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搬硬套凑成一个长片的长度并不怎么高明,导演虽然姓董但俨然是王家的人,无意识地忽视很多需要深刻讨论的社会困境和观念的落后,通过找个女演员就把一切都怪在10年没回家的表姐身上,同时也“拯救”了他被奶奶突然病故而几乎拖垮的拍摄计划。
我如果是丽丽,我也十年不回去,王家十几个不是你爹胜似你爹的人张口闭口让你感恩,你以寡敌众除了一边刷手机一边微笑有什么选择——摄影机在他们手上,剪辑权也在他们手上,你就知道他们一定会吵成一团,你就知道他们希望你磕头谢罪。但王家这哥几个对这个所谓“对老王家贡献最大”的老三的“感恩”不就是逼他多年未见的女儿把他领走,临走前再送她一顶不孝的大帽子,因为没有这顶不孝的帽子就会显得他们不仁不义。每个人都不愿意搭上自己的人生照顾“老三”,又觉得送去机构丢人现眼或是照顾不好。但其实他们并不在意丽丽把“老三”领走之后,是自己舍弃孩子和家庭去照顾陌生的爸爸还是“丢人现眼”地送进那些“照顾不好”人的机构。但是丽丽的困境谁在乎呢?那个为什么十年不回家的问题怎么回答?怎么回答都会被老王家剪掉吧。哦,别忘了过去二十年实际上照顾老太太和老三的人不也是那个其实已经离了婚的外姓女人“二嫂”吗。“二嫂”在饭桌那场戏结尾说,“不演了”,也许说者无心,但你我一定要听者有意。
我自己的外婆由于阿尔兹海默症疯疯傻傻了好几年,清醒的时候就恶毒的挖苦谩骂家人,糊涂的时候就把冰柜里的东西拿到橱柜里,把洗脚盆拿到餐桌上,把沙发绑在大门上。外婆觉得保姆都是小偷不同意雇保姆,很多年轻时受过外婆恩惠的穷亲戚来照顾外婆一个月回到家乡甚至找了出苦力的工作也死活不愿意再来了,老家的亲戚分别打电话来劝我妈在自己精神崩溃前把外婆“送走”。与此同时,我爸也觉得送去机构不孝顺让他在同仁面前丢脸,但自己立刻从没法住人的家里搬了出去,在北京的姨妈觉得机构会打老人也死活也不同意送去,但北京总有比她回家看望外婆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我妈每天一边装修房子一边跋涉在爸爸和外婆的两个家之间操持家务并一个人承受外婆的谩骂。在照顾外婆的具体方法上,我爸爸和姨妈也经常有各种居高临下的意见指出我妈的不孝。
导演可能的确在北京生活得太久,对于苦难的全部认识就是山沟沟里的几排房子,他可能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钱解决不了的苦难。算命的说王家的几个子女都“钱很冲”,他们在饭桌上说掏钱说得仿佛很痛快,其实心里还是很耿耿于怀当年老三离婚时的“净身出户”。东北所有的农村亲戚都认为在城里那个有出息的儿子家里腰缠万贯,城里的天上总会落下钱雨来给媳妇养育未成年的孩子,这万贯家财当然应该归还给老“X”家。所有经历过东北光辉岁月的人都知道部队转业能办城市户口的人当年是怎样的生活方式。年纪轻轻就脑血栓的基层gb并不少见。喝大酒吃大肉,喝多了回家教训对自己生活方式看不惯的城里老婆和城里女儿,教训他们不懂得感恩,然后酒醒了之后再一脸歉意地把下个月的工资和单位发的福利送到老婆的手上,直到有一天不走运喝进了医院。作为一个在东北黄金年代离开了山沟沟闯出一片天的农村青年,由于命运的安排,不幸地在东北衰落的时代又回到了山沟沟,跟他一起被困住的还有曾经梦想跟他一起鸡犬升天的家人。如果说在他生病前,他撕扯于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身份中,乡下的亲人无法完全理解他,城市里的老婆孩子肯定也无法完全理解他。在生病以后则又受到了这个双层身份对他的排斥,兄弟姐妹认为他是城市里那些人的义务,而城市里的生活又没有一个脑血栓病人的容身之地。导演可能从没意识到在他三舅最意气风发的日子,他的情感应不啻于《银翼杀手2019》结尾发声的赛博格。
就算没有这些钱和身份的问题,那个言语中虚拟的似乎可以解决一切烦恼的“送走”的目的地——照顾失智老人的机构真正就存在吗?在故事发生的吉林省反正是没有的。经过了我妈妈屡次精神崩溃后的抗议爸爸和姨妈最终同意了我们在长春寻找合适的机构照顾我外婆。就算不像本片的导演那样富有,但是长春应该也没有我家负担不起的养老机构,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愿意接收外婆的机构。照顾失智人士的机构都拒绝接收有老龄病的高龄老人,而照顾老人的机构清一色地拒收失智人士。事实上养老机构最喜欢的客户是那些完全不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完全瘫痪不能随意离开自己床位的老人。把外婆送进机构的希望落空了,我不会开车甚至有一只腿有些跛的妈妈仍然在天寒地冻中每天跋涉在姥姥家爸爸家和装修中的新家三点一线,还要对早上去市场买早点送去之后就乘自己专车去公司上班的我爸常怀感恩之心。虽然电影里的老三罹患的是脑血栓后遗症,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极少有机构愿意接收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和其他失智老人,有的只是让家属花钱买安慰的“特效药”971。我妈每次被命运扼住喉咙喘不过气的时候就会大骂脏话抒发心中的抑郁,让人很难想象十年前她还是导演母校的一个温文尔雅的大学老师。
这种困境存在的普遍性和无解性和让无数默默承受这种困境的女性的无力感就被导演轻易的解释为丽丽的不负责任与虚伪。
当然我本身也不应当对导演抱有过高的期望。他回家原本的目的也只是浮皮潦草地跟拍东北山沟沟里的姥姥是怎么准备新年的,无非是为了给对东北有无数浪漫主义想象的外乡人扯一出西洋镜。只是横生变故让他被迫拍了这个好像窥探了底层困境的电影。这种voyeuristic nature就注定了观看者无法跟目击的场景做出有效的对话也不需要深层次的理解。偷窥的乐趣在于不用真正进入被偷窥者的世界,不需要理解他们的人格与志趣不需要把自己坦诚在被偷窥的人面前就能使这些活生生人出演偷窥者想象中的故事。由于这些形象如此之生动而逼真,偷窥的故事也显得如此生动而真诚。
