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2009

清末民初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捐躯赴国难的能人志士不可枚举。革命难免要历经苦痛，流血牺牲更是不可避免。林觉民的《与妻书》曾打动很多人， “不幸而生今日中国”的诀别道出了满腔无奈，然而他说过死无余憾，放不下的只是所爱之人。革命者若有志向高远，确实不足奇。更有儿女情长，那真是难能可贵。《十月围城》恰好兼而有之，形成了剧烈的情感冲撞。

阴云密布的时代背景，百年前的香港街区风貌，影片用革命党的活动带出了主线故事，刺杀与保镖。任务说起来“很简单”，孙中山有要事来香港，一帮人实施保护行动，让他顺利离开。到了后来，每一分一秒都牵动人物安危，每往前走一步都意味着有人要付出生命——可能就是个早晚问题。因为这电影可不像昆汀那样架空历史，所以孙中山不能死也不会死。反过来一想，事实就很残酷了。

《十月围城》是讲牺牲，不同之处在于是小人物和无名无姓者的牺牲。他们人数众多，名字无法一一铭刻。影片用字幕交代了几个主线人物的姓名籍贯和生卒年份，大有为无名者立碑正名的意思，背后声音就是“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觉悟可能跟林觉民有很大差距，不知革命为何、不知道要保护的人是谁。他们只是平平无奇的凡夫俗子，思乡念父为主顾，临危时刻受人之托，容不得反复掂量比较，就此扛过了重任，一去不回头。

电影延续这几年大片里常见的爱国主义包装，孙中山的大段旁白把革命情怀渲染得悲壮无比。不得不说这确实行之有效，讲到了点上。这种东西不是绑架，也不需要推己及人，它只要引起你的共鸣和思索，那电影就成功了。香港人可以有很多意见不满，但说到爱国的底线，那其他电影里不早说了么，黑社会也有爱国的，人人都可以爱国，《十月围城》要的就是这效果。

《投名状》做的是《刺马》，肢解兄弟情。《十月围城》做的是《上海滩十三太保》，娱乐观赏说爱国。张彻的灵感概念被陈可辛跟陈德森拿出来大作一番，没有了从头打到尾不带歇息，但几场压轴戏的拳脚功夫煞是精彩。这帮人里面有奇人异士，能以一挡十。另有过大半的人没有功夫可言，遇上虎狼鹰犬，只有送死等死的份儿。英国人坐视不管，双方力量差距悬殊，结局可想而知。影片没有打斗的地方一样做足了戏，父子、上下、男女、知遇，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让牺牲成为千篇一律，层次分明。

《十月围城》里的死亡不是振臂高呼口号完事，它的煽情时刻固然要引导多数观众往感动方向走——这也是一个商业片的正常做法，情有可原。可如果仔细考察结尾，革命党的理想和血淋淋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无数人会问，这样做值得么，值得为一个不相干的人这样么。人性的自私总会让人抛出类似疑问，再回到前面一次对话：一方说为一个女人这样，值得么。一方说那这样做(出钱卖力搭性命去保护孙中山)，值得么。这最弱一线反而引出了最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明知有错又怎样，我自己没有好下场，看不到光明未来又怎样。国难当前，要装作浑然不知、偏安蜗居也可以，但有热血情怀的人无法坐视不理，一条命价值有限，他要唤醒周围人，卷入其中。四万万同胞命运由谁来主宰，他们需要找一个人，权当做历史的选择，正确错误无从知晓。

比起做出革命浪漫主义姿态或者直接升华主题拔高一切的做法，我个人非常喜欢《十月围城》的结尾一幕。介于动容和落泪间的情感往往是最复杂的，他看见的只是香港风光，山顶、半山还有近海码头，可他的视线好像穿透建筑遮挡，见到那些为之流血付出、不计回报的人。也许他还看见了中国未来和民主之光，即便我们知道他耗费一生也没能做到。

最后，不是夸海口，这片子让你看累了、喘不过气乃至几度落泪都大有可能。你可能会感到震撼，心情沉重，但就是回到前头那一句，它值得你去看。【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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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读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成功的商业电影都是类型片。作为对《十月围城》毫无事前预期的观众，在影院的前半个小时里我却没能正确把握本片的类型，起初我甚至将其作为一部迟到的政治献礼片看待。当然伴随反复出现的甄子丹、戏院的灭门戏，我渐渐调整了对本片的认知。待到填满后一半篇幅的动作场面，不用多大努力也可以将其界定到功夫片之中。

