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2018

借由《索尔之子》名声大噪的导演拉斯洛·奈迈施在第一次执导电影时，就捧回了戛纳评审团大奖的桂冠，又在颁奖季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收入囊中。可当三年以后，这位被戛纳捧红的新人带着自己趁热打铁，野心蓬勃的新作，试图重回棕榈海滩的时候，法国人却犹豫了。争议四起，流言纷纷，奈迈施最终和已被媒体谨慎期待的《日暮》亮相威尼斯。丽都岛的观众们发现，这部降临在1913年布达佩斯的电影，从剧作结构、浅焦摄影、主观视角、沉浸式美学、历史叙事上都几乎和前作的方法论一脉相承：好像将摄影机置身于二战的惨绝人寰已经不够，奈迈施要在时间中继续回溯，直到世道崩塌的一战前夕。可是这一次，电影差强人意的口碑却证明一切似乎都不再奏效。 《日暮》对准一个身世神秘的少女，她远道异国而来，出现在由亡父创立的帽商店应聘遭拒，却意外得知了家族数十年前的灭门惨案，不由卷入一场由腐朽贪婪的贵族，疯癫的车夫，衣衫褴褛的伯爵夫人，狂热的反叛分子共同画就的“黄昏”卷轴。这座她阔别已久的城市，如今被过去的阴影和现世的疯癫所纠缠，正在为不久以后的战火纷飞举行“最后的晚餐”。然而，笔者的质疑恰恰要从这里开始：这乍一听上去为了重现历史而生的黄金设定，真的将我们置身于历史当中了吗？它怀着多大的好奇心和诉说欲进入这段往事？除了一个盛大的布景和诗意的噱头，观众还在原尺寸复刻的城市模型中看到了什么？ 事实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如果说焦距是导演为观众裁定视点，以便划清什么是“可观看的”，什么是“观看的禁地”的话，奈迈施的浅焦摄影则是导演独裁的极致：除了主角的运动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也不被要求去理解，我们像集中营的囚犯，被摄影机拖在地上前行，等着被导演实施火化或枪决——在这里面，导演并不屑于给观众思考的时间，更无从谈起在其中呼吸和沉浸。奈迈施的狡黠就在于他“制造”了一个主角作为观看的起点，但我们并不完全共享她的视线，多数时候她的运动霸占了画框，似乎这样我们的观看便有了意义，而日暮中的欧洲却模糊在焦距之外，它们是幻影，是奇观，是玩偶公仔，是操纵情绪的昆虫嗡鸣声，却唯独不是事件，不是人物，更不是历史。 为数不多的深焦镜头，却是角色在景框中消失的瞬间，在这些时刻，我们终于被返还了眼睛，看清了身体在其间穿行的空间和情景，在观看权再次被剥夺的倒计时里贪婪地呼吸，同时感到错愕：跟随主角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去体验和留下印象，而是正好相反，被她屏蔽观看的权力？于是我们仅剩的目的便是等待导演向我们滚出下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你有一个哥哥”“被送往奥地利的姑娘们凶多吉少”“他们要来洗劫帽子店”），下一个不知所云的人物，下一个“禁止入内”的地方：这正是奈迈施十四年前执导的短片《耐心》中所做的——我们漫无目的地跟随一个忙活着的女人，接着“咔”的一声被扼住喉咙（或者只是导演这样认为），这是一名集中营里的女秘书。这便是电影的“作者性”，它被减少到了一个冲击值（shock value），好像我们跟随一个长镜头就是为了挨它这一巴掌... 在集中营电影《索尔之子》中导演狡猾地给浅焦长镜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借口：“我们最好不要抬眼观察和驻足凝视，也不要试图理清楚不幸为什么会发生，因为谁有权力说自己猎奇的目光不是在消费这场浩劫呢？