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日记到底写了些什么？你会在日记里写下自己自私自卑阴暗的一面么？还是把自己写成个英雄，等待后人来发掘观瞻呢？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写日记的人，每个时期都会抱着不同的心态的去写，而且多数人也明白，日记可以帮助自己保留重要的回忆，也明白日记迟早会被其他人看到的。

片子里拉贝说要等到自己四后，才让老婆看。而我们在片子里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英雄，建立了保护区拯救了将近一半的南京人。一切都太完美了。

提及南京大屠杀，心中充满的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没有看《南京！南京！》，据说看完之后除了压抑还是压抑，我在想一部电影除了真实反映历史一个片段之外还要考虑些什么，《拉贝日记》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呈现南京大屠杀，有血腥也有温情，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从这部电影中我才知道了安全区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里没有这样的章节呢。

虽然取了这样的题目，但本文并不想回顾或普及那次会议上某篇著名讲话的内容。那篇讲稿中确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观念，直到现在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电影的评价方式。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如今已经不再是样板戏的年代，主流视野的赞誉和崇拜，也不会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的身上。表面看来，只要不触及剪刀手的红线，文艺创作的内容正呈现出无比异彩纷呈的景象。中国电影逐渐打碎数十年来占据荧幕的一个个刻板符号，敢于在正面人物身上设置缺陷，也敢于为反面人物增加性格闪光点。比如最近时常得到肯定的，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定位；或是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塑造方式。

这并非《南京！南京！》或《拉贝日记》的创造，至少在犹有余温的《梅兰芳》中，同样安排了一位自杀的日本人。看起来，持续六十多年的思维定势正在被逐渐破除。然而，这却无意间使得所有人都安然落座，对另一道思维桎梏安之若素。

中国人怎样拍电影？中国人怎样看电影？或者，怎样评价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今天的第一场《拉贝日记》时，这三个问题几乎一瞬间跳出脑海。我们都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早已遥远。但设若重温其中的一些论断，便会发现情形远非如此。

《讲话》在涉及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正确这个论调，除了剪刀手和某些民间政治狂人外，大概不会有人再时刻挂在嘴边。然而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哪种主义，支持某个党派，如何评价历史，都不过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象。观众对这类植入性行销早已具备一定免疫力。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导向性，是以一种潜在方式呈现的。所谓文艺作品中的符号，不仅是某些带有特定身份、主张、立场、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人，而应该呈现为一个公式。

亦即“角色*角色结局=符号意义”。

适用这个公式，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辱骂《色戒》为汉奸文艺的那些人。易先生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奸角色，居然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王佳芝这种出卖组织的特务，居然好似被歌颂和同情。角色是个负值，结局却带着正号，二者相乘，自然得到违背文艺先进性方向的结果。这样的作品，当然代表汉奸文艺的政治立场。

于是，再带着公式回到抗战题材电影中的日本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进步，但同样也会意识到局限和妥协。过去，日本兵一向歪瓜裂枣，凶神恶煞，最后会被横眉怒目的人民群众进行正义裁判；现在，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有良知和人性，一切都归罪于时代，在人性和军纪的挤压下，他们只得逃避最后的抉择。《梅兰芳》的戏迷自杀了；《南京！南京！》的处男也自杀了。

在角色形象上，我们的确进步了；但在角色结局上，我们依然原地踏步。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恶贯满盈死在中国人之手，还是良心发现地自我了断。我们可以让背负罪恶标签的角色一切归零，从而使他们无比光辉。但若想消弭负面人物的罪孽，就必要以推翻其人生为手段。

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日本人，也适用于一切“反派”角色。《南京！南京！》中，江一燕是妓女，她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她崇高了；范伟是汉奸，他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他也崇高了。刘烨和高圆圆本就是正面角色，死一下当然更加崇高。当然，那些执迷不悟的反派之所以会死，则是为了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锤定音，盖棺定论。

看样子，在中国编剧和导演脑中，死亡的绝对值是无穷大，但有正无穷和负无穷的区别。这种符号屡试不爽，或者用个更亲民的词汇，叫桥段。他们将桥段化了的价值导向融入电影，再贩卖给广大观众。这可以归纳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其实看一看豆瓣或其他网站的影评就能明白。

