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劫梨花

《暴劫梨花》的主旨用一句话说就是：“我不是完美受害人，但不代表我就活该被轮奸。”

本片上映于1988年，基于真实事件改编，是一部极其规整的好莱坞情节剧。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饰演一名在酒吧被侵犯的女子莎拉。由于她平日的言谈举止较具挑逗性，长得漂亮，钟爱露骨的衣着，尤其曾经还有藏匿可卡因的案底。因此在强奸案发生后，舆论没有声讨施暴者，反而质疑受害人的种种“道德瑕疵”。

中文译名《暴劫梨花》相当耸动，并带有那个时代的汉译特色，即用类似成语式的四字词语去勠力概括影片的某种内核。如果直译成《被告（The Accused）》，相比之下自然会显得平平无奇，哪怕影片本身的内容很难配得上如此热烈的中文片名。

无论从视听语言还是美学建构来说，《暴劫梨花》都很难算是伟大的作品。它有着80年代一众好莱坞类型片的优点与痼疾：干燥的配乐，脸谱化的角色，小景别的滥用，过于工整的三幕结构，以及陈列式的表意结构。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成功可以对标到最近在国内大火的某部影片。二者都以题材取胜，且在制作上都没有大众审美层面的致命伤。

然而，《暴劫梨花》还是会显得更加扎实、老道一些。当然，看起来也有些过时了。无论是当时的创作思路，还是拍摄方式，自然比不上如今的作品。尤其对于类型片来说，技术上的低保鲜度，加上陈旧的叙事策略，现代人的眼光便很容易发现影片的许多缺陷。艺术电影可以靠丰富的艺术性与哲学性而不朽，类型片的保质期则会短上很多。

但另一方面，《暴劫梨花》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题材电影。这让影片不像完全的80年代好莱坞类型片那样，为了娱乐观众而制造视听上的辛辣感，反而隐现出一定的经典性。影片的力度体现在故事文本，以及背后所激荡起的社会效应。由于是现实题材，我们甚至能很偶尔地在片中看到欧洲同类电影的火花。

所以，重看这部电影时，除了故事本身的吸引力以外，我还能看到作品频繁流露出好莱坞模板与欧洲艺术气息互相撕扯、迁就的面貌，于是就显得非常有意思。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是朱迪·福斯特的演技。

朱迪凭借本片在1989年第61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封后。1992年64届奥斯卡，她又凭借《沉默的羔羊》再次捧起小金人。这无疑证明了其作为演员的伟大。

八十年代的另一位好莱坞女神凯莉·麦吉利斯（Kelly McGillis）扮演了检察官凯瑟琳·墨菲。编剧在她身上也设置了一个简单的人物弧光，但并不能改变这名角色的脸谱化本质。

凯瑟琳在片中是司法正义的化身，但她起初也并未完全站在莎拉的立场上。影片共有两次审判，第一次是对三名强奸犯的判决。碍于莎拉的前科和底层身份，凯瑟琳并无胜诉的把握，因此与被告律师达成了交易，最终仅以故意伤害罪判了三人九个月刑期，并且将莎拉列为作证不利，未让她作为证人出席。这激起了莎拉的不满。也就有了第二次对围观起哄者的起诉。

好莱坞作为自由派大本营，无论是类型片还是独立电影，经常能看到对社会固有规范的质疑和嘲弄。《暴劫梨花》也不例外。影片在有限的程度上，对法律本身和偏见的道德舆论均提出了质疑。再加上故事本身是以莎拉和凯瑟琳为主要人物，便体现出了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

八十年代正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进入到文化批评研究的阶段。这一时期，诸如特里萨·德·劳里蒂斯等学者开始否定拉康、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这些理论终归是男性话语的体现，本质上是在维护男权意识形态。因此，这时的女性主义电影开始由性别二元论转化为多元化的关照。笼统的“两性差异”被更科学地转化为“性向-性别区别”概念。

于是乎，类似的女性电影不再一味地走约翰斯顿的“对抗电影”道路。更多的导演开始通过“性别”概念中的生理解剖学（性向）和社会结构（性别）两方面，更加清晰、精准地捕捉那些涉及阶级、种族、年龄和性偏好的题材。

以及从八十年代早期，越来越多的女性电影开始采用传统的主流电影叙事方式。以往女性电影那些刻意拒绝主流对抗常规的态度，在安·卡普兰和安内特·库恩等理论家的倡导下，渐渐转变为接受用常规形式去迎合大众审美。也因此诞生了《沉默的问题》、《寻常生意》、《蓬乱一团》甚至融合女性主义元素的《异形》等片。

《暴劫梨花》就是这一时期的女性电影大军中的一员。首先，它是一部社会题材作品，其次，从事件的性质和当事人来看，它更是以女性主义视角来阐述的。当然，它在表征上也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剧情片，有着非常鲜明的戏剧性段落。如此多的属性溶于一体，形成该片的美学形态。

