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

作为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非凡意义的红色电影，《青春之歌》的意义绝非教育那么简单。无论是文学文本的传阅还是电影的人物塑造，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如何去叙述知识分子在革命历程当中的转变和作用”的大门。 而影片的主人公林道静，一个具有双重身份——女性&知识分子的主人公，无疑在影片当中承担着最为重要的叙述部分。 坦白的说，这绝非是一部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电影。实际上导演和原著作者是在以这样一个女性的身份来作为一种革命者的载体，阐述一种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林道静家原来是地主）”在剧变的社会中如何由被动（卢嘉川等人的引导）到主动（身着红衣，投身学生运动）地找到自己的革命道路。 而为什么一定是女性呢？大抵有一下几个原因。 1.这是一种现实社会的映照。长期以来（自古至今？），男性的权力结构就一直是社会的结构，整个社会都是在男性的权力映照下运行的，当时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男性来作为一种革命的引导（林红就是被丈夫引导走向革命）。而对于林道静来说，父亲的逃跑和母亲的强迫出嫁，让林道静失去了“父权”或者说是“男性”的某种庇护。因而之后的卢嘉川和江华等人对她才有如此之大的影响。 2.某种程度上说，林道静的解放暗示着五四运动后，女性的解放。林道静原以为逃出了被迫嫁人的命运后会解脱，但是和余永泽的婚姻再次陷入思想的困境，林道静的选择是——走，远离思想的分歧。之后林道静曾两次被胡梦安（国民党特务，觊觎林道静）所捕获，不过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她逃离了胡梦安的魔爪。而卢嘉川（尽管两人之间并无爱情，但是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有着某种欲望禁忌的吸引）的出现，也再次让林道静有了新的斗争方向——解放思想（不再为小我而革命）。于是，在这层意义上，林道静确实象征着女性思想的解放（尽管是在男性的引导下） 无论如何，《青春之歌》诞生之初到后来几十年一直都饱受好评，这与其他描写知识分子革命的电影所获得的评价有些“大相径庭”。它无疑完成了一次绝妙的革命意识转变的叙述，也无疑在某些方面，完成了一次遮蔽。

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八十五周年，我在上个月底开始了对电影《青春之歌》的详尽字幕配制，现在也基本完成了。老实说，这部电影我虽是去年看的，但直到这次配字幕，我才算是真正深入去了解它。为了把影片的时间线和多位主角和配角的基本信息（年龄，职业，身份等）弄明白，多少花了一些工夫。在制作这个字幕的过程中，有三本书给了我很大帮助，一本是杨沫的原著小说《青春之歌》（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1990年10月辽宁第11次印刷，共678页），一本是中国电影出版社的《〈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1962年7月第1版，196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共449页），还有一本是青年出版社的日文版《青春之歌》（1977-1978年出版，我参考了其中上册的人物介绍内容）。 除了原著小说和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专著，由于影片是多次穿插时事来揭示时代背景变化和发展的，所以我也查了一些历史背景知识，作为字幕中的注释。老实说，作为一部风云激荡的时代电影，缺乏足够历史知识的观众是很难真正体会到影片角色和历史真实人物的行为和情绪的，我想这也是这些年来这么多人喷《青春之歌》和十七年文艺“意识形态味道太重”的原因。当下盛行小资产阶级的娱乐审美，体制内也存在着阻挠人们去深究历史的力量，以至于许多人的历史素养异常浅薄，连最基本的史实都能看歪了或者对有关历史一无所知，也就不可能同情当时人民的苦难和沦亡之痛，无法产生共鸣。如此看来，经常嚷嚷“意识形态味道太重”终归是一个掩盖自己认知浅薄和匮乏的最佳托辞，是对这个时代和体制的有力讽刺。

以下是作者杨沫谈及自己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一篇总结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当时的情况。接下来还会有选择地分享这部电影的导演、摄影、配乐、主演写的创作总结文章和当时的评论文章。

林道静的道路——杂谈电影《青春之歌》的改编 ( ◎杨沫，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1959年第21期)