在当今社会，独立思维和不盲从官方口径几乎已成为新兴阶层的共识。与此同时，很多人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遵循《讲话》的思路评价文艺作品。“《讲话》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这个思路，直接指向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后感。

“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某某某某就会带来某某某某的结果”，“在某某某身上，我看到了某某品质”，“今后我一定要发扬某某精神，在今后的生活中某某某某”……类似的逻辑在影评中时刻闪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中国观影人群中的一部分，仍在以仰视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坐在屏幕前，等待电影讲述某个故事，归纳某些道理，引发某种思考。观众或许会为这些道理的幼稚而不满，但只要寻找到更好的道理，依旧会成为导演和编剧的灌输对象。

这种评论方式，并不是足以砥砺中国电影水准不断提升的力量。导演始终秉持老师心态，观众则自居电影的学徒，只要二者之间的心理高度不平等，老师就不会真正倾听学徒的意见。在《讲话》中正是这样描述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从而惊醒群众，推动他们进步。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进步？我们还有剪刀手在。

当《拉贝日记》中出现一位年轻日本军官时，我立刻屏住了呼吸。而当他的良知被屠杀场面唤醒时，我的恐惧瞬间达到最高点。——怎么办？如果他最终也选择自杀怎么办？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死。到达尾声时，除拉贝外，片子中的其它主要角色完全没有被交代结局和去向。我才忽然想起来，原来这是一部德国导演拍摄的电影。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在保持剧作水准的基础上，具有很多缺点。有些感情戏莫名其妙，结尾更是俗套如主旋律电影。但是，它的感发力量绝不根植于哪些特定角色的结局，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镜头中传递出的历史时空，和真正触及人性普遍意义的侧面。从这个角度讲，它好于《南京！南京！》，和一切用《南京！南京！》的姿态与思路拍摄而成的中国电影。

导演陆川早已坦认设在《南京！南京！》中的最大一处符号。当公式里的“角色”项替换为“中国人”时，所有使用这一公式的人，都再也无法认为《南京！南京！》不是一部好电影。这也是《拉贝日记》与《南京！南京！》的最大不同点。

在《拉贝日记》中，有懵懂麻木的中国民众，软弱无能的中国军队，甚至冒充会讲德语希望活命的中国俘虏。这部片子没有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而回避此类内容，而是选择客观地呈现。它的导演并未使用上文的符号公式，自然也不会带有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主观目的，或是政治导向。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如何评价？他们会使用那条公式吗？

两部表现同一事件的影片：《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先后上演，就算心中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免不了要对比一番。看过之后，我不得不说后者比前者更加有深度、更加还原历史的现实。虽然前者也很努力，但是我竟然发现《南京！南京！》是一部中国人拍的站在国际角度上看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电影，而《拉贝日记》则是外国人拍的希望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事件的电影。

慰安妇

《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都涉及到了日军强奸妇女，后者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最着墨处是日军对中国妇女和日本妇女的迫害，即强奸或性暴力，但陆川的本意并非直接控诉日本军队，而是控诉“战争”本身。片中被角川爱上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最后也死在慰安营了，女受害者国籍的“国际化”一下子淡化了电影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批判；电影中姜老师和小妹的死却完全出于日本人角川和伊田对中国妇女的“同情”，角川在姜老师行将被日军拖去强奸时打死了她，而伊田枪杀精神分裂的小妹的原因是“她很漂亮，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好”。杀人就是杀人，但在《南京！南京！》里，“杀人”却反证两个日本军人的人性。难怪有网友看完电影后说道：南京大屠杀已经杀死了30万中国人，《南京！南京！》将再气死30万中国人。 当然我必须说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陆川们还是有他们的思想的，只是他们脑袋里的东西似乎不是中国人的，抑或是想借此取悦外国人！