影片伊始，固定镜头对准桥下某间普通的酒吧，随着演职员表的推进，时间由白天转入黑夜。当字幕走完后，我们看到衣衫不整光着脚的莎拉冲出酒吧，大喊着拦车。

本片有着很多课本上的剧作技巧，比如开篇便用这组镜头与人物行为将观众牢牢抓住。我们对这组画面毫无准备，因此当其出现时，我们的大脑便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些信息，如此便很难再一身五心。接着，通过报案人肯·乔伊斯的描述，我们得知女子刚刚遭到强奸。

然而，这段具有冲击力的开篇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明显的是其对音乐的选用，是常见的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配乐风格，用合成器与电子打击乐结合而成的段落。它是一种下意识的惯性构成，即在情节未发生前，为观众提点铺垫并渲染情绪。这种做法放到现在会显得过于老套，有想法的作者早已弃之不用。好在影片的配乐段落不多。顺便一说，此配乐风格在港片中比比皆是。

本片并不是罪案电影，也不是传统的法律电影，因此调查取证的情节很有限。虽然结尾有一出强有力的法庭辩论戏，然而整部影片的重点也不是描述检察官的工作或筹备庭审。在以上两种叙事角度中，受害者往往会成为一个符号或功能性角色，主要任务就是引出整个案件。

《暴劫梨花》没有这么做，它在完全的上帝视角框架下，展现了多个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受害者莎拉遭受的非议，还是凯瑟琳的压力，抑或是证人和加害者的彷徨与惊恐。影片几乎将整个案件的面貌呈献给了观众，最终站在了一个绝对的立场上收尾，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

报案后，影片展示了一系列在医院治疗、拍照取证的过程。冰冷的法律系统与随后便缺席的强暴辅导中心形成鲜明对比。利用开头的几场快节奏的铺垫，我们有一种被强行带入到事件中的迷茫与焦虑，并且没有渠道得知案件的全貌。而影片整体构架于“复原型三幕剧”之下，结尾借助证人的回忆视角，导演才为观众揭示出强奸案的完整过程。

这种手法无疑对观众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也让故事中紧绷的悬念感得以释放。而原始素材带来的话题性，也让作品内容在不断的讨论中被延续。强奸案的闪回拍得最好，是整部影片的高潮，也是最具情绪张力的段落。通过晃动的手持摄影与几近失焦的主观镜头，还有各种视点的切换，以及到位的音响效果，几乎让观众在心理与生理上产生各种不适，全景呈现了这起令人发指的案件。

从莎拉衣着暴露地进入酒吧，到其与朋友谈论类似约炮的话题，再到与陌生男人之间的各种暧昧暗示，以及极具挑逗性的舞姿，甚至没有拒绝陌生男人的吻。这一系列行为下来，任谁都会认为莎拉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女孩。但这显然不代表她就可以随便与人发生关系，甚至活该在公众场合被轮奸。

另一方面，对整起案件不做保留的展示，也避免让影片沦为简单的猎奇与煽情。一方面是绝对理性的司法力量在寻求正义，另一方面是受害者用感性冲动的方式对抗扭曲的社会道德滤镜。在多个视角的共同推动作用下，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公众言论对受害者造成的二次伤害。在精神上，这也许要比遭受强奸所带来的伤害还要大。

因此，影片对三名强奸犯的判决基本是一笔带过的。判决结果部分体现出了法律的无力，同时也交代了凯瑟琳对莎拉的不完全信任。在一系列后续事件发生之后，检察官幡然悔悟，试图寻求新的方式去弥补第一次判决留下的遗憾。于是，她起诉了那些在现场教唆、起哄的围观者。

影片至此迎来了第二次审判。对于这样一起“非常不完美”的受害者遭强奸的案件，控告围观者的难度显然更大。但是认清事实的凯瑟琳没有再像第一次审判那样与被告做交易，而是利用肯·乔伊斯这个关键证人得到了公正的判决。故事似乎迎来了光明的结局，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解决方式远称不上完美，毕竟真正的强奸犯还是被判的太轻了。

而影片对于肯这个关键人物的处理，就显得较为生硬。他一方面是报案人，另一方面又是其中一名强奸犯的死党，而他本人更是围观者的一员，虽然没有在场起哄，但也并未出手制止案件的发生。他时刻遭受着良心的不安，却在出庭前又因为友谊和其他原因而试图翻供。正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影片仅仅描写了其与莎拉简短的两句对话，他便又重新站在了受害者一边。作为除莎拉和凯瑟琳以外，第三位受案件影响巨大的角色，最终态度上的转变显得有些潦草而干瘪了。

无论如何，通过这个富有争议性的案件，本片试图告诉观众一个事实：当男人试图与女人发生关系时，对方的自由意志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不以其身份、职业、阶级地位或之前的任何行为为转移。正因如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第412条规定：“强奸案件中，被害人性生活史（与谁发生过、与多少人发生过）、性生活方面的名声（如放荡、妓女、陪酒陪舞女等），在强奸案件中不可采为证据。目的是防止对犯罪的审理变成对被害妇女贞操的审理，避免妇女怕法庭上的难堪而不报案。”这条规定是女权主义者推动的。

