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大有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看喜剧竟然笑不出来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看喜剧竟然会痛哭流涕，也许我已不在天真，也许我已疲惫。

      《耳朵大有福》是我弟推荐的说特好笑，可是我看了不一会就开始哭，最后还是痛哭，越好笑的地方我哭得越伤心，这和当时的心情没关系我至今看了还是会哭。

       小人物从来都是悲中有喜喜中带悲，他们悲是因为他们逃不脱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的宿命，他们喜是因为他们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这是低层人民幸福的所在。范伟演的王抗美真是逼真，活脱脱一个下岗铁路职工，把小人物的悲和喜都诠释得很到位。

       很清楚的记得让我开始哭的那个镜头，王抗美给老婆送完饭去楼下的网吧泡面，他撩起的那面门帘是墨蓝色的，很薄上面是竹子图案。一看到那个门帘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曾经我家就用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只是我家是挂在了窗户上作了窗帘。我爸在教育系统工作，那时我家住在学校的房子里学校统一都发的那种布，我很清楚地记得当年学校办公室我家邻居家都挂那种窗帘。记忆像出闸的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再也止不住了。

       我知道后来我的很多泪都不是为王抗美留的，而是为我爸。我爸和王抗美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中年人困境中的中年人，一样的上有老下有小，一样的傻呵呵一样的耳朵大。谁都说我爸有福，但就我和他接触的这二十几年中，我看到的是一个疲惫不堪为家庭为父母为子女操尽心血的男人。其实我爸应该过得很幸福，事业美满儿女双全，这是别人羡慕的地方，可是我爸为什么就没有安生过，没有舒舒服服地过过一天，像极了去算命的王抗美。

        王抗美有点好面子我爸没有，我爸有什么说什么不好就是不好，只不过很多不好在他那都很好。我爸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们幸福让家庭美满，我妈和他妈有矛盾了他在中间协调结果他两面不是人。他总是尽力讨好我妈，就像电影中的丈夫，什么好的都给老婆吃自己回家吃泡面吃剩饭。再多的苦再多的累都一个人扛绝不让父母孩子受罪，总是说好着呢好着呢永远乐呵呵的，再多交通工具也不用只骑辆破自行车，我爸就是这么一个比王抗美还王抗美的人。

        不看电影感受不到中年人的辛苦，看了电影才知道原来我身边就有比电影还电影的人，原来生活比想象中的艰难，原来现实比艺术更能感动人。

        同样的看了《长江七号》又是哭的一塌糊涂，我不相信这就是昔日那个风流倜傥的唐伯虎那个说话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的至尊宝，同样是一个感人的父亲的故事，又哭上了。看着满头白发的周星弛不禁感叹时光的残忍，但是想想私下的星爷就难怪了，这是他的风格。毕竟时间和历练已经让他回不到从前了，单纯的搞笑年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写这两部电影突然就想起冯巩的电影来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事偷着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都是小人物题材的影片，一律的让人笑过又哭，心疼又心酸。记得《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其中有这样一段台词，儿子对爸爸说：当干部拼的是文化，文化之上是做人，做人之上是身体，爸你文化做人都没问题就是身体，你要是身体垮了我和妈指望谁去，妈拿五块钱给我爸买包子吃，补补身体！

        这段话也是王喜经常教育儿子的话，最后让儿子用上了。五块钱包子能补嘛身体，这是儿子对爸爸的爱，在他心里爸给他买五块钱包子就是对他最大的爱，那他也要把最大的爱给爸爸。

        最后把这段无比经典无比诚恳的话送给所有的父亲和所有爱父亲的人：文化之上是做人，做人之上是身体，一定要保重身体！

我发现电影里出现的东北总是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的鞍山，纪录片《铁西区》里的沈阳铁西区，以及这部片子里的集安市。在我印象里，也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特别是在冬天，草木早已凋零，满眼不见一点儿绿色，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人们穿着深色的、厚重的衣服，神色木然地走在街上，隐藏着心中的痛苦和疲惫。

