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

黎巴嫩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东地区国家，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会诞生这样一部看似荒诞却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作品。

在阿拉伯世界中，黎巴嫩是唯一一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组成的国家，这两大宗教分庭抗礼瓜分了黎巴嫩，东区由基督教势力掌控，西区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中的细枝末节例如逊尼派、什叶派、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天主教暂且不谈，我们可以认为基督教的话语权掌握在天主教马龙派中，原先黎巴嫩全国过半的人都信仰基督教，而随后局势逐渐发生改变，伊斯兰教教众想进行改革以掌控国家政权，从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从高层国家领导军方到底层居民开始了漫长的斗争。

那贝希尔·杰马耶勒是何许人也？贝希尔·杰马耶勒出生于一个基督教马龙派家庭，他的核心思想是“恢复黎巴嫩对自己国土的主权，恢复其全部国家权力”，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出，随后贝希尔·杰马耶勒被刺杀，以色列趁乱攻入黎巴嫩，向巴勒斯坦难民营开火，被称作“贝鲁特大屠杀”，而这一切的指挥正是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后来的以色列总统。

随着巴以冲突升级中东乱战的开始，大量巴勒斯坦犹太难民依旧涌入黎巴嫩，由此带来了大量的矛盾，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潮。本片的戏剧冲突正是在这样简化了还特别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

片头便是一场大选，一个人在发表政治演说，本片的男主角托尼是贝希尔·杰马耶勒（当然，片头出现的那个人叫做akim？（我怀疑是阿明·杰马耶勒）是贝希尔·杰马耶勒的接班人）的忠实拥趸，同时开篇一场夫妻搬家的戏和修理汽车的戏干脆利落的交代了托尼的政治、宗教观念和性格，简而言之就是一头倔驴，并且有一位怀胎已久的妻子。

本片第二位男主亚西尔也出现了，亚西尔是一位巴勒斯坦难民，工程师身份，同样是一头倔驴，这在上司谈话的时候也从侧面体现出他的工作效率和专业素养，此时二位男主角有了第一次接触。托尼违建水管还把水撒到了亚西尔身上，矛盾出现，亚西尔找到托尼，语气生硬。此处出现了第一次“羞辱”（说是羞辱语气有些重，就当是强行扣题）托尼的行为对于亚西尔的职业素养来说是一种羞辱，以及亚西尔生硬的语气、颐指气使的态度令托尼感到自己被羞辱了。

第二次接触开始，老板进行调解，双方准备进行和解，此时老板想多方努力从托尼妻子那里打开突破口，在这里“男权”或者说是“父权”第一次出现，托尼认为亚西尔不愿意当面道歉，从女人方面入手，这对他的男性主导地位产生了冲击，羞辱了托尼的男权尊严，“此房是我买 这管是我搭”，亚西尔的态度使得矛盾再次升级，车库中的托尼看着贝希尔·杰马耶勒的讲话，这同样代表了黎巴嫩大多国民的民族主义心态。

而亚西尔的上司为了“巴勒斯坦难民营”的重建运作妥协，希望亚西尔道歉，在这里，亚西尔的身份再次被提及，亚西尔收到了羞辱，“我们相当于阿拉伯的黑鬼”这话同时也表现了巴勒斯坦难民的国民心态。第二次接触是通过亚西尔老板的“运作”使得矛盾激化，双方同时施加了一次羞辱，同时在这当中隐藏了又一种阶层性质的羞辱，即老板代表的中产阶级对于下层为其打工的“无产阶级”的理所当然式的游说产生了羞辱行为。

接着双方准备进行和解，托尼百般羞辱亚西尔，并且提到了沙龙下令屠杀难民营的事件，这句话激怒了亚西尔，矛盾激化，产生口角，亚西尔讲男主打伤，极高的叙事效率，17分钟构建起了完整的故事前因、国民心态、阶层矛盾。

