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2017

如果我们承认《村戏》的以小见大——这其实是个挺容易的事儿——那1980年除了是官方承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位的元年之外，从一个更大的背景看，也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 和政策的不可知不可抗不同的是，经济有自己的逻辑，不受约束的市场可以为自身提供演进的燃料，同时也是逐利者最好的动员令和催情剂。于是乎，对于市场的管制放松之后，（相对地）人人都有了逐利的自由，使得空气中闻风而动的逐利者们释放出的荷尔蒙密度陡增，一时间盛况空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告别了匮乏，迎来了……嗯……也许在电影的眼中，又一个应该被批评的时代。 电影的批评 就像片中被请来评理的长者们不置可否的态度一样，管制放松的（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主导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诸如“中国人没有信仰”之类的抱怨，实际上也就源于这种缺失。进而，因为主导价值观的突然缺失，从经济环境上来看，彼时的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人相等的自然权利，再加上逐利这个充分的动机，于是便出现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具体到电影中，就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冲突。 我们看，蛋糕就那么大，每个人都还要吃一口，吃得比别人少还不行——这样一个局面让我们嗅到的是和此前的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气息，是时代精神的转变下集体主义的消散，以及个人主义的猛然浮现。 个人主义的底色是利己，或者说，利己既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也是市场逻辑的出发点——在分田这个事情中，因为获得了合适的养料，它被发扬光大。电影通过儿子最终绑了老子要求九亩半这种极端戏剧化的处理，凸显了个人主义在浮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荒诞。我觉得，这就是它对时代所作的批评。 我的批评 让我们说回霍布斯。作为一个哲学家，《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系统地论证了“人性本恶”这个观点，他相信趋利避害是自然人的永恒特质，所以人的自私自利、贪婪残暴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避免的。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契约论，主张自然人将部分权利交付给国家，而由国家维持社会的和平。按照此种观点，来自一个最高权力的管制就有了合法性。不负责任的说，《村戏》在这一点上也许暗合了这种国家主义，所以是有一些危险的。 我没有资格去质疑霍布斯，但脱离理论而具体到实际的情况，而且仅仅基于常识，我还是觉得人的、以及市场的理性并非如此脆弱。比如说，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的确会催生丑陋，但相对自由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期的狼奔豕突不可能成为常态，而更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市场经济中的博弈各方并不在一盘零和的棋局之中，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博弈之后的平衡并不处在坐标轴的哪一个极端，而应该在某一个中间点，所以儿子绑老子的事情我们才甚少听说。相反的，这种情况更像是可能发生在前三十年的事情。因为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分界点，前后两个三十年，我们应该用不同的逻辑去分析，所以我对用在电影海报上的那个老子把枪递给儿子的画面，是持保留意见的。 电影确实非常成功地讲了一个在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奇妙转变中，分别被这两种力量所异化的父子二人，各自命运遥相呼应的唏嘘故事。只是在前三十年集体主义痛苦记忆的障目之下，我们非常容易忽视后三十年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对霍布斯式利维坦的自发地呼唤。 能够分到自己的一块地，这样的幸福来之不易，不能因为个中人心太杂，算计太多，就对幸福畏首畏尾。

看完和迷影的朋友聊了一会，两个人心里都有过高的预期，结果是没有达到预期，但是也算是一部好的片子。

不好的地方大概有，主线上是群戏（村戏）变成一个疯子的前尘和以后。色彩上红绿对比太过刻意了些，然后黑白的运用觉得没有那么必要。当然色彩上的问题加上中间叙事节奏的慢容易造成观众的困倦。以及片中女性形象的单薄，疯子的妻子戏份不多印象不深尚可理解，但女主性格太过圣母，没有前因后果的圣母立不住脚也不能引起观众的共情。

但优点也很明显，比如一些情节镜头非常出彩，镜头上比如钟馗打鬼那一段，情感上比如最后疯子车上回忆与现实交织。还有就是男性角色的形象很丰满，村支书、老鹤、疯子，这三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纠缠和影响，各怀心思，行为想法各有原因和立场，给人印象很深刻。整个片子俯拍的镜头都不是压迫，而是清醒的旁观着，观众也能更清晰的去看到发生的一切，而对疯子的脸部特写，我们能感受到面部肌肉表情的变化而推测到心理的变化。听说导演还专门种了花生，必须为这样的认真而支持了。

最后，和岛主聊天才知道这是三个短篇糅合的作品，优点是糅合，缺点是糅合得不够好吧，生硬的地方这么看可以想通了。说到底，人生如戏，无论什么年代，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以电影为镜，从电影的年代中望见了自己。