如今大部分迈进电影院的观众都是或多或少读过金庸看过李连杰，这让我们对功夫片有着特别的眷顾。然而这种眷顾无法掩盖的是，功夫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它反映的不是人类智慧的一面，相反它表达“用拳头话说”这种不文明的暴力的问题处理方式。因此功夫片自己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这种落后的方式成为影片中合理甚至是唯一的处理问题方式。基于此，在传统功夫影片中冲突双方被划分为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邪恶。绝对的邪恶是不可理喻的，因此正义的一方必须对其进行暴力性击倒。正派/邪教、爱国的中国武师/作为侵略者的外国武师、警察/一心向恶的罪犯，这些组合都是这种符号化正邪定义的具体实例。

回到《十月围城》，本片选择的正邪界定标准是政治信仰，冲突的组合是天赋人权/君权神授。《十月围城》选择这样一个相对敏感的标准也许是希望藉此摆脱传统功夫片的符号化正邪设定下的打打杀杀，尝试表达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想和信念。开篇中提到的那些让我误读的文戏——正面角色在冲突的作用下加入代表正义一方，则可以被机械地解释为民众选择了自由民主。然而遗憾的是，本片中大部分角色选择自由民主一方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而仅仅源于私人恩怨甚至是盲从，这种依据力量甚至天然与那些美好词汇相冲突。脱离历史语境中所谓的先进和落后再去看待本片，其中的正面角色事实上无法被解读为追随先进思想的民众，而是和反面角色一样的未经启蒙而被煽动的愚民。

片子主要角色中最接近自由民主思想的是梁家辉饰演的陈社长。遗憾的是这个人物却被塑造为将孙中山看作革命之神，将保护孙中山作为一切行事动机的扁平人物。而他在片中唯一的大段说辞（对李玉堂的说服）只是基于孙文神性和历史参与。从全片来看，这段说辞未能说服王学圻饰演的李玉堂。陈失踪后，李玉堂对其行动的继承更多缘于朋友的嘱托，体现到后面那段对美国主旋律演讲桥段的模仿里，李就只能对陈的话鹦鹉学舌。可以尝试推想片尾之后，失去儿子的李今后的立场？从这两个人物之后，片中正面角色所代表的思想更加断裂。其后的角色作为正面人物理由开始千奇百怪。巴特尔饰演的和尚，名字（王复明）在暗示其是反清复明的遗老。方红（李宇春）的初衷在于复仇。所以在发现仇人后，她就抛弃了大队人马去寻私仇。刘公子（黎明）更多是对李玉堂的感恩。沈重阳（甄子丹）的变化源于自己的女儿。阿四（谢霆锋）和阿纯（周韵）之前有一段在水边读书的戏码，其中引出了孙文的独白，“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这仿佛解释了行为动机。然而在阁楼替身的戏中，阿四在李重光(王柏杰)的逼问下，反复强调自己什么都不懂。这使阿四之后的行为完全恢复到对主人尽忠，同时也将之前引入的独白消解为只为说服观众而存在的片段——取消掉这场戏，片中人物的行为不会有任何变化。李重光也许是片中唯一理性选择自由民主的角色，但如果注意他，就无法忽略与其形成对称的胡军饰演是阎孝国。阎的行为也是在学习西学后自主选择的结果。片中存在许多对阎脸谱化的刻画，试图说明其狂躁、不理智 ——陈对阎的评语是“头脑愚蠢”。但李同样存在许多非理智的戏份，比如和父亲争执一场。另外最后一场戏中两人的尸体被并置，同时镜头中包含对各自孩子失去控制的父亲（老师）。这个镜头很强的对称性似乎在暗示两个非理智角色的等价性。至此正面角色相对反面角色所谓的正义信念依然无法从片子本身中挖掘。