一 现在的青年人再不容易看见这样的人了：他面带饥色，瑟缩着两肩，腋下夹着几本旧书或者一个小小的不值钱的包裹，然后来到旧书摊或者典当铺，好容易卖得或者当得几个钱，买几个烧饼，拿回家来叫挨饿的孩子吃上一顿，或者自己到小饭摊上吃个半饱……“九一八”后，这是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在那内忧外患、黑暗重重的旧社会里，这样失业落魄的知识分子是很多很多的。他们的生活惨况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他们精神上的状态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当他们只是为个人的衣食、为家庭的温饱或者为个人的生存而奔波劳碌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是忧郁、苦闷的，是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也是繁琐卑微的。许多青年时代奋发有为的人，大学或中学一毕了业，一走到社会上来，失业的痛苦，家庭的牵累，个人前途的黯淡，穷愁潦倒，就这样丧掉了一生。而另一些人呢，他们幸运地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景况就变得大不相同。一个人一旦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一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那么，他不仅思想变了，行动变了，而且精神状态也会与从前大大不同。他会从繁琐卑微、只为自己渺小的生存而劳瘁的状态，变得开朗、愉快、襟怀磊落；他把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后，他的生命也自然变得充实、巨大起来；他从个人的小天地中跳出来了，他就不再为个人的衣食(名利)、个人的前途而担忧，他的目光不再落到个人身上，却落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幸福上——而他们的幸福、人民大众的幸福也就变成了他自己最大的幸福。这些感受和认识在小说《青春之歌》里，我是贯穿进去了的；当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时候，也贯穿了这些思想和感受。

电影剧照：在北戴河边漫步时，余永泽赞美林道静“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这是本片的一大伏笔

电影《青春之歌》是通过林道静的个人命运、通过她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来构成全部的故事情节的。当林道静不甘当封建地主的俘虏，不甘当官僚特务们的玩物而企图个人奋斗的时候，她不得不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她自杀不遂，教书被逐，寻找职业到处碰壁，最后无可奈何地投入余永泽的怀抱，可是他却又是那样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于是当林道静在年夜里，正凄惶悲痛无可奈何的时候，卢嘉川出现了——他以党的使者的身份出现了。他告诉林道静，一个人只有投身到集体的斗争中，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出路。这种思想认识，在小说里原是有的，但在改编剧本时，尤其在导演同志的启发帮助下，就比较原小说鲜明得多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其结果不是走余永泽、白莉苹的道路，就是走林道静投海自杀或者苦闷彷徨、抱恨终身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生活的逻辑。 但是社会不同了，时代不同了，共产党已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党像冬日的太阳出现在青年人的面前，把正在苦闷中的青年指引到一条多么光明、多么健康、又是多么宽广的道路上。从此以后，林道静的精神状态变得大不相同了，她不再为个人的出路而发愁，她不再去幻想什么个人的“独立自由”，她所关心的不再是个人的命运，因为这个命运已经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这样，因为有了党的引导，因为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所以以后不管林道静再遭受什么样的打击、挫折，她却再不沮丧、再不悲伤。她有力量有勇气面对强暴，面对一切无耻的引诱，甚至面对死亡也能毫不动摇。她为什么能够这样？这就因为她心上有一个党，她身后有无数握紧拳头的群众，这就是因为她的生命不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把它和无数的生命联结在一起。

电影剧照：余永泽在海边巨石上朗诵雪莱的诗篇《致珍妮：回忆》，林道静被这位“浪漫文艺骑士”迷住了

根据以上的想法、意图，电影里的林道静是不是比小说里的林道静更坚强一些？那倒不是。我只是企图把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依照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表现出来。林道静——一个平凡的女孩子，尽管有缺点，尽管还很幼稚，但因为她的道路走对了，她的生命就会变得坚强，就会发出动人的光彩；而那些走个人主义道路的人呢？尽管白莉苹有鲜衣美食的享受，尽管余永泽在做“学者”“教授”的美梦，尽管胡梦安、戴愉之流穿着漂亮的西装，从外表看，也像个人样，然而这些帮闲、帮凶的人们，哪一个的身上不发出一股叫人作呕的腐臭？所以叫青年同志们应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在改编剧本时是十分注意这个问题的。 以上是我改编电影《青春之歌》的主要意图。同时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和写小说一样的想法：叫青年同志们看看过去人们的生活和斗争。人是容易“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只有亲身经历过了，或者叫青年同志们又看见了过去人们的痛苦生活和先进的革命者英勇无畏的斗争，他们才会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才会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基于这种想法，电影剧本在这方面比起小说来不是削弱而是企图有所增强。而在拍摄过程中，由于导演和演员同志们的加工创造，影片比小说似乎还有所丰富。

