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2010

如果不了解幕后消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钢的琴》就是个歌舞片，也是音乐片，反正就像文艺片，还挺好看。当然了，它也可以是家庭片，还可以是个幽默的剧情片，反正怎么着都讨人欢喜。然而如果了解张猛的创作初衷，那么你会好奇，为什么《耳朵大有福》跟《钢的琴》都是讲工人，形式上还那么像，答案只有一个：成长环境使然。

张猛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孩子，在破败的东北工业区长大，从小耳濡目染，后来生活其中。走在小城街头上，那些接受了命运改变的人们，有的另谋职业，有的无所事事，加上文工团的父亲、看到自造的钢琴，这一切都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正如张猛自己说，陈桂林的性格也有自己的影子，至少星座上会是一样的：白羊座。那么，把《钢的琴》称为某种意义上的亲历体电影，其实也是行得通。

什么是“亲历体”的电影？它可以是罗启锐在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把26个英文字母倒背如流；它也可以是锡兰的小镇、河濑直美的奈良、盖伊·马丁的温尼伯，他们的故乡；它还可以是侯孝贤的童年、吴念真的父亲、王童家牵挂的红柿子，海峡对岸，生死两隔。这一回，它是钢琴背后的工厂，是张猛眼中的东北风貌。

明眼人都看得出，《钢的琴》讲了一大截的父女情深，之后掉头一转，猛地扎到了工厂里去。那帮临时召集起来的朋友，关心烟囱何去的工人们，在他们身上，有一种被称为共同命运的东西。那也许不会是他们的一生，但至少，是一个阶段的生命，就像埋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在电影以外，张猛是东北人，王千源和秦海璐也是东北人。他们一帮人都从中央戏剧学院出来（在片中也看得见剧场舞台的影响），大家交情摆那，一起排练，开工起来就跟片中造钢琴一样，各司其职，简单熟练。

过去的这些年，秦海璐动静全无，今年一下子出来俩（《钢的琴》和《到阜阳六百里》）；王千源演着电视剧，默默无闻；张猛埋头跟剧本猛干，他们都不是舞台上的风光人物，只能归为背景。从这点来说，《钢的琴》又是不折不扣的小片，光彩全无。唯一有点噱头的，大概只能说是男配角田雨了，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好听——他是汤唯的前男友。当汤唯愈发的人见人爱，一删戏便引发满城风雨，田雨也只是偶尔被翻出来，不经意被提起。他在《耳朵大有福》里演了偷情的姑爷，在《钢的琴》里名叫王抗美，这也是范伟在《耳朵大有福》里的角色名字，然后也还是有偷情桥段。这相似细节，同一个人名，用张猛的话说，是相同人物的不同阶段，被某种共性串在了一起。

可见，踏实做事，低调做人。《钢的琴》没有上天垂怜，更没有意外好运，它只是集体劳动的辛苦成果。当某些内地导演忙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行使投机之实。我们要庆幸，张猛选择了他所熟悉的人和事，那座充满感情的工厂和城市。哪怕他站在破败的工厂废墟，也比自称站在喜马拉雅山顶的货色要高大，值得我们去尊敬。因为，这才是一个电影人和创作者的尊严，没有背景关系，没有哭哭啼啼，没有任何下作的自我炒作和自命不凡。正因如此，很多人跟我一样，不遗余力去推荐《钢的琴》，希望欢笑和感动能带给每个人。用朋友的话说，这样的片子要是进不了院线，那中国电影是真的没希望了。好消息是，七月中，它就会奏响强音，穿透这个时代的浮躁。【玩家惠 专栏】


你所不知道的《钢的琴》：

Q：那架“钢的琴”能出声吗？
A：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能，但是声音很难听，小元的弹奏是后期配的。

Q：电影院里的影片叫什么？
A：导演自己也不知道，就从电影院拷贝里随便翻了个，有开枪画面。感谢考据迷八旦同学，《皇家飞凤》http://t.cn/aOYGHR （第21分开始，中枪的是太保，“我送你去见你老婆”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5384541/）
ps.门口左侧有张电影海报，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Q：配乐这么满，到底是有多少？
A：要的就是“走在马路上的嘈杂感”（张猛语）。据不完全统计，包括BGM在内（像淑娴给陈桂林钱，隐约听得见邓丽君的《在水一方》），总共大概有三四十首（http://www.douban.com/note/157982157/）。这其中，人气最高的可能是《Skoro dembel》、《心恋》等几首。