接下来准备上法庭，托尼方面与警方接触，民族主义心态一览无遗，在出租车上的争论表明这是本土黎巴嫩人对于巴勒斯坦外来者的普遍态度，而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也呈现出一个巴勒斯坦工人工会的小团体结构，而亚西尔也是这群人的领袖，并且为后续发生的事件埋下伏笔。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铺垫，双方第一次在法庭上碰撞，而双方的不合作“羞辱”了法庭的威信，同时本片的矛盾再次激化，而此处的问题在于亚西尔沉默的理由不够充分，推进戏剧冲突的铺垫过少，此时法官的行为也充满争议，并不能令人信服产生接下来的转变，而托尼掏出法律条文教育法官使得法官感到自己被“羞辱”毕竟法官是“拥有”法律的人，此时被一个“底层”教育，虽然肤浅但是也好用，并且矛盾再次升级，托尼与法庭之间也存在了冲突，而在被拖出法庭的时候说的话再一次为矛盾上升至社会矛盾埋下伏笔，法官的粗暴判决方式使得法律公信力失效，法律本身被执法者羞辱。并且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上层建筑与下层人民群众的脱节令整个社会不稳定，全片紧张的气氛令这个故事充满张力且可以使人忘掉一些小瑕疵（毕竟肯定有人会说在TC这样见怪不怪之类的话，见仁见智）。

接着是一个过渡段，这一段就比较生硬闪回托尼的过去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也不知为何晕倒然后引出托尼的妻子早产婴儿病危的段落，而接下来的全片的第二幕律师团出现一段显得过于突兀，人物动机其实是多样的，但是并没有与后面寻找律师团打官司很好的联系起来，如果只是为了争口气中间加了这么早产一段反而打乱了叙事，初看律师团的一段感觉是又一次将叙事退回到了“建制”中来而非“复杂化行动”和“发展”，而事实上是应该是在晕倒事件一段时间之后后续剧情为律师团打算利用托尼的晕倒谋取更大的利益，影片在故事时空构建上有些含混不清，律师团角色出现的有些突兀了。并且律师团的行为与托尼的目的背道而驰，民族主义思潮与“利益”产生冲突，更高层次的戏剧张力是有的，底层的民族主义思想民粹思想在上层看来不过是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上层的利益是什么也是一个悬疑点），隐藏的这一点也是值得玩味的。

再接着以为女律师找到加西亚，同样，双方步调一致，律师的诉求与加西亚的目标并不相同，并且在此时埋下了一个伏笔。

在一段普通的法庭辩论之后引来了一个小高潮，女律师是律师团头领的女儿，这时叙事主体转向了父权中来，父亲想“控制”女儿，走他规划好的路子，而女儿不同意，成为了被告的辩护人并且很有可能会输，而有意思的是父亲与女儿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终于“律师”这个职位并且只忠于自己想要“赢”的理念。女儿想战胜父亲，而父亲也想赢（同样是一个悬疑点：一个大律师为什么会接这么一个小案子），双方都忽视了被代理人的意见，整个叙事的核心已经被巧妙的转移，讽刺的是二位只想争口气的辩论不知不觉已经走向了不可控的关于另一个家庭、两个宗教势力、本土人与难民之间的冲突，这二位反而在影片中后段“失语”。二者的私人空间同样被羞辱，这是公众层面的舆论浪潮对于个人的裹挟，同样是一种羞辱。

接下来前期埋下的伏笔即加西亚的手下们来到法庭门口闹事，并且被人记录下来，事件被彻底放大至整个社会，很有意思的是“媒体”也加入战争，父亲律师的话被断章取义无限放大，而在接下来的环节父亲律师的动机被解开，同时引出了另一个事件：加西亚过去的黑历史，并且试图证明巴勒斯坦来的难民充满原罪。父亲律师是想要达成政治诉求，而此刻再一次约旦军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黑历史被女儿律师陈述，本片至此就有些跑偏了，因为这个话题是在是过大，并且牵扯到约旦军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羞辱行为，上升到了国家、政治上的羞辱行为，而在本案件中推进、上升的速度过快，与案件无关，本片核心叙事再次转移、上升，目前是三个层次之间“羞辱”关系同时在法庭上辩论，但是父亲律师说的话实在是有些过于功利，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而冲突，好像预料到事情不可发展接下来也不再可控，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的对抗，而此时托尼、律师、和与他们对立的一方反而变得模糊，过快的上升到了巴勒斯坦人与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的斗争其实究其核心正是因为父亲律师的言论？那么后期整个事件的动机没有踩实也令人遗憾。