这部片子应该与《天水围的日与夜》对照来看。做人真的很难！贵姐说：有多难？可王抗美会说：确实很难。老婆卧病在床，需要他伺候，需要花钱；又偏赶上他退休，收入大幅减少；姑爷有钱，可是不但指望不上，还玩起了出轨；儿子不着调，家里的事情根本不管不问；跟弟弟王援朝过的老父亲每天连顿正经的饭都吃不上……这一系列的负担和烦恼一起向老王压过来，让他喘不过气。这些其实就是我在《天水围的日与夜》的影评里说的电影“该有”的内容。老王遇到的问题也困扰着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百姓，可是为了电影的表现内容，这些问题集中在电影所容纳的两三天的时间里、在老王一个人身上爆发，于是老王这个人就有了代表性。电影里，老王似乎什么都不顺，有的只是对过去一点点辉煌的回忆和留恋。其实这也正是东北地区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

电影里给了一张写着“周杰伦”的一块钱几次特写。这张钞票到了老王手里，花出去，又回来。我把这解读为一种联系。老王就像一个多棱镜，反射着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这些通过这一块钱与他有联系的人（网吧店主、数码女、修车人）也像他一样在最底层过着艰苦但顽强的生活。所有这些人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东北乃至中国的草根社会，表面上麻木而猥琐，下面却充满了惊人的生命力。

p.s.再说点儿题外话。刚刚看到新闻，葫芦岛的杨家杖子开发区和辽阳市弓长岭区被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再加上第一批名单上就已榜上有名的阜新，我的老家、奶奶家和姥姥家都已经涉及到了。东北的很多城市都是资源型或者重工业型，为国家作着贡献的同时也在遭受着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的侵扰。东北历来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辽宁更是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儿女众多的大家庭里，长子意味着什么。在忍辱负重、不计后果地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资源之后，我的家乡已经垂垂老矣，变得步履蹒跚、不堪重负。“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之后的东北老工人也面临着生活窘迫、后顾堪忧的现实问题。搞了几年的“振兴东北”之后，我没见到什么起色。真的希望这样的影视作品多一些，再多一些，让更多的人看到真实的东北百姓的生活，不要一提到东北就想起白山黑水，一提到东北人就想起赵本山和小沈阳。

   这两天接连被骗了两次。

    冲刘震云和《我叫刘跃进》这个颇有先锋感的名字走进了电影院，出来后悔不迭，好端端一个故事被拍成这样，糟蹋了。上网溜达的时候看到《耳朵大有福》范伟超人模样的海报，只想溜一眼，没想到第一个镜头就喜欢上了，后悔没进电影院。

    《我叫刘跃进》编剧刘震云赫赫有名，导演马俪文也佳作不少，连客串都是高群书和尹力这样的腕儿导，偏偏整合出一部阵容强大的平庸之作；相反，《耳朵大有福》的编剧导演张猛名不见经传，百度和谷歌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却能拍出这部笑中含泪的高水准的影片。

    从导演风格上看，《耳朵大有福》和贾樟柯的片子有很多相似的元素：真实得近乎荒诞的底层生活、朴实而有意味深长的镜头、大量有声源背景流行音乐。从演员表演上看，范伟延续了他在电影中的一贯形象：老实、窝囊、外表木讷，内心拧巴，冷不防抖点小机灵。但看完《耳朵大有福》我想到的不是贾樟柯的片子也不是范伟以前的《芳香之旅》和《看车人的七月》，而是《我叫刘跃进》。
 
    我一直认为，《我叫刘跃进》这个片子发挥得好很可能会是又一部《疯狂的石头》，发挥不好也会落个《光荣的愤怒》的下场：输了票房赢了口碑。可是，马俪文对她不熟悉的题材驾驭能力出乎我们的预料，我是说出乎意料的差。其实，从故事蓝本到名字都具备和《石头》和《愤怒》一样吸引观众的元素：题材黑色幽默，以小见大，情节发展紧凑连贯，峰回路转，但影片都没能把这些展现出来。《我叫刘跃进》叙述节奏控制不好，感觉不到张弛，镜头更是一直翻转，难受到让人想吐，陈羽凡单调的嘶喊声不时回荡在焦躁冷漠的镜头里，像一只盘旋在国贸上空的秃鹫在冷笑。这部影片的野心很大，想表达的东西很多：想讲一个精彩的故事，想揭示房地产行业规则，想关切农民工的处境，想触及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焦灼和恐慌，还想展示河南人的幽默，这都没错，错在表达上。影片的表达手法则有时候荒诞，有时候现实，有时候高蹈，有时候写实，却唯独没有力量，像一团千头万绪色彩斑斓的毛线团，乱糟糟，软绵绵。其实，只要抓住一点往深处挖，不动声色就可以把这些全部展现。《疯狂的石头》野心似乎没这么大，起码没往政治上靠，它只把故事讲好，这已经很成功了；《愤怒》的野心比《石头》大，有政治野心，但是在把故事讲好的前提上也及格了；《三峡好人》野心更大吧，要展现转型社会的问题了，但贾樟柯的叙事是深深扎根在现实中的，镜头更是没得挑，所以人家得奖别人说不出什么来。这些成功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叙事不宏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先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塑造好，在细节中自然能看到社会，在一个人身上自然看到一个时代。