Q：陈桂林妻子口型不对……
A：那就是韩国演员，叫张申英，电影韩国人有投钱。相比这个院线版，第一个版本的口型还要不对，重配过的。现在版本的配音演员是车晓，在《非诚勿扰》里饰演“性冷淡”。

Q：好像总有一些情节疑惑和剪辑失误
A：说好不造琴，又突然造起琴——因为大烟囱倒下了；胖头的女婿？——他们没结婚，只不过电影院后面马上接了一段婚礼，造成了一些人的混淆；老爹怎么就挂了？可以结婚了怎么不结束——好吧，这些都是电影后半段的各种问题。

……待续

认识张猛一年了，今晚重逢，他笑着说：“前两天翻工作照，发现咱俩还有合影，上次见面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当然没什么印象，我只是一个小记者，恰好喜欢《铁西区》，恰好是工人的儿子，恰好迷恋机床的汽油味、恰好曾在破败的电影院里斗殴追逐……恰好看了剧本很喜欢，恰好被派去探班……于是恰好在一张照片里，

张猛说这话的时候，一如既往，盘腿在凳子上，他那三岁半的女儿玩着IPAD2 上的钢琴，旁边的制片教的曲子，正是《钢的琴》里最简单的那个曲子。

关于这部电影，很多人说过很多话，相信上映后，会有更多人说，我就不凑热闹了，只想记记流水帐。

去年夏天，应杂志要求去访问他，当时张猛住在周围都是进城务工者的城市边缘带的一个破招待所里，一路所见，都是端着搪瓷碗大口拨饭、大嚼馒头的面孔，当时就想，这到底是个什么导演啊？

到了他的房间，发现，原来剧组没钱，只好拼命开酒店空调，胶片就在空调下面……我们几个人哆哆嗦嗦在房间里扯淡。

那晚喝酒，他回忆起过去的生活，讲到在中戏的遭遇，讲到小时候对电影的迷恋，以及毕业后做舞台美工的不堪……那些故事说起来云淡风轻，听得我兴奋异常。已我浅薄的采访经验，大抵可以得出结论，张猛是个人，不是人物，是个人，正常的人，只是恰好当了导演，想当导演。中间出来去洗手间的时候，给秦海璐发短信，说“我喜欢张猛，这家伙真棒”。秦海璐一如既往的语调回复了一条：“那当然”。透着股子东北腔的骄傲。瞬间，这种骄傲就感染了我。

也是那个晚上，看到了《钢的琴》，凌晨两点，剪辑的电脑还发烫，张猛和工作人员已经困得东倒西歪，我醉眼迷离…

后来看完全片，首先问他，这片跟库斯托利卡有什么关系……他说，库是谁？直到今年过年，他才和一群人一起看了《地下》，发现果然有类似味道。

不过，境遇是不同的。张猛带着《钢的琴》剧本参加上海国际电影创投会时，其实是因为有免费机票和住宿，可以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转转，没想到拿了个大奖回去。那个时候，他连酒店里上网都没钱，只赶插上网线搜到东西，立马拔了网线……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艰难的剧组，资金捉襟见肘，秦海璐“仗义疏财”，而张猛酒后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片是拍给工人阶级的。是啊，过去工人阶级是老大哥，短短20年光景，工人阶级就成弱势群体了。如果你仔细看，不难发现片中诸多符号化的指代。

今晚再问他，这一年感觉如何，像梦吧。张猛点点头，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部戏会如此艰难，但拍完后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第一次见面，他就说，如果再这么拍一部戏出不来，就不干了，回家陪老婆孩子。现在，他终于不用这样了，但是他和制片、助理兄弟几人，因为这个戏累出了大病，他甚至得去韩国做手术。