我的很多对本片高度评价的南方朋友无非就是隔岸观火。我说电影拍的不好,他们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心。他们既没有见过辉煌时代的东北也不情愿拜访今天长白山豪华滑雪度假村之外衰落萧瑟的东北。当一个故事被放在东北的背景板前面讲述时,可以给观者很多安全感。他们可以安全地批评故事里的受害者同情故事里的其他受害者,而不用担心这个故事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就像所有富有的人看待他们曾经阔过又穷了的亲戚一样,很多人讥笑香港人住在鸟笼一样的房子里,末了还会说“他们也不容易”啊,但是他们不会在意那些鸟笼里的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他们在意的是自己优雅地欣赏现实主义艺术作品并同情声援弱者的样子。
这是我为《吉祥如意》这部电影接受的第一个采访,也是我第一次分享这部电影的创作。
——大鹏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在疫情后诞生的国产新片,它在上周日(7月26日)于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
因为只有一场放映,看过的人并不多,一天后,电影仍在小范围内被大家议论着,豆瓣98人打分,其中29人打五星,62人打四星,7人打三星,暂无两星或一星(截止7月27日晚18:00)。
一个年度十佳无疑,甚至有冲击三佳片潜力的华语电影。
故事呢,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是一个纪录片形式的剧情片,讲述一位北漂女人丽丽(刘陆 饰)时隔多年回到东北农村老家过年,面对自己身患脑炎后遗症的父亲(王吉祥 饰,现实中导演的三舅),以及庞大家族在长辈突然去世后的现实纷争。除女主角外,全部由真实人物出演。人物性格极简又极端,高潮场面一度激烈到无法收场。
而后半部分,突然转换为一部纯纪录片,呈现的是前半部分剧情片的拍摄过程。主角,从残障老父与女演员扮演的女儿,转为本片导演、现实中的女主演以及女主角的原型真身,三个人互相“试探”,让之前的剧情片被重新解读。真假虚实里,能看到与我们生存状态相似的中国式情感困境。
至亲的长辈真实地离去,不可逆转,女演员竟无声承担着本该由原型人物承担的痛苦,荒诞又不违背逻辑。
仅仅简单描述这种故事结构,就能感到这部片子,这电影有智力的成分,更有当事人敢于暴露自己伦理疑点的勇气,以及一个人类,即导演本人,用影像与不幸命运的扭打。
电影里的情感,高度浓烈,近年来从未见过,以拍摄时间轴来看,它的理念又要早于同类电影《摄影机不要停》一到两年。
前半部分,导演耗时一年多剪成48分钟短片,已在金马奖斩获最佳荣誉。
剩下累计80多小时素材量,导演继续苦(哭)剪两年,一次又一次目睹这真实摄影机拍摄的真实的死亡,甚至需要看心理医生以调适自己,才最终完成这部75分钟的长片。
听完这番描述,你会说,这导演是一行为艺术家吧?这是一实验电影吧?
短片,叫《吉祥》,也就是导演他三舅的名字;长片,多两个字,叫《吉祥如意》,这是导演12年前北漂时代带回村里的春联。
而导演,叫大鹏。
等一下,董成鹏大鹏?
对,就是《屌丝男士》《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的导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为他披上“投机分子”、“耍小聪明”、“说话也不逗笑了”标签的大鹏。
做这场采访,果然有人在我微博下留言——“大鹏也把你唬住了?”“他利用反投机又投机了一回。” 那说真的,看这部电影之前,你很难相信,大鹏是一个这样的导演。 就算看了,你也很难在短时间里理解,大鹏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导演。 即便我从不轻信那些标签,我也感到自己一直“误会”了大鹏。 电影,好像并不是他成名路上的驿站那么简单。
第一导演(ID:diyidy)在《吉祥如意》上影节放映当日,听到了大鹏在电话那头努力镇定情绪的声音。
整整一个小时,这是大鹏完成这部电影后,第一次敞开心扉,从头至尾,坦诚创作。 “当我跪在地上,跟随着其他亲人,向前爬,向前爬,我当时更多的是恍惚。姥姥的去世,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打击,但同时因为剧组正在拍摄,你作为导演,你不能将你自己的崩溃暴露在大家的面前,所以那种压抑,无法发泄,这件事让我非常受困。”
“你问我有没有内伤?有,对,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金马奖那晚回到酒店,我他妈哭得跟王八犊子似的。到现在咱俩对话的此时此刻,我也没有真正过了这个坎儿。”
这里隐藏着一片惊人的情感沼泽。 就算你绑着绳索,靠近了,也可能深陷其中。
【本文涉及剧透,追求观影体验者,建议等未来影片正式上映后再看本专访,到时候找不到本文也无关系,现在,这篇专访必须出现,必须存在】
这是我为《吉祥如意》这部电影接受的第一个采访,也是我第一次分享这部电影的创作。
此前,我和剧组所有人都签了保密,因为我当时注意到这个电影的周期可能会拉得比较长,所以大家不对外提及这部电影。
这一弄就是四年,我们从头说。
2016年,我决定要做这个事的时候,电影的结构就是被确定了的,我是非常明确地要做一个你现在看到的《吉祥如意》。
它有两个剧组,一个剧组要拍《吉祥》,另外一个剧组拍我怎么拍《吉祥》,也就是《如意》。
两个组的导演都是我,加上刘陆,一共39个人,其中5个人是司机,所以实际投入拍摄是34人。这34个人,分成两个组,一组拍一个片,这两个组是独立的、不同的摄影团队和录音团队。
一开始,主角就是我姥姥。
甚至这个电影一开始的名字就叫《姥姥》,我们现场的场记板,还有档案,写的都是《姥姥》剧组。一直到《吉祥如意》明天要在上影节首映了,我们这个习惯可能都没改掉,微信群还是叫“《姥姥》摄制组”。
前几天上影节入围的消息给到我,我就在原先摄制组群发了这个消息,那个群里39个成员一个人没走,我还挺感动的。
因为我们最开始是要去拍我的姥姥,也许会让你有些意外的是,最一开始,刘陆演的是我。
我跟刘陆说,我跟我姥姥的情感非常深厚,这一次我想回家过年,就想拍一下我姥姥她怎么在年三十过春节的故事。
因为我不希望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纪录片,如果是纪录片,那应该是我跟我姥姥过春节的故事,所以我一开始确定它的格式,它就是一部用纪录片语法来拍摄的剧情片。
我说刘陆你来演我,演一个从大城市北漂回到了东北农村老家的一个外孙女。
那为什么不是一个男性而是一个女性呢?