    该说《耳朵大有福》了。

    从所谓的幽默说起吧。据说，《我叫刘跃进》的看点就是刘震云的河南幽默，但我看的时候时时准备笑都没笑出来，除了秦海璐被剥去衣服后，李易祥那句“假的啊？”。又据说，幽默是回味起来才会笑的，这是和搞笑的重要区别，可是我回想这个片的时候，什么都想不起来，更别说幽默。所以我只能猜测，要不就是我笑点高，别人觉得乐，我不乐；要不就是我不会欣赏幽默，只懂得什么是搞笑，不然为什么我看《耳朵大有福》时总能笑出声来呢？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是虚构出来的幽默，一个是真实的幽默。

    塔可夫斯基说，任何想象出来的场景也不如真实的生活场景动人。是的，生活永远超越我们的想象力。但关于电影我想有两个真理：一，电影是虚构的。它不可能是生活本身，即使是纪录片也是我们加工过的生活的副本。二，电影的唯一使命就是追求真实，所有的虚构都是对真实的模拟。再差的电影也是在追求真实。第一点限定了电影不是什么，第二点指出了电影可以是什么，也就是电影的方向，这对电影至关重要。所以，判断一部好电影，标准不在于影片理解的真实是什么样的，而是影片是否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现实主义的真实和表现主义的真实不同，象征主义的真实和超现实主义的真实也不同，但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即使后现代解构一切，打破一切，看似很不严肃，其实他们通过不严肃的方式还是在严肃地接近他们眼中的真实——充满偶然、随意捏造的世界。当我说虚构的幽默和真实的幽默的时候，我其实想说的是，他们的区分不等同于生活中真和假的区分，更像是到位和不到位的区分，能让人一眼看出来的虚构就是没有努力抵达真实，能让人误以为看到了真实那就是做了让我们满意的努力，当然，我们也会误解很多人，我们看不到是因为他们比我们的目光走得更远，这时候只有交给时间，我们再走上十几年几十年可以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风景。

    幽默不是其他，恰恰是一个人的气质，说不清，摸不着，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了就是笼罩在整个人身上，想掩饰都掩饰不住，没有的话，通过伪装也许能绷住一会，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穿帮了。刘震云是有幽默的气质的，看他的访谈，即使他说很直爽的话你也会觉得他的表情里有弯弯肠子，好像总是一本正经地逗你玩。幽默既模仿不来，也无法言传。冯小刚是善于发现这种幽默，并把这种幽默放大的导演，所以能拍出《手机》来，但是这次，我不知道是刘震云不够用心，还是马俪文压根没有幽默气质。我宁愿相信是后者，因为我更相信刘震云一点。拍《我们俩》的马俪文是个擅长拍好题材的好导演，所以坏起来不得要领。幽默总是不走寻常路的，这经常和“坏”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小坏心眼，没有一点小小的破坏心理，怎么会打破常规，打破温情脉脉的面纱呢？但幽默必然是善意的坏，即使冷笑话也是善意的，它的同情恰恰就藏在那个阴冷的结尾上，要是真坏，它没心思讲这个笑话。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想学幽默又把握不好“度”的话，很容易变成尖刻；要是连方向都找不到的话，可能会变成真的破坏，又狠又尖锐的那种破坏。我怀疑《我叫刘跃进》就是连幽默的方向都没找到。

    扯远了，回到《耳朵大》。
    细节同样能反映一个电影接近真实的程度。看完《刘跃进》几乎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只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心有余悸，那是那些大翻转镜头留给我的纪念。《耳朵大》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很多，比如那个上面写着“周杰伦三年级三班”的一元钱。王抗美买方便面的时候找的这张零钱，他算命的时候给了那个姑娘，后来修车换零钱的时候又回到了手里，在他把这张钱给修车师傅的时候，师傅又不要钱。就这样，这张写着“周杰伦三年级三班”的一元钱就这样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在他手里。这张一元钱好像就是他摆脱不掉的糟糕心境的隐喻，第一次他看到找的这张零钱，说这张钱上面画得乱七八糟的不想要，但小卖部老板说他麻烦，他也就收下了，在算命的时候好不容易花掉，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回到手里，他修车的时候又拿出来给修车师傅，结果没花出去，而王抗美好像没有注意到这张钱就是几次流经他的手的那张钱。这个细节，往浅里说，也是导演观察生活的结果。

