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对比一只羊，我更喜欢这一部。

《气球》的故事没有一波三折，它不复杂，也不难懂，但这并不妨碍它是个极好的故事。

开场前，特地花了十分钟时间飞快读完了原著小说，但即便如此，观影过程中还是惊喜不断。

正如万玛才旦所说，《气球》是先有了剧本，因为一些原因迟迟无法开拍，这才有了小说。小说里没能展现出来的，在电影里都得到了更好的展现。

姐姐与妹妹、羊与人之间的对比，父子三代人之间、红白气球之间的呼应……这些小而精巧的对比与呼应，镶嵌在这样一个朴实、平淡的故事里，反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说服力。它很温和，但很有力。

在烧毁了的书的封面，反复摩挲的女人的手… …这不动人吗？

站在牛粪堆边上的，总也点不燃烟的紧张的男人… …这不动人吗？

青海湖边的孩童梦境，蓝天白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被当作“转世”证据的黑痣被摘下… …这不动人吗？

与评论区的某些自诩“资深影迷”的杠精不同，作为普通影迷的我，这次是真真切切被打动了。

因为宗教、政策与生长环境的不同，我们和这些角色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评判孰是孰非、孰强孰弱的宗教小故事。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里，妹妹的皈依可能并非真正的皈依，姐姐的看透或许才是真正的看透。扪心自问，大银幕前的我们，又有几分坚定的信仰在心里呢？

活动现场有个女孩子问万玛才旦：近些年，女性题材的影片成了一个热门趋势。作为一个男性导演，请问您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女性视角的影片呢？

作为万玛才旦“粉头”的陈丹青抢过话筒，激动地反驳说：“我不认为这是女性视角，这是万玛视角。”

很强势，但很在理的反驳。

万玛才旦导演根据自己获花城文学大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电影《气球》，在去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上就曾大放异彩。许多专家教授和影评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其电影创作最高艺术水准的一部作品。

本文无意对这部电影做全面而深入的讨论赏析，仅从“气球”引发的几个关键问题来谈论观影后的感受和认识。

气球的象征与隐喻

回首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北电上学时曾在中关大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这让他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族故乡的事情。这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灵感和创作的缘起，而小说《气球》便由此孕育而生。

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红气球》

侯孝贤《红气球之旅》

然而，此气球非彼气球。电影中的这只，是在计划生育的九十年代藏在卓嘎、达杰夫妇枕头下的避孕套，被俩儿子偷去玩耍时吹起的白气球，并由此引发一连串与世俗、宗教、怀孕、转世、生还是死相关的故事。

如果说白气球（避孕套）是阻断生命的墙，那红气球（孩子新奇的玩物）则蕴含了一种引入注目的热情和希望。整部电影就被这两种色彩包围着（当然还有许多中间色或过渡色），并在现实世界和宗教信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缠绕，引发严重分歧和内在的冲突。

万玛才旦导演的前作《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无不是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精髓，深切关注和反映着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影响与嬗变。学者白玛措受万玛才旦新作《气球》的启发，还以《严肃的气球――西藏妇女生育观的变迁》为题，作为对西藏地区气球（避孕）的历史田野调查及研究。

2005《静静的嘛呢石》

2011《老狗》

2015《塔洛》

2018《撞死了一只羊》

其调查中指出：“任何一个社会中，家庭的形成离不开各种习俗的存在，家庭亦或习俗也在随着社会的变迁处于一种不断重构的过程中。当下，核心家庭越来越多成为游牧社区典型家庭结构的过程中，牧区的节育措施更多由女性实施，牧区的男性们似乎也‘需要将当爱情来临，严肃的戴上气球’作为一种新的习俗纳入这种变迁中。”

电影不是论文，面对相同的事物，《气球》是用故事和视觉画面言说。它把视角放在了更为普遍广泛深刻的细节上，以红白两种气球作为叙事切口，映照出国家政策、宗教信仰、灵魂转世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困境。