因为我希望能够探讨的议题就是,我姥姥这样一个在农村照顾她傻儿子一辈子的一个女性,和一个跟她隔着辈份,从小被她拉扯大,同时又北漂,有很多压力的女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对话。这是我最一开始想拍这个片子的初衷。
刘陆她很负责,她说我没有相关的创作经验,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没这么拍过电影。也许我们的眼界比较狭窄,至少在我们的目力范围之内,很少有人这么做。
她问我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是浸入式地进入到这个家庭,成为我,你去替我跟我姥姥相处。所以刘陆比我们早到了农村,然后在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而那个时候,所有剧组成员正在集安筹备《缝纫机乐队》的拍摄。计划中,拍摄《姥姥》是从小年那一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三,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三,拍摄周期10天。
没想到的是,当剧组抵达现场的时候,姥姥突然病重,陷入昏迷。
也就是说,刘陆,其实替我见到我姥姥最后一面。
但我没有见到。
我觉得我们拍了一场天意,发生什么就拍什么,只是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内容。
那天腊月二十三,全剧组都在这了,所有的人、器材,都在现场。
我坐在昏迷的姥姥旁边,很无助、很难过、真的很痛苦,我心里有一个念头,就是如果天意是我回到家,看到我姥姥躺在床上,那我也想把这个事情继续进行下去。
我就从医院出门走到楼下这段时间,做了这个决定——现在,我回剧组,大家一起来开一个会,我们改变方案,刘陆,也会有她新的角色。
我们转而去捕捉另外一个事,也就是姥姥的三儿子,我的三舅。
那么这个时候刘陆还演我,这组关系就不成立了,因为三舅和我的关系,并不像姥姥和我的关系一样那么有故事可以发生,所以我就跟刘陆商量,我突然想起来,三舅有一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女儿,叫丽丽,但是她已经离开这个家庭很长时间了,她十年没有回来这个地方,正好因为她回不来,没有这个人,那你就把她的位置补上。
你,来变成她。
这绝对是一次意外,我们不得不做出的调整。
剧组当时没有任何异议,因为对于观众来讲,拍摄前更改拍摄对象对观众最终观看没有实际影响。我很感激我的剧组,虽然我们拍的这个东西有一些实验性,大家没见过,我们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去应对,但是剧组都相信我,都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当我提出新的变化时,大家都在想怎么去执行。
另外,我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来源于我对这个家庭的了解。因为我每次回家,我看我姥姥的时候,都会听到类似的讨论,也就是说,姥姥跟三舅关系这么粘合,那随着姥姥年纪越来越大,三舅怎么办呢?他到底是去敬老院,还是待在某一个兄弟姐妹的家里?又或者是被他的女儿丽丽接到大城市?
大家其实关于三舅的讨论,我是目睹过很多次的。我们极有可能会拍摄到一家人有关于三舅未来去向的某一种讨论。
三舅这个人,从小是整个家族里条件最好的,姥姥把大部分的钱用来供他上大学,他也不负重望,找了一个好工作,一个油田的保卫科科长。
在他是油田保卫科科长的时候,我们其他人还都在农村种地,他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遇到了不幸,成为我们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个样子。
我反复看他,发现他像一个诗人。
他不是主动想要写诗,因为他的心智让他不停地重复着一些看上去毫无意义和关联符号性的内容,比如说“文武香贵,一二四五”,“我18岁当兵走了,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明天找妈”……他反反复复在低吟的这些密码,其实都是他最在乎的事情。
他是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但是他被困住了,被困在他的那个身体里了,他每天都在重新拾起记忆,每天早上起来依然要找妈妈,都要再接受一次失去母亲的这个痛苦信息,就像第一次听到一样。
我曾看过他的辉煌,但现在,这是他的循环。
那从我个人来讲,这些年能够出钱,能够出力,能够帮忙解决的问题,我都冲锋在前了。可是,那个三舅回不来了。
我心疼他。
我迅速做出决定,第二天,开机。
谁知道,突然,三舅的女儿丽丽就回来了。
首先,丽丽突然出现在现场,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
我尝试着去思考了一下她的心态。当我们决定开始拍三舅,让刘陆扮演丽丽的时候,刘陆提出来,她要知道丽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我日常接触到丽丽的一些侧面。因为丽丽在北京,我也在北京,有时候我们会见面,会聊天,我大概知道她生存的状况。
在这一层面,我当然希望电影能够拍得更充分一些,所以我就让刘陆和丽丽通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导致王丽丽她意识到,好像家里在拍电影,好像有人在演我。
于是从她的心理角度出发,要回去看一下你们拍成什么样。
王丽丽会不会被别人用其它的角度去评判?我要说,我对她没有任何一点偏见。我们年纪相仿,都是北漂,电影里展现的只是一个生活的侧面,而在生活当中,她还有更多的侧面。
比如我看到的王丽丽,她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她每一天都努力地在北京找到她自己的位置。自己带着一个已经6岁的孩子,而她的母亲又查出了比较严重的病,需要大量的医药费,一直跟她住在北京,虽然居住条件也不太好。她又不敢把她回到东北的所见所闻告诉给她母亲。
这个人物太复杂,她为什么会回到东北呢?她有没有对三舅或其他家人的亏欠?或者她另有一种什么样的推动力,促使她真的十年没有回到的家,今年就回来了呢?
我没有办法替她做这个答案。
但从我的观察来看,我是很感激她的,因为她非常信任我这个弟弟,她同意让我去捕捉她,她没有在镜头前抗拒任何一个不真实!甚至,在她看完了整个成片,她跟我交流最多的是——原来那个时候我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就是四年以前,我们在一个非常极端的事件当中,那个冲击实在太大了!所以你会在电影中看到,家里的人都在为老人过世而准备着,但是我和丽丽就像没有办法走进那个门,真的没有办法,我的脚是挪不动那个步的,我相信她也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情绪,实在太复杂了,那个情感,实在太浓烈了。
《吉祥如意》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创作,它除了电影本体之外,它同时又是所有被捕捉到的这些人的一段亲身经历。
就说刘陆,首先刘陆对这种创作形式很支持,同时她是有一点兴奋的。因为我跟她乃至整个剧组讲,你们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别人的话不会像你们演戏一样再重新来,同时你的对手戏演员他们根本不是演员,他们不会迎来送往,你们只有一次。
拍年夜饭那场戏的时候,摄影师拍到手抖!刘陆为什么突然从片场逃出去了?她害怕了,非常害怕,她并不是执行完一个表演,给自己的一个演出画句号——她是不演了,演不下去了。
你会清楚地看到,刘陆在《吉祥》的部分里表演的节奏与其他的——我们就叫做演员好了,事实上是我的家人——有一些差别。
这个时候观众会问,为什么这个女孩看起来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在《吉祥》,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如意》,我就告诉你那个答案——没关系,你刚才看到的一切,就是因为刘陆是个演员,而其他人就是当事人。
因为《如意》破掉了《吉祥》前面的这层顾虑,同时又保留了观众发现这层关系的解谜感,带着这个疑惑往下看,为什么是一个演员呢,那真的那个呢?
