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十八岁

一、历史背景

中东地图

1. 黎巴嫩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日本的秋田县，人口约为500万（约相当于日本福冈县），其中约100万为难民。

2. 黎巴嫩是所谓”小政府“的典型代表，中东地区言论最为自由的国家，文化产业相当发达。

3. 各种伊斯兰教派（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等）及基督教派（希腊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叙利亚正教、马龙尼礼教会等）并存。 影片中托尼所属的就是马龙尼礼教会（简称马龙派）。

4.1975年内战爆发，一直持续至1990年。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黎巴嫩在法国控制时期，确立了按宗教教派分配议会中议席的方式，分配比例一直持续到内战前。但由于20世纪以来黎巴嫩的伊斯兰教徒大大增加，改变了原来基督教徒占一半的人口结构，围绕议会席位的政论不断激化。 第二，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攻击巴勒斯坦人时，一些属于基督教派的黎巴嫩民兵也从旁协助，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及支持他们的伊斯兰教派与民兵组织间矛盾激化。 至1990年，由于参战各方都疲惫不已，再加上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东，借助叙利亚之后干预黎巴嫩内战，最终导致内战在没有经过深入审判、讨论、反思的情况下仓猝终结，”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战时的民兵领袖成为了战后的政治家，在面对内战遗留的种种问题时，选择扭过头去。 因此，本片中的法庭戏，可以看作对内战遗留问题的一次迟来的审判。

5. 关于黎巴嫩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 目前黎巴嫩大概有12个难民营（并不是帐篷，而是影片中呈现的街区形式）。巴勒斯坦难民没有参政权、自由选择职业权等市民权，因此影片中工地老板只能非法雇佣中亚西尔。

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区

6. 巴勒斯坦难民与马龙派民兵组织间的恩仇 影片中共提到了两次： 第一次是1976年的达穆尔镇屠村。1971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等行为而遭到约旦驱逐，进入黎巴嫩境内。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引起了以马龙派为主的基督教民兵组织的不满，而后者又因为不断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而引起人民不满。1976年，巴勒斯坦难民利用内战中的混乱，报复性地对马龙派聚居的达穆尔镇”屠村“。 第二次是1982年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1982年，以色列国防军进攻黎巴嫩，攻入首度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得不撤出黎巴嫩，这意味着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陷入无人保护的状态。此时，马龙派的激进政治家巴什尔（亦即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中不断出现在海报上的人物）刚刚当选黎巴嫩总统。巴什尔在选举期间有非常多的攻击性排外言论（类似于电影中托尼的偶像），但在当选后则一改论调，不久又遭炸弹刺杀身亡。支持他的马龙派民兵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人所为，于是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援下围剿巴勒斯坦难民营。当时负责指挥的正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中，一句"希望沙龙把你们全部铲除干净"会有如此大的分量。

二、导演的创作背景

1. 本片的创作契机来自导演多尔里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表示，他希望表达两个既承受痛苦、又想把这种痛苦归因于他者的男人的对立，而这一创作动机，正是来自于他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出生于黎巴嫩的穆斯林家庭，幼年时敌视基督教，甚至看到有人戴十字架”就想让那个人去死“。内战时，他的一些家人也在与基督教民兵组织的战斗中死去。 然而十几年后，多尔里却与一名黎巴嫩的基督教女子相爱、结婚，不久前还让女儿接受了洗礼。这种转变，让他体会到了倾听别人声音的重要性。多尔里希望通过托尼表达：当我们不再把问题归因于他人时，才会发现我们其实经历着相同的痛苦。

2. 为了引起尽可能多的人的共鸣，在创作剧本时刻意简化了历史背景，力图把问题集中在人物性格上。剧本是先用英语写成，再翻译为阿拉伯语的。

3. 导演希望找一位巴勒斯坦演员出演亚西尔。亚西尔的饰演者卡梅尔与导演此前素未谋面，是通过skype面试的。由于卡梅尔是舞台剧演员，此前从未出演过电影，导致导演对他的表演方式有诸多不满，二人常在片场争吵。直到电影上映前，导演还在担心卡梅尔“会毁了这部电影”。没想到后者竟然得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

影片最后，导演为这场殃及全国的庭辩画上了休止符，最终的判决没有和稀泥，也没有留下开放式结局，而是当庭宣布亚西尔无罪。 亚西尔重获了自由，女律师战胜了父亲。 托尼表面上输了官司，却也解开了心结，因为他拿到了亚西尔的那句道歉，并且让那件被历史无视的、导致母亲死亡的大屠杀，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结尾的对视，两个人都有眉毛、嘴角略微上扬的微表情，这是微笑的动作。虽然没有笑的那么明显，依然能看出两人之间已经没事了。