后期解开了托尼阴影的扣子，1976年、达穆尔地区等关键词，说明托尼的阴影来源于1976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有意思的一点出现了，黎巴嫩的人同样流离失所成为其他国家的难民，并且在这次战争中也有巴勒斯坦军队的影子，而在这之后黎巴嫩在以色列的主导之下又对逃亡过来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打击，至此中东乱成一锅粥的历史算是简要交代清楚了同时也可以看出要是讲好这么一个故事需要多么庞大的信息铺垫，而本身该电影也只能简要提及，若是对于中东地区的人来说可能很好理解，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需要的额外信息量太过巨大，影片本身没有交代清晰，或许这也是本片令人遗憾的地方吧。

再一次，在法庭上，托尼的童年阴影被公之于众，伤疤被撕开，是一次公审各怀鬼胎的各色人马对于他的一次羞辱。或许这是本片最后一次提到“羞辱”。

而在加西亚与托尼私下一次见面之后“愤怒”的根源被揭开，源于嫉妒，对于和平的向往，同时在最后一幕也要达成父女的和解（而父女线其实消失很久了，只能草草结尾）以及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本土居民的冲突，至此似乎只能草草结束了，并且在最后落实之处，女儿与父亲的冲突似乎默认被消除了，只能通过大段鸡汤式总结性台词扯扯国外扯扯时政表达本片最大的中心思想。实在是有些可惜。

本片涉及到的历史、宗教、政治内容过多掌控不好实在是有些可惜，想来中东乱战似乎好像确实就是为了一个“尊严”：耶路撒冷之争，宗教之争，在这些战争中究竟谁才是赢家？或许是最后那位父亲律师提到的“骂了婊子还得道歉”的国家吧，国家尊严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缺想要争取“小确幸”的尊严？或许这同样也是对于中东地区人们心态的一种嘲讽吧。

——评《羞辱》

在挥舞的高举的旗帜之下，激昂的宣讲便民众的拳头变得愈发有力，涌动人群中不断此起彼伏的呐喊，整齐划一的似乎在宣泄着什么，因为一次简单的维修工程，揭开了民族的裂痕，想要重新组装的连接的管道，被无奈的一击铁锤击垮，本就不牢固的沟通，也变得破碎不堪，在那目光下，对错的正义化作彼此的羞辱，上升为保卫尊严的一战，伴着烈火燃烧随即打响，因亚西尔的无罪释放，激起了湖面中的更多水纹，使其荡出涟漪，将矛盾推向了高潮对错正义的浩大的道德，互相良知的心在禁锢下闪烁。亚西尔与托尼是两个民族的缩影，律师女儿与律师父亲新旧思想的碰撞，这皆使时局天平在不断的倾倒着，并摇摆变换着，民族人民的抗争也似被融化般，可是托尼的温情缓缓流露，亚西尔最后出乎意料的道歉，本是偏执的他们都变得可爱，仅管在危烈的争辨之下，对彼此言语之间的羞辱，但这都使所有人内心的喜和真在不断的显现出来，随着铁栅栏慢慢打开，他们用一拳来结束了私人的矛盾，他们要的不过是简单的真诚的道歉罢了，他们都矛盾也被无限的放大，外面的呐喊声仍在弥漫，接下来的法庭的微妙气息笼罩着，在最后的法庭审判中，真假对错已变得不重要，亚西尔的无罪释放的欢喜，都永恒于二人注视的双眸。

我们都生活在大环境之中，就如水里的泥沙一般，我们顺着水被推向任何一个角落，在历史所留下的创伤中，逐渐被憎恨且蒙蔽了双眼，我们以为的顺应内心，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早已偏离了方向，于是便高举尊严的勇敢旗帜，去着眼于眼前的那个对错，可在这世界中对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在这历史的鸿大的客观存在下，我们生处于时代之中如此的渺小，更应当放下学会放下，去珍惜身边的爱，带着和平与爱走向未来，并从中醒悟和理解，影片中所说的那样：“道歉不是弱者的表现，我们的生活同样悲剧的是被强制沉默”我们向上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希望永恒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把这希望凝固在一起，随着飘扬，会越飘起远的融化于每个人的心间，让爱与希望缩续传递下去，就如影片中最后的道歉一般，因为你羞辱了我，侮辱了我的宗教，而且你都已成为我的历史，但是你又凭什么去得到全世界？所有的不理解，都是由于时代的框架给予他们的，世界本该如此，他们本该令人唾弃，但在这固有的石墙下似乎在缝隙中夹杂绿色青苔，开出小花，妻子怀孕的设计也更有了生命感，当人即将变成父亲，必须背负起家庭的责任感，而当他们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成长时，便激起了无比的爱和善良，他们都在逐渐进步着，并做出善良的遵从内心的事，最终达到互相的和解，这份埋藏心间的爱将会在一代又一代中迎来更好的未来。