得益于朱迪·福斯特的精彩表演，莎拉这名受害者的角色不同于本片中其他相对符号化的人物，而是被塑造得异常丰满。我们可以看到她在遭受侵犯后最真实的第一反应，也可以看到她当晚带警察回到案发现场指认凶手的勇气，以及遭受非议后的暴怒与痛苦。

以至于当凯瑟琳都有些不信任她的时候，她愤怒到拒绝与其进行更深一步的沟通。作为莎拉的“救命稻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凯瑟琳却也难免陷入道德舆论的困境中。我们可以想见此时莎拉的绝望，也就有了她那段见血的诘问：“你凭什么决定我作证不利？如果我也念法学院，而不是出身卑微，是不是就有利了？”这点出了影片想要探讨的更深一层辩证关系，更可以让人联想到本雅明的《暴力批判》。这句话背后所浮现的意义，也正是升华本片主题文本的关键所在。

这部三十年前的好莱坞电影，如今仍具有发人深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今年6月，一名广东23岁女子深夜乘坐网约车，却错坐了一辆陌生轿车，被司机性侵后杀害，却被网友评论为“谁叫你半夜打车还穿那么少”。再加上之前轰动一时的空姐乘坐顺风车被奸杀事件，以及在品行和事发前行为上没有“瑕疵”的章莹颖失踪案，乃至炎炎夏日穿着清凉而遭受性骚扰的各种事件中，我们都能轻易发现不少“谴责受害者”的人大放厥词。这种“苍蝇不叮无缝蛋”的扭曲心理，背后所体现的无非是一种病态的、不自觉的恶劣社会风气。

现实永远比电影更残酷，本片所批判的现象至今仍然大范围存在着。无数的《暴劫梨花》仍然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无数的蛆虫仍然在对受害者发表着令人作呕的指责和风凉话。这些不仅频频发生在中国，海外亦是如此。一部影片的力量或许太过渺小了。无论如何，对人们法治理念的建设，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的树立，依然任重道远。

当然，更可能的事实是，我们永远改变不了那些天生怀揣着恶意的自私人类。

片子很好，但美国法律颠覆了我的认知。这么明显的犯罪，犯罪事实明显，还弄得那么难，三番五次开庭。可能有的人说了，人的最基本权力跟自由，每个人都平等，一切必须符合司法程序，司法程序有漏洞，可以修正，但必须符合现有法律程序，所有人都平等。屁，就按着这个片子来说，很明显的犯罪，不是作为观赏影片者，即使身在案件中，也显而易见。被害者各种验伤，还有证人。就那么难？在中国，只要抓住人分分钟钟拿下，定罪判刑。不要说什么，人身自由还有什么权力，犯罪太明显，也有证据，还有证人，又是陪审团，又是作证。难道强奸不是事实吗？在那摆着呢？就那么费劲，美国的法律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在美国最简单的事，变得复杂了。开庭，陪审团，验伤有证人还三番五次开庭，陪审团还得同意。3个强奸犯就在法庭坐着，还需要辩论，需要辩解，犯罪事实明显。各种验伤，证人，证据，就那么难，真想不通美国的法律。在中国，你是个强奸犯就是个强奸犯，马上就拿下咱不说高官权贵。就说穷苦百姓社会普通人犯罪，强奸犯，抓住人，一审问，定罪量刑，很简单。

说这个女性不检点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说了“不”，那就是拒绝！女性穿衣服稍微暴露点就是不检点吗？用衣服去衡量一个人检点与否，跟以貌取人有什么分别？去酒吧就是不检点吗？再说了，这个女性又没有裸着出来，从他跟他男朋友分手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她其实也是一个很自爱很勇敢的人。明明是一个受害者反过来却说是受害者太弱，天理何在？ 剧中的男人分三种，一种实施了强奸，一种诱导鼓励强奸，一种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这三种哪种可恶？按照我国法律，看见着火不报警不违法，见到落水的人不救也不违法，推理下来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似乎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只有道德才能约束他，他得到的只有一生的自我谴责。而剧中的无动于衷的男性他选择了出庭作证，这何尝不是一种在即将一生自我谴责前的救赎？这说明他的良知已经在提醒他了，这说明他内心已经谴责了自己惩罚了自己。那强奸犯已经在监狱服刑，剩下那些起哄的难道不需要被惩罚吗？ 再说女性的朋友，见到了因为害怕选择无视。虽然她没有义务报警，但是法律是底线，用法律去判断这种道德层面的问题显得很不恰当，只能说这个朋友太不是朋友了。 接着全剧的最后，正义的曙光让我看到了希望，直接浑身都舒服了。 我想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这种事，只是有些在暗处有些正好被你看到了而已，不分国家地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做一个善良有正义的人，无愧于内心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