如果对其理性推演就意味着野蛮和伪善的话，我们不如直接将观众丢进泥泞之中。” 是的，确实如此，可是奈迈施的处理不啻于脱下一件伪善的外衣，又穿上了另一件。索尔埋葬儿子的执念在集中营无情的秩序中本就稍欠说服力，而在牵涉到越来越多的牺牲者，付上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后，这种坚持已然演变为一场近乎不可理喻的行为艺术。索尔对犹太同胞的无视，对逃出集中营的漠然，对难民的利用，又和缺乏人性的纳粹军官有何区别呢？这时我们终于恍然，导演为了把长镜头的坚持得淋漓尽致，为了继续“让观众置身于历史中”，不惜破坏他同胞们用心良苦的计划，以便空洞的承诺足以无限延宕下去。如果无节制的观看是用目光剥削了受难者的话，这样对人物的漠然和冷酷，只是从外表规避了良心的谴责，而背地里用一套电影的诡辩术又一次消费了这场浩劫。 而这样的借口离开集中营便不复存在了，奈迈施空洞的表达欲露出了马脚，《日暮》只剩下一个诡计去除伪装之后单薄的骨架。这个故事之所以被语焉不详的人充斥，只因为长镜头要继续下去，奈迈施要继续霸占我们的时间。莱特小姐有充分的理由去观看，但她却只是神秘莫测地降临在一个场所，被含糊其辞的人搭讪，激起偏执至无稽的好奇心，被一架正好为她而来的马车接走。 她被全城知晓秘密的人愚弄，正像观众被导演愚弄，华丽的服装和摄影掩盖不住导演的“偷懒”和影像的无能：他没有让电影的时长“名副其实”，尤莉·贾卡比僵尸般的表演也没有向我们透露她的内心，而是让电影彻底变成一场由虚假的美，和臆想的错乱堆积而成的游戏，镜头看似跟角色亦步亦趋，却和现实始终保有一步之遥。一旦跟随这个虚拟主角（Non-Player Character）进入叙事之后，观众便失去了“体验”的选择，而沦为“体验”的猎物，任由她把一个又一个关卡丢向我们，之间只有编排，无需调度。谁会对一款伪装成艺术的奥斯维辛体验游戏说不呢？从欧洲到美国，评委会们对它夹道欢迎，于是制作公司满怀热忱地推出了第二款，这一次一棒打醒了所有人。 我们确实该思考近年来越发自我标榜的 “历史沉浸感”究竟是什么,它通常和长镜头直接对应。《日暮》中的微观叙事只是一个人造的舞台，在奈迈施的一声令下一个预设的终点凭空出现，他在其间设置的障碍令终点不断延迟，而人物在封闭的圆环中障碍赛跑时看见的风景，被他叫做“历史”。与其说它描摹旧欧洲的日暮时分，不如它无意中捕捉到了失魂导演的黄昏：灵感像一轮残阳一样奄奄一息，从他本就贫瘠的弹药库里落下去了。 与之相反的则是贝拉塔尔的电影。同样是匈牙利人的长镜头，同样讲述一个逐渐衰落逝去的时代（《撒旦探戈》），观众没有被直接暴露在混乱之中，而是先被安置到了一片牛棚，一间黑暗的房间，一个雨夜，一条垃圾和落叶横飞的街道上——“混乱”在真实的时空中逐渐打开了自己，因为历史作为坚实的客体已经先设地、不容置疑地身在其中，而人物只需要用他们的动作去经历它。和奈迈施相反，塔尔给我们时间，他的长镜头中每秒钟都是真实的，为人所体验的，是人的身体同社会机器碰撞的过程。正是这样个体化的时间，而不是长镜头本身，具有“沉浸感”的魔法。而奈迈施的电影里充斥着时间的折叠，人物从帽商店走到街道上的路程经过了排演和计算，成了一场抽象的走秀，历史也只是外部的装置艺术。观众在时间的错乱中感到眩晕，因为这里面没有情感，只有量子化的信息洪流。《日暮》只能是为不愿动脑的观众们准备的，踩上它，便像《天方夜谭》的飞毯，不再需要质疑和思考。 这样善于瞒天过海的诡计走向了什么呢？电影的结束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满目疮痍，滂沱大雨，一镜到底的摄影机穿过一战的战壕，最终来到了主角的面前。她眼神空洞，面容僵硬，微微的喘息试图说服观众她处在前所未有，实则纯属虚构的危险之中。是的，无需劳烦介绍，正是《1917》。