人们应当放下心中的执念，和跳脱历史给予的刻板，去真诚和真挚的对待他人，也慢慢用那炽热可贵的爱，去放下客观的冰冷，在希望中和解。在导演的镜头下首先就为我们营造了那个战乱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和那些孤苦怜了的人。一开始就通过一个全景为我们展现一个激情澎湃演讲的领袖，并逐渐的仰视镜头来表明在人们在期间对他的信任，接着通过借领袖的背部的关系，拍到的挥举旗子的人群，领袖与民众共存，再伴着摇晃不安的镜头展现身处这样的时代，人心也是动荡的，用这一组镜头就为我们塑造了这个人物当下生存的环境是被从小教育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而且动荡使他们内心的摇摆。接着导演不仅在开头就铺排的大环境的氛围，还逐步加强镜头的运用来展现个人人物形象，把托尼的刻板严肃塑造出来，更加突出后来转变的可贵，镜头用了透过矫车镜子中透露出的托尼的脸庞，他微微皱眉，深色严肃，并用了特写镜头来放大人物内心对演讲的认可，和加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他来到法庭上时，导演运用了只全景到中景再到特写的一组推进放大的镜头，放大人物面部的所有细节， 将个人的固眼光加强。从环境、个人、双人中都在极力塑造着，当在法庭上的亚西尔则用仰视的镜头来彰显他对自己尊要的保卫，和托尼的俯视的镜头相对比，来营定人物身份的对立面，和内心的落差挣扎，可到了法庭尾声时，则用了全景镜头和稳定的镜头，来表现作为人得到最基本的尊重之后，我们得到道歉，于是这事态的发展对于二人来说并不重要了的心态。我们生而为人，就应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所以导演通过这几组镜头，为我们构建了这样的人物关系的源头，人物个人的立体多样，角色互相的矛盾，也更加深化了主题，暗含了导演导演对战争过去后，名族矛盾之间的思考。明白我们在时代历史的作架下，有着无法磨去的历史伤疤，这些也埋在每个人的心中，化作了人民的优恨，但我们不该被过去的历史控制，让我们内心的阻隔慢慢冲淡。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方干净的沃土，这里存储着希望，我们在面对事情时也要放下刻板的眼光，去阻隔一切，应当用爱待人，用真诚待人。导演用了构图的手法，前半段用了封闭式的构图，把人物置身于小空间内，从而塑造出那种刻板影响，托尼登场时便被困往了，困在了狭小的镜子中，加上他不断自言自语，和严肃的深情相结和，表露出他被困在这样的思想之下，他对这种呼吁思想的认同，不仅他被困住了，那个演讲者再后来又被困在了一个更小的空间之中，演讲者被困在电视机里愈发狭小时，与托尼相互映衬再一次突出其思想对托尼的影响，而亚西尔未尝不是如此，他常被拘束于楼房与楼房之间，显现出压迫感，内心的压迫，历史的遗留使他们被框架住，单人自身的隔阂和自我封闭在二人初遇时就构建如此，画面极具矛盾感，一上一下并用阳台割离开，就是一种冲撞的表现。当亚西尔与托尼增鱼时政是法庭上他们都被栏杆阳隔，隔开的不仅是二者体的现实距离，也是内心的那个埋藏至深的偏见随着矛盾的深化，用此来以小见大。这不仅仅是严西尔与托展的矛盾，更变成了家庭矛盾，民族矛盾。构图在后期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换着，当亚西尔帮助托尼修车时，便出现了二人同框的镜头，是内心的隔阂在逐渐被爱化解，可随着道歉时缓缓打开的铁门，他们也慢慢的和解了，并用一个我打你一拳你再换我一拳的方式，来互相敞开心扉，导演便从个人的分隔来缓缓的告诉我们在看问题时应当更加理智。