晚上张猛讲到一个段子，拍戏结束后，想给崔永元看看片子，正好崔在东北，制片说，你得带点礼物啊，他花仅有的180块钱，买了两条烟，裹着塑料袋专程拜访……如今，崔永元说，把那钢琴弄来，留在他那，跟那些老火车头摆在一起。

一年过去，《钢的琴》放映满场，张猛自己都买不到票，只好站在过道里看，结果被工作人员驱赶……他说自己是导演人家也不信。

前段时间，有天晚上跟阿诺喝酒，这家伙醉醺醺靠在我身边说：《钢的琴》，就他妈是我理想中的电影。我拼命的点头，对我来说何尝不是呢。不是说影片有多好，只是想说，我们就想拍这样的中国电影，可以留在电影资料馆里，等到若干年后再放，依然能满场……

这件事，想想就挺美好的。

…

荷马的时代，人们向奥林匹亚山的诸神献上表演；而今天人们为了自己而表演，自己已变得很疏离陌生，陌生到可以经历自身的毁灭，竟以自身的毁灭作为一等的美感享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的美学化。共产主义的回应则是让艺术政治化。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结语


康文署今年的中国电影展，海报上排在首位的主打，是《钢的琴》。
香港和东北，这看似相隔万里的“华夏边缘”的两端，如何能够链接起来？

早在1997年，来自东北沈阳的艾敬就有传唱全国的民谣“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在陈果的《榴莲飘飘》中，秦海璐扮演的妓女从黑龙江来到香港，挣了钱再回到东北，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生于辽宁鞍山的许鞍华，更是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塑造了来自东北小城的姨妈，在大城市上海遭遇的种种幻灭，最终不得不回到自己“破败”的故乡。有人问许，将鞍山拍的那么破败，是不是在诋毁自己的故乡，许说，自己80年代回过一次鞍山，看到的就是电影中那样……

于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从香江北望中国东北，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寓言：从艾敬、陈果、到许鞍华，我们看到一次文化和精神的“出走（exodus）”，看到由东北换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远去。而我想问的是，当我们再次穿越时空，从香江北望，是否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等《钢的琴》这样一部作品等的太久了。

2009年年底，我将硕士毕业论文的田野地选在了钢城鞍山，于我来说，这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理论旅行后对故乡的一次再发现。在一个下岗老工人家里，他站在自己巨大的书架前跟我说，“当年的感觉就跟离婚一样，过的好好的，无缘无辜就离了，而且卷走了所有家产，邓小平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就是给我们判了个死刑。”老工人用寥寥数语穿透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钢的琴》的开始，一次离婚，和一场葬礼：

“那什么，让老人加快脚步吧”“加快脚步去哪啊？”“你管他去哪的！”

葬礼是个喜丧，工人们想吹《三套车》，让老人在冰河上再跑一会，家属们却想要高兴一点的，于是一曲步步高、一个大火球，在巨大工业废墟上搭建起简易的灵堂，我们就这么敲锣打鼓走进了新时代。自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的主体，而成了历史的包袱。于是，在工人的物质废墟上，主流的表述又给他们覆盖上一层精神的废墟。工人阶级的没落不仅仅是“落后”体制的结果，更来自本身“智力和道德的缺欠”。工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废品。对于毛时代的怀旧，只不过是历史的幻觉。

我们听过太多类似上面的叙述，而《钢的琴》试图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社会主义的三十年对于工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历程么？他给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这些遗产真的死去了么？在这个超现实的集体造钢琴的故事里，蕴藏了许多从历史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都熟悉这句口号，可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是否知道，是男性气质么？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福利么（有论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城市中产”）？
 
钢的琴讲了一个回归劳动的故事。工人的力量，正体现在劳动實踐之中。陈桂林为了给小圆造一架钢琴，带着工友们回到铸造车间，开动车床，制作沙箱，使得工厂在工人自己的手中再次运转起来。作为个体被抛入历史的工人们从各自相似却又不同的命运中回到工厂，回到了集体之中。这个“超真实”的故事透露了某些“真实”的社会主义理想：生产不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工人了解自己的生产工具、了解劳动过程、了解自己的产品，从共同的劳动中获得尊严。

