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特雷姆

在每个人生阶段遇到的没个人好像都能讲出一套他们自己的处世之道，遇见一个个人好像穿破一层层的泡泡，虽然说到底，那泡沫是什么呢，也不过是那个特定时刻的自己对他人的瞬时滤镜。

所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其实好难界定。

作家身份是真吗？ 那这场实验性的伪装究竟真纯粹是社会调研，还是处在浮华光鲜的“知识分子“圈层想要感受血肉真实的自己的一场冒险？

去一个可以隐姓埋名从头开始的北方小镇，遇到的伸出援手和橄榄枝的人是真吗？ 那些困境是一时的伪装吗？又或者其实作为主动掉转身份的她，也就是那一刻的真实了，它们是一个个真实的生活切片，去掉背景和个人历史，每个当下的困境，和困境里给予温暖的人都真实的无可非议。

那么这样交错的友情是真吗？ 不知其真实身份的工友们，感情被欺骗了吗？ 虽然女主最后决断的作出了看似冷酷的选择，但也并不与友情的真切相冲突啊。 在一起笑一起哭一起买醉，这其中的珍贵，难到只建立在同有一种社会地位和困境的前提下吗？

可能越认真去看一个当下，那个当下就越显得简单，那么所谓的真情实感，又或者所谓的谎言和伪装，就不至于需要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来证明了。

比诺什的演技真好，场景里的每个角色设定也都饱含真切和温情，本片的大角度还是很打动人啊！

《乌斯特雷姆》也被各地翻译成“世界之间”、“失业风暴”等等。因为感触不一样，所以名字各异。一个作家为了反应失业人员就业的疾苦，隐瞒身份去找工作。她初始根本无法忍受不公和羞辱，之后再真正感受了尘埃的生存艰辛。期间和那些清洁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当这些同事知道她的作家为了写作而来，极其愤怒，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而当她的纪实小说大获成功后，原来很愤怒的同事也惦着她也期望她们的友情是真实的，转而邀请她回到她们的打工团队……可是这个可能嘛？这是两个世界啊……人性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定义优劣的，角度、经历、生存习惯等等的不一样，不能草率了界定友谊、人性。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认知去轻易判断任何事物，我们以为可以，我们以为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当然，那些大是大非还是不用纠结的）

这个电影令我想起了日本早期的一个电影《望乡》！栗原小卷演的记者假说自己到这个乡村采风，其实是为了报道战后日本大批妇女去南洋做妓女救国救家的故事。阿崎婆的扮演者田中娟代的表演对我影响极大，以至于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去看看，找一下感觉。据说，她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因为主演是朱丽叶·比诺什，才会去欣赏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原因嘛，导演埃玛努埃莱·卡雷尔为什么要给电影安排一个我们读起来特别费劲的片名？

电影好看，就去按图索骥——原来，这是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小说《乌斯特雷姆的码头》改编而成的电影。那么，将片名意译成“两个世界之间”或者“失业风暴”，都辜负的原著作者特意将地名标注在封面的一片苦心，因为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愿望是，非常客观地再现发生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故事。而当埃玛努埃莱·卡雷尔决定将《乌斯特雷姆的码头》影视化，他不想放弃弗洛伦斯·奥贝纳斯这样的良心作家隐藏在文字里的社会责任，写作者因此来到了台前，她就是由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作家玛丽昂。

因此，我为我看完第一遍电影后在笔记本上留下的那句话，感到不好意思。那句话说：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女工来维持生计呢？