（文/杨时旸）

《羞辱》这样的电影天然具备话题性，或许，从某个角度去看，它都无需有意创作，只从当地生活里随意截取，稍加改造，就能成为故事。一位黎巴嫩基督徒，一位巴勒斯坦难民，两个脾气不好，性格执拗的男人，因为施工改造一截水管发生了争吵，争议一点点升级，最终闹上法庭，而他们两人背后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信仰，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常年积攒的仇恨和对立被大范围地激发出来，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从叙事形态上看，《羞辱》很像如今人们已经熟悉的新闻特稿模式，一个小切口和纵深一刀，从一个小事件窥探社会的骨骼和肌理。客观地讲，这电影的手法满是匠气，尤其故事进展到高潮的时候，社会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法庭中二人律师的对峙，以及双方各自在私人生活中的无奈和惶惑，这结合、对照的写法显得毫无新意，但在老旧的叙事模式之外，引发出的有关于人心、仇恨、和解这些道德议题则更有价值得多。

仇恨到底如何被构建又是否真的能够消弭，这是《羞辱》引发出的最有价值的思考。故事从一场蛊惑人心的演讲开始，托尼·汉纳坐在台下神情投入，他跟着领袖的语气欢呼、鼓掌，集会结束之后，他开车回家，车中展现了两个细节，后视镜上挂着的十字架以及广播中播放的进行曲，这是他两种信仰的来源，一个来自神圣的高处，一个来自周遭的现实，每天共构着他的精神世界。从这里开始，广播的声音就随时出现在故事之中，他和巴勒斯坦的难民亚西尔发生争执的时候，政治广播同样响彻在他的工厂车间，这样一来，一切就变得清晰，托尼·汉纳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仇恨培养皿，他将强硬领导者的画像挂在家中，工作的时候收听着情绪激昂的广播，这种浸润造成了他时刻准备战斗的心理状态，他生活在俗常世间，不过就是个小小汽车修理行的老板，每天和机油、扳手打交道，但在精神世界里，他把自己提升为了战士。这是之后那发生的一切的心理基础。而这又引发了另一个议题，到底是周遭一切鼓动激发了他的仇恨还是他心中原本就有仇恨的种子，只是找到了合适的雨露？现实生活的失落、逼仄、无奈和无望，以及曾经经历的无法言说的痛楚，共同淬炼出了仇恨，他依靠易怒与攻击性完成自我存在感的确认。这不只发生在中东，我们在平日也能感同身受。

亚西尔作为工程队的员工，但他难民的身份变成了最大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争执并非一个人针对另一个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针对另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发生争吵的瞬间，托尼·汉纳将自己代入了更宏大的象征，自己象征着黎巴嫩的基督徒，受到巴勒斯坦一方侵扰的社群的代言者，那根水管不过就是引线，将长久埋藏着的矛盾点燃，这是身份和身份的对决，而非个人与个人的矛盾。

《羞辱》中的绝大多数场景都发生在法庭上，质证戏码不只是辩护和交锋，也成为了一次袒露，让双方以及双方背后的阵营袒露自我真实想法，法庭中，每个人身后的旁听者以及延伸到法庭之外的，挤满街头和道路的那些各自的支持者，都把这次庭审当做了难得的表达和纾解自我的渠道，当然，愤怒注定引发了狂乱。其实，托尼·汉纳和亚西尔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仇恨的受害者，他们曾经的生活被毁，村庄被屠戮，自己被驱赶，命运境遇陡然变化失控，漩涡将他们裹挟其中，无计可施，这漩涡旋转起来，将每个人卷入，将每个人甩脱，当他们回归日常，必然夹带着无法释怀的恨意，凝视彼此。这恨意如何清除，依靠什么涤荡和抵挡，谁能解释？那块土地充满灾祸，战火，多年以来从未真正安宁，就像电视中那位军方领袖所言，战争结束了，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结束。仇恨依然升腾，心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熄灭？

这故事的结尾，让每个人松了一口气，无罪的判决，解放了双方，他们在疲累的对峙之后，已经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但是这和解仍泛着理想主义的光泽，真实世界里恨意不会轻易消弭，大团圆的结尾毕竟是人造的戏码，这现实世界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收尾？

《羞辱》是黎巴嫩2018年的申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导演齐德·多尔里凭借此片获得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狮奖提名，主演卡梅尔·巴沙更是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威尼斯影帝）。

虽然这是一部小语种电影，却不需要观众多了解黎巴嫩的历史。只要对巴以冲突、基督徒与穆斯林的隔阂稍加了解，就能看懂影片要表达的意思。

片名为《羞辱》，其实就是讲两个男人的一次言语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

表面上是一件小事，重点在于这两个男人的身份：一个是黎巴嫩基督徒，另一个是巴勒斯坦难民。

黎巴嫩人托尼（阿德尔·卡拉姆 饰）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怀着身孕的妻子居住在首都贝鲁特。因为首都气候炎热、公寓狭小，妻子一直想搬到托尼父母的老家达慕尔，但是托尼始终不想回去。