电影剧照：林道静留在杨庄小学教书，带领学生们朗读叶圣陶的儿童诗歌《萤火虫》，严峻的时代和阶级矛盾正在这看似平静的氛围中逐步向她靠近，并震荡她的三观、重塑她的人生

表现党的伟大崇高；表现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党走才能找到光明、正确的出路；表现“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这是小说《青春之歌》的主题思想，同时也是电影《青春之歌》的主题思想。不过因为二者表现的手法不同，因之取材也不尽相同。 二 当《中国青年》和《文艺报》讨论《青春之歌》的时候，也正是我改编电影剧本的时候，因此能够及时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有益的意见。这不仅使我改编电影剧本获得不少裨益，而且对我今年又把小说修改一遍的工作也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无论是电影剧本的改编，或者是小说的修改，我都是吸收了许多同志的意见，循着这样三个方面来进行工作的： 一个是把林道静思想发展的脉络理清楚，使得她的成长、发展更加合情合理，并且要加强她思想上的自我斗争（这点电影里做起来不大容易，小说则比较做得多一些)。电影里增加了学生南下示威卧轨那一场戏，其目的就是要叫林道静亲眼看到这一壮举，并给她的思想以启发。后面增加定县农民收割麦子那一场，删去小说中的小学生闹风潮，而改成现在这样——农村革命斗争的场景，其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叫林道静看到农民生活的悲惨，看到群众力量的伟大，看到党在农村中的力量，从而使她受到较深刻的阶级教育，对她以后被捕、受刑、坚贞不屈的一连串的行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其他，像年夜的白莉苹公寓里流亡学生聚会一场的悲愤气氛的加强，卢嘉川对林道静的许多谈话内容的变动，也就是为的使林道静的思想成长更加合理、更加使人信服这一点。

电影剧照：卢嘉川被捕后，林道静伪装成风流小姐在街角张贴共产党“五一”宣传单

在讨论小说的时候，有不少同志都谈到知识分子没有和工农结合这一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时机条件还不成熟(知识分子比较大量接近工农还是“一二九”以后的事)；另一方面也确是我主观上的原因——因为我个人这方面生活的缺乏和认识能力的限制所致。因此，电影里增加定县割麦斗争和林道静黑夜替江华送信这一场戏的另一个意义(小说里增加了七章，专描写农村阶级斗争和林道静所受到的严峻的考验和教育，电影则因为长度限制,无法做到)，也就是想把知识分子和工农打成一片，并在工农当中受到锻炼、教育这一种思想意图表现出来。同时这样写也还有另一种好处，那就是整个电影的背景差不多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增加了农村革命斗争这场戏，可以使整个作品的时代背景和观众的视野都会宽广一些。这就是剧本内容比起小说变动较大的第二点。 第三，电影和小说都要改动的地方是，林道静入党之后对革命所起的作用问题。原小说对林道静入党之后的描写有点儿停滞了。因为前面党对她作了那么多的培养教育工作，到后面她就应当有所作为，应当更坚强有力些，否则就会感到这个人物缺乏什么东西似的，感到不满足。她缺什么呢？就缺的是她对人民的贡献。所以，这部电影虽然只能写到她入党为止（后面“一二九”的大场面是作为虚场而出现的。不过在这场戏里就已经暗示她将成为“一二九”时的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暗示她将会成为一个坚强有为的人)，不能把她入党后的作用再写下去，不过如果能够再拍一部影片，专门描写“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候，我是准备大大加强林道静的作用，使她为党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的(小说的修改已经加强了这一点)。

电影剧照：林道静因轻信叛徒戴愉被捕，想霸占她的国民党要员胡梦安限她三天内“自首自新”，在郑瑾、王晓燕一家帮助下，林道静乔装成男子逃离北平

电影剧照：在定县农村教书的日子，林道静目睹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虐剥削、参加了麦收斗争，这帮助她进一步洗去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当然，一部小说改编成一部电影，不可能只是我以上所说的这一点变动；零零碎碎，为了适合电影的特性，许多地方都有了改变。但改编的主要内容却是集中到如何弥补小说的缺点，如何能更把林道静这个人物塑造得合情合理、有血有肉，如何把城市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尽可能地与农村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不过因为水平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做得还很不够，因而使得改编的剧本本身还存在许多缺点。幸而由于导演同志和演员同志们的再创造，尤其是导演同志们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才使得剧本中的缺点得到不少的纠正。譬如时代背景、时代气氛这一点，影片就比小说或者改编的剧本都好得多。这就是因为导演同志充分利用了电影这一视觉艺术的特性，使得影片从不少角度弥补了小说或剧本中的不足之处。 最后，我要谈一点作者的心情或希望。请看过这部影片的青年同志们，好好思索一下林道静这个人物的遭遇吧！请看看她所走的道路吧！假如你在寻找幸福，那么，请你想想什么是人生真正的、最大的幸福，然后，再去寻找你的欢乐和你应当寻找的一切吧。

