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2001年。菜鸟律师莱恩（30岁），给一起凶杀案的嫌犯担任辩护律师。而死者迈耶（84岁）居然是自己炮友姐姐的爷爷——一位德高望重、荣誉等身的大企业家——当然也是自己的金主爸爸，不，金主爷爷。

在英国的炮友姐姐——丢下丈夫——只身回国，继承家业。为了让凶手得到惩罚，炮友姐姐主动找莱恩打了一炮——嗯，莱恩还是乖乖仔，很听话哈。

而莱恩为了取证，也主动找炮友姐姐打了一炮——如愿以偿，找到了证据。

莱恩找到了杀人动机归来，打算在法庭上放上一大炮。而这一炮，会让死者迈耶（84岁）身败名裂，也会让炮友姐姐的企业声誉受损。于是，炮友姐姐为了阻止莱恩在法庭上放炮，故伎重演，又来约炮——打算一炮泯恩仇。

结果，莱恩不干了——他要在法庭上放大炮，不能跟炮友姐姐放小炮——俩人炮没打成，不欢而散。

最后，莱恩终于在法庭上放炮了——他说出了杀人动机：

爷爷迈耶原来是个纳粹战犯。1944年，迈耶（27岁）残忍地杀死了嫌犯科林尼（时10岁）的粑粑。

1968年，科林尼（时34岁）诉诸法律，但法庭宣判迈耶（时51岁）无罪。2001年，科林尼（67岁）只好自己动手为父报仇了。

科林尼到底有罪没罪？法庭到底怎么判决呢？这个问题很困惑哈！

最后，法庭宣布：案件终止。因为嫌犯科林尼在监狱里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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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结尾也算完美了哈。不过电影后面又放了一段，我觉得算是多余的了。不再赘述。

总体感觉：

一、复仇故事很多。但以二战纳粹战犯作为报复对象的不多。

二、其实这不能算是一部悬疑片，或者法庭论战篇。其实应该算是一部反战的伦理片。

三、里面的很多人物比较多余。

①莱恩的爸爸，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通过父子情，让科林尼开口；但即使没有这个爸爸的角色，也不影响故事展开。

②炮友姐姐的死去的弟弟，也可以删除——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莱恩跟迈恩和炮友姐姐相见——但为啥不能是迈耶直接带着炮友姐姐相见呢 ？完全可以啊？

③那个外卖妹子，似乎存在就是为了给莱恩当翻译（炮友是不是不晓得，反正影片里没展现）——其实完全可以设定莱恩懂意大利语就可以啦。

④其实，炮友姐姐都可以不需要的，删除其实对影片要反应的主题一点都不影响的啦。

当然，如果把这些人物都去掉，可能就不能称之为一部电影了哈。。

我觉得，电影算是中规中矩吧。我给本来给三星的。结果发现，影评里没有一星的。所以，这里给个一星看看哈。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

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

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

法庭片的魅力，在于其提供的是一种智力的愉悦。这种愉悦区别于影像、声音等外在的感官刺激，它是直接作用于心智的。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几成定论或忽视日久的大问题，并引发新的思考，从而对人性、道德、公平、正义等观念，有更复杂的认识。

看《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过程，正是这样一场思辨之旅。

影片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的是一桩发生于2001年的杀人案。

柏林一家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里，嫌疑人科林尼冒充记者登门拜访，枪杀了MMF集团老板汉斯·迈耶。证据显示，科林尼一共开了三枪，通通射中死者脑部。死者死前处于下跪状态，中枪倒地后，科林尼又朝其后脑连射两枪，并用力踩踏死者面部，致其面目全非。如此残忍的手段，早已超出了普通的杀人行为。

行凶后的科林尼并未逃跑，而是选择自首，并对罪行供认不讳。换句话说，这是一桩事实清楚的铁案。唯一令人疑惑的是，凶手的动机何在？这也是贯穿全片的最大悬念。最终，也正是借由对这一悬念的层层拆解，影片带我们重回几十年前，追溯一段惨痛的历史，并揭开德国司法史上的黑暗一幕。

