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丝绸之路

纪念《敦煌》30周年：中国的文化内核与日本的包装成就

和运超

如果说一部电影《敦煌》，让原本只属于专家学者的“敦煌”，从中国偏僻的小城镇和山沟里的故纸堆走向世界，推动当地旅游红火了30年，可能觉得言过其实。但事实上这样一部影响一个地方命运，助力当时国际文化交往的电影确实存在过。

这部30年前的《敦煌》，背着中日两国合拍片的名义来到中国取景拍摄，本身就是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拍摄，但不论投资、制作和演出基本都是属于日本人，日本为这部电影投入过亿元的巨资（当时日元标准达到40亿左右，可见日本人对敦煌石窟的热情），尽管八一厂协调军方出动大量群众演员，也同意日本剧组在部分洞窟场景实景拍摄。在《敦煌》大获成功，荣获1988年第12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奖（西田敏行），演回鹘公主的女演员中川安奈则获得《电影旬报》的新演员奖，可惜这位演员以及于2014年因患癌症病故，年仅49岁。几年以后，日本人再接再厉耗费巨资和中央台合作了举世闻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

很难简单分析，日本为什么对敦煌那么着迷。正如片尾提到过那个绕不开的话题：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日本和英美法俄列强都大肆盗取了敦煌的文献壁画。日本人还占据相对精通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的优势，窃取的往往是精华。而且，日本对敦煌和西域文献文物的盗取是获得皇室大力支持甚至出资赞助的。一般很少提及，著名的大谷光瑞探险队背景，大谷光瑞娶的是大正天皇妻子贞明皇后的姐姐九条筹子，大谷有伯爵身份，他的行动是得到皇室鼎力支持的，他根本不懂文物价值，是为了炫富和获得名声，包括他雇佣橘瑞超组建探险队大肆搜罗文物后，收藏的也是帝国京都博物馆，这也是皇家背景的收藏地，不是“大公无私” 把文物上交给国家。之后，美国来盗取敦煌壁画和佛像的人当中，就有著名的爱摆弄所谓和平手腕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婿兰登·华尔纳，他是用很卑劣的手段剥下大片大片的精美壁画，还用锯子锯下不少石刻佛像，导致许多损坏处再也无法修复和还原。美国盗取敦煌文物不算多，但壁画却达32000平方厘米，一尊高 121.9cm 的半跪式供养菩萨像和一件是北魏彩塑飞天被奉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难道总统岳父压根不过问他的女婿去中国都干了什么？这些隐秘尴尬今天打着文化交往的国际关系，怎么好意思再对公众宣扬呢。此人在美国被誉为考古界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因为他生活的时代还被不少人认为就是斯皮尔伯格著名寻宝冒险电影《夺宝奇兵》里面琼斯博士的参考人物原型。

众所周知，《敦煌》根据井上靖原著小说改编，井上靖当年在敦煌经卷某处发现了一段记载：“维时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其实，就井上靖写的历史小说而言，本身不算多么出众。尽管沾一点史实的边，但故事主线其实还是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风流韵事，走通俗小说的路子，这一点和日本读者观众的欣赏口味爱好浪漫有关。

因此，电影的导演佐藤纯弥也是日本少有的能够掌控商业大制作的人物，尽管他60年代就进入电影圈拍片，当年一度做过黑泽明的副手，学到不少大场面经验，加上《人证》《追捕》《新干线大爆破》等之前一系列商业片的口碑积累，令佐藤纯弥的视野逐步具有国际范。《敦煌》据说最早倒没有考虑由他这个一贯拍时装动作片的导演参加，原本定下的是深作欣二导演，而且他挂帅的剧组早在1983年已经来到中国考察取景了，剧本也完成了，还约谈了真田广之、千叶真一这些古装动作片方面很有经验与人气更高的演员。但是，似乎由于预算的问题，据说深作欣二导演等班底之前定下的投资更高，但筹备过程中发生变故要削减，导致他们退出。才有佐藤纯弥剧组重新改写剧本和另外组建演员班底，尽管佐藤浩市、西田敏行等人演出效果并不差，但在动作戏方面，显然没法同具有动作根基的真田广之、千叶真一等人相提并论了。

从艺术追求来看，日本人做事一向细腻，为拍这部影片专门在甘肃投资2700万元人民币修了一座敦煌古城，城中具备河西风格、民族风格、汉人风格不同类型的街道、建筑，之后甘肃方面一直拿来招揽许多剧组拍戏，不断完善扩建，今天就完全宣传这是中国甘肃打造的一座影视城了。