我们应该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没有绝对的正确错误之分，我们要在争取自我尊严的之中，也让自己在其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影片就用了了色彩上的处理，渲染了一个黑白的环境逐渐变得光彩的画面，营造了冷淡中渗透着温情的气氛，和人物从矛盾到和解的过程，例如影片中电视机中冒出的光十分耀眼，而托居身外黑暗之中，画面中人物与的黑白对比，也碰撞出托尼内心的黑白分明的世界，可当他从法庭中走出来时的明媚的阳光，虽然啊审判结果不是符合她的意愿，可这却让他的世界里出现了不一样的光彩，这都在缓缓述说着人物成长的历程。而亚西尔在工作时的灿烂，和家中的狭小昏暗的，现实与想象的差别，似乎在展现着人物内心的冲撞，在工作与民族尊严中，始终寻找着一个平衡的位置。当他们两人都去寻找律师保护时，那黑同分明之感再次被放大，尽管二人已经不那么在意结果，可是却依然被“利用”放大成民族之间的矛盾，这逐渐越发冷酷的色彩处理上，最终在激烈的法庭对峙中，却透出了几束光亮，为结尾时的阳光普照作铺垫，就如那法官说的一般“每个人都有理，每个人也都是错的”世界便是如此，没有绝对的黑白正确之分，从色调黑白到色彩，暗色到明亮都在诠释着。

我们会在历史的框架中成长，最终达到自我的和解和他人的和解，并挖掘出藏于内心的真善美。在音乐处理上，把比较温和的音乐铺在里面，且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节奏在外化着人物的内心，当自身陷入困境时，正代表着我们每个人本质的善良的一面，或是在与妻子待在一起，或是梦境出现时的柔和音乐，都在使人物变得更加的立体，随着电影尾声愈发激昂有力，且包含着希望的乐曲，人物都在欢乐中相拥，无论我们是如何被历史教育，我们再如何的仇视对方，但是当回归本我时，依旧内心有柔软和善良的地方，也正是这善良在驱使着我们前进。

最后的镜头缓缓定格在城市的全景之中，用这样的景象，又再一次把个人冒身于城市之中，由小见大，他们本是因为言语的羞辱，为了争取自尊而发生的冲突，却被逐渐放大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排水管”案，可放下仇恨后，真正的和解似乎就会如那个又重新修好的水管一般，也象征的着人们最终会连接在一起，破漏也会随着时间的堆积慢慢缝补起来。随着憧憬和平与希望的善良的心像接力棒一般一个有一个的在每个人的温热的手心中传递着，击破那枷锁，前行于和平鸽飞舞之地。

（文/杨时旸）

《羞辱》这样的电影天然具备话题性，或许，从某个角度去看，它都无需有意创作，只从当地生活里随意截取，稍加改造，就能成为故事。一位黎巴嫩基督徒，一位巴勒斯坦难民，两个脾气不好，性格执拗的男人，因为施工改造一截水管发生了争吵，争议一点点升级，最终闹上法庭，而他们两人背后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信仰，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常年积攒的仇恨和对立被大范围地激发出来，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从叙事形态上看，《羞辱》很像如今人们已经熟悉的新闻特稿模式，一个小切口和纵深一刀，从一个小事件窥探社会的骨骼和肌理。客观地讲，这电影的手法满是匠气，尤其故事进展到高潮的时候，社会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法庭中二人律师的对峙，以及双方各自在私人生活中的无奈和惶惑，这结合、对照的写法显得毫无新意，但在老旧的叙事模式之外，引发出的有关于人心、仇恨、和解这些道德议题则更有价值得多。

仇恨到底如何被构建又是否真的能够消弭，这是《羞辱》引发出的最有价值的思考。故事从一场蛊惑人心的演讲开始，托尼·汉纳坐在台下神情投入，他跟着领袖的语气欢呼、鼓掌，集会结束之后，他开车回家，车中展现了两个细节，后视镜上挂着的十字架以及广播中播放的进行曲，这是他两种信仰的来源，一个来自神圣的高处，一个来自周遭的现实，每天共构着他的精神世界。从这里开始，广播的声音就随时出现在故事之中，他和巴勒斯坦的难民亚西尔发生争执的时候，政治广播同样响彻在他的工厂车间，这样一来，一切就变得清晰，托尼·汉纳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仇恨培养皿，他将强硬领导者的画像挂在家中，工作的时候收听着情绪激昂的广播，这种浸润造成了他时刻准备战斗的心理状态，他生活在俗常世间，不过就是个小小汽车修理行的老板，每天和机油、扳手打交道，但在精神世界里，他把自己提升为了战士。这是之后那发生的一切的心理基础。而这又引发了另一个议题，到底是周遭一切鼓动激发了他的仇恨还是他心中原本就有仇恨的种子，只是找到了合适的雨露？现实生活的失落、逼仄、无奈和无望，以及曾经经历的无法言说的痛楚，共同淬炼出了仇恨，他依靠易怒与攻击性完成自我存在感的确认。这不只发生在中东，我们在平日也能感同身受。