村里的每个人都活在我们身边，有句话叫做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一点善意或者恶意，一点自私或奉献，或许都值得多权衡一下。

今天笔迷影君推荐的电影，被很多媒体盛赞为——

去年最好的国产电影，没有之一。

可这样的良心之作却受限于排片和成本，无法和同档期的商业大片竞争，只能在一些艺术院线默默无闻地做小范围点映。

笔者不忍心这样的好片被埋没，想给大家安利一波——

村戏

Bangzi Melody

黑白画面，素人演员，全片都是使用方言出演。

这样一部几乎完全不存在商业元素的独立电影，却有网友评价说——

「活着」之后最好的文革电影。

不仅如此，电影还获得了第31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并入围了去年金马奖最佳改变剧本提名。

电影根据改编自作家贾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说集。

讲述了一个北方村庄的村民们，为了排演一出过年的“村戏”，而引出的种种荒诞现象。

影片的导演是内地独立导演郑大圣。

他用极富视觉冲击力的黑白画面和大量的手持特写和近景仰拍镜头，将观众入到1982年发生在太行山腹地的一段陈年旧事。

尽管这是一部涉及文革背景的农村题材电影，但是笔者却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人性反思。

用导演郑大圣的话说就是——

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时代幕布。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河北的某村庄。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改革开放的浪潮尚未席卷到这些偏远乡村。

故事开始于1982年的隆冬，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的前夕。

为了迎接领导检查。

村里的王支书号召全村，准备排一出村戏《打金枝》。

可刚刚经历十年的破四旧风波，村里的年轻人只学过样板戏，没人会唱传统戏曲。

为此村支书不得不求助于村里人称「戏篓子」的路老鹤，帮忙排戏。

要排戏，得先有人会唱戏。

向来市侩的路老鹤想让自己拿从小耳濡目染的女儿小芬演戏里的公主一角，可在戏的男主角驸马人选上却犯了难。

路老鹤本来想让能帮自己种地的好劳力杨志刚出演驸马，可女儿小芬却早已芳心暗许同村的青年树满。

《打金枝》的戏词里唱的是暴躁驸马为了父亲打了刁蛮公主的桥段，而在戏外——

这对青年男女之间也因为树满的疯癫父亲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树满的父亲名叫王奎生，人称——

「奎疯子」。

王奎生年轻时候做过民兵队长，原是一名非常正直的看青人（看管农作物秧苗），可后来却变得疯疯癫癫。

不过已经疯了十年的奎疯子，却从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

十年里，依然小心翼翼地看管保卫着一片「九亩半」的花生地。

奎疯子见到谁家的花生就抢。

拿走之后就跑到看管的农田里，把花生壳揉碎，一捧一捧撒到地里。

他还经常蹲守在村里的茅厕。

看到有人上厕所，他就高兴地哇哇大叫，因为能给田里做肥料。

可谁要敢靠近这九亩半，他就敢跟谁玩命。

小伙杨志刚家的狗窜进了九亩半，疯子当场就开枪，然后追着志刚跑了大半个村子。

村民都对奎疯子又恨又怕，所有人都觉得他一个白吃白喝的不该糟贱那么好的地。

而恰巧这时候村里传出了风声——

村支书原本准备在领导看完村戏的表演结束后，宣布分地的结果。

村民们都希望自家能分到更多、更好的农地，于是全村人开始悸动、疯狂。

但分地面就临着一个难题——

奎疯子和他霸占了十年的九亩半好地怎么分?

电影从这里开始，被分割成为了两条时间线：

一条是现实当中村民排戏的过程，并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

而另外一条则是在叙事的过程中导演不断回溯了了10年前所发生的一桩惨剧。

奎疯子为什么疯？他为什么占着九亩半？

在镜头从黑白变为彩色的不断的闪回里，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奎疯子这个形象和他的变得疯魔的背后，其实是一幕更加真切的历史悲剧。

70年代，正值轰轰烈烈的运动高峰期。

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年代里，每个人被灌输着强烈集体主义思想。

王奎生正是被这样的集体主义观念的灌输下而变得偏执，在他心里——

集体利益高于一切。

年仅三四岁的女儿，因为饥饿偷了田地里的花生。

王奎生反手一巴掌，可没想到，女儿却因此噎死了。

女儿死于偶然，奎生痛心不已，但更荒谬的却是接下来的事情。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