首先要说，这部电影在情节上是很吸引人的。

影片以辩护律师莱宁为主角，深入这一案件。莱宁刚刚拿到律师执照，被法庭指派为科林尼辩护。可是在与后者的接触中，无论他怎样提问、引导，科林尼始终三缄其口。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皱着眉，低着头，摆出一副根本不需要辩护的样子。

无可奈何之下，莱宁只得自行寻找真相。由此，影片开启“侦探模式”，莱宁循着蛛丝马迹，一步步查到了死者隐藏的前史，以及科林尼不为人知的往事……这一过程，经历了数次反转，真相不禁令众人愕然。

比通往真相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次庭审之中，影片循序展现了法律与情感、与历史、与道德准则的冲突，进而让我们反思“公正”的标准。

首先，当法律与个人情感发生冲突时，该如何面对？

这是莱宁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当他稀里糊涂地接下案件后，他才发现，这个案件远比他想象的复杂。摆在他面前的有三重情感障碍。

其一，死者迈耶不是别人，正是莱宁儿时挚友的祖父。上学时，莱宁时常寄宿在迈耶家，与迈耶情同家人。

其二，出庭的原告一方是迈耶的孙女乔安娜，莱宁与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他都要直面后者责备的目光。

其三，代表迈耶家族出庭的原告律师马丁格不仅在法律界德高望重，更是莱宁敬重的老师。

同时面对长辈、恋人、老师的审视，可以想象，莱宁承受着何等压力。

他一度也想放弃，他觉得无论从情感、良知还是能力出发，他都无法胜任辩护律师的角色。

然而最终，马丁格的一番话点醒了他。

那番话大致意思是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就不能逃避自己的情感。因为无论面对的是怎样一位当事人，都可能存在令你感到不适的地方。或许是他勾起了你的悲惨记忆，或许是他令你想起亲友的遭遇，甚至你只是对他印象差，觉得他鼻子不够好看，眼神不够和善……可是这些在律师的使命面前，算得了什么呢？换句话说，法律的意义不就在于为每个不同的人提供平等的审判吗？如果想做一名律师，就必须跳脱偏见的泥潭，学会平等待人。

正是在这番话的感召下，莱宁决定应战。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影片埋藏的一条暗线，即马丁格与莱宁间的师生之战。马丁格无疑是莱宁的良师，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劝莱宁应战更多是出于鼓励，还是希望这个菜鸟把案子搞砸。但不管怎样，莱宁最终的表现没有让老师失望。面对从容、老道的马丁格，莱宁丝毫不曾手软，他逻辑缜密、据理力争，并最终上演“爱吾师，更爱真理”的逆袭大戏。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影片超越私人情感的法律观。

再来，当法律掺杂进历史的因素，又该如何评判？

莱宁由本案的凶器——一把罕见的瓦尔特P38手枪——入手，展开调查，一层层穿透历史的迷雾。时间指针拨回二战时的1944年，德军占领下的意大利，两名德军士兵因游击队策划的爆炸案身亡，德军军官下令报复，以十命抵一命，他们来到蒙特卡蒂尼的村庄，无差别捕捉平民，大肆屠杀。而那个下令的军官正是年轻时的汉斯·迈耶。

随着往事被翻出，死者迈耶的形象发生了360度反转，由一个慈祥睿智的老者，瞬间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而与之一同反转的还有凶手科林尼，原来他并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复仇者，因为在当年那场屠杀中，他的父亲正是遇难者之一。

正义的天平在悄悄倾斜，所有在场者开始重新思考这桩凶杀案的性质。

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时隔56年之久，科林尼才来寻仇？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都经历了什么？

在一连串的追问下，故事的另一面被揭开。原来，早在1969年，科林尼就曾以战争罪起诉过迈耶，但法庭经过核实，最终撤销了起诉。

这个事实进一步加剧了整个案件的复杂度，并串起了一个关于“正义”的追索链条：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当然是无法推脱的罪责。但如果他杀死的是一个刽子手，一个杀父仇人，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人，又该如何评判？与此同时，迈耶所犯的战争罪行只是我们基于同理心的判断，并未经过法律的审判，这又该如何处置？更何况，战争罪本身具有特殊性，比如法律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以威慑为目的的杀戮行为并不算犯罪，前提是不能涉及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可是，精神伤害算不算伤害呢？当着一个孩子的面杀死他的父亲，又算不算伤害呢？