《敦煌》一片在历史背景上对宋朝、西夏、河西回鹘、敦煌城、吐蕃等都有提及，而西夏和河西回鹘的矛盾算是战争戏方面主线，为了争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也对照了西夏扩张准备立国的史实。在剧情上，主人公赵行德从宋国到西夏再到敦煌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一个新兴西夏王朝诞生的铁血策略，赵行德原本怀抱希望，最后到梦想破灭，为了保存古籍文化而做出贡献。这个故事在乱世背景下的演绎，多少体现了原著小说和编剧导演进行文化反思的努力，也多少说明为什么《敦煌》能够是一部成功电影的原因。

井上靖本就是态度鲜明的文化活动家，早年间参加过战事，对日本的侵略破坏各国文明深感愤慨，加上他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使他在战后一直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毫无疑问，《敦煌》这部作品本身带着战争对文明/战争对普通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思考。故事中，赵行德作为个人的命运，而敦煌古籍作为地方文化的象征，在西夏扩张的战事中都被无情碾压。几个人物角色都有相应的角度和理解，例如赵行德代表知识分子，朱王礼代表军人有所醒悟和抗争的一面，而西夏李元昊则是扩张的狂热分子，无不带着对过往历史的沉痛反思。

电影一开始，原本繁荣的宋朝在下层人物眼中是一个历史悠久，但腐败透顶的国家。书生赵行德在科考时回答不出对西夏国的介绍，就被判定学问不佳，其他书生也大多对科举失望，因为当时宋朝冗官现象非常突出，很多文人士子没有出头之日。赵行德救下一个被俘虏拿来贩卖的西夏女子，给他一张西夏文通行证。赵行德作为书生看到西夏文字对一个新生国家感到好奇和向往，才离开汴梁去到西夏。他认为西夏能够创造文字自然是文明开化和充满希望的地方。

可事实并非如此，他结果去的是军队，见证了西夏对河西回鹘的征服，遇到他钟爱和营救下的回鹘公主。之后，电影专门设计了赵行德在西夏都城学习文字的戏，还同李元昊有一次对话。当时是敦煌太守曹延惠来臣服西夏，双方达成和解，李元昊领曹延惠了解西夏文，介绍发明文字的野利仁荣，谈到文字优劣和文化影响力的问题。

李元昊：“行德，你认为我的宋国话说的怎么样？” 赵行德：“您说的非常好。” 李元昊：“那你认为我为什么要学习宋国的语言呢？”赵行德沉默。

李元昊：“那是因为宋国的文化比西夏先进，而且宋国比西夏强盛。但是现在大不相同了，西夏有西夏的文化，有西夏的语言了。行德，宋国的语言与西夏的语言，你认为哪一方比较正确呢？” 赵行德：“我认为语言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李元昊：“没错，是没有优劣之分。弱者必须学习强者的语言，只有这样而已。但如果西夏征服了宋国，宋国的人就会争先恐后地来学习西夏的语言，西夏的文字。”

很显然，西夏——在电影中无形之中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日本形成某种影射。赵行德本来是北宋的书生，他去学习西夏文，还为李元昊做事，对北宋来说是一种背叛。但最终他是一个自我觉醒的人物，主动为世间保存了重要的文明遗迹。赵行德其实骨子里是日本另外一部分知识人、文化人对自己心灵的救赎，同样带着文化角色的隐喻。

　 电影主题的指向显然不认同野蛮和武力，无论当时多么辉煌，国力如何强盛，没有文化就等同没有灵魂。世事虽然艰难，经历劫难之后总能看到重生的希望，本身就有一些佛学的意味，就敦煌文化和日本浓厚的佛学文化都有某种融合趣味。如同赵行德最后在沙漠中看见一朵小花，代表着奇迹，在沙漠中象征着生命和未来，既是对敦煌文化的寓意也是对赵行德这类普通人的祝愿。

前面也提及，片中演员表现大都不错，主演佐藤浩市是星二代，老爸三国辽太郎是实力派的老戏骨。佐藤浩市后来也相当不错，戏路很宽。另一主演朱王礼是西田敏行，是一个内心曲折，最后悲壮赴死的人物，日本人一向对这种角色欣赏，所以获表演奖的是西田敏行。而反派李元昊的扮演者渡濑恒彦也演出阴沉的气质。

《敦煌》除了宣传敦煌本身以外，还为很多世人宣传了历史上西夏王朝这一神秘的古国。这部电影之所以显得考究，很大程度对当时河西地区古代民族的全面呈现，这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几乎可以判定是找不到“生路”的故事。