误杀女儿的王奎生却被塑造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劳模。

甚至在全村人的推选之下，王奎生被当做了先进事迹做了报告演讲。

因为村支书告诉他：

当上劳模，村里就能多领一年的救济粮。

王奎生一开始站在台上显得战战兢兢，不敢看台下，他也在质疑自己的行为。

可当他拿着村支书给他的稿子上台做回报的时候。

他听到了台下的欢呼和口号，看到了大家把他奉为榜样，他自己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大声地、疯狂地宣扬自己的口号——

仿佛自己也认可了自己误杀女儿的行为，真的就是大义灭亲一样。

最终，怀着巨大压力的王奎生，在巨大的道德困境中疯掉了。

他成了村里人见人嫌的奎疯子，就连自己的儿子树满也怨恨着这个疯魔的父亲。

因为有一个疯子爹，他从小被人瞧不起，就连他和小芬的恋情得不到认可。

没有人记得奎疯子十年前为集体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他成了被集体抛弃的人。

而在十年后，为了分得村里最好的一块地，被村民利用和出卖过的奎疯子却又一次变成了利益的牺牲品。

年关将至，村里的大戏即将开演。

可奎疯子却在新年的前夕，被自己的儿子亲手捆绑着给送上了去往精神病院的车……

《村戏》是一幕幕时代悲剧的集合。

尽管导演并没有直接刻画文革的桥段，但通过奎疯子这个角色身上的悲剧命运，每个观众都能感受到那段荒谬的历史对于人性的摧残和戕害。

整部电影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式的反思和自省的意识——

从70年代的集体主义，到80年代的分地到户，从宣扬大公无私到个人私欲的争夺。

时代在慢慢地改变和转化，同时跟着转化的，还有人性。

而在电影中，导演刻意用了两种不同的画面色调来强调两个年代的对比：

电影的主要色调被做成黑白片，略带油画的质感，勾勒出一幅时代群像。

而在电影的回忆部分则用饱和度极高的「大红大绿」，造成一种视觉压迫，渲染了那个年代的荒谬与疯狂。

在考究的光影、流畅的镜头、凌厉的构图中，无戏可唱的《村戏》最终引发的是对历史、对人性的重新审视。

无论是集体至上的奎疯子，还是一心为公的村支书，亦或是市侩狡黠的路老鹤，每个角色的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一类人的映射。

正如导演郑大圣所说：

这部电影里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无辜的人。

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村支书这个形象，这也是影片塑造的最为复杂的角色。

村支书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

表面上他一心为村里的利益着想，满口的仁义道德。

可实际在道德底线上充满了矛盾与妥协，习惯用用交换和条件来促成事情的达成。

为了能多领救济粮，他利用并鼓动奎疯子上台演讲。

所以在十年后，他更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又一次伤害出卖了曾为村里付出巨大牺牲的奎疯子。

当奎疯子成了村民谋取私利的绊脚石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他只是冷漠地说：

我是大家的书记。

看似站在一个伟光正的集体的利益目标下，却又一次又一次的无视着全村人的恶意与恶行。

在那“九亩半”的花生地面前，人性的丑陋简直让观众触目惊心。

所以笔者认为这部电影的意义并非在于不仅仅是拷问历史，而是拷问作为观众的我们每一个人。

这才是这个故事最让人细思恐极的地方——

所谓的历史背景不过是舞台的幕布，而类似的事件直到今天依然还在发生着。

时代从来不曾停止过疯狂，而人性也从来经不起考验。

但值得庆幸得是——

我们还有这样野心的导演，还有这样良心的电影！

本文发表于公众号【迷影映画】（ID：miying1994）

楔子

从去年开始，一部名为《村戏》的电影，在大小各种影节、电影季放映中崭露头角，并冠以种种“反思”标签在各种影迷群中传播。当时也了解到此片的信息，对影片颇为好奇。

之后在夏末一场点映活动中首次观看了此片，但就以我的认知结构看一遍，并没完全看透这部电影，之后又通过一些放映活动，又看了两遍《村戏》，才觉得对此片有些把握，或者对影片能说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了，故借此文尝试我个人对《村戏》的一次精神梳理。

《村戏》与“村戏”

《村戏》是根据贾大山的短篇小说集作为蓝本改编而成，看过第一遍后，就好奇的找了小说翻看，才了解到影片《村戏》并不是以贾大山某篇小说或者几篇小说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诸多细节都是散落在短篇小说集中诸多大小的篇目当中，这篇的人物名或角色的某个行为，那篇的几十字的一个过场细节，另外一篇几百字某场景或某活动的描写。

