砸向他人，有人拿起蜡烛作为武器，而有个老头竟然拿出了一把史密斯·威尔逊枪，甚至还打响了这把枪。

从反抗到颠覆，从颠覆到暴力，无非是混乱的升级，而在震动中，一面的墙开裂了，一个巨大的铁球从外面砸了进来，一个女人被砸倒——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的种种混乱都是在破坏，但是无伤大雅，而当一个人被外力砸伤的时候，这种混乱就变得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于是沉默出现了，他们无措地站着。沉默而无措，是一种权力的真空地带，是疯狂之后的理性回归；他们需要什么？当然是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权力。于是指挥再度拿起了指挥棒，再度走向了指挥台，“每个人应注意自己的乐器，音符能拯救我们，音乐能拯救我们。”

从最初颠覆权力，到后来让权力再次上台，这是一个回环，也是一个转折，但是在面对废墟面对混乱的时候，重新上台的权力真的能完成重建？每个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拿起了自己的乐器，音乐响起，节奏出现，似乎比之前更具有了和谐性，这是权力的建设性作用，但是，这只不过是人们对于暴力的一种躲避，只不过是对于战争的一种恐惧，只要每个人内心深处依然各自为政，只要权力系统用习惯让人们存在，这样的混乱还会再次上演，而音乐何在？节奏何在？和谐何在？黑暗中，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封闭的历史中，宛如坟墓，所有的声音只是死亡之前发出的某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