谈到老家时，妻子用到了“重建”、“赐福”这样的字眼。这正是导演在影片开头埋下的伏笔，为揭开托尼的过去提供了线索。

作为黎巴嫩基督徒，托尼是基督教派右翼政党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坚定支持者。在他工作的修车厂里，时常播放巴希尔的政治演讲，内容充斥着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敌意：

“他们（巴勒斯坦难民）在我们的井里喝水，然后在里面吐痰。”

影片的另一位主角是亚西尔（卡梅尔·巴沙 饰），他是一名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黎巴嫩的难民营里。

黎巴嫩的法律不允许难民找工作，因为这会让难民在当地站稳脚跟。不过出于对难民的同情，以及亚西尔的土木工程学学位，建筑公司还是让亚西尔当上工头，负责首都街区的翻新工作。

亚西尔负责的地段是基督教社区，为了避免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亚西尔处处小心，还特意把工人们做祷告的地点改在一个僻静的停车场。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当地人故意找他的麻烦，这个人就是托尼。

有一天，亚西尔正在街上工作，托尼故意在阳台上洒水，污水顺着下水管浇了亚西尔一身。

亚西尔并没有愤怒，而是好声好气的找到托尼，告诉他阳台的水管坏了，污水已经洒到行人身上，工程队可以无偿帮他修好。

托尼却回答：“那就走另一边啊，路很宽。”

亚西尔和工人们没有办法，擅自修好了排水管，托尼却当场用铁锤把管道砸碎。

亚西尔被激怒了，于是骂托尼“你这混蛋”。

被骂之后，托尼立即向建筑公司投诉。因为亚西尔的难民身份，上司决定大事化小，劝亚西尔向托尼当面道歉，否则就把他解雇。

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到世界各地，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亚西尔对此心知肚明，他不想妥协，却毫无办法，只能向妻子抱怨：“我们相当于阿拉伯人眼中的黑鬼。”

亚西尔被上司带到托尼的修车厂，亚西尔本来想要道歉，但托尼得寸进尺，继续对难民进行羞辱。托尼甚至还说：“如果沙龙（以色列前总理）从开始就灭绝你们该多好！”

亚西尔忍无可忍，一拳打断了托尼的两根肋骨。

托尼挨打后，马上去警局报案，警方却回复：“我们没有权力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

托尼对警方的态度十分不满，他愤怒的表示，如果一名黎巴嫩人打了巴勒斯坦人，那黎巴嫩人很快就会被逮捕，反过来警方却无能为力。

看吧，此时我们多少能明白托尼的怨气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外国人丢了自行车很快就能找到”、“为什么少数民族就可以高考加分”，你身边一定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也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托尼”。

有时候制度的偏颇性、滞后性，才是社会上戾气的根本来源。

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是托尼理亏，因为他的挑衅行为本来就像个“混蛋”。

不过亚西尔这一拳让托尼得了并发症，导致托尼在工作时突然昏迷。而托尼怀孕的妻子在救丈夫时意外早产，初生的女儿奄奄一息，生死未卜。

从这一点看，亚西尔又可能成为间接杀人的凶手。

此时亚西尔如果曝光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可以为自己免除牢狱之灾。但亚西尔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自首，并且向法院认罪。

亚西尔想用自首彻底解决这件事情，托尼担心女儿的安危，也想尽快结束这个案子。

但是和很多公共事件一样，当本来就像火药桶的大众关注到这件案子，这就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了，而是整个社会发泄戾气的窗口。

很快就有一名年轻的女律师找到亚西尔，劝说亚西尔接受她的辩护。女律师曝光了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还曝光了托尼妻子曾经堕胎的隐私，将过错抛在托尼一家身上。

这位女律师的理由很崇高：因为巴勒斯坦难民的权益经常被侵犯。

而托尼这边也有一位名为瓦吉迪的著名律师帮忙，还要免费为他辩护。因为瓦吉迪律师是右翼政党的支持者，他和托尼一样，都不喜欢巴勒斯坦人。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还会知道双方律师是父女关系，而让他们当庭对峙的理由，除了女律师对父权的反抗，还有双方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

瓦吉迪作为资深律师，为了打赢官司挖到了很多猛料。

他的手下查到了亚西尔的过去，原来亚西尔并非无辜。他年轻时曾在约旦袭击一名给难民发食物的炊事员，并导致炊事员终身残废，理由只是这名炊事员穿着约旦军装，而约旦军队袭击过巴勒斯坦人。