亚西尔作为工程队的员工，但他难民的身份变成了最大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争执并非一个人针对另一个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针对另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发生争吵的瞬间，托尼·汉纳将自己代入了更宏大的象征，自己象征着黎巴嫩的基督徒，受到巴勒斯坦一方侵扰的社群的代言者，那根水管不过就是引线，将长久埋藏着的矛盾点燃，这是身份和身份的对决，而非个人与个人的矛盾。

《羞辱》中的绝大多数场景都发生在法庭上，质证戏码不只是辩护和交锋，也成为了一次袒露，让双方以及双方背后的阵营袒露自我真实想法，法庭中，每个人身后的旁听者以及延伸到法庭之外的，挤满街头和道路的那些各自的支持者，都把这次庭审当做了难得的表达和纾解自我的渠道，当然，愤怒注定引发了狂乱。其实，托尼·汉纳和亚西尔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仇恨的受害者，他们曾经的生活被毁，村庄被屠戮，自己被驱赶，命运境遇陡然变化失控，漩涡将他们裹挟其中，无计可施，这漩涡旋转起来，将每个人卷入，将每个人甩脱，当他们回归日常，必然夹带着无法释怀的恨意，凝视彼此。这恨意如何清除，依靠什么涤荡和抵挡，谁能解释？那块土地充满灾祸，战火，多年以来从未真正安宁，就像电视中那位军方领袖所言，战争结束了，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结束。仇恨依然升腾，心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熄灭？

这故事的结尾，让每个人松了一口气，无罪的判决，解放了双方，他们在疲累的对峙之后，已经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但是这和解仍泛着理想主义的光泽，真实世界里恨意不会轻易消弭，大团圆的结尾毕竟是人造的戏码，这现实世界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收尾？

狗尾续貂的结尾，强行大团圆结局。难道法庭上的驳回，能带来法庭外的和解吗？大家各退一步，就是解决中东乱局的出路？真正有罪的是那些律师、政客、媒体、议员，甚至是法律和制度本身。从当年强行划出以色列版图，到打着人权旗号去主持大局，西方化在中东制造了更多问题。就像女律师说的，屠杀完又向难民施舍食物去侮辱他们，这不就是所谓文明世界的做法吗？正如总统说的，律师才不希望他们和解。律师要利益，媒体要眼前，政客要票仓，这些政治工具一天存在，人们随时会被挑衅着干架。

律师的无耻言论，看得我都想揍他。说什么说亚美尼亚人、同性恋、吉普赛人等弱势群体怎么没用暴力解决问题，说什么美国的空姐让政客道歉是文明人的做法。尼玛！亚美尼亚人那叫大屠杀，他们有还手余地吗？空姐这种依附于资本的职业，和有血性的劳动者一样吗？如果侮辱她的不是政客，只是普通人，文明世界会理她吗？美式的人权，只有在能成为媒体猛料时才生效。美式的文明，不过是弱者被霸凌时只能用强者的规则来抗议，否则就遭到镇压。

看到后面开始传递美利坚主旋律。一切问题变成了语言问题，暴力有罪，言论自由；只要大家要放下仇恨，让往事成风，就能做相亲相爱一家人。实在愤怒就拿起法律武器，倾家荡产请天价律师为你出头，能拯救世界的只有穿西装的资产阶级。——我严重赞同双方握手言和，然后一起去揍那个律师，这是让全国人民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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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前半部分很好看，基督徒这个角色很生动。一个修车工人，老婆要生产了，嫌家里房子太小，房贷还没还完，生活的压抑转化为对巴勒斯坦人和法官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那种工人阶级的不讲道理，只要老婆和父亲不站在自己这边，就一起倾泻愤怒，此时角色已经很饱满了。到后面法庭上再去挖他的身世，好像他的悲惨遭遇能为歧视言论带来合法性，简直是脱裤子放屁。他的压抑生活足以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普通人不知道该恨谁，还以为那些油头粉面的家伙在帮他。