我发现,等真的那个人回来了之后,刘陆替代她,承担了家庭矛盾,承担了这场洗礼!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时,真正的丽丽在对待这些事的时候,不是那样的情绪!原来三舅对她的反应,不是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个三舅对刘陆的反应。结果是所有的观众和刘陆,承担了那个戏剧功能,我们一起演了一个假的丽丽。
这就是刘陆在《吉祥》的部分“演得不好”的意义。
从2016年一直到2020年,我都在做《吉祥如意》,我已经度过了四个春节,你一定是要非常非常有欲望,想要去表达,才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用这么长的周期与这个内容相处。
这么说吧,在整个拍摄期间,我是剧组和家人两边的桥梁,我自己的情绪会带动两边的情绪。家人们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我去拍摄,剧组也希望我能够在每一个转变的时候,最快速地做最合适的决定。
我的精神压力好大,非常的大。但是没有出口,没有办法与人去分享。
当我跪在地上,跟随着其他亲人,向前爬,向前爬,我当时更多的是恍惚。姥姥的去世,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打击,但同时因为剧组正在拍摄,你作为导演,你不能将你自己的崩溃暴露在大家的面前,所以那种压抑,无法发泄,这件事让我非常受困。
你问我有没有内伤?有,对,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之前非常爱笑,但有一段时间,网上很多人讨论,说大鹏怎么最近不高兴了?我出席活动,或者拍了很多照片,都不怎么笑了,说话也不逗了,节奏也变缓了,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苗头,我自己没有主动想过这个变化的原因。
现在回想,就因为我始终没有完成《吉祥如意》这部电影,这个电影还没有结束!残酷的是,我在最一开始,就制定了非常严密的计划,我们要拍这样一个片子,然后拍完第一步就是要把短片做出来,第二步是要把这个短片如何拍的,加在它的后面。短片做出来,其实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我全部都在剪辑。
我到任何地方工作,都会打开手边的这台电脑,把素材硬盘接上,开始《吉祥如意》的剪辑。《吉祥如意》只是《如意》的部分就有80个小时,我不停地看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有的时候我就崩溃了,我没有办法突然又看到我姥姥过世的瞬间,看到那一场葬礼,看到家人的争吵。
但你要不停地看,不停地看……
越看我越没有办法那么快地把这个电影做出来,可能今晚上正剪得好好的,突然看到三舅在我姥过世的时候哭,那我就跟他哭了一晚上。然后我干脆就整个这一个礼拜我就把素材放在那了,就放在那了。
当我以为我调整好了自己,可以再去面对这个素材,一碰,还是剪不下去,这个事情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通过语言能让你理解。
你知道我在拿金马奖的时候,上台获奖感言,最后说了一句:“这个奖献给我的姥姥,我真的很想你。”然后我就不由自主地向天空看了一下。那句话我没有想过要说,其实搞得台下所有人都很懵,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就是在拍这个戏的几个月之前,我们回到集安去做《缝纫机乐队》里大吉他雕塑,堪景的那几天,我开了一百多公里,上我姥姥家去看她,那时候她身体挺好的,还给我做吃的,我们俩在一起聊得特别高兴。
我姥姥送我出来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我本来想跟我姥姥说一些肉麻的话,“我想你啊姥姥”,但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村里的孩子,拿着手机跟我照相拍视频,我姥姥在旁边看着也挺乐呵的,这大孙子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呢?
匆匆的告别,一群人的阻隔之下,我就上了那辆车,车往前走,我就往后看,我就看着我姥拄着拐杖在村口,越来越小。
但“我想你啊姥姥”,这句话,我就没说出来。
我想去拍我姥姥啊,我那么爱她啊,我想要跟她一起过年啊,结果怎么就遇到这么大的事,我接受不了啊,然后我就拍了这么一个东西,还得了奖,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我姥姥好好的!!在姥姥最需要我在的时候,我却是一个剧组的导演,我并没有是那个家庭的孩子,我觉得我失去了那个机会,那个机会我这辈子都失去了。
金马奖那晚回到酒店,我他妈哭得跟王八犊子似的。到现在咱俩对话的此时此刻,我也没有真正过了这个坎儿。
我去看过心理医生,你知道心理医生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其实你是跟你姥姥没有完成一次真正的告别。
医生说,等你电影做完了,公映了,大家也看了,这事算有个句号了,你就去你姥姥的墓碑前,你和她好好说说话,你把你委屈和你对姥姥的亏欠都说出来,哪怕你哭一场。
也许那样我才能过了这道坎儿。
你问我最初构建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野心”。“野心”是一个很危险的词汇,我只能说我对我自己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我知道观众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但我的判断是,即便是对我最高严格的人,可能都没有我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
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但我不能把它称之为“野心”,我只是希望不停地保持新鲜的创作,但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想要去证明什么,这样的用词都透露了一个重点,叫“改变”,就是你想主动去改变,但是对我来讲,不是这样的,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在不停地尝试而已,我并没有什么野心去让谁看到我的改变。
它不能够是带有目的性的。
还有人问我结构上有没有受到《灾难艺术家》《摄影机不要停》和《幸福的拉扎罗》的影响?我想说,这些电影我们都可以去比较去讨论,但是《吉祥如意》的创作是在2016年,当时的构思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它没有受过任何的借鉴。但这个话,我又怕说出来别人觉得我很狂妄,我真的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的电影往往还没推出,或者还没上映,就已经有既定的评价了。
我在想可能也会有人来问我,就是如果姥姥没有遭遇意外,丽丽也没有回来,这一切的如果都发生了的话,那这个电影它会是一个什么样?我想得很清楚,现在的《吉祥如意》,当然不是我一开始要拍的那部《吉祥如意》,甚至我都不希望现在《吉祥如意》呈现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发生。
但是,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我对我自己的导演的能力是有信心的,即使没有发生这一连串的意外,我相信我原计划要拍摄的那部《姥姥》,依然值得大家去喜欢,我肯定可以完成它,而且完成得非常好。