以及，当影片兜出最后的大反转（具体是什么，我不剧透），我们发现，原来迈耶当年并未被起诉不是因为法庭认为他无罪，而是另有隐情。于是上述问题又进一步引申为，如果法律本身存在瑕疵，帮助迈耶逃脱了惩罚，并导致科林尼上诉无门，盛怒之下弑杀仇人，我们又该如何评判？

就是在这样由层层反转构建起的环环思索中，我们逐渐接近了影片的核心，它实际在拷问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准则。

正如影片最终以一个开放式结局收尾，实际是把评判权留给了观众。你如何看待科林尼的罪行，如何评判他，实际就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公正，如何对待历史，以及你希望如何实现正义，如何保护每一个被伤害和被审判的人。

我们在看电影，电影也在看着我们。

一部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内心世界的千沟万壑、斑驳陆离。

它从不提供答案，只提出一个个问题。

由这个问题，我们得以走近自己，审视自己，在思索之中，走向成熟和宽厚。

影片《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让我又经历了一趟这样的旅程。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片中的一幕。

影片最后，莱宁回到科林尼的故乡——意大利的蒙特卡蒂尼，一个皮球偶然滚落到他脚下，他捡起球，朝来处投了回去，只见接球的孩子正是年少的科林尼。在父亲的陪伴下，科林尼正走向阳光里，他回头望着莱宁，犹如历史与现实的对望。

我想此时莱宁的心中一定有了答案。

他没有说，这不重要。重要是他所经历的一切，使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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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时间能抚平所有的创伤，但有些伤痛是时间无法掩埋的，不管过了多久，掀开后仍是血淋淋的疤痕，一如它刚被划上去那样新鲜，那样痛楚。一个在奔驰汽车厂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的老蓝领，在六十七岁的风烛残年，却摇身一变成为杀人犯，明明可以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是什么让他走上不归路？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开场就是一段压抑的镜头:幽深狭长的走廊里，昏黄的灯光，暗红色的地毯，都充斥着不详的气氛。随着脚步视角转换，门内的总统套房豁然开朗，隔着落地窗可以鸟瞰整座城市，但这短暂的明亮只是落日前的最后一抹余晖，接着是阴沉的黑暗。一个老人，杀了另一个更老的老人，富丽堂皇的地毯上，血液和骨肉粘在行凶者的皮鞋上，而他茫然而踉跄，寻觅的姿态像是拍打着翅膀要回到鸟巢的雏鸟。血脚印在米色地砖上触目惊心，他疲倦地坐在黑色沙发上，:“他死了，在总统套房……。”他低声说道，仿佛是要点一杯提神的咖啡，如果不看他脸颊溅上的血迹，谁也想不到他刚杀了一个人。

电影以悬念开场，色调压抑而暗沉，科林尼说了这句话后，就不再开口。镜头从黄绿色的法庭滑到黑色色调的审讯室，从米白色的法院大厅到深绿色调的验尸房，再到黄绿色夹杂蓝色灯光的拳击馆，就连咖啡厅也是惨淡的黄绿色，不见一点明亮的暖色。等到莱宁和马丁格一边散步一边商量尽早结束庭审时，背景是葱郁的绿树，这娇嫩的绿也是狡猾的背叛的绿。

科林尼无动于衷的沉默给莱宁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他第一件走到庭审的案子，就算不以此扬名，也要有个正常的圆满结局，而不是他自己上蹿下跳面对着冷硬如顽石的当事人。一个男孩偷了面包，这当然是偷窃，但如果他告诉你，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那他就会得到你的同情。莱宁苦口婆心地劝说。科林尼的人中拉得长长的，板着脸如同雕塑。莱宁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对自己的判决结果毫不关心，对生死毫不关心，他事后摆着一副仿佛灵魂已经不在的姿态，到底是为什么要杀迈耶？直到莱宁在焦躁中无意说到自己的父亲，科林尼才第一次开口:你该去看看你的父亲。莱宁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他脑海里叮的一声，那个严丝合缝的盒子的锁扣响动了，虽然他还没抓住钥匙，但他知道，自己要的东西就在这个盒子里。