在万玛才旦看来，“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在那十分出色的主题海报上，卓嘎怀抱红气球侧身站立，低头凝重地看着地面的达杰所停的摩托车，真是意味深长。红气球像隐喻便象征卓嘎已经怀孕，而达杰却充满了沉重的烦恼，像一个面对生活无所适从的失败者。

电影摇晃的镜头，在流畅而粗砺的叙事下，不仅有着强烈的现场感，而且准确地表达了在风吹的草原上，面对气球所带来的集体焦虑、动荡的灵魂和内心世界。

为使气球的象征意义更为丰富和凸现，电影前段，当达杰发现儿子玩的气球是避孕套时，气急败坏地追逐着刺破了它（让他无此经验的老父亲甚为不解）。除去因顾虑避孕套的私人伦理和社会负面影响外，更多是达杰拒绝身体自然权力的让渡；本应属他的快乐，是不允许孩子们偷窃并破坏的。而这由避孕套膨胀而成的气球，显然是控制身体快乐的一道安全的阀门。

为了满足或替代孩子们对白气球的要求与迷恋，达杰终于在县城市场上买来系在摩托车上的大气球，像草原上的两团火，也似两枚跳动不安的精子。只是那时的达杰，内心可谓五味杂陈，似乎缺少了此前那“种羊”般的野性。

当白气球进入日常生活后，转换为两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红气球”，呈现出在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冲击下其命运的大相径庭。这就是在片尾故事即将收官之际：两个孩子手中飘扬的红色气球，一只破碎，意味着生活并不完美，抑或达杰夫妇等藏族在草原牧区面临的某种现实；而另一只则飞向天空，在众人的注视下越飞越高，消失在视野的尽头，则代表着世人对未来的希望与想象。

导演为了更好的赋予气球深刻的象征或隐喻，镜头中还多次出现风吹凌乱的塑料袋，在草丛奔跑而被绳索伴倒的羊，以及暗黑的房间等等，特别是有的角色对话，总被中间物体或明或暗地遮挡。这其实是以各种自然的场景，意在表达因气球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烦乱、疏离、阻隔及陌生。

当然，气球（避孕套）涉及个人隐私，其间的情感无论如何强烈或严重，均犹如一条暗流涌动的沉默之河，似乎正面临着忠诚与背叛、生存与死亡、坚守或放弃的重大考验。

信仰和现实的冲突与选择

万玛才旦的小说和电影，都在讲藏族故乡的故事，他几乎始终都在处理和平衡内心深处的宗教文化认同与现代传统文明的冲突。他曾在著名批评家何平的访谈中说：“每个人物身上可能都有我的影子，但他们又不是我。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写作中，他们所要面对的就是我在现实中需要面对的，他们需要承受的痛苦就是我需要承受的痛苦。”

万玛才旦导演

但是，不同在于，他在面对“人类普遍性”中始终坚持着文化的某种“异质性”。他并不自我设限，而是以超越民族、地域、文化的个体叙事来阐明“越民族的就是越世界的”。

我们看到，电影《气球》并没有刻意突出那种“藏民族”的标签式文化。然而，藏族是一个有着自身宗教信仰的民族。《气球》依然是以一个气球（避孕套）为线索，关于藏族灵魂转世、生命传承的宗教与世俗生活相生相伴的故事。因而，其触摸的最核心问题便是信仰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与冲突。

电影《气球》开篇不久后就直奔主题：藏族地区的草原、天空掠过的飞机、达杰奔驰的摩托车、爷爷手中的念珠、孩子用避孕套吹成的白气球、接种的羊群.....现代与传统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地展开。

如前所述，万玛导演并没有刻意表现藏族宗教习俗，而是将藏族文化信仰与习俗通过故事融入在故乡的故事当中。比如在爷爷给孩子搓背的场景中，顺其自然告知两个孙子，哥哥身上有和奶奶一样的“痣”，那是奶奶转世轮回的标志。