拍电影是很长很长的事,我今年才38岁,对于一个导演,这个年纪往往也只是他刚刚起步。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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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从电影艺术的角度去说谈部电影,因为在整个观影过程中(如意部分及其突出)一直有一种情绪把我带离影片,那就是愤怒。 "过度自我暴露"指的是个体在群体中过度展现深度自我,如情绪、观念等。在心理咨询、团体辅导中咨询师需要积极注意来访者"过度自我暴露”并加以制止,防止来访者在自我暴露中进一步受到心理伤害。 但在《吉祥如意》中,我看到了大鹏的家人、三叔、真女儿正在被迫的进行“过度自我暴露”。最可怕的是这种“自我暴露”不是在心理咨询室或几十人的团体辅导中,而是在全国院线。这种“自我暴露”并不是来访者本人在自愿的、有意识的状态下的表达就是无害的,因为这种心理伤害往往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当事人不了解,甚至连咨询师也很难预计这种伤害的威力。 所以作为心理工作者我感到很愤怒。当我看到女儿在电影中用轻松的笑容防御镜头,当女演员问她为什么十年不回来的时候她沉默(显然即使女演员在扮演女儿,也逃不过自己内心的评价,更何况身处同一个家庭的大鹏)。显然女儿并没有和家庭和解,心理上的重担并不轻,此时她正在被动进行的“过度自我暴露”是对其心理的一种伤害。 电影里有真实的地址,真实的家庭场景,真实的面孔。观众对电影里的真实人物会有什么评价?大鹏的家人知道今后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可能会看过这部电影内心会有怎样的改变?这场“过度自我暴露”对观众和当事人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给这部突破心理伦理的电影2分(可能导演及其家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希望不会再有人走进影院看《吉祥如意》。
看完这部电影感触最大的的地方,在于如何对于大鹏的这次文艺片处女座做一个客观的评判。几点感受,零散的做一记录。
1. 说实话,看完这部电影感觉导演是非常鸡贼的。这部电影占尽了纪录片、剧情片与文艺片三者的优势,当我们想用纪录片的标准衡量它时,整部电影从画质到人物表演又非常精致,一些空镜与专业演员刘陆的情绪渲染都很到位,这远超纯纪录片导演的一般水平。当我们用剧情片的角度看这部电影,导演又给你完了一把结构的精巧反转,一般观众看到王吉祥在雪地里徐行,镜头一拉猛的发现原来是在电影院里看了一部40分钟的短片,这让看惯了商业电影的普通大众眼前一亮,感叹电影原来可以这么玩,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半段非常拉垮的素材拼贴变得易于接受了,与其说后半段是在回应观众的提问———作为一个商业导演问什么要创作这么一部文艺片,不如说仅仅是在延续一位导演的自恋,而这一点上倒很像我们所熟知的那位拍屌丝男士和缝纫机的那个大鹏。当我们用文艺片的角度衡量,又会轻松放低对一个商业导演的低姿态的家庭叙事的评判标准。总之,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糅合了多种电影类型,并让观众在不同的评判体系之间失去原有的评判坐标。
2.第二点我想谈谈关于电影的情感。一位纪录片导演有没有呈现家庭矛盾的自由?贯穿这部电影的,不是大鹏的老舅王吉祥,而是演员刘陆的情感:前半段呈现的是对自己饰演的不孝女儿的愧疚的某种救赎,所以她才会在大年夜的饭桌上对着所有亲戚磕头流泪;到了后半段则是对真丽丽十年未归的不解与怨恨。真假丽丽同框的一幕,我想也许是神来之笔,但鸡贼的大鹏再一次捕捉到了这一刻,而这一刻也正是后半段的情感内核。大鹏用对丽丽十年不归这一行为的主观判断,替换了自己本该回答的那位观众的提问。而真假丽丽也成为全片最大的叙事爆点,年夜饭的家庭矛盾,反而似乎变成对这一矛盾冲突的铺垫了。关于情感的另一问题,救是一位导演用整部电影用纪录片的方式,非常主观的将个人好恶与判断以一种隐晦含蓄的方式附加到人物身上,尤其当这些人物是自己的亲人时,导演有没有这个自由?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是没有了,如果这样做了,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纪录片,它失去了纪录片最本体的特质:客观的呈现,而非主观的记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后半段完全变成导演的某种自恋,一点也不为过。尤其当电影涉及到自己姥姥去世与自己老舅的赡养问题时,这一点显得越发突出与不合时宜。同时这也让专业演员替演的原初动机变得可疑。
关于情感我想再说一点,因为这是整部电影表达的核心,也是最为诡辩的地方。如果我们冷静的反思,这部电影触及了家庭伦理中哪部分情感内核?最打动观众的情感表达在哪里?大鹏对姥姥的爱?三舅对自己母亲的情感?兄弟姊妹间的情感纽带?三舅与十年未见的女儿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不管电影呈现了哪种或哪几种情感,大鹏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且电影的第二段落又极尽可能地把这种在第一段落里积攒的情感给冲散了。我认为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将这种过年团圆的非常脆弱的家族情感,深入的追问问题的根本是什么。这一点在年夜饭一场戏中有所涉及,但最后草草收尾,并且将重点落在了两个丽丽身上。整个电影的情感重心没有落在吉祥身上,而片名更应该叫《大鹏的返乡困惑》。
3.当然这部电影也并非一无是处,整体制作的精良与结构上的巧思的确值得肯定,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冷静,评判这样一部电影,它博取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宽容度,而这也需要我们更加苛刻,毕竟它是一部商业电影,这部电影的豆瓣页面里演员表里只有两位演员,而制片人也是却是三位(加上大鹏)。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吉祥如意,前半部分的重点是老舅,后半部分的重点是导演的身份认同,而矛盾冲突却给了真假丽丽,加上外婆去世对电影情感的对冲(让对老舅与家人的情感,分支出一部分对逝去亲人的怀恋),整部电影实在经不起仔细推敲。但反过来想想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大鹏给观众呈现了一部非常考验评判能力的作品,就像他在一份极度令人不适的访谈里所表达的,原来文艺片也就那么回事。而这种片子看多了,观众自然会有自己的电影评判光谱。
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感受迥异。
第一次看,周六,这一次我是顺着创作者大鹏的思路,感觉他的姐姐是一个有些冷漠的人,尤其在第二部分《如意》里,真假王庆丽的对比下,会感觉真正的王庆丽还不如一个饰演自己的演员投入其中。我感受到了大鹏用大量素材剪辑出这样一个故事,肯定是对他姐姐有谴责的。但是我也有一点疑虑:真实生活中,我们会每时每刻都那么投入其中么?好像正是因为是演员,才会更投入,而生活中是允许我们抽离的。把这些细节很刻意地拿出来跟演员的“深情”对比,好像对她——真正的王庆丽有一点不公平。但是,我也感觉她对父亲确实有些漠然,十五岁在法庭上说了不完全真实的情况,使父亲净身出户等……所以,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片子出来,大鹏和姐姐不会反目成仇,打上官司吧?
这个感受,在周天与中戏同学聚餐时,跟大家分享了,激起了一帮子人的兴趣。
于是,我们又去看了第二遍。
第二遍的感受完全不同。在与朋友的交流中,发现了很多忽略的细节。
一、“文武香贵,一二四五”的含义。
老三记住了自己兄弟姐妹的名字和排行,唯独不说自己,也不说妻女。有人想过为什么呢?
这其实代表他是一个失去了自我的人啊。为什么失去自我呢?因为他的责任太重了!
从其他人的采访中我们能看到,他是这家里唯一一个供出去读书的男娃,可以说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而当他年轻有为,成为了保卫科科长时,他也不断地在帮扶兄弟姐妹。把这个兄弟、那个兄弟的儿子弄成城里户口,弟弟的分配他也想办法解决,他帮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家里的米面油等大袋大袋地往兄弟那拿……
最开始我们看,会觉得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三弟,对父母对兄弟没得说。但往深了想就会发现,他自己也是个有家庭的人啊!一个保卫科科长,再好能有多好?他帮别人的这些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当他不断为了反哺家族而付出时,他真的不会疏忽自己的家庭吗?当每个月生活所需的一半,都用来接济自己的亲戚们,他的妻女不会感觉到不平衡和被剥削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在下一个部分找到。
二、“庆屁”的含义。
当老三王吉祥像个孩子一样失去了大部分记忆时,我们发现,他说到女儿就是“庆屁”。
为什么他会记住这样一个奇怪的爱称呢?
