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与其说是一步电影不如说是纪录片。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映的是一个农村女人对于中国社会秩序的困惑和质疑。

在中国社会里，有两套体系共同支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套是乡土人情，一套是法律体系。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长老，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秋菊，她想通过她所不理解的法律程序来完善一个她所质疑的乡土秩序。然而，法律所能够给她的，只是被扔在地上的一沓钱，而不是她所希望得到的说法。正如在法律里面你也找不到所谓的面子，而乡土秩序中，这却是十分看重的东西。

 

秋菊家要建一个辣子楼，村长不让，因为上头文件在这里，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但是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就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

秋菊提起上诉，按照法律程序被告人即是“审判不公正”的严局长，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而秋菊却在开庭前闹脾气不愿意上去认为自己要告的是村长而不是很好人的严局长，这又是典型的乡土秩序了。

 

然而，这些冲突充其量只能是制造了尴尬的笑点。而在故事的结尾，情节发展到了尴尬的高潮，村长不计前嫌在大雪纷飞的大半夜抬难产的秋菊去生孩子。 秋菊感谢村长，要村长来喝满月酒，可是在喜乐的热闹气氛中，村长却被抓走了，因为按法律程序，村长构成了犯罪，要坐牢。

故事的结尾在望着扬长而去的警车的秋菊尴尬的表情下定格。

 

故事的现实意义我认为正在于此。秋菊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女子，上过中学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自治的思想，与其说讨说法的过程是因为其对地区自治的质疑和痛恨其实不如说是一个平凡女人骨头里与生俱来的倔强。她不断上访的原因也许正是她不断重复的“他是村长，踢了人就算了，再怎么也不能往要命的地方上踢”。而从这句话中我认为很有意思。

他是村长，踢了人就算了。

恐怕这背后的意思便是秋菊本身对于现有的乡村秩序的认可，她所追求的也许并不是第一等的平等。那她要的是什么呢？村长回来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能够义正严词的说“人情社会，如何普法”。只是我的疑惑和秋菊的一样。法律最终给出的说法决绝的伤害了人情。

片尾秋菊尴尬的表情也许是电影的结局，但并不是中国农村不合理乡村秩序的终结。

随着影片题材和故事的变化，张艺谋找到了新的视觉形式和影像风格，从仪式化走向另一个极端——纪实化，于是诞生了《秋菊打官司》以及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中大部分镜头通过偷拍完成并采用了众多非职业演员，这对张艺谋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其实，《秋菊打官司》这部片子从原著改编到拍摄手法的确都是带有很多偶然性：首先，原计划拍摄的影片《一地鸡毛》已经纳入了拍摄进程而因种种原因临时改为《秋菊打官司》；其次，编剧刘恒最先是将《秋菊打官司》写成了生活轻喜剧，后来张艺谋又突然决定改为纪实风格。虽然看似偶然，但其中有着必然的决定因素。



前三部作品已名扬海外，但电影套路和风格形式大致相同，不断求变的张艺谋这次尽量避讳造型写意之势，将视角投向当今农村老百姓的生活。通过纪实方法，最大程度地淡化技巧和戏剧性，以求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使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人的关注上来。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张艺谋借鉴了很多纪录片的创作手法。首先在设备上全部使用16毫米的摄像机和胶片。从而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纪实感。



其次在景别上，张艺谋舍弃了之前突出演员脸部的近景甚至特写镜头，多使用与人眼相类似的中景和全景，从而突出了客观的感觉，很好地还原了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状态，给观众呈现一种真实的时空关系，营造出整个影片粗粝的质感。



不过，张艺谋也没有丢弃对传统民俗造型的偏爱，从影片中一



串串红彤彤的辣椒以及结尾给小孩过满月时的场面，我们依稀可见他惯用的手法。

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巩俐。
觉得好像但凡中国有什么电影，她都参与一下。
长大了，反而最喜欢的是巩俐。
欧美的身材，中国的脸。
气质就绝对的是中国的大房太太，势气逼人又绝对的智慧当先。

这部电影以小看大。
虽然是以农村为题材，折射出来的却是所有中国人。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讲理的民族，也是最讲情义的民族。
但是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给足面子。
你给足我面子，那一切好商量。不给面子，绝对和你死磕到底。
农民法制意识不强，但也知道说理，说理的结果为个啥？
就是要有个台阶下，就是要争那么口气。

喜欢巩俐的演出，把一个执拗的乡村妇女扮演的惟妙惟肖。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拍给外国人看的片子，里面花了很多功夫表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貌。由于他对风俗的重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倒是很真实。这部电影给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秋菊的不断上诉。此间表现出的我国的地方治理状态令人深思。