    还比如，那件他玩游戏得来的保暖内衣。他带了一盆花送同事，出门的时候拿起那盒保暖内衣，同事马上说，你拿花过来就可以了，还拿这个。在王抗美尴尬的一刹那，我们也跟着尴尬，爱面子的老王会不会就把保暖内衣留下呢。老王没有，他说这是玩游戏送的，他顺便拿去给他父亲。这个细节不仅让人叫绝，还让人动容。以前老王曾经把特供的中华烟给这位同事，举手投足流露出大方和要面子，这时候却不肯将就一件保暖内衣，原来生活的压力可以这样改变一个人。如果导演生活中没有仔细观察体会过这样的经历，很难想象他对这一细节的把握会这么传神。

    再比如，老王自始自终没说过他姑爷春洋什么，包括她女儿给他打电话哭诉，他也只是让女儿别哭，但听说儿子大军找人揍了姑爷，他当下把钱包中几乎所有的钱拿出来让大军请那两个朋友吃饭，这一举动就像《看车人的七月》中老实巴交的范伟最后那一板砖，就像黄健翔在昏昏沉沉的一晚上解说的最后突然爆发，就像《耳朵大》的结尾老王那一声“出来跳舞吧”。狗急跳墙，兔子咬人，“蔫狠男人”这种带有喜剧意义的爆发后是种痛快的解脱，让我们目瞪口呆之余感觉难以名状的爽，憋了半天，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好了，说说我最喜欢的那部分。王抗美在父亲那听说父亲因为弟弟弟媳每天打麻将吃不上顿好饭，郁闷达到了高潮，在从父亲那出来，撞到一个人，那人骂骂咧咧，老王将心里的烦闷发泄到那个人身上，“整死我，整死我吧”，被打了一拳后老王奋起直追，然后摔倒在街角，老王躺在地方，碎掉的保温瓶胆，也片片碎在地上，反射着冷冷的月光。

    老王给以前的舞伴打电话：“出来跳舞吧”。

 电影一开始的音乐，就不是“配乐”。退休欢送会结束后的一片人去楼空、杯盘狼籍中，一个推拉镜头里出现了台上的卡拉OK小电视，镜头移开20秒后，这个小电视特写画面再次短暂切入。这“反复一次”是“语法”上有意识的强调，让观众明白，那是一首已经没有人唱的过时的卡拉OK曲。小电视特写之后紧接着切进来一个剩茶特写、一个乱糟糟空荡荡的室内大全景以及一个服务员熟练地一左一右泼剩茶的镜头。几个看似无用的过场交代镜头，但是在声音的配合下，这一“无人卡拉OK”、“人走茶凉”的情境却一下子将主人公刚刚退休的心情、状态以至整部电影的氛围烘托了出来。类似这样，运用某种程度上的声画对位，以声音与画面之间的张力带出更多“附加”的深长意味的例子，这部电影里比比皆是。
  《耳朵大有福》中最关键的也是作为全片枢纽的一个音画对位处理，是各种有关红军长征的“声音”与画面上范伟退休最初几天走过的无比艰难的路（另一种心理意义上的“长征”）之间既极为生活化又有着丰富隐喻的对比。
  “长征主题”第一次出现，是开场不久领导与王抗美的对话，被问及退休后干什么时，王抗美说自己曾是铁路局宣传队演出《长征组歌》时的领唱，退休后就去给公园里的老年合唱团当团长。场景转换之后，当王抗美夹着“光荣退休”的镜子、推着破自行车从桥上走过，心情复杂地看着桥下自己无比熟悉的车站、铁轨和机车时，一个狗贩子跑过来，以赞扬他“耳朵大”为名推销小狗。他们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开场字幕在富有肌理感的铁路桥护网上显示，与此同时，响起了那首雄壮而俗套的《欢送进行曲》。紧接着是王抗美夹着镜子骑车的镜头，以微微有所变化的角度不停地切换（有点类似《谍影重重3》的剪辑方式），但除了环境在变，画面其实始终是一个骑车人和一面镜子，而字幕就上在这画面上。《欢送进行曲》提示了主人公一段新的“路程”（长征）的开始，就好像他要动员起自己身上全部剩余的能量，去投入一项新的“运动”。而这一属于退休工人余下的生命时光的特殊“长征”，并不是以一条奔向终点的长路的方式呈现的，反而更像是镜头剪切方式所暗示我们的，人生最后的这段漫漫“征途”，不得不以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方式来渡过。