相对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很克制，因为他的身份更弱势，直到被解雇时的崩溃，那种无路可走的绝望，也是千百人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认真，因为太认真而打人，因为太认真而自首和认罪，因为工作太认真被污蔑成暴力狂，因为太认真而失业，最后又因为太认真而跑过去挨打。他是认真的人，而基督徒是较真。可悲的是这个世界容不下认真的人，却欢迎后者多制造点新闻线索。

他同样也不知道该恨谁，明明是个很冲动很讲原则的人，却默默忍受资本家对他的污蔑。他没有权利意识，当女律师说出他的苦难时，几次投去看圣母的眼神。女律师和父亲的矛盾，说白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他者的苦难变成了他们一争高下的素材，甚至可以怀疑她是在炒作自己的政治首秀。

巴勒斯坦人最后指责基督徒，他们这些小市民阶层，只知道过自己的小资生活，对战争袖手旁观，如今战火烧到自己身上。他骂的更是文明世界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当自己国家侵略他人时，他们享受着掠夺来的财富。当难民和恐怖分子跑到他们国内，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巴勒斯坦人一直都承认打人是错的，但不然呢？认领美利坚主旋律，被侮辱也要表现出文明吗？但道歉放在他知道基督徒也是受害者之后，削弱了他淳朴的动机。

后半段成了美式律师剧，完全变了味。大概因为当两个人都看到了更无耻的律师行为后，发现普通人再打架斗殴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然而法庭一旦转起来，就由不得当事人了，连原告也成了被揭伤疤的受害者。我以为最后原告会撤诉，留下小丑般的律师，但最后他们都变成了顺民，意识到冤冤相报何时了，从此要讲文明树新风。但失业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谁还敢雇佣他？早产儿身体弱，以后高昂的医疗费怎么办？当然这超出了电影的范围，也超出了主旋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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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四个和事佬的角色，包工头、第一个法官、总统、妻子。包工头以大局为重，他惦记的是能解决几百人住房的工程，象征了创业阶段的资产阶级。第一个法官象征前现代的社会治理模式，那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他知道老百姓脾气大但人不坏，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总统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代理人，他宁可舍弃真诚也要维稳，这符合有限政府的短视做法，但缺乏真诚的稳定只是为冲突埋下祸根，这也表明西方模式不能解决中东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敢对总统大呼小叫，这种所谓的美国民主（说不定有很多国人在羡慕），背后是一整套权力机构镇着，或者要靠统一的宗教来凝聚人心。移植到混乱的中东，迟早变成军政上台。

而妻子和孩子代表了爱，这才是能让人放下屠刀的力量。爱才能拯救世界，无论是爱上帝还是爱真主。也许导演的用意是这个？讽刺了司法机构只是秀场，只是利益集团的工具，真正化解矛盾的是人性中的善与爱。马克思从来都是对的，阶级矛盾永远是主要矛盾。但只要权力斗争不消失，普通人就会在各种宗派、各种主义中被当枪使。生活有多压抑，愤怒就有多猛烈。

故事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过半的时候，我还在自以为是的揣摩这其实是一个最后会以“人性之罪”为最高落脚点，完全没预料到结尾会远远超过了预期。 导演似乎很容易拿捏作为观众对角色形象的心理预期，并且乐于打破这个心理预期，不断让双方各自在受害者和“施暴者”中切换，让你不断思考的同时避免因为同情和怜悯掉入人性陷阱，甚至有意让观众在这个过程中能保持中立，同时又在本应该保持中立的双方律师形象塑造中模糊了这一立场，这真是极好的一个设计。 第一次故意为之的羞辱是为了复仇，第二次故意为之的羞辱是为了和解。虽然那句话最终还是没有从那个巴基斯坦难民的口中说出，但是这个答案已经告诉了观众：谁也没有办法代表各自本身或群体背后的行为与遭受的苦难获得谅解与道歉，但是都应该被世人所看到。正是应了那句话：铭记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