而随后的梦境中，魔幻的超现实主义画面出现：那颗大“痣”竟然被弟弟轻轻地从哥哥背上取了下来。在他们天真烂漫地争抢过程中，这颗神奇的“痣”便不动声色地为藏族灵魂转世的“真实性”注释，并强烈的表明，这是亲缘关系至深的爱。

这颗“痣”，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痣”就是奶奶啊），可以取下来并独立地依附寄托在新生命上。这种对宗教的体认，无疑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冲突打下了伏笔。

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悲伤的事总会不期而遇。带着大儿子出门还借种公羊时，达杰父亲突然离世，让家人悲痛不已。

在出殡路上的场景里，爷爷似乎就进入到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大儿子江洋的梦境：黄昏的青海湖边，在夕阳映照下云的色彩瑰丽多姿，“水面有倒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爷爷在水面的倒影里缓缓地走着”。那隐约的“爷爷！爷爷！”的呼唤声，无法不让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与他在转世的人间重逢。当灵魂脱离身体，转世的故事就自然天成，与世界无缝对接。

当避孕套被当成玩物遭到损毁，而导致防孕措施缺失的卓嘎意外怀孕。虽然避孕是国家政策背景下的必要选择，但“生还是不生”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中却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其中一方面，基于对可能严厉的罚款、三个孩子的压力、劳作的疲惫等的想象和判断，卓嘎准备放弃生育第四胎，并联系到医院打胎。在具有深厚藏族文化的传统家庭，这个决定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只是卓嘎未曾料到，多年的恩爱在坚固的传统习俗面前竟如此脆弱。

另一方面，丈夫和大儿子更深信不疑（奶奶的“痣”已然做过充分铺垫），这个正在孕育的孩子十分清晰有力地“印证”了上师做出的预言，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卓嘎，应该且必须顺理成章地让他（她）出生，你不能让一个爱我们的“爷爷”无处轮回啊。

这种宗教习俗与现实生活构成了一个极端戏剧式冲突。这不同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的那种“道德焦虑”，而是更接近于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信仰与现实冲突对当下人们心灵与现实生活的抉择与影响。

阿斯哈·法哈蒂《一次别离》

因此，不仅仅是愤怒不解的达杰一记响亮的耳光，又有谁会理解和认同拒绝亲人爷爷的转世？拒绝亲人转世，就意味着拒绝民族信仰，拒绝民族信仰就是大逆不道，这完全有悖于根植在民族血脉的藏族文化精神。

显然，卓嘠的那个决定或者说那记“耳光”打破了家庭和谐，从此以后，达杰与卓嘎的幸福生活完全倾斜，陷入不可调和的巨大冲突和阻碍之中；现实平静被无情地打破，家庭因不同的民族价值认同导致某种程度的撕裂。这正是万玛才旦导演仔细观察并深深体验到的藏族地区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现代性两难困境，的确非常引人深思。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抗争

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虽然也有女性，比如《塔洛》，但那终究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而在本片中，我们从电影海报就可看出端倪：怀抱气球的卓嘎站在作为男人达杰的上面，她无疑是本片中真正的第一主角。

前不久，该片还参加了成都第四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便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民族文化标识的女性主义题材电影，它有意无意中触及到了一个极少被人关注的藏族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的重大议题。

2018《塔洛》

我们知道，节育措施在传统藏族游牧地区并不普及，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节育措施在牧区也被广泛推广和使用，牧区妇女的生育观逐渐发展变化。同时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对藏族区域的深度浸染（飞机、摩托车等），使许多藏族妇女在生育、生活上逐渐产生了自主意识。

特别是医院女医生言谈中“女人不要成为生育机器”，更是强化着女主角卓嘎对自己生育权中“不生育”权力的觉醒与主张。

在万玛才旦看来，“还是跟这个题材本身有关系，我也不是故意往女性角色或女性主义方面靠。题材决定了故事的走向，也决定了人物在故事里面的位置，这样一个故事重点自然就会落在卓嘎的身上，通过比较大的篇幅讲她的困境、纠结，还有她的一点点那抗争意识的觉醒。”（《气球》：意象、故事与困境——万玛才旦访谈）。