这种在短篇集中摘录出各个层面的细节、情节，再重新整合汇总改编成一部电影剧本的手法，其难度甚至比一个原创电影剧本还要难，提取小说中最精华的“魂骨”再重新塑造出郑大圣导演作者性的“血肉”，所以这一出《村戏》不仅是贾大山的“村戏”，也赋予了郑大圣导演对那个剧烈转折时代中人们变化的一种观照。

支书、老鹤与奎疯子

电影开篇一个手剥花生、蓬头垢面的男人，手捧着满满的花生又全撒向了田间，后发现有狗偷食了地上的花生，随即用粪水和土枪驱赶了狗和其主人志刚，其形象行为的怪异，让观众不免产生了疑问，但电影并没有急于解释这些。

一抹阳光贯通了村支书和后面的主席画像，镜头的设计直接点名了村支书的政治地位，而老鹤以收花生分配油料出场，也显示出他在村中的财务职权。

而后广播室谈话泄露，告知了故事所处的时代——80年代初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自古都是大事，《村戏》中也不例外，而在支书在大队部公布排“村戏”和“分地”消息后，在村民的议论中得知，片头的那个怪人是“奎疯子”他守的那片地是“九亩半”是村里最好的地。

村民们对“分地”当然是异常的兴奋，而支书对“分地”也是异常坚定，自然心里有谱，但肚里“老词儿多”掌管财务的老鹤想的确是利用这出“村戏”为砝码实现自己的目的。

支书掌管行政，老鹤掌握财务，而“奎疯子”却守着村中最好的地。“奎疯子”因“九亩半”进村闹事，支书用军令喝住“疯子”让其驱离，三人的关系，不由得引发观众的好奇。

小芬与树满

村民在公布排戏后的议论中，观众已经得知小芬与树满是“村戏”《打金枝》郭暧和金枝女的不加人选，自然在村中的关系是青梅竹马。

议论中老鹤言语中处处阻拦作梗，明显道出了老鹤小芬的父女关系，而树满母亲让其把志刚被泼粪水的衣服要来回去洗，已然显出树满与“奎疯子”的父子关系。

确定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让观众更加对小芬和树满父辈的关系、前史产生好奇。而这出“村戏”真正的根源，也是一位县上文艺汇演树满小芬合作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引起县上领导的注意。

而这一曲表达军民鱼水情的《万泉河水》也道出了二人成长的背景——在冷战环境下引发反苏修备战的荒谬年代。那个荒谬年代也是支书、老鹤、奎疯子三人微妙关系的根源。

饥饿与色彩

“部队的战士用扫帚和簸箕把老乡粮仓中的最后几粒谷子都扫走了”（大意）——陈凯歌 《我的青春回忆录》。

饥饿在那个年代中是一个普遍记忆，而这部电影所有故事、人物关系的根源起都是因为小彩云难抵饥饿偷吃了地里的花生，最后导致意外死亡。小彩云的饥饿，可能对现在的人们无从感知，但对我而言，有着极强的触动——孩童时，还在世奶奶在案板上做着面食，不懂事的我用手中不洁的玩具鼓弄案板上的面团，奶奶一个嘴巴打将过来，呵斥我不要再如此祸害食物，就像我亵渎了什么似得。

多年后，通过阅读和其他渠道才了解到，那一巴掌意味着什么，那是对来之不易美好食物（生活）的维护。虽然没有饥饿的记忆，但那一巴掌已经完全感受到祖辈对荒谬年代引发饥饿苦难的共感。这也唤起了儿时老人们在饭桌前提醒我吃干净碗中饭食的那声声叨念。切身的记忆也能够让我想象出当年小彩云的那一份饥饿记忆。这也是那荒谬年代传达给我的感知底色。

在《村戏》放映后的多次对谈中，郑大圣导演多次提到那个年代给自己的色彩记忆——红与绿，在影片的关键前史部分这两种颜色也作为强烈的视觉标识呈现在观众面前，红色的标语和旗帜让整个村庄的人们做着疯狂的行为形态，不顾及作为人的基本行为和生理需求，绿色军装也使得人们处于一种大战降临的紧张备战之中。

人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要以红绿两种颜色来衡量，人而非人的年代，一个悲剧会诱发另一个悲剧，错手的父亲不希望小彩云再回人间，用炉灰抹黑了小彩云的脸，不再让她“转世”回人，但小彩云还是唱着《万泉河水》回来了，成为了唯一能和“奎叔”交流的人。

父亲与树满

树满亲眼看到父亲失手害死了小彩云，而后被树立为荒谬年代的典型，在那如“癫狂村戏”的表功大会上，树满手拖土枪来到大队部，当他要为彩云报仇的时候，被一个战士一把搂住夺去了土枪，整个过程以超低视角镜头跟拍完成，象征着荒谬年代，大队部压抑着树满的复仇本能，也压抑着全村人的本性和本能。