片中虚构人物被刻画为由自相矛盾首领领导的盲从民众。这种刻画也被导演在有意无意中同构到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中。张涵予饰演的孙中山除了化妆值得褒扬之外，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国父的形象。孙中山最主要的戏份是在地下室中制定计划。其中开场孙中山和各省代表见面的镜头里，强大的逆光让孙中山化为一个包围着光晕的阴影，而对面的各省代表从一个较低的位置用崇敬的眼神对其仰视。这里的孙中山不是一个革命领导者而是一个降临的弥赛亚。接下来的讨论则变成了孙中山的个人演讲，各省代表则是痴呆般的崇拜凝视，全过程中双方没有任何讨论和交流。这个场面里整个革命计划被演绎为孙文的个人意志，这里的孙文更像一个独裁者，其他人则完全盲从于他。以上几幕中的孙文无法和那些自封跟随天命所归的领袖相区分。回到那句前面被认为是用于说服观众的旁白——“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本片的摘引没有给出“欲”和“必”之间的逻辑，加之孙文的形象塑造，这句话就更容易被解读为一句煽动的口号。

然而《十月围城》的正面角色无法得到认同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观看本片时，旁边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男子就反复摘下眼镜擦拭眼角。既然片子本身对正面角色的塑造经不起推敲，那么这种认同感来源于何处呢？最直观的设想是源于历史语境、美好词汇和我们对于“牺牲”的热衷。但看看豆瓣上吓人的评分和评价，很难相信自由、民主、牺牲这些在当今社会已经快要天然包含反讽含义的词汇会有这样的效果。因此我们回到本片的类型——功夫片。事实上如今传统武侠设定已经被解构为被强行划定正义和邪恶的黑帮帮派之争，但这也丝毫不妨碍我们在观看武侠作品时对正派的认同。因此功夫片作为正义邪恶绝对划分的类型片，它早已不再需要使观众认同它本身所定义的正义，片子只要让观众入戏，他们就会自发地认同它定义的正义。这构成《十月围城》中正面角色被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片子为每个死者提供了统一的、极为形式化的“就义”场面——文字、升格镜头加尸体特写。因此我们很难将这种死亡理解为和尚的复明、方红的复仇等等各为其是的选择，我们需要统一的正义来解释这些“牺牲”，此时历史语境、美好词汇以及之前铺垫的孙文独白发挥了功效。预告片中用一段文字来概括全片：“他们舍生取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这是个很难从片中得到的解读，即使他们的行为可以上升到“舍身取义”的高度，也不是“为了素未谋面的人”。然而我们很可能认同了这句话，因为功夫片类型使“他们舍生”是值得赞美的，而历史语境提供了“为一个未谋面的人取义”作为一致的高尚理由。

如果剥离影片类型和历史语境，那么《十月围城》的正面角色还值得认同吗？《十月围城》演绎的是百年前的死亡，在这演绎里，百年前的阿四不理解那些词汇，他没有顾及阿纯和自己的幸福，毫不保全自己地为主尽忠死去了。我们也许不会再重复百年前的做法了。但我也看到百年后的演绎者依然吝惜在结尾顾及一下生者阿纯，她没有悲痛嘛？所以无论我们嘴上是否认同他们，我们好像还是没能正确演绎那些当时人无法理解的词汇，我们好像还是在不经意地展示着同样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习惯。我们好像就是他们。

所以如果你坚持看到这儿，我其实想说的是，100年过去了，我们好像还那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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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去看了《十月围城》。
去之前看了太多好评，所以会稍微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吧！”
在我看来，不着痕迹，无法学习的好，是神品；
有痕迹，可学习，可分析的好，是佳作。
《十月围城》是后者。

陈国富跟我说过，电影就是西班牙旅店，没有食物，
只有自带便当，电影的意义是什么，全看你吃的是什么。
看《十月围城》，我没太看出民主啊家国啊这些伟大的字眼和历程，
我是一个写东西的，我就老老实实的看编剧怎么讲故事去了。

《十月围城》就剧作来讲，属于精巧而复杂那种。
人物众多，线索自然就多，就像有许多珍珠，要巧妙的编织在几条丝线上。
所以故事里有几个穿针引线的人物，前半部写筹备，这个人物是李玉堂，
下半部写保护，这个人物换成了陈少白。
有两个人物是贯彻始终的，一个是拉车的车夫，
上半部跟李玉堂，下半部跟陈少白，这个人物是阿四。
还有一个是沈重阳，为了也让这个巨贵的明星戏份跟满，给了他不同的任务，
一开始是跟踪告密，后半部是保护李玉堂。