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很有可能他对妻子生了女儿这一点是不满的。当妻子喊女儿“庆丽”时,他讽刺“庆屁”!当妻子生下孩子要不要“庆祝”时,他回绝“庆屁”!这个女儿,很可能在早年,并不是他想要的孩子。也就是说,他对女儿来说,很可能不是一个好父亲。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十五岁的女儿,在父母离婚时,要偏袒母亲,使父亲净身出户。
十五岁的孩子因为什么而那么绝情?
或许,这一段情节可以给出答案:刘陆饰演的王庆丽说过这样一段台词:“我太怕他打我了。我不敢脱鞋,不敢换拖鞋,这样可以方便逃跑。”虽然刘陆演得并不像这家人,并不像三叔的女儿,但是这个台词肯定是她为了建立角色信念感,与真正的王庆丽通电话时了解到的过去的部分“真相”。虽然其他舅舅安慰说你爸他没有意识的,谁都打!但我们能看到,他对他的母亲是非常孝顺的,给她穿衣穿裤尽其所能地服侍。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他生活中的惯性就是这样:对父母兄弟,无微不至,各种帮助,尽到一个亲人能尽到的所有义务,所以兄弟姐妹眼中他是慷慨大方的;对女儿,会养育,但也会有忽视和打骂,如果喝了酒可能行为加剧,所以幼年的女儿与他是疏离的。
三、片尾,姥姥为何唯独喜欢贴画——“吉祥如意”。
因为,那是她最爱的三儿子王吉祥啊!
其实,过重的爱与期望,对于被爱者来说,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太难以回报了。
王吉祥一生都活在为家族忘我付出的漩涡里,这样来看,他的失智,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又何尝不是对于全家寄予了所有希望和过重责任的一种逃避呢? 但是哪怕是这样的时刻,他最记得的都永远是“文武香贵,一二四五”、“明早找咱妈”……
我很为这个男性心痛。我也为他的女儿心痛。
其实,他们都是可怜人。
想到这里,王庆丽为何十年没有回来自己的故乡,也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
我很想知道,当演员刘陆问:“为什么十年不回来?”她是什么心情。
当问到为什么不接父亲回去,她努力挂着微笑说问过离婚多年的妈妈,是不是可以照顾父亲,至少能更精细精心一些。当她说着这些一看就透着虚伪,没有人会相信的、但还必须说的话,她又是什么心情呢?
尤其是看了背景资料了解到她妈也在重病中,更觉得一口气噎在喉头。
演员演完就可以抽身而退,她永远不是真正的王庆丽,没有真正的王庆丽的经历,她看到的是三叔可爱的一面,看到的是三叔的女儿多年没回来,但是她有什么资格去问王庆丽“为何十年不回来?”
就连大鹏也没有资格。
但他这么做了,尤其第二部分,他把自己的姐姐放在了戏剧冲突的核心位置,放在了观众有可能口诛笔伐的漩涡中心。
如果没有跟朋友们一起讨论分析,泛泛而看,我也会觉得这个姐姐很绝情。很多观众第一感觉,都会是跟着导演的视角、引导前进。
说到这,我深深感受到一点:真相往往不是第一眼能看到的东西。事情的全貌,是要自己去挖掘、判断的。
我为自己的无知和盲从而惭愧。
但我也必须要说:作为导演,带着这样的倾向去引导观众的做法,是不是不太好?
可以说,《吉祥如意》是一部由掌握了家族话语权的男性——即大鹏,拥有了可以站在制高点、按自己想法去解读家族故事的权力后,以他个人视角、独断感受拍出来,或者可以说刻意剪辑而成的影片。
大鹏自己还是局中人,他的高度远没有提升到可以客观地看待自己家族种种的程度,但是他却选择了这样的剪辑方式,很有倾向性地引导观众对他姐姐产生谴责情绪。这对他的姐姐是不公平的。他的姐姐也是这个家族的受害者,也是一个苦命人。
是大鹏看不到这一点吗?还是他,为了制造话题和矛盾呢?我不知道。
我更关心:一个苦命人,一个素人,被刻意地摆在了道德天平的一端,这是否公平。
因为,背后可能还有很多待挖掘的真相,观众——无权察看。
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全面,只能保证所有文字都带着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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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你会觉得天意……给了你太多了吗”,我问大鹏。问得委婉,但大鹏瞬间听懂。他说,“听到这个问题,心脏又瞬间觉得肿胀”。 这几年里,大鹏有很多很多这种,“心脏瞬间肿胀”的时刻。 有其他导演对他说,“人一辈子拍出这样一部电影也就值了”。 也有人对他感慨,“姥姥真的太爱你了”——他不过是要拍姥姥过年啊,但姥姥给了他这么——如果这是一部电影——实际上这就是一部电影,有比死亡更加沉重、更加文学的镜头吗? 后来的大鹏,拍过一些戏,导过一些戏,他对自己的产出质量整体满意,也有信心,他说,如果没有碰到这突发一幕,他也有信心拍出高质量的作品。 但没有如果。 大鹏便只好更加无数次问自己,如果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拍这部电影。那么?