当然，万玛才旦也认为，其实，这种觉醒在藏族地区并非完全自主，“随着很多外来文化和现代观念的影响，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可能会逐渐觉醒，但最终使她抗争的应该是综合因素。可能外在的压力、经济方面的压力所占的成分要更大。”

的确，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在万玛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但他将故事置于时代环境与当下的现实中，并非纯粹只是为了表现女性这个抗争，而是通过女性这一特殊的视角，来全方位地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观察藏族人民逐渐变化中的思想观念和发展现状。

然而，“进入凡人生活的一切强大之物无不具有弊端”，至今我们还没见过哪个平凡公民的生活不受国家、民族、文化、观念等的深刻影响、规制。强大之物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的是无形的；在现实世界中，核心而共同的文化范式总会以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去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表面看，本片中的卓嘎并不想过在外界经济社会现实压力下的那种传统生活，她只是想拥有自已内心向往的那种朴素的生活。这种冲突中的选择和反抗，在客观上，或许使卓嘎正好逃离了她自已都不清楚的那种被宗教习俗“劫持”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整部电影采用的是双线叙事。那条副线是以卓嘎的妹妹香曲卓玛的红尘未了的爱情为线索。影片中女主角卓嘎和妹妹香曲卓玛是当下藏族女性的两个代表，她们姐妹二人都有着并不彻底觉醒的女性意识，被周遭环境所压制而选择逃离。早已剃发为尼的香曲卓玛对自己曾经的初恋情人仍然念念不忘，只那么一次偶遇，便可发现她虽皈依佛门，看似看破红尘，却仍凡尘未了、情愫未断。

而卓嘎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纠结，显而易见，卓嘎的女性觉醒也是不彻底的，或许动力是并非真正发自内心，而只是被外界环境压力所迫。她对待妹妹及其“前恋人”德本加的方式，是与她自身抗争相反的一种压抑屈服的力量。

她把小说《气球》丢进火中（与电影同名，实属意味深长且有趣），并用谎言阻止了德本加与妹妹见面，这种粗暴的方式与其后丈夫达杰对她所做的如出一辙。在某种意义上，她又扮演着一个遵从传统习俗和道德约束的角色。这无疑深刻地揭示出作为女性在真实生活中的觉醒强度和矛盾心理，恰恰符合藏族故乡的平凡人性。

而最后，导演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卓嘎究竟是否打胎并无定论，而是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暧昧不明的场景。但是，卓嘎作为承载藏族地区典型普通女性日常生活的一个代表，显然已经无法接受再生一个的现实。她选择与妹妹一起出走，不管是否逃避，但至少表明她在当时面对宗教习俗与自身选择时抗争的决心，这是现代性对藏族地区产生无可避免影响的证据。

耐人寻味的是，在万玛才旦导演看来，汉藏观众对卓嘎最终究竟“生与不生”会有不同认识，犹如不同的观众心中有着不同的哈姆雷特。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即使在藏族家庭内部，有关生死、有关信仰、有关生活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可见，从气球（避孕套）引发的藏族传统社会关系的渐次改变，现代与传统、新旧思想冲突，导致了文化内部的震荡断裂和失衡失序等问题。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藏族女性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虽然她们可能还并未意识到，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已然成为她们在自身现代性转型中的一种标志，而这种权利在面对受藏族文化长久熏陶的丈夫或家庭来说，必然猝不及防，并会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整部电影，以“气球”这一藏族特有的意象为线索来讲述，看似情节简单，实则相当复杂。它以一个藏族家庭的悲欢离合为牵引，进入到藏族族群的个体婚姻家庭，通过气球（可理解为现代文化观念）、文化信仰、生育观、生死轮回、女性意识的觉醒，描绘出藏族人民所面对的处于现代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甚至藏族现代性转型的困境。