 退休的王抗美经济上顿时拮据起来，在卧病的老伴劝说下，他准备请混得不错的女婿（“姑爷”）吃顿饭，让他们补贴点家用。为此，王抗美来到朋友的小店兼网吧买酒。他熟练地自己泡了方便面，与此同时，旁边的电视机一直在放着连续剧，声音清晰可闻。很快你就会发现，那是前两年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又是“长征”。又是电视机的声音造成的某种“画外音”效果——在影片此后的发展中，你会发现电视机（包括类似的电脑）及其发出的声音，简直成了某种不可或缺的构成、推动情节的要素，并且不断用这些声音中与影片情节貌似不相关的“内容”，制造与画面之间的反差，为影片增加了很多“阅读趣味”。
  在《十送红军》那优美而略带凄凉的音乐声中，王抗美默默地（面容颇为“坚忍”地）泡方便面作晚饭，并不时瞅两眼电视——这提醒我们，他还是从前那位《长征组歌》的领唱。仔细看去，他是在为老伴送饭用的保暖瓶里泡面，用老伴的那点剩菜，如鱼骨头什么来做“面浇头”，而此时，旁边的电视画面上，恰好是刘少奇背着一名红军战士过草地——多么意味深长。那两句有机会成为经典台词的自况也是在这里说的：“这时候喝酒啊，就是新闻联播就酒，国内新闻喝一瓶国际新闻喝一瓶，剩下两瓶重播时候喝。”“咱（抽烟）抽的不是价钱，咱抽的是信仰。”当王抗美因为“毛主席爱抽这个”而买“大前门”（其实是为了省钱）时，电视机里正好响起“毛主席”的声音，他在说：“是为了革命大局啊……”这不由得你不想起东北老工业基地那千千万万“为了大局”而被迫下岗的工人，范伟的这个角色，恐怕还是里面相当幸运的吧，能一直做到退休。当王抗美吃完面，一边结帐，一边要跟店老板换一张涂着周杰伦名字的一块钱纸币时，电视里传出的是朱德的声音：“你要多保重啊，恩来的病啊……”然后深情款款的音乐逐渐发展到高潮。王抗美家有病妻、经济拮据、茫然无措而又不愿认命的处境，再一次被巧妙地烘托了出来。
  影片中段，王抗美骑着自行车跟在装了音响的人力车后面，喇叭里放的歌，是《万水千山总是情》——这可以被看作是在提示某种“新时期、新形势”下面貌大变的“新长征”。果然，来了兴致的王抗美要求和车夫换车骑（实际上他想考察一下自己做这一行挣点花销的可能性），结果在郑秀文《眉飞色舞》的强劲节奏伴随下（注意这依然不是“配乐”，而是从车上的音箱里发出的），他恶狠狠地骑了一大段，而用以表现这段骑车场景的镜头语言非常丰富、剪切得非常流畅。“你说我要中间不必停留/你说我要一转头再过来/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这不也正是“征途”中的王抗美所奢望的吗？那越来越困扰他的重负和束缚，尽管他表面还在镇定自若地忍受着，但内心深处不是有着越来越强的“反弹”的渴望，渴望能一朝解脱吗？从这儿开始，他在影片最后的（小小的）爆发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然而王抗美的“实验”终究是失败的，无论是搞传销、骑人力车、擦皮鞋、组小乐队为人促销，还是去戏班子“面试”。“面试”时影片已经过了大半，舞台上在演的二人转，唱的是一家人的和和美美，“我女儿赛天仙”之类，与看得津津有味的王抗美自己家里从兄弟到子女乱得一团糟的境况恰成对比。王抗美投入而沉醉的笑容里带着辛酸。来到后台，面目可憎的戏班子老板要他试唱，他于是唱了——毫无疑问地，又是《长征组歌》。这时候，背后舞台上传来的是戏曲铙钹的敲打声，由慢渐快，与王抗美急于表现的心情相配；王抗美站定，开始酝酿情绪的时候，传来的则是念白“本人姓关名羽字云长”，又把一股酝酿中的豪气、回忆中的自得给很好地衬托出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王抗美声情并茂的朗诵和歌唱，甚至感动得自己热泪盈眶。无疑，他在唱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困厄，自己的挣扎；在那一瞬间他甚至获得了某种红军战士般的激情和能量，要去冲破这一切；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唱到高潮处，他戛然而止，“整不动了”；如同在生活中四处碰壁一样，他连唱一唱“长征”都不行了；在这最让人心酸的时刻，背景音乐响起的却是欢快的舞曲——他，不正是个被时代抛弃的人吗？
  结尾处，王抗美依旧骑着他的破车，在夜深人静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高声唱着《长征组歌》：“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练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 野菜充饥志越坚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高于天……”他唱得那么投入，声音却越来越空洞。一个渐渐拉远的带点广角的长镜头，让街道更显空旷与凄清；在歌声渐渐消散、人影渐渐模糊的时刻，响起了汽笛和列车疾驰的声音；这声音与跨越街道的巨大宣传横幅“塞外江南流光溢彩 边疆古城画意诗情”以及两侧华丽的路灯，又交织出一番别样意味——时代飞速前行的车轮、小城镇的疯狂发展以及这一背景下人的命运的模糊不清，等等；而这时候，银幕开始转黑，片尾字幕闪现，雄壮而俗套的《欢送进行曲》再次响起……