电影剧照：再次入狱，经过一年多在监狱不屈的斗争和同志们的营救，林道静变得更加成熟，她终于入了党，宣誓要终生为消灭剥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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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1959年，崔嵬导演)根据当时杨沫的同名长片小说拍摄制 作的彩色故事片《青春之歌》是建国十周年献礼片之一。影片把现实社会中徘徊在革命边缘的知识分子的困惑和经过革命洗礼后思想转变这一过程真实地表现出来，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公映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青春之歌》热潮。同时，导演大胆果断地起用了新人谢芳饰演林道静，在人物气质的追求上做了一次大胆地尝试，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知识分子的革命意识转化。影片中林道静这一典型形象，成功地概括了知识分子的特点，成功地演绎了共产主义女战士思想转化的艰苦历程。导演崔嵬对影片中的人物林道静作了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林道静只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她有过动摇，有过脆弱和幼稚的东西，但经过革命的锻炼，最后她成熟了……”本身就具有反抗意识的林道静在经过了爱情生活的幻灭之后，和在革命洪流边的意识徘徊后，毅然选择了共产主义，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青春之歌》不仅从林道静的成长经历演绎个体归向集体之途的社会主题，而且进一步表现林道静的人格成熟，即从自我价值的追求者 走向革命理想的信奉者，完成了知识者如何通向信仰圣殿的意识形态命题。对个 人价值脱离集体要求的否定或忽视，是根源于战争年代革命事业的集体性成功与 牺牲个人服从大局的斗争原则的必然，延续成为17年电影的基本准则。实际上林道静是知识青年心理成熟、人格成长、信仰最终确定的典范。在心理上从幼稚 变为成熟，人格上从寻死到求生的坚强，而信仰理想的真正实现则是全片贯穿的 中心线。当林道静经过种种磨难而把理想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影片赋予她成熟的魅力，这就是结尾加入党组织的画面所昭示的。于是，我们看到如同《红色娘子军》需要洪常青引导一样，林道静的人格成熟并非依靠自己的自发，而是由理 想化身来引导，包括卢嘉川的理想人格魅力对她的吸引与启蒙;江华理想人格力 量对她的引导与教化;林红理想人格对她的激励与最终定型。

经典段落回顾。林道静与余永泽在沙滩上浪漫的双人剪影，夕阳西下，金色的沙滩上漫步着一对一见钟情的青年知识分子，谈着他们爱好的文学作品。这是 17年电影中并不多见的浪漫场景。可是，导演却安排一张破旧的渔网在画面中 间，成为两个浪漫人物的唯一前景。有人评价说:“导演用这张渔网完成了对'五四’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低调评价，同时预设了以旧民主主义思想为价值源泉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天然缺陷。”

我是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开头——林道静遭受挫折，便跳海自尽。“自尽”这个行为在我看来是十分大同时也非常懦弱的一个动作，是一个人内心本质对于事情所做的最消极的抉择。同时也因为，她的母亲旧女性已经这样离去了她这个新女性却仍盲目效仿。我认为应当把开头改为：林道静眺望大海想自尽但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犹豫不决不明白生命的意义，然后不小心脚滑掉进了海里被余永泽所救。这样带有偶然性的“英雄救美”，使影片更具有戏剧张力。让林道静这个人在后来所听“秦怡”所讲的故事，心里所受的冲击力更强更能明白自己过去的不成熟，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她从幼稚到成熟发生的蜕变。

其中有一个表演细节我很喜欢，校长不允许她公开在学校宣讲爱国活动，并拿开除威胁她。她一气之下便要离开学校，可是在她这么冲动的情况下，她仍不忘走时回头了一下，她所回头的地方正是学生们的位置，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她的不舍，同时导演也没夸大这个细节没有给学生们忧伤的面部来个特写，就很真实很自然让人心涌感触，这个细节的处理让我接受了林道静。

林道静这一路上曲曲折折，有幼稚有冲动有任性，但同时对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有着无限的热血和期望。那我们“青春”是不是缺乏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