尽管现代性在高原大陆被影响和浸透的进程相对缓慢，更多是和风细雨式的；但人们在收获新的幸福、甜美的同时，也必然面临着分歧、冲突、痛苦、烦恼以及无所适从的选择。

这部电影在习惯尘世和信奉皈依、在撕裂日常与笃定秩序、在压抑欲望与展现抗争之中，真实地呈现了整个藏族地区九十年代的生活图景和时代变迁，给予了我们面对精神信仰和现实生活的多种可能。或许，正像那升空的红气球，犹如一曲热烈而柔情的生命之歌，飘散在风中广袤而辽远的草原上。

作者| 詹斌；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看过的万玛才旦导演作品里，最喜欢这一部！第一遍看《气球》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片中的主题、隐喻等等，而是几段幻想性的场景：两个弟弟摘下哥哥身上代表着奶奶转世的痣，光着身子拿着它在沙漠上飞跑；男主角达杰为自己的父亲送葬，天水相连的梦幻中，父亲在水中的倒影里行走、消失，一匹马出现……全片有四五段如梦如幻的幻想性场景，配合着音乐，给人以迷离舒缓的感觉。让我联想到观看塔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潜行者》等影片时的感觉——我完全不是说导演在模仿塔尔可夫斯基，而是说那种梦幻感非常接近。

影片表面的故事很简单：藏民达杰和妻子卓嘎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儿子被上师认定是奶奶转世来的。不想两个年级小的孩子几次拿夫妻二人的避孕套当气球耍，导致卓嘎又一次意外怀孕——这时，达杰的父亲刚刚去世，上师指示说他会转世回到家里。由此，卓嘎面临着生（生活会更艰难）还是打掉孩子（拒绝亲人转世回家）的艰难选择。

整个故事意向非常丰富，细节特别到位。达杰借来种羊配种，他自己与这只种羊就是一种对应关系，充满旺盛的生命力；而卓嘎则好像那只因为两年不生崽，被达杰隔离出来，准备卖掉的母羊，不生育就失去了价值；爷爷则对应着马，这种动物因为摩托的普及已经慢慢远离了藏民的生活……更不用说影片开头的白气球与结尾的红气球相对应了。这种对应，让影片的表达很清晰，能引发观众的思索。不足之处就是过于直接、明确，少了点蕴藉的韵味。

在万玛才旦导演之前的作品《塔洛》中，关于传统/现代对立的主题表现，还是略显简单化的，基本是二元对立思维，不是好就是坏，要不选择传统要不选择现代。然而在《气球》这部影片里，传统和现代不再是截然对立的了。它们没有谁好谁坏，谁该取代谁的概念。但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当代生活，需要对传统进行改造、进行祛魅，才能完成现代化的过程。这种改造、祛魅自然就会打破传统（特别是宗教）的精神内核。卓嘎面临的，其实就是理性（科学）与信仰的矛盾。

万玛才旦导演的《气球》，呈现出了丰盈的藏区生活状态，既有鲜活的面临各种选择的人物，背后又蕴含着文化之殇与传统之痛，手持摄影的影像风格也被近乎完美地呈现出来（特别是很多漂亮的低光度画面）。其作品的完整性、丰富性，确实远超一般的国内艺术电影。

读过《乌金的牙齿》，基本不记得有妹妹这个人物。但看完《气球》，片中出家为尼的妹妹于我个人而言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她更未知更独立，怀揣着隐秘而强大的情感。

虽然她一出场就很不具体，镜头跟着她的脸晃动，大半张脸都被压低的深红僧帽遮挡，基本只能隐约看到下颌的线条，很难找到她的眼睛。她心不在焉地看黑板报和粉笔画，转头的频率揭示了她的紧张，和其中微妙的期待。

虽然她被昔日的恋人德本加认出叫住时仍旧木着脸低着头，视线还是会静静地向上移动，小心翼翼地一看，说到他戴起了眼镜的变化，做出心如止水充耳不闻的姿态还是会被叫住，还是会在抚摸德本加送的名为气球的书时露出微微笑意。