倒不是因为《英国情人》、《蓝》、《布拉格之恋》等著名电影的女主角，成为清洁女工后不肯放弃优雅、高贵的扮相，从而显得与清洁女工的形象格格不入。就像年近花甲的朱丽叶·比诺什从来不肯操心自己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一样，她也不为角色的背景而刻意改变自己的举手投足，奇怪的是，朱丽叶·比诺什还是那个朱丽叶·比诺什，一踏进《乌斯特雷姆》成为马里昂以后，除了拿起清洁工具打扫卫生时因角色设定动作故意显得特别笨拙外，这个女演员俨然已是一名生活在法国社会底层的女性。索性让马里昂成为失败作家、不得不去做清洁女工来养活自己——倒是生出这样念头的观影者，非常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事实：清洁女工竭尽全力也换不来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一种社会常态，而非偶发事件。

假如不相信《乌斯特雷姆》所呈现的清洁女工的生活现状真实不虚的观影者，大概也不能接受电影的结局：马里昂充当清洁女工期间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一本书后，把与之同甘共苦过的姐妹请到了新书发布现场。然而，最应该出现的克里斯丁却没有现身。失望并且倍感失落的马里昂不甘心地将目光投向了远处，她看见了自己与克里斯丁共同的朋友路易斯。马里昂起身向前，被告知克里斯丁正在乌斯特雷姆等她。这可就叫马里昂犯了难，哪怕放弃新书发布会后循例会有的酒会，她也不能抛下特意赶来的那些清洁工姐妹吧？但马里昂还是跟随路易斯来到了码头。

问题来了：在马里昂下沉到清洁女工这一职业的过程中，克里斯丁究竟给过马里昂什么样的帮助，才能让作家放下酒会和其他朋友？

将《乌斯特雷姆》看到这里的影迷心知肚明，在电影中与其说是克里斯丁帮助了马里昂，不如说是马里昂给了克里斯丁很大的便利。

克里斯丁是个单亲妈妈，且是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养活3个孩子和自己，克里斯丁必须选择小时工资最高的活儿，那就是去停靠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游轮上清洁客房。对克里斯丁这样的清洁女工而言，豪华游轮就是地狱，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为此，他们平均每4分钟就得打扫完一个房间，具体事项包括换好四个铺位的床单、被套、枕套，还得擦干净马桶、洗手台。从天色擦黑干到东方既白，下班后他们一个个都累到抬不起手来……而克里斯丁还有另一个难题。实在是囊中羞涩，克里斯丁只能每天步行去码头上班，单程需要1个小时。想象一下，步行1个小时将耗费掉克里斯丁本就不够用的体力？所以，当好心人借给马里昂一辆虽破旧不堪但能正常行驶的汽车后，她又心甘情愿地让克里斯丁搭车，马里昂给了克里斯丁什么的帮助，显而易见。那么，意外获知马里昂的真实身份后从此避而不见亲密相伴了一段日子的“同事”，克里斯丁究竟在作何感想？

要付房租，要替3个孩子挣学费，克里斯丁的日子的确难过。无论单亲妈妈的身份设定暗示着什么，但克里斯丁从不没有为自己的过往汗颜过，所以，她丝毫也没有觉得，趁马里昂不在车里偷偷翻检她包里的钱夹确认马里昂的生日，会引起旁人的怀疑。她也不会因为马里昂在回家路上看见大海自然而然跃入其中畅游一番的闲情逸致，而疑惑马里昂从作家到清洁女工之中有没有隐情。接过克里斯丁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之后，马里昂说那句“到死也要戴着它”的誓言时纵然激动之情已经溢出了银幕，克里斯丁都没有想过要去破解暗藏在其中的马里昂真实身份的草蛇灰线，为什么？克里斯丁的生活逻辑非常简单，真实地活着，所以，她才那么痛恨怀假装跨越了两人之间社会距离的马里昂。

倒是抱持“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女工来维持生计”观点的我们，明明知道作家与清洁女工之间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却还幻想意外会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