屠杀

南京大屠杀，其“屠杀”之极状是“百人斩事件”。中国导演有义务揭露日本人当时做的这项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但《南京！南京！》里只有一晃而过的头颅镜头，而《拉贝日记》里有百人斩（并且还提到，“百人斩”在当时被登上日本报纸加以炫耀，而日本人民也欣喜万分）。拉贝的司机老张因得罪日军军官而被拖到一个隐蔽处砍了头，拉贝循踪而去，从木栅的缝隙里看到了被日军砍掉的堆如小山的中国人的头颅。导演以这种方式确证了这段残暴史实的存在，这本该是陆川们做的 。 我要说这是《南京！南京！》非常大的不足，影片着力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却没有还原历史，表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害！

拉贝的秘书

拉贝先生有个中国秘书，叫韩湘琳，《南京!南京！》中的唐天祥是以韩湘琳为人物原型的，其身份和事迹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要特别澄清的是：

1：历史上韩湘琳不仅没有为了保护家人做汉奸，相反还协助拉贝救了不少人。他被拉贝任命为粮食委员，是安全区内最重要的中国工作人员之一。1937年末日军策划了南京惨案，韩湘琳当时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他对整个安全区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韩湘琳的确弄到了一张通行证，但不是给自己用，而是给一个国民党的飞行员汪汉万使用，《南京南京》中“唐天祥”出卖了中国军人得到了一张通行证，但在最后时刻选择留了下来，让一个国民党军官（即历史上的汪汉万）跟着拉贝离开，历史上韩湘琳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南京。

3：韩湘琳并没有被日本人杀害，在拉贝先生离开南京后，继续解救南京难民，并且一直活到了抗战胜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逝世。

韩湘琳是拉贝先生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之一，他在二战结束后还出庭作证指控日军的暴行，生平著有《韩湘琳口述：日军仇恨国际救援组织》。

《南京南京》对韩湘琳（唐天祥）的描述，未免有歪曲事实、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嫌疑。

关于控诉

《拉贝日记》的另一个贡献是重现了曾经因皇族身份逃脱战后审判的朝香宫鸠彦的战犯罪行，这位在南京大屠杀中签署最多屠杀令的日军中将不但没有受到战后审判，还做上了日本高尔夫球会会长，悠闲终老于1981年。《拉贝日记》是历史上第一部揭露了朝香宫鸠彦所犯罪行的电影，这样的视角大大突破了那些被外交关系、政治利益所紧紧困扰的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也说明中国电影从前对南京大屠杀的“控诉”远远不够。确实有一些日本军人因为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犯下太大罪行而自责甚至可能为了赎罪自杀的事，但有史可据的全都发生在战后，在南京大屠杀中如角川这样的因杀中国人而自责自杀的日本兵，汤馆长说“绝对没有发现”。所以，角川的自杀，让《南京！南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角川自杀于鲜花沃土的那个画面，史实上的依据在哪里？

相信《南京！南京！》的主创们研究过这些历史，但为何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将包括“朝香宫鸠彦之罪”在内的一个又一个被尘封的日军暴行还原于世？陆川们是想以某种“原谅”或者“和谐”的理由大而化之吗？但愿只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已。

虽然我必须承认《南京！南京！》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描写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影片中质量上乘之作，但是某些戏说的成分和以上几点的不同使我相信《南京！南京！》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的。当然对于《拉贝日记》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有人认为本片过于商业化，花费了2000万美元，请了众多中国、德国、日本的明星助阵吸引眼球，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杀人场面描写不足等等。不过我要说这是外国人在试图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另外本片以拉贝为中心，自然描写拉贝本人也是主要看点，他的活动、言行自然也是影片的中心。实际上就是以拉贝的视角在看待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但是片中其他的人物则是一幅群像，都有相对完整的篇幅表现，只可惜影片只有2个小时，很多镜头都删掉了。同时那些过于血淋淋的杀戮和残暴的强奸镜头也都删去了。如果看到那些镜头之后，我们恐怕就会更加为之震撼了。因此我也非常期待华谊的5小时电视剧版本的《拉贝日记》。

必须说的是，因为有拉贝和他的同事们的存在才得以在南京“安全区”内救助了20多万的中国同胞，正是他的存在、他的各种真实的记录才能使我们知道整个事件的真实面目。

无论出于什么因素，我都推荐这部片子。让我们在其优点和不足之中去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本身吧。