西夏当时信奉萨满教，出征前依靠巫师占卜，这是符合史实的习俗，辽金夏元几个王朝都有这种习俗，片中呈现大量西夏文字，包括战争使用的连环马，而且李元昊大多数时候白衣白马也都很符合西夏风俗。因为，西夏的一种全名就是白高大夏国，崇尚白色，这一点和女真金朝类似。西夏女子、回鹘女子、敦煌地区民居和器乐风俗也都能以敦煌壁画为参考尽力去还原呈现，这些都是日本制作方非常细心和努力的结果。

但从另一方面，影片还是有不少的瑕疵，以下就笔者所知略作介绍。

第一，西夏的称呼不准确。站在宋朝方面可以称西夏，实际上宋人在私下场合很多只是称河西，如果带着贬低色彩的话就是西蕃了，多少有点不愿承认西夏为单独一国的心理。而西夏方面是绝对不会称自己“西夏”的，这种低级错误，当年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涉及虚竹他们到西夏征婚时也犯过。他们可以自称全名“白高大夏国”，简称“大夏国”或“大白高国”，总之是绝对不会自称“西夏”的。

第二，西夏早期朝河西地区扩张时没有立国，消灭河西回鹘时，李元昊还只是太子，其父李德明被辽朝和宋朝都封为夏国王，宋朝后来还赐姓赵。虽然割据已经形成，但还没有西夏国，当时还只是党项部族政权，不断出现西夏国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第三，从部族来说，他们也不会自称西夏人。虽然今天都知道西夏主体是党项族，但党项族的来源和组成十分复杂，究竟以河西鲜卑为主还是以吐蕃西羌为主一直众说纷纭，但习惯上他们是站在吐蕃西羌角度往往自称弥药人，至少弥药本身的确是党项羌的一支，站在党项民族的立场自称弥药是没有问题的。鉴于唐朝时候吐蕃强大，当年弥药长年受吐蕃统治，受吐蕃习俗影响确实很大，后来西夏建立礼仪官制都有吸收蕃礼蕃职一说。

第四，片中出现创造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对赵仁德说自己家族属于契丹人，这毫无根据。党项族的野利氏和契丹族的耶律氏，今天读起来相似，电影中就想当然认为这是来源于一个姓氏。野利在唐代典籍如《通典》中写作“野律”，这是党项族出现以来的传统八大家族姓氏之一，和契丹族的主体耶律氏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第五，围绕敦煌的历史也有失误。敦煌太守有一个专门的背景是归义军，指唐末从吐蕃统治解救出来归顺唐朝的节度使封号。唐末张义潮家族的归义军基本收复河西好几州，最远还占据伊州（今新疆哈密市境内）。到宋朝初年对敦煌当时更标准的称呼应该是沙州，与瓜州、甘州、肃州、凉州等对应。而归义军在宋朝初年主要就只占据沙州和瓜州，就河西背景来说，甘州、肃州为河西回鹘占据，凉州及陇南大部分地区在吐蕃的手里。

第六，曹氏归义军最后的首领并没有曹延惠这个人，电影中是错的，按照出土文物记载，敦煌太守叫曹贤顺，而瓜州太守是他兄弟叫曹贤惠，小说估计是把这个瓜州太守人名错误弄到了敦煌。而且，还不能认为他们兄弟俩姓曹就是汉人，电影中说敦煌在汉人手里是不准确的。河西各地有很多汉人固然不假，但这个曹氏家族并不是汉人，而是西域昭武九姓的曹国人后裔，他们祖上来自中亚地区。只不过在河西生活多年以后有汉化色彩，他们推崇中原文化才说自己是谯国曹操家族后人，这是一种宣传标榜自己的策略。

《敦煌》作为一部耗资巨大的史诗战争电影，若从战争场景角度来说，气势是有的，但佐藤纯弥在古代战场的表现毕竟无法同黑泽明相比。客观上说，片中是呈现中国古代的战争，与日本古代战争也确实有很大区别，这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特质。但是，影片在骑兵战法、弓弩战法、夜战、攻城战、投石机、楼车等表现都很认真，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总的来说，《敦煌》尽管是有一些不足，但已经属于展现中国古代历史题材中的佼佼者。20世纪80年代，曾经留下中国历史电影最辉煌的标志：一个是1987年的《末代皇帝》，一个就是1988年的《敦煌》。可惜的是，一个属于欧洲人团队拍的，一个则属于日本人拍的。令人讽刺的是，拥有5000年深厚历史底蕴的中国，竟然迄今都还没有一部真正可以昂首挺胸走向国际的历史题材电影！