有了两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他们的戏份虽然不是多么重要，
但是由于有他们作为主线，观众看戏的时候，绝对不会乱。
他们的行动，就是故事的主线。
次要的人物，全部和“针线”人物发生关系，确保穿在这根主线上。
比如说，方红在父亲死后，去找李玉堂，理由是“我要见你的朋友陈少白”，
就让她和李玉堂发生了人物关系，穿在了主线上。
其实，编剧完全可以写，方红到处找陈少白，结果找到了逃出的陈少白，
陈少白恳求她，完成父亲的事业。
这样写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乱了，另外伸出来一条线。

“臭豆腐”也是如此，李玉堂——阿四——臭豆腐，
通过这样的人物关系，他穿在了主线上。
此外，“臭豆腐”拿过李玉堂的白米，听过他的演讲，
把这层关系敲得更紧实细密。
每一个小人物都这么做下来，搭建细密可靠的人物关系。
李玉堂——警察局局长史密夫。
李玉堂——四奶奶——沈重阳。
李玉堂——乞丐。
……

虽然写的是革命，是国家大事，但是每个人物的动机，都是个人感情，是“小事”。
阿四一心想帮助少爷和老爷，他的梦想是和阿纯结婚；
沈重阳想得到女儿和前妻的认可，找回尊严；
李玉堂是为了帮助失踪的老友；
方红是为了死去的父亲；
“臭豆腐”是为了证明自己；
乞丐是为了了断，为了一个女人……
这么多的感情和动机，为了直接而简单的传达出来，每个人物都有一件道具：
阿四是绣着“纯”字的围巾，
沈重阳是女儿的布娃娃，
李玉堂是那支陈少白的钢笔，
方红是那件被撕破又补好的外衣，
“臭豆腐”是头顶的戒疤，
重光摔坏了又补好的父亲的怀表……
虽然简单，但是有效。

然后就是，让这些人物，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引爆”，
让他们每个人都发出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光芒万丈的光亮。
其实，单独拎出每一场戏，每一个人物，都谈不上多么精彩，
但是巧妙的编织在一起，就不是加法的效果，是乘法。
这个故事，是被反复揣摩，反复试验，反复搭配，想得清清楚楚，
被焐在心里，焐得透透的，热热的，熟极而流，写成的故事。

坦白说，看中国电影，经常我也会怀疑自问：
这么烂的电影，也有口碑和票房吗？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有标准吗？
《十月围城》让我欣慰，让我明确：
在这个世上，好电影是有标准的，只要你诚心去做，终于会不一样。

好电影上天堂——谨献《十月围城》

当在杂志报道中看到甄子丹一句：“这部片子关系香港电影的士气”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它真的会是一个承诺。《十月围城》，十年以来被所有香港电影人所熟知的剧本，仿佛慢慢编织的一个梦，没有人敢去触碰和实现。直到陈德森问陈可辛：“你肯为我造那座城吗？”，陈可辛只轻轻点头；“行。”于是十年一梦照进现实。
正是因为这份沉甸甸，真的走进电影院看的这一天，我依然忐忑。只怕梦和造梦之间会有偏差。观看过程很过瘾，是我许久未在影院里真正体会到的丝丝入扣、无从喘息、又哭又笑。看电影最美妙的是移情，是观众走进银幕的瞬间，而这部电影，我从头到尾都是剧中人。

关于故事
我很久没有在国内的电影院里看到一个好好讲故事的电影了。导演中心制现在算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不管再大的制作，也敢在编剧上灌上导演的大名，而完全不知故事所云。
《十月围城》说起来简单不过，如同预告片里说的一样：“他们舍生取义，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了保护孙中山，一群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完全卷入了革命，最终为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与对手血战，义士全部牺牲。
线撒的很开，讲好编圆并不容易。但是影片做到了。重点并没有放在贴靠主旋律的拔高主题上，而是用半场的文戏细细的讲了每个人物的前史。然而离孙文到港时间越紧迫，越能够隐隐感觉到笼罩的死亡阴影。这是刻意给观众的暗示，未卜先知。因而已暗自垂泪，为戏中人不知未来命运而揪心。
只想让人记住他叫王复明而不是臭豆腐的大个子；一心为父报仇，父亲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的方红；得知有一个女儿，想做一件有尊严的事的沈重阳；一心想娶阿纯，只要老爷安全的阿四；为情所困但求解脱的落魄公子刘郁白，以及活了17年只为这一小时的李重光。他们力量其实微弱，完全在用自己的血肉与黑暗进行极不平衡的较量，最终只能是全部牺牲。
有人说这部戏说的是西方民主政治，讲的却是东方的忠孝节义。其实尤其是这个“义”字。一群与孙文完全无关，甚至与革命都无关的人，为何会为了他而死，似乎谈不上意义。“义”的本身正是这种无知无畏。这是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无法渗透的古老东方思想。宴之敖仅为一句承诺，可以不惜断头为眉间尺报仇。生命逝去的残酷，本身是一种撼人心魄的意义。《忠臣藏》的故事一直为我所爱，某种程度上来讲与《十月围城》一样。如没有舍生的凄凉，取义也不再崇高。