   秋菊打官司的原因在于村长踢了他丈夫的“要命的地方”。事情的起因是秋菊家种辣椒，要在地里建个晒辣椒的棚子。当时中国政策禁止在地里修建房子。村长于是以此为理由阻止他建棚子。这分明是在刁难秋菊家。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乡村是常见的。由国家来管制村民的土地使用权，这使得地方官在执行时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秋菊在向李公安告村长时总说“他是村长，踢了也就踢了，但不能往要命的地方去踢”。可见秋菊对于现有的乡村秩序是认可的，她并不追求第一等的公正。

    第一次告到李公安那里时，处理的结果是村长赔偿200元医药误工费。但村长拒绝道歉。村长拒绝道歉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村长道了歉认了错，村长的威信就不存在了，日后国家交付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了。由此他认为国家会站在他一边，因为国家还有求于他。我认为村长说得很有道理。

   对于一般人而言，村长既然已经赔了钱了，那事也就了结了。秋菊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但秋菊死死不放的是“给个说法”。为什么秋菊要“给个说法”呢？她宁愿不要钱也要个说法，这是因为秋菊对正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她认为这个世界有个天理存在。对正义的信仰正是其生命的希望所在，所以她才会不惜代价去追求一个“说法”。其实普通小民也是有信仰的。

   在向李公安告村长时我们看到，李公安一个人要负责整个乡镇的治安司法工作。因此，秋菊来时他总是在忙碌中。我曾想公安与检察院应该分工，检察院负责调查，公安负责治安抓捕等具体工作。看到这里，我不抱此希望了。中央政府能够为地方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极为有限的。何以见得？由中央直接向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昂贵的，更好的公共服务需要征更多的税来维持。而过高的税收水平可能会导致官逼民反的结果。并且，更多的公共服务需要更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不仅提供公共服务，他还会鱼肉百姓。在市里时，一些听了她故事的市民说像她这样的事一个市里起码上万起，大家都到市里来要求解决，市里哪能管得过来。也就是说市公安是不会理她的。这句话很有意义，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往上一级，其成本就上一个台阶。

     秋菊从镇上一直上诉至法院，其成本已远远超过了秋菊所能得到的赔偿。这些成本包括乘车去镇上、县里、市里的交通成本、住宿成本，获取打官司的可靠信息的成本。其中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为高昂。她需要了解国家的政策、告状的程序、相关部门的地址、领导的意图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大部分都垄断在官僚阶层手中，这就更加大了难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公民不能享受到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为成本太高了。进而由此导致地方治理的恶化。《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里秋菊所遇到的官还都是好官，尤其是那个市公安局长。可现实中清官总是少数，贪暴之吏居大多数，这是更令人畏惧的。

    这里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完全是地方自治缺失的缘故。在自治的情况下，地方的治理任务完全由地方自己负责。自治的地方用不着中央来规定土地的使用，如果这样，秋菊一案也就不会出现了。在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基层官员由地方民众选出，对地方民众负责而不是对中央负责。本片中的村长也就用不着为自己的权威的丧失而担心了。在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地方事物靠民主来解决，在熟人社会里解决问题只需较小的社会成本，而且由于大众的参与其结果的合法性、公平性高于中央任命的官僚，哪怕决策错误民众也不会有怨言。总之地方自治使得地方治理的成本低，且结果更为公正。这使的地方的善治成为可能。