我就着“电影美就值”的想法走进了电影院。

可惜，只有几幕称得上美丽：定格的开场，荡漾的水波。更多时候，摄影机只是在摇晃中呆呆跟在女主身后，机械、凝滞，并非传统叙事的节奏，也非情感流动的节奏。或许从女主抬起头开始，镜头就执行起监视器般的任务，既没有时代，也没有空间。女主大胆偷窥伯爵夫人的秘密时，本可以有关于堕落关于腐朽最绮丽深刻的描写，而镜头，只是坚定站在女主身后贯彻自己的理念，仿佛女主的内心和脸一样僵硬麻木，眼睛不会转动、不能聚焦。如儿戏般闯入王宫，闯入驿站，依然一样的麻木，不知该怪演员还是怪别的什么，所有表达都是软绵绵的。文明，权色，革命，所有概念的表现都贫瘠得不可思议。

剧情的问题几乎不想挑剔了，每个人都认识她，每个人都让她离开，每个人都不愿意好好说话；女主需要谁，谁就出现，给出女主需要的信息。没有一个人物有立体感，就像没有一个建筑有灵魂，有情绪，扁平得连空洞都算不上。

还有服饰……总想着这么厉害的帽子店应该有特别特别好看的帽子吧！可惜导演没有这个打算，美丽的帽子和背后的腐朽一样没有被目光凝视，只有监视器，模糊地记录了一些。绝不应该出于对华服的好奇去看这部电影，特写镜头里只有女主那张越看越无趣的脸。

我真的什么也没感受到，比它美的电影可太多了。同样漫游，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伴随着让娜莫罗走了一夜，就那么吸引我，打动我。华美服饰、贵族落幕看维斯康蒂，光影流动、政治隐喻看贝托鲁奇，何必看这部日暮。

之前就有看过导演拉斯洛.奈迈什的《索尔之子》，再回望《日暮》，我们会发现电影中包含着挥之不去的、鲜明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关系，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贝拉.塔尔教会了我如何思考电影，但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视角。”可以说，《日暮》正是透过他所摸索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结果。 《日暮》的背景设定在一战爆发之前，地点则选择了“真正的多瑙河明珠”布达佩斯。然而颇有意味的是，影片在悬疑的设定上也恰到好处。一个困惑于自己家族身世的女子，游荡在充满迷雾的20世纪初古老的布达佩斯城里努力寻找着真相。为了这个真相，142分钟，我们就这样沉浸在其中。 与此同时，沉浸也成为了观影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手持摄影、跟拍、浅焦镜头以及长镜头的使用，都为沉浸式观影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真实。这种运镜风格的背后是拉斯洛贯彻一致的哲学理念。这不尽然是一种全知的上帝视角，也称不上全然的主观视角，而是每一个局限视角下的个体，看待自己所处的世界和时代是如此的不完整的、受限的视角。 影片的结尾，战争的爆发，奥匈帝国的轰然倒塌，留给我们最大的疑问或许是，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在左右着、牵绊着一个强大帝国的毁灭，一种古老文明的消耗殆尽？我想，导演想要探究的主题和意义正在于此，就像他采访时所言，“我想拍一部电影，关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她的个人命运也在映射这个世纪的命运，个人故事和更大的历史相互辉映。”

我以为是一战前的诸神黄昏，结果还是哈布斯堡那点破事。

参照一下奥匈帝国时期的年表很能体现问题：

1848年匈牙利革命遭到奥地利镇压，1866年普奥战争奥地利战败，1867年正式形成名为奥匈帝国的二元帝国；片中仅仅以为“公主”称呼，身着白色套装前来订购帽子的贵族及其丈夫的身份也是不言而喻：茜茜公主（1837-1898），其1889年后再不穿黑色以外的着装；皇帝约瑟夫弗兰兹（1848-1916）。