1、大鹏最初是想拍的电影叫做《姥姥》。野心不大也不小。一方面是想拍一个东北农村老太太如何过春节,但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前媒体人”的职业习惯,或者个人性格,他又不想拍成单纯的纪录片,想玩一点形式——所以他找了一个不出名女演员来扮演自己,另外还嵌套了一层,还有几个工作人员负责拍这部“伪记录片”是怎么拍的。
找一个女演员来扮演自己,除了会带来预想中的反转效果,我想也是大鹏作为“前媒体人”或者通常是“交货人”的一种职业考量,因为有职业演员,所以可以设计一部分戏,可以设计一部分提问,可以强制进入某些场景,来确保得到“可用”的素材。
2、“拍天意”。所有媒体在关于这部电影的报道里,都原封不动的用了大鹏的这句话。天意的不可揣摩和天意的不可抗拒,那是撞击所有人的部分。大鹏在拍摄出发前这么交代剧组的,“我们去拍一场天意”,谁会来,会发生什么,都不可知,总之,摄影机不要停下,就这么拍下去。
在大鹏原来的构想里,天意可能是谁来拜年,一家三代女性如何聚集在这么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她们之间会说什么发生一些什么,或许也会有冲突。农村里一家子过年,谁说得清呢。而这部电影打动制作人的也是这点,她也想拍一个有点温暖的家庭题材的片子。
但事实上,天意是——在大鹏赶回老家前,姥姥摔了一跤,就此陷入昏迷,躺在了病床上,几天后,离开这个世界。
3、姥姥在昏迷中。于是这部伪纪录片的主角临时换成了三舅,女演员也从演大鹏变成了演三舅的女儿——三舅多年前因为脑损伤而无法正常与人交流,我们在电影里所看到的三舅症状基本上和阿尔茨海默症没有区别。他几乎忘了身边所有人,也忘了世界运行的规则,他只有一些记忆的碎片,记忆的浮冰,他生活在那些碎片里,那些浮冰上。
三舅有一个女儿,丽丽。父母离异,她跟了母亲。十年来她没有回老家看过父亲。确定了女演员来演她之后,她倒是突然地回来了,这也出乎大鹏的意料。
4、“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十年没有回来过”,这句话是女演员问真丽丽的。
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大鹏正在和真丽丽扯东扯西,抒发一些回乡之情。说真切也真切,说空泛也空泛的回乡之情。你可以判断大鹏和她的关系也并不怎么亲密——于是所有人绕开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走。
家人之间不问的。女演员问了。镜头停在那里。不知道真丽丽是给了回复,还是没有。
5、三舅的生活自成一个体系。他又懵懂又无知,他既忘了过去,又活在过去的投影里。他和世界隔着既近又远的距离。谁都拿他没办法。又谁都可以抛弃他——又或者是他抛弃了世界。我不知道。
所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病人的家属大概都有那样心灵被磨折的时刻——我有过。他忘了我,忘了世界,他离我这么近又这么远。他是自得其乐的孤儿。他在世界这个大乐园的垃圾站坐下来,玩一架破飞机,且笑嘻嘻。
6、你见过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 你匆匆忙忙赶回家乡参加过一场葬礼。 你参加过的那场葬礼一点都不“文明”,你披麻戴孝,你喊灵,你哭泣,你身边有好多好多陌生人——你好像被切割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与死者在一起,一部分和当下在一起,还有一部分摇摇晃晃,在远处,看着这一切。 你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了,你每次回老家都会被熟悉感与陌生感向两个方向拉扯。 你已经无法再融入这个“当下”了,但你也不知道哪里能容得下你。 孤独到宁静——你忽然理解一场吵吵闹闹的葬礼的意义,原来不是死者需要这些,是生者需要。 原来是你需要一场做足仪式的告别。
7、在《吉祥如意》里,三舅的病是真的,姥姥的死是真的。很多假的,设计过的——比如女演员在冰上躺下来的镜头,最后都放弃没有用。 还有是真的,是一场吵架。姥姥走后,全家人坐在炕上,喝酒吃菜,谈到三舅——姥姥走后,三舅该怎么“处理”?各有各的立场与看法,带着陈年旧事,谁曾为家庭奉献多,谁又做过什么牺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帐,把帐翻出来,吵起来。 女演员完全无法待下去了——她怦怦怦磕了三个头,哭着跑了。 而真丽丽在一边刷手机。 这场戏并不是“妙手偶得”,而是作为家庭一员,这种关于三舅的争吵时常发生,大鹏司空见惯。如今姥姥刚走,大鹏心知肚明,这顿饭怎么都会到这个话题上——虽然是拍“天意”,但也早就知道这里会有一场重头戏。 而女演员磕头是因为之前她与真丽丽,大鹏三人在一起的时候,讨论过如果发生饭局上这种争吵怎么办。真丽丽说过,“那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给他们磕几个头呗”。 真丽丽刷手机的“冷漠”在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里,成为一个争执点——而大鹏自己,也是在前不久才理解这个镜头的。片子剪出来以后,他约同在北京的真丽丽来看电影。丽丽看得很认真,很投入,但这场争吵的戏一开始,她便与电影里那个自己一摸一样的,开始刷手机。 那个瞬间,大鹏才明白,原来她在逃避。 片子里保留她刷手机的部分——我想,这也是大鹏留给自己的一个问号。一个他未能理解的动作,保留了下来,也留给了观众。 实际上你如何理解这个镜头,某方面是你自己的倒影。
8、《吉祥》完成很久以后,《如意》的部分都还没有动手。大鹏走哪儿都带着这部分素材——素材很多,但迟迟剪不下去。 大鹏不知道如何完成《如意》。 有很多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两个影厅同时播放《吉祥》,一个厅的观众被告知这部电影来自于某著名文艺片导演,另外一个厅的观众被告知这是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生的初作品。作为一个实验,对照着两组观众对于片子各有什么评价。事实上,实验做了,关于这个实验的过程也拍了。 “生活在北京的丽丽”也是一个方案。观众看到了丽丽“冷漠地刷手机”,因此而对她做出了各种评价。可是你们知道真实的丽丽的人生吗?“生活在北京的丽丽”或许能让观众警醒,我如何有资格通过一个镜头来判断一个人? 但所有的方案都推翻了。 《如意》老老实实回到了最初的拍摄现场,老家,一个要拍天意的导演,迎接天意给他的一场死亡,一场告别。
如果说大鹏仅仅在叙事结构、拍摄手法上打破国产片的格局,什么第四面墙、层层嵌套、戏中戏中戏之类的,都这不算什么。最主要的,他通过想拍一部关于姥姥的影像,无心插柳完成了一部中国家庭浮世绘全貌,这才是电影如虎添翼的地方。“树倒猢狲散,老人没了,一家人就很难再聚齐了”家人的牵绊、负担和义务,沦为现代人的亲情之殇。“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十年不回来啊”在城市打拼和回到乡里判若两人的我们,又何尝不被刺痛?老人越老越孩子,那句“三哥哭了、三哥哭了”把我的全部防线彻底击溃。大鹏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柔弱与残忍,刨根刨底地,为我们呈现了他最私人的影像(镜头下都是他最亲的家人)。坐在电影资料馆看这部,当画面逐渐拉伸到资料馆的画面,梦一般从电影穿到现实,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叹为观止!