所以，《乌斯特雷姆》的结尾是点睛之笔。

跟随路易斯见到克里斯丁以后，马里昂问两人的关系还能不能回到从前？克里斯丁拿出一件橘色的马甲示意马里昂：穿上它，再跟我们去游轮上做一晚清洁工，我们就还是好姐妹。

看到这里，我故意按下暂停键，设想接下来马里昂会怎么办？她当然会接过克里斯丁递过来的橘色马甲，跟着克里斯丁和路易斯上了船……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电影结局？生活尽管苦涩，总有不期而来的意外会给生活加点糖。只是，《乌斯特雷姆》的创作者更相信，令人惊喜的意外很少光顾这个世界失意的人群，完成了一本关于清洁女工真实生活状况书籍的马里昂，再踏足游轮只能是豪华客房的客人，而克里斯丁注定只能继续做她的清洁工。那条作为生日礼物的项链，虽然还挂在马里昂的脖子上，且很有可能永远在那儿，但马里昂与克里斯丁的生活轨迹因为一本书而重叠后将再无相交的可能，这就是《乌斯特雷姆》表述的那个社会的常态，虽令人痛恨也却叫人无可奈何。

一个良知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体验之旅。不喜欢用底层社会这个词，都是平凡人普通人一般人，都是在承压生活之下的劳碌奔波用力活着。法国社会或者西方社会，不像移民、留学、卖房中介小视频里那样美好，普通人的生活在哪里都是不容易的，一样要计算着时薪才能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一样要三班连轴到没有公交车还不能迟到早退，一样要被老板骂着蠢货还要继续手头的工作，一样忙碌得只能散养孩子更遑论抚慰自己的精神世界。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保有善良、真诚和热忱对待朋友的美好心灵。上一次看现实题材的法国电影是《全职》，两部影片都是从女性体力劳动者的角度去展现经济不景气大环境下就业困难和失业危机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不煽情，不回避，不美化，用真实的力量让观者感受现实的残酷和人的无力与无奈。法国电影人透过镜头表现普通人喜怒哀乐的现实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出于对“精英知识分子体验底层生活”这个设定的兴趣而观影，但是刚看完时有点失望。

表现底层工作辛苦的画面甚至让我感到无聊——这些辛苦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只是资阶级在生活中隔离了它。正如你在路上每天经过的一个乞丐身上的臭味——如果愿意走近他，你每天都可以闻到。既然你每天都绕道走，又何需坐在大银幕前消费这种同情呢？况且从底层人民的角度，他们是否愿意自己的艰辛被放在大银幕上供人观赏呢？

而后续情节中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也算是比较经典的立场了，最后的打脸也是陈腔滥调。本片在艺术性和情节上我没看到任何新颖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很反常地感到比平时更有能量，却是一种攻击性的能量，一种来自底层的愤怒。我被以往的体验和见闻中那些底层人民的生命力附体。故乡小村子里的穷苦农民，流水线上的工人，西班牙街头的流浪汉，拿过低保的法国外卖小哥，被压榨的地下艺人......那些与我有过或近或远的接触的“底层”人民。出路在何方？需要谁的同情？

但是我自认为更接近底层身份甚至曾经成为底层的身份，除了让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感到“底层的愤怒”之外，还有什么比剧中的女作家做的更好的吗？于是这愤怒也朝向了我自身。我心中时而一个底层人民在向着资产阶级愤怒，时而一个右派资产阶级向着白左愤怒....

走出影院之时由于表达的过于急切造成了误解，我与同去的社会学朋友吵了一架。她认为影片的价值就在于让大家看到这些平时被忽略的人，而进一步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甚至推动政策上的改变。但我又觉得这依然是一种资产阶级虚伪的自我感动，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后来我读到原来主演比诺什家族中也有过一无所有从清洁女工开始做起的女性。她自己也有过体验流浪汉生活的经历。我内心的那个“愤青”又开始佩服起这个女人，她能允许自己平和地以一己之力促成了这个片子。这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化愤怒为沟通，或许也给许多看到这部片子的人种下了行动的种子。文艺工作者能做到这一步，善莫大焉。

最后，片中素人演员表现很出彩，导演挑人和引导的能力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