对照一战爆发时间1914年（此时四轮汽车已普及），如果这部片的主要时间轴是在一战前夕的话，所谓的“前夕”该属于哪段时间范畴？

显而易见并无法单纯以“描绘欧洲文明末日前夜的社会图景”来理解这部电影的内容。相比《索尔之子》做到极致导致极端压抑的镜头语言，《日暮》的画面和视听可以用唯美与浪漫来形容，而力道的缺乏与不知所云的问题便随之暴露。在镜头中游离的人物们纷纷登场，细腻的特写表情却仿佛没有灵魂，携带着关于多民族融合与矛盾，阶级冲突，二元帝国时期等祖国历史处境话题穿插机械式的动机与结果，构建出导演想要展现的布达佩斯，他的旧日匈牙利。

幽魂般游走的Leiter家妹妹，寻找神秘的兄弟引出男人们的联盟似乎正在寻求暴力的正义；来自维也纳的男爵对匈牙利贵族寡妇的粗暴性侵，与女主人公共同见证这一幕的孩子；气氛充满控制与逼仄、光着脚为女主戴上帽子的奥地利皇室，Leiter制帽店的火与烟花转瞬便将观众带到一战的壕沟中，其中超现实的意味也是如出一辙的晦涩。具体历史节点的模糊化，知名人物外形的明显偏差，无不意有所指，却又虚无缥缈，浅浅掠过难以留下痕迹。每一个角色在谈到关键线索时的语焉不详，一以贯之的风格化长镜头衬得剧情连贯性更是支离破碎，实际上这个活着的灵魂所经历的是19-20世纪整个匈牙利的变迁，“大家都懂的”两名关键人物所局限的时间维度自然会构成限制，于是便遮遮掩掩、拼拼凑凑，全指望观众意会。

毫不意外这个片子分低，有多少观众能产生自然而然的共鸣？最多夸几句镜头漂亮罢辽。

我喜欢这部戏，啦啦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哈哈哈

在得奖首作《索尔之子》以破格观点呈现纳粹集中营的人间地狱后，拉斯洛·奈迈施将深焦镜头再推前，凝视一战的世道崩塌。神秘孤女爱丽丝来到布达佩斯，欲在亡父创立的帽子名店求职竟被拒门外，由此开展一趟追寻兄长恶魔幽灵之旅，重回过去，揭开家族的隐藏真相。延续前作风格，长镜紧随爱 丽丝穿梭暗黑时空，聚焦局限观点、狭窄视角，如梦魇般朦胧影像的压迫感袭人而来；以家族老店残留的微光，斜照文明的殒落。

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前两年凭借处女作《索尔之子》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之后，他的第二部作品自然引起无数影迷的热切期待。有幸在威尼斯欣赏到这部新作的世界首映，还跟主创团队同场观赏，更是深感意外。这部新作跟处女作有着一模一样的美学追求和叙事方式，再次摒弃上帝全知视角，几乎全片采用浅焦镜头，紧紧跟随着女主角的主观视点，在一战前的奥匈帝国城镇里四处穿梭游荡。然而，这个故事的环境气氛与《索尔之子》截然不同，不再是禁闭高压下的集中营，而是完全敞开的大街小巷、帽饰店等公众场所，导演试图用同样的摄影手法来制造沉浸感难免有炫技的嫌疑。 其次，剧中女主角一意孤行寻找亲生兄弟的设计也跟《索尔之子》里父亲一心想为儿子体面安葬如出一辙。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女主角的出发点是令人生疑的，由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依靠模棱两可的人物对白以及人物关系来推动情节及制造悬念，令观众逐渐坠入一场不知所终的猜谜游戏。由此可见，导演一心想延续的独特美学风格，在这个叙事文本上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从深层隐喻来看，女主角好比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思想或执念，这种植根于昔日辉煌的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心态，在面临权力/荣耀日薄西山之时，难免会像女主角一样深陷焦虑，四处碰壁而无法找到出路方向。影片高潮部分，女主角进入被侵占的珠宝店，却始终无法见到自己的兄弟，而当她靠近窗户俯视楼下群情汹涌的暴动民众，听到呼喊的不是别的，而是她的姓氏。到了这一幕，导演似乎才向观众揭示这位神秘女主角的真正含义，她是一种抽空了现实意义的象征符号，连同最后一个镜头也再次明确了这种隐喻。从这点来看，这位匈牙利导演在剧本上仍然有不少野心，尽管这个稍微冗长的故事依然摆脱不了故弄玄虚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