电影采用多线叙事，现实线和过去线互相交错，莱宁线和科林尼线互为辉映，跳转上做的很细致，不会让人看不懂，但情绪连接的恰到好处。莱宁遇到压力，就会跑到拳击馆打拳，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他的融入并不容易，是迈耶收留了他，给了他缺失的父爱，给了他向上的机会，他和迈耶家的孩子青梅竹马长大，大学毕业收到的礼物是一辆奔驰经典款汽车。这是他的恩人，也是家人，而他现在却为杀他的凶手辩护。他坚守了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却过不了自己的感情，他一次一次跑到大宅，时间和探监频率重和，他投入约乔安娜的怀抱，是想得到的理解和安慰。他害怕被当成忘恩负义之人，可他偏偏就成了乔安娜嘴里忘恩负义的人。他享受了迈耶家族的馈赠，才能成为律师，跻身上流阶层，他的好朋友，是迈耶家族的孙子，他青梅竹马的初恋，是迈耶家族的孙女，在莱宁的前半生，迈耶家族是如此醒目而膨胀的存在，对他的影响甚至比他父母还大。可是，为了真相，他还是一步步走到了迈耶家族的对立面，甚至不惜让恩人的体面消失殆尽。他的挣扎，和科林尼的挣扎一样艰难。

在影片前半截的铺垫下，谜团一步步解开。科林尼一直不开口，不甘心第一次庭审案件以消极到荒诞的形式结束，莱宁想到调查科林尼。他来到意大利小城，这里的人个个都认识科林宁，个个看起来都和他关系不错，这让他更疑惑了——是什么让一个好人突然变成了杀人犯？在浩瀚如海的卷宗里，莱宁一点点把科林尼的过往拼凑起来，如同他在小城里看到的那样，科林尼就是个普通人，没有污点和犯罪记录，但他却有个不寻常的童年。二战时期，迈耶曾在党卫军服役，这座意大利小城当时被德军占领，他就是军队里的指挥官。不甘心受纳粹压迫的意大利地下党选择了反抗，杀死了两名德国士兵，迈耶为了惩罚和震慑民众，提出以十抵一，用十个意大利平民的性命来抵消一个德国人的死亡。广场上，年幼的科林尼被迈耶抓住，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被枪决。二十个被枪决的人里面，只有他父亲不是被随意挑选的，父亲被挑出来，只是因为他。再没有一种邪恶比这暴行更邪恶，它摧毁了信念，摧毁了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的人生。以后那漫长的六十多年中，科林尼每次想起父亲，都会怨恨自己。

迈耶可以从战争中抽身离开，摇身变成知名企业家，获得荣誉，被岁月洗礼成一个慈眉善目的‘好人’。而科林尼呢，他却永远留在战争里，再也走不出来。他在痛苦中一日日被噬咬，却得不到解药，没人为此负责，似乎战争的结束就给战争里的事情画上了句号，没人愿意旧事重提，法律没有做到，等他的亲人去世后，花甲之年的他选择了私刑。‘你要学会勇敢。’他在迈耶耳边说出这句六十多年前他对他说的话时，迈耶认出了他，跪着做出一个双手合十的手势，那是迟到的忏悔。父亲挨了三枪，他还了三枪，父亲头上的靴子，他原样还给了迈耶，就在真相大白后的第二天，完成复仇的科林尼选择了自杀。他完成了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责任，他解除了最大的心病，执念已消，目标已了，心无牵挂的他选择离开这个让他痛苦的世界。

半个世纪前的仇怨，还是在非常规的战争状态里发生的，值得一个人搭上一生吗？科林尼没有结婚，没有子嗣，一个人默默生活几十年，在大仇得报后立即死去，他这一生，值得吗？为什么不能忘记？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生很多的孩子，也是报答父亲的一种方式，为什么他选择了最极端的那一种？如果让科林尼开口，他肯定会说值得。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我们的感情不会遗忘。遗忘就代表放弃，放弃是一种原谅，既然都原谅了，那错误就不再是错误。如果人人都这样，世界只会在退缩和妥协中归于混沌的无序，那决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在生活之上，应该还有个更崇高的意义，这个意义，是莱宁众叛亲离也要捍卫的真理，是老油条马丁格教授在证人席上的垂首认错。人活着的尊严，生活的目标，朴素的道德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捍卫的东西，脱离了意义的苟活，和不知道冬天的夏虫，不知道刀俎在侧的家畜又有什么分别，如果人生只追求混沌地活在‘此刻’，多活一天赚一天，那人类绝不会走到今天，也许今天还蹲在非洲的树上吃水果也说不定。人的智性让我们毕生都在追求各种真相，人的情感让我们追求正义和公平，而这恰恰是人类社会中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