电影探讨的主题内核真的出乎我的预料，同时，第二次的“羞辱”真的是为电影的点睛之笔。

一、历史背景

中东地图

1. 黎巴嫩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日本的秋田县，人口约为500万（约相当于日本福冈县），其中约100万为难民。

2. 黎巴嫩是所谓”小政府“的典型代表，中东地区言论最为自由的国家，文化产业相当发达。

3. 各种伊斯兰教派（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等）及基督教派（希腊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叙利亚正教、马龙尼礼教会等）并存。 影片中托尼所属的就是马龙尼礼教会（简称马龙派）。

4.1975年内战爆发，一直持续至1990年。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黎巴嫩在法国控制时期，确立了按宗教教派分配议会中议席的方式，分配比例一直持续到内战前。但由于20世纪以来黎巴嫩的伊斯兰教徒大大增加，改变了原来基督教徒占一半的人口结构，围绕议会席位的政论不断激化。 第二，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攻击巴勒斯坦人时，一些属于基督教派的黎巴嫩民兵也从旁协助，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及支持他们的伊斯兰教派与民兵组织间矛盾激化。 至1990年，由于参战各方都疲惫不已，再加上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东，借助叙利亚之后干预黎巴嫩内战，最终导致内战在没有经过深入审判、讨论、反思的情况下仓猝终结，”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战时的民兵领袖成为了战后的政治家，在面对内战遗留的种种问题时，选择扭过头去。 因此，本片中的法庭戏，可以看作对内战遗留问题的一次迟来的审判。

5. 关于黎巴嫩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 目前黎巴嫩大概有12个难民营（并不是帐篷，而是影片中呈现的街区形式）。巴勒斯坦难民没有参政权、自由选择职业权等市民权，因此影片中工地老板只能非法雇佣中亚西尔。

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区

6. 巴勒斯坦难民与马龙派民兵组织间的恩仇 影片中共提到了两次： 第一次是1976年的达穆尔镇屠村。1971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等行为而遭到约旦驱逐，进入黎巴嫩境内。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引起了以马龙派为主的基督教民兵组织的不满，而后者又因为不断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而引起人民不满。1976年，巴勒斯坦难民利用内战中的混乱，报复性地对马龙派聚居的达穆尔镇”屠村“。 第二次是1982年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1982年，以色列国防军进攻黎巴嫩，攻入首度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得不撤出黎巴嫩，这意味着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陷入无人保护的状态。此时，马龙派的激进政治家巴什尔（亦即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中不断出现在海报上的人物）刚刚当选黎巴嫩总统。巴什尔在选举期间有非常多的攻击性排外言论（类似于电影中托尼的偶像），但在当选后则一改论调，不久又遭炸弹刺杀身亡。支持他的马龙派民兵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人所为，于是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援下围剿巴勒斯坦难民营。当时负责指挥的正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中，一句"希望沙龙把你们全部铲除干净"会有如此大的分量。

二、导演的创作背景

1. 本片的创作契机来自导演多尔里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表示，他希望表达两个既承受痛苦、又想把这种痛苦归因于他者的男人的对立，而这一创作动机，正是来自于他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出生于黎巴嫩的穆斯林家庭，幼年时敌视基督教，甚至看到有人戴十字架”就想让那个人去死“。内战时，他的一些家人也在与基督教民兵组织的战斗中死去。 然而十几年后，多尔里却与一名黎巴嫩的基督教女子相爱、结婚，不久前还让女儿接受了洗礼。这种转变，让他体会到了倾听别人声音的重要性。多尔里希望通过托尼表达：当我们不再把问题归因于他人时，才会发现我们其实经历着相同的痛苦。

2. 为了引起尽可能多的人的共鸣，在创作剧本时刻意简化了历史背景，力图把问题集中在人物性格上。剧本是先用英语写成，再翻译为阿拉伯语的。

3. 导演希望找一位巴勒斯坦演员出演亚西尔。亚西尔的饰演者卡梅尔与导演此前素未谋面，是通过skype面试的。由于卡梅尔是舞台剧演员，此前从未出演过电影，导致导演对他的表演方式有诸多不满，二人常在片场争吵。直到电影上映前，导演还在担心卡梅尔“会毁了这部电影”。没想到后者竟然得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