本科2年级的时候，我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被送入车间，跟老工人们学习。去之前，我们这些刚刚学了钢的热处理论、能看懂三相晶图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进了车间，才发现书本上的东西工人们都懂，而车间里的一切，我们都不懂。我们从头学起，车工、钳工、铸工、焊工……车刀与零件如何配合，如何确定进刀量与转速、如何选择沙箱、做沙模、浇注、成型……直到在工人们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们浇注出了自己设计的产品。记得我想在一块圆饼上浇注图案并刻字，自己觉得工艺不可行，决定放弃，一个老工人对我说，铸造是门艺术，工艺是人发明出来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让铁水凝固成细密的文字。这像极了片中汪工说的那句：“见了困难就退缩，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

汪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个工人团体的一员，在这个集体劳动中完成自己的分工——看文献，画图纸，他并非因“知识”而成为某种“统治者”。通过造钢琴，不同的劳动者们再次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阶级”。在這裡沒有“勞心“與”勞力“者的社會差別，有的只是不同形式的勞動合作。这与冯内古特在《自动钢琴》中看到的未来正好相反，在这部出版于1952年的长篇小说中，冯描绘了一个生产自动钢琴机的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需动脑不需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富士康连跳的今天，从社会主义的废墟中挖掘出面向未来的另类可能性，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未完成”的劳动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中将人像螺丝钉一样拧进流水线中，变成机器的一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在机器消灭手工业者的维多利亚时代，卢德份子的回应方式是捣毁机器；而“亚当斯密在北京”的时代，所谓的“技术革命”将人变为机器的一部分，成为机器无法代替的那“最灵巧的双手和眼睛”，于是，后工业时代的卢德份子只能通过捣毁自己身体的方式来使机器停转……而社会主义的卢德份子对此说不！

除了劳动，我们同时在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张猛镜头里的工人形象总是与文艺脱不了干系，《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是当年宣传队里长征组歌的领唱，《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是乐器外语样样精通的乐团团长。在这里，艺术家与工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劳动与演奏，也不见得必然分离。可以说，王抗美与陈桂林，只是社会主义庞大文化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两个普通的“标准件”，在这种生产中，艺术之于他们的并非单纯的“技艺”，而是经由艺术所释放出来的人的主体性。在工人阶级的历史崩塌后，这种主体性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惯习的方式幸存下来，却不得不时时经受与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的剧烈交锋。王抗美的“长征组歌”，无时无刻不在流行音乐与二人转的“混响”之中，陈桂林也要以吹啦弹唱的“技艺”为生……（这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大问题……）

《钢的琴》可以看作对《铁西区》的一个回应，看做对《24城》的一个拨乱反正。这部小成本歌舞片，超越了《铁西区》那种小知识分子式的悲观主义，更超越《24城》对历史轻蔑的拼贴和景观化处理，而赋予了工人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和行动力。张猛对于工人历史命运的同情，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性与尊严的理解，超越了贾樟柯和王兵。

由香江北望，让我们也跟随张猛的革命乐观主义，从智识的悲观中解脱出来休息一下，将权力交给想象for a moment。今天劳动者能造出一架钢琴，明天也要造出一新世界。

影片有浓厚的苏俄怀旧风格，而且每一个转场都有音乐过度，镜头也很文艺。在国产电影里也算的上市良心之作。据说这是王千源称帝之作，确实电影本身很有味道，不是硬菜，值得细品，难得的片。
这是隶属小人物的故事，但却深谙大时代的变迁。本片以钢琴为媒介，将现实主义的压抑与浪漫主义的文艺，巧融一体，荒诞的黑色幽默中呼之欲出的是梦想的坚韧，而与之中电影所寄予的情怀不仅饱涵以友情的羁绊，更令人动容于那父爱的伟岸。
看完着实被感动到一把，虽然我一点也不熟悉那段历史的变故以及它带来的影响，但导演硬是能以一种朴实而有趣的方式吸引我一直认真看下去。在我看来，我看的下去的，能够触动我的就是我喜欢的好片。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王千源的电影，真的很棒的一个演员。

作者 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