影片结尾时，坐在小城咖啡馆的莱宁把滚到脚边的皮球抛向坡道，镜头随着皮球在石板路上拉近，穿着红色毛衣的年幼科林尼捡起球，和父亲并肩缓缓走出镜头。这幕是整个影片中最美最温暖的一幕，而红色毛衣，也让我想起《辛德勒的名单》里的红衣小女孩，导演未尽的言语都蕴含在镜头下色调之中了吧。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经典剧情片”的气质。围绕一起凶杀案，以控方和辩方的法庭交锋为故事线，塑造律师、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动机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后带出颇具历史深度的社会议题，完成主题升华，并留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余味袅袅。敏锐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以上评价几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题材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证人》、《大审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经典，自然各有其特色。而能与这些经典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一份殊荣。

影片一开头，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发过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惊讶直接切入嫌犯浴血，惊世骇俗地出现在酒店大堂。被“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诡叙”惯坏了的我一度猜测案发现场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营造悬疑气氛。没想到影片的气质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现场最后揭晓，只是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绪高潮。被酣畅淋漓的一段复仇戏“心灵马杀鸡”之后，我不禁反思，电影的剧情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反转”和“包袱”？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叙事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得太远了？

所谓“叙事资本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剧集）长度内塞进尽量多的信息、线索，制造重重“反转”，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本来，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悬疑是剧情片的看家本领，不然既没有恢宏的场面，也没有激烈的奇观，观众凭什么盯着几个演员从头傻看到尾呢？像《控方证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凭戏剧性的反转成就了一代经典。“反转”本身并无原罪。可惜最近几十年，为“反转”而“反转”的倾向愈演愈烈，为了让观众张开惊呆的尊口，编剧们开始抛却人物塑造、剧情合理性这些根本不顾，一味追求“分分钟刺激”“秒秒钟惊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时候连剧情前后都合不上。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请期待续集，只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编导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弃若弊屣，实在令人齿冷。

在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谓的“高智商电影”，诸如《看不见的客人》、《海市蜃楼》、《网络迷踪》、《恐怖游轮》等等。其中翘楚，当然是被影迷们奉为新晋大师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他的每一部片子，无论类型是科幻、战争还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惊心的悬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可就算是这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来也是得不偿失——将影片的主体“人”让位给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兑换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种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已经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太久。观众们看完全片，记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种算计和迷宫里的焦虑，而是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编剧所要表达的主旨。记得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几个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们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们为讨回公理、维持正义，不惜冒险犯难的浩然正气。当看到小镇暮色中携手走远的父子的背影时，多少感慨，令人无语凝噎。一种崇高的宣泄和升华喷涌而出，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远非各种匠气十足的“高智商电影”可比。

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的设定很有意思。一个意大利蓝领谋杀了一个德国富翁，隐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辩护律师的律师来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对手是金发碧眼的前导师，曾参与制定庇护纳粹余孽的恶法。主角决裂了同样美艳的金发富家恋人，雇佣了一个意大利太妹。所有这些设定，都带着一点同情少数人群和边缘族裔的左派立场，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当然，倾向无所谓好坏，只要考虑一下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献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坚若磐石的信仰自然会影响到各种艺术作品。

最后致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兰科·内罗，年轻影迷恐怕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拥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历。他最著名的银幕形象是“姜戈”。没错，就是那个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伦蒂诺神魂颠倒，几十年后还专门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致敬的那个“姜戈”。虽然在大半时间里他神色木然，可那只是剧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晓，他的冷峻随回忆涣然冰释，将一个童年因无心之失害死了父亲，长大后不婚不育矢志复仇的“罪犯”内心丰富的层次一一诠释出来。他出色的演绎证明了，“姜”确实是越老越辣。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

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

《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

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