关于革命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一句孙先生的话，成为电影的主旨。最终已分不清是讲述革命，还是痛苦。
其实这本身就不是一部很正的史诗片。初次看完甚至觉得它有些反其意义。为了一个15分钟的会议，牺牲了这么多无辜生命。到底是有多值得？
电影看了两遍，我几乎每次都哭足半场。我并不是一个看电影爱流泪的人，我想这完全因为革命这个主题比较易触动我。我喜欢各国革命者与革命的故事。革命是患病的切深夜横渡亚马逊河，游向他的人民；是雨果的ABC咖啡馆里的高谈阔论；在这里，却是无辜小人物的奋不顾身。
革命始终是崇高而又有些荒谬的。今年的电影，我给了两部片五星。一部是《十月围城》，一部是《海盗电台》。两者似乎毫无联系。有人为梦而生，反败为胜，有人为梦而死，同归于尽。只是我看到李重光兴奋的发了疯似的喊着“支持孙先生！不做亡国奴！”只有17岁的他对革命的理解，我不觉得深刻到哪里去。大事不完全是清醒的人做成的，恰恰需要不清醒与不知情。黄花岗起义，有烈士是用竹筐背着自制的烈性炸弹与敌人拼搏。在纸上谈的慷慨激昂浪漫舒臆，真正实施，无论是读过多少书，懂得多少理，还是要用最鲁莽残酷的方式。血肉面前才是真正人人平等。拼的到底是理念还是身躯？
电影里，我最喜欢李玉堂与严孝国对于革命的看法。这是最出彩的戏份，然而也有遗憾，严孝国交代的不够完整，删节太多。李玉堂实际上是因为陈少白的失踪而失了常，他机械重复着陈少白告诉他的关于革命的话，有些滑稽。他是聪明人，他最早理解了陈少白说的革命就是要牺牲，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害人还是在救人。革命是对的，社会已腐败，即使他不做，政府也会逼迫他。但是他坚持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去，这是他无法度过的关。抱着死去的重光，李玉堂哭得天昏地暗，嚎啕中他看了陈少白一眼，说不清是愤恨还是无奈。
严孝国并不是恶人，他是全剧唯一对革命持完全反对的人。他受过很好的西式教育，却有自己坚定的一套理论和信念，他和革命党人没什么区别，在自己的信念中疯魔。孙文在他心中已经是祸国殃民的妖孽，不顾一切也要除掉。他与陈少白在密室里的那段谈话，到最后的郑重揖别，是全剧对革命最深刻的一次阐述。严孝国在听到王学圻大喊一声重光时，已知晓车里不是孙文，可他还是飞蛾扑火般务必要除掉那个坐在里面的人，临死前才能露出幸福一笑，为的是什么，不得而知。
至于孙文，他的唯一有效镜头仅仅是最后的点睛之笔。导演没有洒狗血，饱含热泪却没有流出来的眼睛，渐渐远去的香港，传奇至此结束，千言万语。