最后的VCR里,王吉祥口齿清楚地说出了“文武香贵”、奶奶精神矍铄地穿着红毛衣,在镜子里看到端着dv机的大鹏,戳中了。奶奶拉来门,说“这个好”,指着门后的“吉祥如意”。
之前在金马看过短片版的《吉祥》就很喜欢,如今看了完整版的《吉祥如意》,也看出大鹏对他创作可能的更多尝试,资料馆那部分还是很有意思的。归类的话,这应该叫融入剧情片段的记录片吧。重看还是觉得一家人在饭桌上吵架那场戏厉害,太真实,太熟悉,所以还是生活本身最戏剧性啊。
假丽丽崩溃地离开现场时真丽丽只是冷漠地刷着手机,大鹏利用蒙太奇创造了一个孝顺的女儿,真假之间遥映着人间百态。前两周奶奶离世,丧宴和各家分钱的场景和王家也没什么两样。太佩服这种剖开生活的勇气了,一团和气下是暗流涌动的算计,看着那些暗戳戳的对话好像自己都窒息起来。
批评过大鹏之前的烂俗喜剧,这与我在一些瞬间被《吉祥如意》打动,并没有任何冲突。观众或许应该知道,资料馆那场放映被告知要录影拍摄,否则镜头不会那么准确,跟到导演和主演脸上。返乡的《吉祥》,加上了纪录侧记性质的《如意》,令许多观众可以易换位置,去思考电影与现实,一个身体里住着两个不同人的形影关系。不过,我认为光有《吉祥》《如意》还不够,还要加一部《映后》。当然,拍出了“一个春天(节)”的大鹏,是可以去追求口碑与票房,毕竟,全家人一起演戏,表现都还不错。抛出中国式家庭问题之后,原型不想接,主演不想接,导演也不想接,观众得接。但观众是否一定要接呢?至少走出电影院之际,我并不带着电影回去。
隐形眼镜都给我哭掉了 当生活与电影互文 偶然的温馨成为片名 庸常的遗憾被深解为宿命 电影让每一个人重新审视生活
我分不清楚,刘陆的崩溃、痛哭是我们基于表演理解的“真”,在真实的家人眼里是否是“假”?; 王庆丽的“漠然”和“虚伪”是否才透露透露了家庭的本质,不得不拧在一起相互拖累的自我与家庭的现实距离。
《吉祥》是很像剧情片的纪录片,《如意》是很像纪录片的剧情片,它们是完整的一体。甚至连北影节的放映都参与其中。第二部分跨越时间,很好地解构了前半部分,解答了观众对《吉祥》中真实与虚假的模棱两可,这就是结构发挥作用的地方。虽然是用类型、结构带来新的叙事突破,但它还是从人物、情感出发,步步深入,最终抵达人类情感深层,带来共情,感受普世亲情的价值所在。
以我肥头大耳、惨不忍睹的亮相,完成了“吉祥”与“如意”的魔幻转场,这事儿本身就很魔幻。
拍的就是我家的那些破事,一样一样的。年夜饭那场戏,二嫂说了句“拍你妈的”愤然离桌,这就是我的观后感,这些破事有啥好拍的。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筷子洗洗碗。
东北本身就是一种叙事语气。不知道这对于东北人而言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惩罚。大鹏说想拍天意,这确实是天意,只不过天意突然拐了个弯变成了这个样子。08年大鹏还是个小伙子,随便拿DV拍着玩,十几年后一切都变了,时间最沉默也最苍茫。人间本身超越一切虚构,更何况是中国的人间。《四个春天》也好,《吉祥如意》也好,打动人就因为拍摄人间变数和处于变数中不知所措的人,以及不知所措之后还得在一声叹息里收拾收拾继续生活的劲头儿。唯一的外来者演员问十年没回家的女儿,为什么十年没回来。那段沉默就是最好的答案。生活的选择是不可总结成一二三四的,都是偶然和碎片连缀成线然后就度过了十年,外部永远无法明白处于一种生活内部的人为何做出那种抉择,所以外部的人易于下道德判断,而内部的人通常只是沉默和苦笑。大鹏好在不做判断,只轻声叹息。
一半吉祥,确认他还活着;一半如意,接受他已死去。智商退回四五岁儿童的老人,要如何捕捉他的内心感受?将他完全放逐。前半段以摄影机在场—不在场—在场的闭环,将对三舅生命的解释权如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而其本人似乎已不再参与自己的人生,无论是那些漂亮的言辞,或不堪的攻讦。假意温馨的合影是对无疾而终的争吵最好的回应。空镜扫过冷寂的村庄,不是三舅望见了雪,而是这场雪证明了他依然活着。后半段迅速抽离,开启旁观,如站在玻璃罩子之外重新解构这个故事。他在罩子里的活着,恰好映照了罩子外的我们对他死去的默认,从我们的繁华世界将他顺理成章地彻底抹去。大鹏用一双冷眼观察,当他装不下去的时候,便是这部电影甚至这个世界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瞬间。
听到生理盐水和呼吸氧包,失去记忆的儿子哭了。看到燃烧纸牛和匍匐孝布,宛若孩童的父亲笑了。年夜饭系上家庭死结,电视机少了温度显影。导航说,请在适当位置掉头,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已拥有另外世界的子女,陷在文武香贵里的吉祥,随齑粉步入轮回的姥姥,原来生活无法掉头,才在门后贴上吉祥如意。
想不到大鹏拍出《吉祥》,更想不到《吉祥》之后,大鹏拿出《吉祥如意》。将短片发展成长片是青年导演的惯用方式,大鹏的不同在于《吉祥如意》直接套用《吉祥》。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将成片与拍摄并列,相当于设局和解谜,至于哪里真实、哪里虚假?你自己去辨别吧。
刘陆是假丽丽,但有的时候她比真的丽丽还真。尤其是二大爷有点太咄咄逼人了,以至于她当场给他下跪磕头。看到这一幕,你能说她是假的丽丽吗?这个时候,她就是真丽丽,而且比真丽丽还真。因为此时真丽丽反而不怎么关心这件事,而是在玩手机。刘陆磕完头后走出了片场,来到了隔壁的房间。此时刘陆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正是丽丽,而刘陆当时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于是真丽丽和假丽丽就这样同框了。假丽丽此时是五味杂陈,而真丽丽反而成了局外人,好像这件事跟她没关系一样。两个丽丽同框的镜头解读空间太大了。首先是演员入戏太深了,甚至变得比原型人物还更真实。其次是演员和原型人物面对四姊妹为父亲吵架的反应截然不同,这不禁让你想问,到底什么才是真实?更妙的是,这场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完全没有事先的编排,没有任何设计。
镜头怼着酒店走廊的墙壁拍,大鹏在房间里嚎啕大哭,这是表演吗,他是难过还是忏悔?大鹏的这个动作就像是整部电影的一个缩影:他把自己藏起来了,又把家人的反应全盘托出来成全他电影的戏剧性。我不认为这种刻意模糊虚实界限的电影值得表彰,电影拍摄过程剥削、消费家人的行为,反而应该引起观众的警惕和思考。
文武香贵,一二四五,就是没他自己。
刘陆问王庆丽你怎么能十年不回来的场面在我心里必定载入世界电影史。它完成了一个我一直以来大为期待的事——人与平行时空的自己对话,来看看其他的自己会如何选择、如何取舍,只不过我没料到这一幕果然成真时会如此残忍。人物在这部电影里释放的情感,借助戏剧化的呈现,达到了难以超越的“比真更真”,回想自己拍纪录片的历程,实在是叹为观止。
《吉祥》很好。可是当导演大鹏出镜,这个东北普通家庭的赡养问题就彻底变成了十亿票房导演家庭的赡养问题,前半部分的情感完全被消解,甚至困难已经不再成立。《如意》那些凌乱的镜头编排掩盖了《吉祥》的核心冲突和结构上的结尾,表姐无法回答的问题直接抛给了观众,但观众只能给予更多的情感投射。我更愿意称之为素材不足时的机智而绝不是新叙事形式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