一个月前在香港看了这部《拉贝日记》，由于英文对白部分没字幕，自己的英文听力又没太过关，可能干扰了一点对此片的感受。但总的来说，这部彻底好莱坞化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并不怎么样，甚至还不如同样有问题的《南京！南京！》。换言之，拉贝的故事可以放在波兰、卢旺达、波斯尼亚，这对好莱坞来说只不过是换了角色的新型类型片，就连日本人都拍过自己的辛德勒，一个从纳粹手里拯救犹太人的驻波外交官。
在此，只简单“列一下”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供对比参考。以下原文原载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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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规律和趋势：纪录片先行，各种样式的剧情片就随之跟上。对新闻事件和重大历史，纪录片总或以力求客观的态度或告诫世人的用心率先介入，与观众形成一个最直接的观视角度；剧情片以其商业需要，选择纪录片局部素材并以表演形式放大，在观众形成以其经验并无关联的煽情氛围，当然，在南京大屠杀题材面前，言说商业意图是不合时宜的。此种从纪录到剧情的传递关系，有如下实证：

1982年，新影厂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以库存的翔实资料，整合剪辑后，掷地有声地抛出日军屠杀30多万同胞的铁的事实。1987年，南京大屠杀50周年，内地和台湾，分别推出《屠城血证》和《旗正飘飘》，陈道明、雷恪生、归亚蕾、林青霞等分别扮演了这段历史中的大小人物，有虚构如医生、摄影师和东北女生，也有真实如间谍川岛芳子、弃城军官唐生智，遵循的都是步步紧迫的惊险片叙事方式。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吴子牛完成《南京1937》，秦汉、早乙媛、刘若英精彩地“表现”了一种黑暗时代的强烈个人勇气。同年，香港导演牟敦芾“黑太阳系列”的第二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在内地以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面目上映，而这部电影因其极端血腥恐怖的画面，在香港是被列为三级片的。

从87年开始，一个日本老头频频进入国内新闻里，他就是曾作为日军十六师团士兵，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并在晚年一直坚持谢罪和作证的东史郎。他的个人行为，除激怒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外，也让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开始关注这场大屠杀。2002年，专门制作历史纪录片的美国人陆达路，拍成了耗时多年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片中走访了东史郎和研究此段历史的中日美学者，更首次公开了很多来源于传教士约翰•马吉的珍贵影像材料。2002年，叶童主演了《五月八月》，却遭“一部首次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影片”这样的低级海报宣传染污；2005年，通过传真法师多年来跑企业“化缘”，《栖霞寺1937》这部没任何名导明星的小成本电影，在宗教界的交口称赞中上映。

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三部表达第三方立场的纪录片陆续出现，它们是受内地院线器重的《南京》、在些许纪录片活动中露面的《张纯如》以及不幸被淹没的《南京梦魇》（该片导演约瑟夫一直抱怨其中有市场运作的阴谋）。这几部纪录片都跳出长期以来在探讨屠杀问题时所陷入的人类行为逻辑死胡同，而将悲痛的承受者还原给那存世不多的一个个破碎的个人；也避免开由中国这样的受害者在陈述历史时，可能被激愤感影响的清晰度。它们让观众暂且离开冰冷的数字，而重新审视那些也曾鲜活过的生命个体，甚至意识到大屠杀还制造了其他非直接的受害者，如目击暴行的沃特林和在追述过程中不能自己的张纯如。

第三方的“中立讲述”多了，就被好莱坞相中了，2009年，一个有着一切史诗片架构的《约翰•拉贝》出现了，他拉开巨大的纳粹党旗，把像小鸡般可怜的中国难民塞了进去，躲过轰炸，而这样矛盾戏剧化的场面在这部“好莱坞制作”中比比皆是。只可惜我们不是《辛德勒名单》的旁观者，而是有着沉痛民族记忆的当事人之后，难以接受这样“刺激好看”的故事。于是，削发明志的陆川带着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与诸多明星们撑起中国人自己方式讲述的大屠杀故事《南京！南京！》，但这部电影最突破性的尝试（以日军视角拍摄）反倒也成了最大的问题所在——叙事的情感逻辑难以表现，而只能依赖于形式化的宗教仪式感。