此前亚西尔选择自首，也许就源于这件事让他一直背负的愧疚感。

而托尼之所以会仇恨巴勒斯坦人，是由于他小时候正值黎巴嫩内战。

内战期间，托尼和父母生活的小镇达慕尔被巴勒斯坦游击队攻陷，他和父亲逃了出来，母亲则死于巴勒斯坦人对达慕尔的血腥屠杀。

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持续15年的内战，双方死伤无数。战争使黎巴嫩经济遭到巨大损失，无数黎巴嫩人逃离家园。

如今国际社会只关注巴勒斯坦人遭到的迫害，却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达慕尔制造的大屠杀避而不谈，这种对历史的选择性无视，是幸存者托尼对巴勒斯坦难民仇恨的根源。

旧账越挖越多，双方律师的参与，不仅没有让当事人达成和解，反而让火药味儿更浓。媒体的曝光也点着了街上人们的怒火，黎巴嫩人与巴勒斯坦人开始爆发冲突，政客纷纷站队，国家陷入了动乱。

每个人都代入了自己的情绪，每个黎巴嫩人都觉得自己被“鸠占鹊巢”，每个巴勒斯坦难民都觉得自己被“种族歧视”，于是双方根本不可能坐下来一起喝杯茶、聊一聊，而是开始烧汽车、掷石块。

就连总统都坐不住了，他亲自邀请托尼和亚西尔来到办公室，想要调解双方的矛盾。

托尼在总统面前依然咄咄逼人，丝毫没有和解的意思。然而从总统办公室里出来，托尼看到亚西尔的车出了故障，还是掉头回来，帮亚西尔把车修好。

修车过程中，两人没有一句多余的交谈，看着托尼离开后的背影，亚西尔脸上有了一抹微笑。如果两个人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如果他们只是在路上偶遇，没准儿还能成为朋友吧。

其实不去管对方什么族裔、什么身份，大家和睦相处，你帮我修水管，我帮你修汽车，这样的日子不好么？

得知托尼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亚西尔独自来到托尼的修车厂，以他自己的方式道歉：

先是用言语羞辱黎巴嫩人，然后狠狠地挨了托尼一拳，最后对托尼说了一句“对不起”。

理清托尼与亚西尔的恩怨比较简单：你骂我一句，我就还你一句，我给你一拳，你也还我一拳，从此两不相欠，恩怨翻篇。

可惜两个族群的恩怨就没那么容易分清了。

影片最后，导演为这场殃及全国的庭辩画上了休止符，最终的判决没有和稀泥，也没有留下开放式结局，而是当庭宣布亚西尔无罪。

亚西尔重获了自由，女律师战胜了父亲。

托尼表面上输了官司，却也解开了心结，因为他拿到了亚西尔的那句道歉，并且让那件被历史无视的、导致母亲死亡的大屠杀，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结尾的对视，两个人都有眉毛、嘴角略微上扬的微表情，这是微笑的动作。虽然没有笑的那么明显，依然能看出两人之间已经没事了。

对比战火纷飞的中东，我们的幸运是生活在一个接近大一统的和平国家，一切矛盾都可以归为人民内部矛盾。

而不幸的地方在于，虽然我们有着和平的社会环境，却依然存在着滋生偏见与歧视的土壤。

本文为《暴走看啥片儿》特约稿件，作者大海里的针。如需授权、转载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羞辱》仇视与谅解！一根本该被修好的水管，背后蕴藏的却是历史的残酷、战争的创伤、政坛的矛盾和信仰的碰撞！四位性格迥异弧光饱满的人物，一段满是冲突的故事，哪怕没法感同身受的我们也会被深深的震撼到吧！你拥有那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可能是他人一生难以企及的梦想！高潮部分还是过于套路化了，被激化到顶点的矛盾被化解的太轻易了，夸大了人性自我反省的能力！8分！ps:看这片历史没学好是硬伤啊！

故事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过半的时候，我还在自以为是的揣摩这其实是一个最后会以“人性之罪”为最高落脚点，完全没预料到结尾会远远超过了预期。 导演似乎很容易拿捏作为观众对角色形象的心理预期，并且乐于打破这个心理预期，不断让双方各自在受害者和“施暴者”中切换，让你不断思考的同时避免因为同情和怜悯掉入人性陷阱，甚至有意让观众在这个过程中能保持中立，同时又在本应该保持中立的双方律师形象塑造中模糊了这一立场，这真是极好的一个设计。 第一次故意为之的羞辱是为了复仇，第二次故意为之的羞辱是为了和解。虽然那句话最终还是没有从那个巴基斯坦难民的口中说出，但是这个答案已经告诉了观众：谁也没有办法代表各自本身或群体背后的行为与遭受的苦难获得谅解与道歉，但是都应该被世人所看到。正是应了那句话：铭记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

电影探讨的主题内核真的出乎我的预料，同时，第二次的“羞辱”真的是为电影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