关于大片
这的确不是一个诞生大片的年代。以至于我已经有些模糊了判断电影好坏的标准。《十月围城》却让我重新想起，关于台词凝练的剧本，关于精彩紧迫的故事，关于微小精准的细节，关于激烈飞扬的打斗……凡此种种，我重又体会了一次。
我的有关戏剧的学习生涯中，印象最深的话是老师说：我们的故事不缺情致，可情怀却太少。情怀是什么，我说不清，如血色的夕晖或如最深远幽蓝的山壑。
《十月围城》不完美，遗憾也多。我可以一一例举出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终于是站在大片的高度上去衡量，而不再是违心的评价着一个死在低级错误上的粗制滥造品。
最后想强调一点。《十月围城》监制是陈可辛，但是导演的名字是陈德森。他是个闷骚固执的老男孩。拍过《紫雨风暴》、拍过《童梦奇缘》，极富灵气，缺点也明显。《十月围城》是他坚持了十年，逼疯数次才产下的孩子，我由衷希望他能为现在的成绩感到幸福。
我不知道如今烂片可否靠着黄金和骗术一次次的取得成功，走遍四方。但是如果遇上了好电影，请让它上天堂。谨献《十月围城》。

我在整个观影过程中，一直念叨，如果导演够水准应该在最后让孙文说一句总结性陈词，一句就够，果然导演做到了。

革命是一件很带劲儿的事情，充满未知，充满对未知的刺激。要达到这美好理想，必须经过流血牺牲，这流血牺牲的痛苦过程，就称之为革命。要用这一代人的牺牲换取下一代人的幸福。李敖曾经告诫我们这一群人，你们是不会真正去革命的，因为受的苦不够，没有勇气去玩儿革命。据袁腾飞老师说，现在的历史教材中把农民起义的部分基本都去掉了，最近两年才把李自成又搬回来，没有李自成这历史说不圆了。。和谐国也开始怕农民真起义了，毕竟自己也是这么拿的天下。

《十月围城》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从张学友扮演的进步学者的演讲到中枪的镜头我就定下了这个基调。天王跑个小龙套。

孙文幼年曾起小名“帝象”，话说中国历代的开国者出生时都有所谓的帝王之象发生。他曾自诩为洪秀全的继承者，要为万世开太平。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生活。

相对卡斯特罗的683次暗杀，孙文遭遇的可能更可怕一些，毕竟卡斯特罗是在自己手中有政权的前提下好办事。而影片中设定的保镖角色，来自士农工商的各个阶层，他们各个都为了保卫孙文舍生赴死，请问他们又有几个真的懂得革命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在影片中看到了爱，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份自己的爱。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份爱保卫这份幸福，舍弃生命又算什么？孙文理念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博爱”，在这血性的情节中得到了最小化的体现和最大化的升华。所谓博爱有点儿类似墨家的兼爱，爱一切人，无差等。从革命者的角度革命就是救度天下四万万同胞，从每个小角色的身上看革命就是一家人的团聚一桌饭菜的甘甜。天下为公的博爱社会不就是这每一个人的小幸福组建而成的吗？

影片诠释的非常完美，我效仿Ipis，没有看任何剧透、影评，为的也是不受任何影响去体会影片的内涵。应景的是影院里有人带着一个小baby进来，不住的或啼哭或嬉笑，和剧情很不达，和影片主旨倒是有一些契合。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可以在自由的空气中随意呼吸，有无数的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宝贵的生命，这其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机会触碰到革命的边缘。我们以及下一代，无需记住这许多的名字，臭豆腐也好，王复明也罢，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观，有一个辩证客观的态度，毕竟有太多太多活生生的生命未等绽放已然凋零。

胡军扮演的朝廷鹰犬，我认为是一个很成功的角色，一个接受西式教育却又毅然回国替朝廷效命的军人，他有一套完善的爱国理论体系，孙文革命初期依靠洋人赞助也确实完全不靠谱。若站在后世的角度去看，孙文确实为了革命干了不少卖国的事情，算不算曲线救国不好说，至少胡军这个角色很饱满，他尽忠职守战斗到最后一刻，有理想有目标有能力有执行，清廷多一些这样的四有青年骨干，也不至于被洋人瓜分版图。事后我一直在想，编剧难道是在映射什么人或者诟病某种思想吗？在那个年代中西式的教育方法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纠结的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产物不足为奇。

整部戏配乐是一个非常的亮点，鼓点几乎从头到尾渲染气氛，特别是春哥大战“孙中界”那段，捶的极漂亮。

从《梅兰芳》里留胡子到本片里刮胡子，黎叔扮演的铁扇公公很有“中华英雄”的范儿。整个观影过程我N次把张涵予说成了张韶涵。

最后摘自豆瓣的短评“开会言简意赅是多么的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