电影，究竟该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在民族疼痛感面前，轻浮随意和商业野心显然都是不行的。

网易娱乐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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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公布的德国电影奖中，《约翰•拉贝》【注：在本文中，以《拉贝日记》指称图书，以《约翰•拉贝》指称本片】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和影帝在内的四个奖项，而获提名无数，包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内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空手而归。这确实说明了某种问题。在我看来，近年德国电影的确有傲视欧洲的趋势。看看这些作品：《再见列宁》、《逃出柏林》、《香水》、《窃听风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还有这部《约翰•拉贝》，作为具备一定思想性和话语生产性，并具备较好市场认可的电影，似乎英法西意诸国还没有如此的规模效应。当然德国电影奖（大致相当于奥斯卡或者中国的金鸡奖）颁给《约翰•拉贝》而不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政治正确或者某种新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在其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实际上就影片本身而言，《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近年来最好的一部德国电影，但是由于它旨在批判和反思六十年代的内在伤痛，并没有提供一个想象性的解决，给提名而不给奖实属理所当然。 而《约翰•拉贝》的获奖，大约能够说明这部影片的书写方式是获得主流认可的。
　　
　　那么还是来讨论《约翰•拉贝》。很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之中更具备话题和讨论空间。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阅读《拉贝日记》以及没有做相关的史料收集，所以在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考的切入点，而暂且搁置更加具体的文本对比分析。最明确和直接的入口有两个，其一是上周上映的《南京！南京！》，我会在本文最后给出一个比较阅读；其二则是现在要分析的，拉贝是谁——
　　
　　在《拉贝日记》引起中国思想界讨论之前，我相信若非从事历史学或者相关学科的人，大约对史实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东西包括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以及30万遇难同胞；历史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约翰•拉贝的安全区，以及约翰•拉贝这个人——在电影里他被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这是另外一半的故事，而于我而言，这件事要从外部被告知，无论是通过图书还是电影，而非始自中国本身的语境，这件事本身就不无怪诞。因为就中学教材的写法而言，像拉贝这样的外国友人，仅就数量而言，他救下的人难道不比白求恩更多么，那么热衷于赞扬外国友人的教科书为何对拉贝只字不提——这就值得我们讨论了。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其一是，拉贝是纳粹党人，这是他永远不能洗脱的身份；其二，某种冷战思维和冷战逻辑的延续，因为南京是国统区，因为拉贝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勋章，于是，之前的《拉贝日记》出版和今天拉贝重新显影在此时看来，本身就是一个颇具后冷战意味的写作行为。
　　
　　于是《约翰•拉贝》就变得有趣起来。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恰好为中国语境提供了一个双面的镜子，一面映照出中国历史写作方式的某种裂隙和某种变化，另一面则映出拉贝在德国本身的语境中的意义，进而在我们这里产生具有参照性的思考。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约翰•拉贝》中，拉贝本人的纳粹身份并不是被避讳了而是被强化了，但却是以另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反转式的强化——纳粹党旗，邪恶的象征，却能作为无辜平民的避难所。而拉贝虽然自称是纳粹军人，不忘行纳粹军礼，但显然，影片是把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塑造的。他最初庇护平民，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仅仅是出于“企业家”保护员工的责任，但是最终他一步一步承担起他的使命，于是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英雄。于是我们看到，纳粹这个符号正好在视觉上被赋予了相反的含义，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翻案么？当然有这个可能，于是影片为了政治正确，不停地调戏希特勒，并且安排了一个犹太裔的男二号，罗森（按影片演员表顺序，实际上我以为，威尔逊医生才是真正的男二号），通过他的讲述在片中强调纳粹屠犹的事实——但是重要的是，在电影里，通过画面呈现和对白交代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是实验片，通常情况下“眼见为实”，那么这个翻案实际上是做实了：“纳粹”二字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的策略就变得很有趣，剧作将应当属于纳粹的邪恶，屠杀转给了日本，当然不忘安排一个善良的日本军官，而将最终的大反派赋予一个因为皇室血统而免于审判的日本亲王——这似乎带出了另一重反思，因为冷战的原因，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审判比起德国来说十分不彻底。