    西方中世纪的社会，国家远离百姓，对百姓而言只有庄园才是实际的。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庄园由庄园主与农奴（黄仁宇反对将其译为农奴，他称之为穑夫）共同管理而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预。庄园作为一个小的地方自治单位，公共服务的成本低，行政与司法可以分开运作。庄园的行政管理由庄园主从农奴中选出来的庄官管理，而庄园司法由农奴担任陪审团的庄园法庭来管理。于此相对的是，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一直是合一的（宋代的提刑制度对此有一定的纠正，可以说宋代的司法比较具有独立性）。中国任命的官僚式地方治理结构治理成本高昂，为了节约成本（也可以说是不扰民），司法与行政合一，县官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审案。我们知道中国中央还是有专门的司法机构的，如大理寺、刑部、刑审院等，因此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并非源于古人的观念。中西两方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后来双方命运的极大不同。大部分人都以为凡封建则必落后，黄仁宇认为在封建制度下较能注重地方实情，尤其西方的封建制度使得私有产权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使得“社会底层的资源能够自由而公平的交换”，由此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则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始终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秋菊打官司》以崭新的拍摄风格为张艺谋赢得了第四十九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张艺谋一部迥异于前的片子，他抛弃了从前为他带来荣誉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充满形式主义感的构图造型，抛弃了工整精巧的摄影手法，也抛弃了他已经技法纯熟的传奇式的故事，将视点对准了陕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农妇。没有无形的封建家族的枷锁也没有表面平静下的你争我夺，故事就是故事本身。他使用偷拍，肩扛摄影，实景拍摄等仿记录片拍摄手法拍出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现实主义的背后张艺谋仍然揉进了他所擅长的形式主义的因素。在看似不事雕琢的画面下，蕴含了张艺谋独到的导演构思。
秋菊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她的男人被村长踢到了要命的地方，伤的倒不算重，可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是村长，就能随便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她挺着大肚子，先后跑到了乡上，县城和市里，不为别的，只为讨个说法。一个从未进过城的农村妇女，连坐三轮车都会被人骗，却结识了市公安局的局长，并且最终赢得了自己的胜利，虽然这个所谓的胜利，是以尴尬和毫不被期待的形式到来的。
当年明月在形容万历年间的忠臣杨炼时曾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纯粹。而纯粹和执著的不同就是，执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秋菊大概介于两者之间——她属于一根筋。而后来这种一根筋的性格又出现在《一个也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成为张艺谋创作中一个明显的脉络。
影片的开始是一个将近两分钟的固定机位长镜头，熙攘的市集上无数行人从镜头上匆匆的走过，大景深，杂乱的背景使观众难以分辨谁将成为影片的叙事主体。穿着红棉袄系着绿头巾的秋菊从景深处走至镜头前，紧接着下一个镜头便是秋菊和丈夫以及妹妹张望着走在街上的中景镜头，至此影片主人公正式被观众所承认，取得了自己的叙事地位。
在评论《小武》时，法国著名评论家夏尔戴松曾经这样说过“当小武在县城里闲逛的时候，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环境间的亲近感。这得归功于影片的摄影，在镜头前熙攘往的群众演员自行其事，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正在拍摄他们的摄影机的存在，这就如同卢米埃尔影片里中的人群那样，也跟雷诺阿拍摄布杜在塞纳河畔散步时所采用的方式一样－－故事跟随着这些人群一起展开，甚至使人感到即使没有这个故事生活也仍在继续”。我觉得这个评价，本片的开头也同样当之无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艺谋以这个新颖而大胆的长镜头奠定了整部片子的现实主义的基调。但是所有的风格，无不都是为了内容服务，张艺谋是一个高超的视听语言大师，他擅长利用造型，布景等一切因素体现影片的主旨。绿头巾红棉袄，我们不难发现，除去在商场买的那件竖条纹西服，在整部影片中，秋菊的衣着都是红色棉袄。红色是张艺谋非常偏爱的一种颜色，它象征了热烈和执拗，正如影片中秋菊的性格。同样，影片中秋菊家庭背景的设置同样非常耐人寻味——秋菊家是种辣子的，她们家屋檐下挂满了鲜艳耀眼的红辣椒，而秋菊几次去县城去市区的资金也都是通过卖辣椒而获得的，这不禁让人觉得趣味盎然。
而秋菊家挂满辣椒的屋子也成为一个绝佳的环境造型，它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张艺谋对于表现民俗的爱好。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个场景，在秋菊第一次卖辣椒前，张艺谋用了四个镜头描绘了收购辣椒的小贩碾辣椒粉的情形。两个把辣椒轧成粉的特写接全景，之后是数个铁碾一起轧粉的特写。这四个镜头在叙事上并不承担作用，但是在烘托影片气氛上，则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有些类似于《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点灯仪式，给人视觉刺激，但是又没有承担《大》里过于厚重的象征意义。
《秋》之所以因新颖的现实主义风格被评论界所称道，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其使用了偷拍的拍摄方法。而在最多使用偷拍的场景——市集里，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张艺谋的个人偏好，色彩鲜艳的花布，大红色的年画，以及各式各样的港台明星的海报，画着寿星福星的挂画，热闹而且世俗。一方面它非常好的展现了农村集市的环境，交代了时间（我们在背景中可以看到杰克和露丝的拥吻的贴画，泰坦尼克的海报在其后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也可以见到），另一方面非常完美的贴合了影片的气氛。虽然拍摄看似粗糙随意，手提摄影，不时有人头从镜头前面晃过去，张艺谋的现实主义，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做是构思精巧的现实主义，是经过修饰的现实主义。
《秋》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段落，有一段是秋菊的公公去给李公安还点心，派出所里坐满了等待领取结婚证的小夫妇。其中有一对正在接受询问，等待最终的确认。公安问“头一回在哪见的面”，小伙子咬着笑点头。公安又问“头一回你们俩就看上对象啦？”小伙子扭捏了一会终于说了是，接着捂着嘴笑起来。这种段落同样不承担叙事的作用，但是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比起摄影上的诸多手法和技巧，这些充满生活精髓的闪光之处反而能更好的体现现实主义的主旨。
在这部影片里，张艺谋不动声色的将写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起来，拍出了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此时的张充满了灵气，如同一再被强调的，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如同北京电影学院某年的导演试题，熟练的掌握视听语言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但始终不是全部。张艺谋的后面的作品《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形式上的极致掩盖不了内容上的重大缺陷。而因此，《秋菊打官司》更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