而在影片开端，青年树满进入大队部时参加“分地”讨论时，以一个大全景的广角镜头呈现，广角镜头不断上摇，天空对折一般的压将下来，也显示着即使时代变了，压抑、异化人性的力量依旧存在。

被树立典型的父亲，为了活下去，不断自我灌输荒谬的战备思想，导致最后的精神奔溃，少年树满俯看临将崩溃的父亲，父亲残存的那一丝人性，突然把手中的机关枪举给树满，这也也许是作为父亲崩溃前最后的一丝良知。父亲也知道，没有这一枪父子间是根本无法在沟通的。但这一枪却迟到了十年，为了不让父亲闹事，树满挺身而出挡在了父亲的土枪前，父亲如十年前一样，把枪递给了树满，枪口提高一寸，差点打“醒”了父亲。

支书、老鹤与奎叔

在荒谬年代，因为奎叔树立的护粮典型，争取到了后来全村的口粮，支书非常明白是牺牲了奎叔救了全村人。虽然年代过去了，但他全片的对白和行为中，能让观众感受他一直有愧于奎叔一家，所以像利用这次“包产到户”补偿奎叔一家。

而当年树立奎叔典型的另一个怂恿者老鹤，却看到这次“包产到户”的分地机会，对“九亩半”心生觊觎，但家中又无壮劳力，所以唆使志刚以小芬为诱饵当自己的先锋，来向支书“要地”，在影片中段分地名单公布后，村民再次因分地不公争论时，叫嚣最厉害的是志刚，但镜头缓缓左移，志刚等一袭村民渐渐虚焦，老鹤逐渐清晰入画，此刻观众就明白支书想拿“九亩半”补偿奎叔一家最大的敌人是老鹤。

因为树满对奎叔的那一枪，以及小芬对奎叔互换，奎叔对于荒谬年代的疯狂影响渐渐的厘清，逐渐清醒的奎叔对老鹤占“九亩半”愈加不利，之前用排戏和支书讨价还价已经毫无意义，随即就利用奎叔擅演“钟馗捉鬼”的戏码，借以给奎叔排戏治病为借口，拍了一出“钟馗捉鬼，反被鬼捉”的大戏，这也是整个影片真正的一出“村戏”。而奎叔也被老鹤一句话打成回了“奎疯子”，老鹤也就成为全片中真正的“鬼”。

不变的“村戏”

如果在荒谬年代为了全村的口粮，支书和老鹤为首“精神谋杀”了奎叔，是因为反苏修备战的政治环境导致人性异化，算是有根可原。那荒谬过后，再度为了土地的一己私利，泯灭人性，再度“谋杀”了奎叔，因为他是获得“九亩半”的障碍，让一个即将从荒谬年代的疯狂中消散，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次戳破他泯灭人性的疯狂爆点，让他的生命永远处于癫狂非人的煎熬之中。在这片土地上，这绝对不是一个特例。

无论是荒谬年代还是今天，这类故事在无数次的搬演，甚至可以说有些麻木的让人无视。也许大家都会强调历史的特殊性，但《村戏》这部电影恰恰超出了那个特殊的荒谬年代来讲述人性的故事。村民们也不自知的，为了土地再度“谋杀”了奎叔，只有回来的彩云“小芬”守护天使般的继续与奎叔随行，一枪差点“打醒”奎叔的树满，也要为将来考虑，只能隔着车窗映照着父亲渐行渐远。

每个村民都无能为力，却又都成为了共谋者，在这不断剧烈变奏的当下，相信还会有无数的“奎叔”被三度、四度的“谋杀”或谋杀。这也许就是这片土地上不变的“人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逃不了干系，但也许会不自知，但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造就了这个当下，那么每个人也可以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正所生活的当下，从修正自己开始，略微的修正自己，就是在修正所处的环境，也许就会让这亘古不变的“村戏”慢慢谢幕。

--THE END--

过度唯美化的影像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将企图展现的现实真实从历史语境抽离

这是静态切片，而不是电影的动态切片

因而，过度残弱的文本与影像相互脱节

只能被阐释，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想起

韩国电影：唯美化的影像用来遮盖现实

观众不仅进不了电影，感知被表面凸显

的摄影慑服了，而且观看处在假象之中

一种恶心感觉正在泛滥，来直白地连接

导演所想阐释的思想。在影像与文本间

形式与内容上，还属《我不是潘金莲》

协调得最佳：形式的极致与内容的密度

创造出了完美的胚体，而不是一个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