虽然有时候提到像《霸王别姬》这种小说改编、故事时间跨度比较大的电影，往往会称赞电影具备史诗化的气质，但毕竟谁都看得出电影本身不属于历史故事。对于我们国人来说，优秀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都是别人才真正懂得欣赏和大力弘扬，不光是电影《敦煌》昭示的命运如此，敦煌宝库本身的历史，甚至许多优秀的中华文化资源的命运，不也是如此的吗？这是一个怎样令后人沉痛而悲哀的现象？

2018年12月

“维时景佑二年，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井上靖先生的小说《敦煌》，便缘起于这段敦煌经卷中的《般若波罗蜜心经》抄卷后记，赵行德其人的生平事迹已经湮灭不可考了，也正因为如此，才给了老先生足够的空间来构想、展开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的开始很寻常，殿试不第，成为了一个失意的书生——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太常见了，按照多数落第书生的做法，也许会去做幕僚，或者干谒求禄宦游四方，或者回去隐居……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想去西夏，去那个叛离大宋朝廷之地，只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国度，不能对答御边策略，当不成进士。那个西夏歌女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罢了。 那，他去寻找什么？ 他这样的小人物，其实真的是被时势所左右的，他只是知道要去敦煌曹太守那里去做画工而已，就像他最早参加科举考试那样，走一步算一步，于是乎在道路上也碰上了种种波折，他把儒生的仁爱施用于大漠商队，结果只能被尉迟光嘲笑；他以为西夏的汉人军官朱王礼会多少有一点华夷之辨对他们这些汉人好一些，但不知道大漠里的生活就是狼性的生活，一切以活下去为第一要务，结果被抽了鞭子，投军以后，他还是没改多少他的书生本色。他保护回鹘公主，也未必真的是因为开始就爱上了她，而是有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意味。他的一切都是被时势裹挟的，去敦煌当画师不成，所爱的人也无法保护，他是孤独的河西流浪者，幸而识文断字，才能被朱王礼赏识。 他的流浪没有结束，即使是在他离开了兴庆府，去了他所想去的敦煌以后，毕竟在这片狼烟四起的土地上，难得安宁，不独如此，在后面的情节中，我们会发现，从精神上，鄙野的朱王礼、执着作画的罗志敏，甚至那个不怎么讨喜的唯利是图的西域商人尉迟光，其实也是被时势裹挟的匆匆过客。朱王礼为了对回鹘公主的爱反了李元昊（话说这段，应该是井上桑迎合当代读者所做的情节吧，古代中国人要是真的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而造反，多半是要为人笑话的，比朱王礼时代早些的张巡，更是为了给孤城中的将士们吃的烹了自己的姬妾），罗志敏执着作画，甚至到了城焚之日仍然要背上好几卷画作出城，尉迟光想的是利益与财物，见到赵行德只背了画卷经卷出城当然不乐意，才与赵行德拔剑相斗，看似执着于自己所要的一念，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只是，他们似乎注定属于这里史上被抹掉的人，所以，像李元昊那样上马带人杀人，下马迫人书史的人，才敢大言不惭的说：“将来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是我而不是你。” 电影里面还有一个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人物，就是敦煌的曹太守，曹太守博学多才，了解很多敦煌的掌故，热衷收集敦煌的典籍文物。但是到了城陷时刻，他却要同书自焚（这段其实是模仿了梁元帝的江陵焚书，其实梁元帝的心理也差不多是这样，他以周孔之道传人自诩，以为他同历代典籍消失以后，后人就会回到仲尼以前的“漫漫长夜”中了），这其实，是中国古典士大夫的一种悲哀，他们皓首穷经，虽然也能名显于后世，却往往带着绝学驾鹤西去，导致我们今天了解古代，往往哀叹于绝技之不传。 我们的历史上有太多李元昊式的人物，他可能抹杀掉了很多小人物追求的东西以及小人物的生命，这种人物称为枭雄，也有不少曹太守式的人物，既是通儒又是腐儒。而像赵行德这样的小人物，只可能存在于某个犄角旮旯里，继续寻找着他的梦，关于受赏识与自我实现的梦。 附：电影是我5月看的，总体上令我满意，只是演员表演还是日本气太足，朱王礼给我的感觉还是更像一个表面对主公唯命是从内心却想下克上的日本武士，不太像那种比较粗鄙丘八气十足的传统中国军人。赵行德太拘谨了，宋代的文人都是带有一点风流潇洒气息的，像柳三变那样。

《般若波罗蜜心经·后补记》

维时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

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