然而同样因为冷战的原因，西德对纳粹的审判同样不彻底，但不是那些应该被审判的人，却是拉贝却遭到了审判，于是这个问题就变得愈发的复杂。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了，于是暂且搁置。强调一点，拉贝遭到审判的原因是“与中国勾结”（见片尾字幕），这里某种后冷战的参数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于是《约翰•拉贝》的自相矛盾和影片里生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在后冷战的语境中谈论拉贝这个人物，又要在德、中、日的语境中寻找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不说民族主义者们可能找到的无数处“被伤害了感情”的地方，恐怕日本方面不能接受这种表述。当然我不能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导演和编剧自身的思考多一些，还是出于考虑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民感情”多一些，但是显然破坏影片结构的正是犹太人罗森和中国人琅书（张静初扮演的女学生）之间的一条生硬的线索。这一点随便做下叙事学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此不提也罢。
　　
　　镜子的那一面如此，镜子的这一面也相当的复杂。或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在对拉贝的认同之余，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思，当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失之后，以这样的方式找回另一半的故事，本身就变得十分的吊诡。虽然拉贝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孤独的悲剧英雄，虽然中国人在这部影片中面目模糊，但是那些缺席的成分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呈现的东西，这个话题就更大了。当然《约翰•拉贝》作为电影，不是历史，只是故事——我只是在说，以这部影片提供的参照，我们或许能窥见我们历史书写之中的问题。
　　
　　最后说两句《南京！南京！》和《约翰•拉贝》的对比分析。这恐怕是现在和将来的讨论中难以绕过的的话题。。《南京！南京！》并没有绕开拉贝这个人，但是拉贝在《南京！南京！》里真是面目模糊，或许陆川认为这是不需要交代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事实根本就长期处于匿名状态。另外则是，《约翰•拉贝》正面展示了强奸——尽管未遂，正面展示了百人斩少尉和他们的比赛——不得不说，尽管是从门缝里看，这个场面也比《南京！南京！》更有冲击力。话说回来，《南京！南京！》里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大约是那一片像麦子一样倒下的中国士兵，相应地，《约翰•拉贝》里两段日军射杀战俘也不相上下。《南京！南京！》的问题在于剧作，《约翰•拉贝》的问题也在于剧作，但至少《约翰•拉贝》好歹还是一个故事，比《南京》问题少一些：如果《约翰•拉贝》能够把拉贝的两难处境强化一些，删去不必要的线索和人物，可能剧作上更加流畅一些，但是鉴于前面的分析，如果不能解决这个历史表达的困境的话，剧作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说白了，《约翰•拉贝》本意不是拍南京大屠杀，对它而言，南京城也只是景片而已，它的诉求是写人——写拉贝这个人，进而表达某种思考。这部影片的诉求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而是德国人的反思。如果如果有人说《约翰•拉贝》就是一商业片，对，它确实是一商业片，但《南京！南京！》也不是艺术片啊。要是有人说《南京！南京！》因为删减而如何如何，《约翰•拉贝》删减的部分估计也不少，确实很多地方不流畅。至于一定会被拿来比较的《辛德勒的名单》，那才是商业片和商业片。依我看，《约翰•拉贝》的讨论空间比《辛德勒的名单》还大一点，因为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中天然的特殊性。当然，关于屠犹和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的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屠犹是“人类的灾难”，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这其间的话语斗争，犹太人的话语权，以及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位置，都是巨大的问题。

于是结论就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而言，一部高票房的、国际语境中的商业片，比十本学术著作或许更加有效，只要它能提供话题和思考的空间。一个读后感式的写法会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面对强权，他可以做出一些伟大的选择；一个广告式的写法会是，《约翰•拉贝》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各国评论一致激赏”（见影院广告）；一个批判性的写法是，《约翰•拉贝》在自我矛盾中展示了某种反思性——但这些都是结论，于我而言，这是一部颇具讨论和思考起点性质的文本，从这里进入，是更多的阅读，以及更有参照意义的言说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