因为《钢的琴》才回去看这个电影，虽然《钢的琴》还没有上映，但作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就能在院线上映，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
电影拍得不错，就是前半段有点散，让人看的总想走神，不过还好范伟的精彩表演，才让前面有些松散的剧情也算是有声有色。可以说电影是范伟的独角戏，若不是范伟演的那么好，电影可能还要打点折扣。
范伟演的是个铁路工人，因为我也是个铁路上的孩子，所以看着就觉得亲切，由于得了哮喘，不得不退休了，可他却停不下来。家里有常年卧病的妻子，虽然住院费给报销，但是每月的退休工资供养不起老婆的营养费。他也不想问姑爷伸手要钱，虽然姑爷有钱，他更不能问儿子要钱，影片后面儿子一出场，就看出是一个没出息的儿子。所以他只能一个人去找找看能干点什么，他想去骑人力车，结果气喘；想去二人转剧团表演，老板冷冷的问会唱什么，他说会场长征组歌，结果已经唱不上去了了；想去擦皮鞋，看到有人擦完不给钱，又挣不到钱，也就断了念想，总之是干啥啥不行。
可生活并不是就只是这样简单的放过他，姑娘和姑爷闹离婚；儿子没出息；原先引以为傲的铁路文工团领唱的头衔和长征组歌的名头也不管用了；最后去看老爹，看到老父亲在弟弟家就挤在几平米的地方，还要给一屋子打麻将的人烧热水，再看看老父亲连出去吃一顿像样饭的勇气也没有的窝囊样，他实在是裹不住怒火了，用头顶着要打他的人说“来整死我吧，我正不想活了，欢迎整死！”
作为一个三十几岁的导演，张猛明显比一些其他导演更怀旧、更写实，这让人想起了意大利导演朱佩塞托纳多雷，同样是三十几岁，同样是将自己家乡的事情搬上荧幕，朱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拍出了回家三部曲。张猛没有朱那么浪漫的镜头，但是张猛更有记实感。电影里铁路工人的形象生动的像是活在我周围的人一样。我家也是铁路上的，小区里也净是退休的铁路工人，他们以前的工作让人羡慕，电影里那个开网吧的小老板也对身为铁路工人的范伟羡慕无比，因为就算是退了休，老伴的医药费依然有人给报着。但是说起其他的他什么也没有，抽烟也只抽大前门，说是抽的是个信仰，其实那是因为这烟最便宜。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小区门口看见一个人，犯病倒了，昏迷之前还要交代别人，“送我去铁路医院，可以报销！”。领唱长征组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剧团给老板试唱，虽然最后唱不上去了，他依然唱的热泪盈眶。但是老板一脸冷漠的表情，和后面正在演出的二人转演员，都在无情的说，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了。
最后范伟也没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能发泄着说“欢迎整死！”然后在深夜无人的街上，唱起《长征组歌》，镜头渐渐拉远，范伟的身影让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