外甥汪洋不是说好自己回家吗？她为什么要去接他？难道不是抱着和德本加见面的期待？为什么会被黑板报吸引？是不是看到了德本加的粉笔字迹？她真的不知道德本加是外甥的老师吗？我很怀疑。

因为当姐姐把那本《气球》投入火中，叫她忘了过去和德本加时，她一下子慌了神，想找东西去抢救，但来不及，火那么旺，都没顾上烫不烫手，本能地伸手去取。火那么旺，没有任何呼叫，她那么稳健而果决地把书取了出来，把火扑灭。用烧伤的手抚摩着破损的封面。那么有力且动人。姐姐是想借助火来控制妹妹的情感？但能驱使阿尼火中取书的情感也许比火要热烈的多。

德本加也那样慌张过。他来找阿尼，被姐姐阻拦，说要给他一件东西。他站在一堆牛粪前，在那一大堆燃料前，就是点不亮那一根烟。他拒绝收下那本书，因为这是送给阿尼的礼物。姐姐强硬地说，要么你拿走要么我烧掉。他失望地接过书翻着，烟那么不易被点着，书却被烧得那么轻易，他翻书时甚至还散落下几片灰。他那么不知所措，只能把眼镜摘下来抹了抹。他想点燃的明明是那么易燃的东西啊，只是一根烟，只是一个坦白化解的机会。但他就是点不亮。

阿尼和德本加的过去令人好奇，但因为姐姐自作主张的善意谎言和决绝的阻止，化解他们误会的机会因此错失。那本书没有被读过就被几乎烧毁，我们没有窥探它的机会，只见过其中一个黑色的背影，而《气球》小说原文中并未嵌套气球这本书。

女人之间的相互为难是你来我往的。因为命运的困境笼罩着她们每个人。明明都是受害者，在姐姐为怀孕为难纠结之时，妹妹说的却是，上师怎么会错呢？她和俩父子一样规劝姐姐把孩子生下来。

阿尼一身深红，瑀瑀独行，和最后的气球也很像，特别是飞走的那一只。

首发于北京青年报10月25日星期五C6版 青影院 及公众号“北青艺评”，地址

首映于威尼斯地平线单元的《气球》，在平遥电影节收获广泛好评，许多影评人认为这是截止目前，万玛才旦最好的一部作品。

纵观万玛才旦主要作品的电影节路线，可以发现他是典型的东亚导演登录欧洲的路径：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走的是釜山-鹿特丹这条再经典不过的路线。此后，万玛才旦两次入围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寻找智美更登》和《五彩神箭》各有获奖。而最近的三部影片《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和《气球》均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其中《撞死了一只羊》获得最佳剧本奖。这三部影片的电影节路线“上了一个层次”，最主要的是威尼斯-釜山这条线，可谓是亚洲知名导演的标准电影节路线。相对于《撞死了一只羊》选择在次年的北京电影节做国内首映，《气球》则走出了如今已渐成气象的威尼斯-釜山-平遥路线。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平遥国际影展三年来口碑上佳，在电影节“亚洲月”中的地位巩固；另一方面也有诸多发行、制片等其他因素的考量。 与《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相比，《气球》的风格堪称“突变”。视听上的全新尝试，加上对女性处境的独特关照，使得该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是导演创作的一个新起点。

影片讲述青海藏区牧民达杰（金巴饰）一家的故事。因为两个小儿子淘气，把卫生所发放的避孕套当做气球玩儿，使得不想再生孩子的妻子卓嘎（索朗旺姆饰）再度怀孕，而从上师到丈夫达杰、大儿子江洋，甚至卓嘎自己都认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是刚刚去世的达杰的父亲的转世，卓嘎一度尝试堕胎，但终于还是被丈夫和大儿子劝阻。 另一条故事线则是卓嘎的妹妹，已经出家为尼的香曲卓玛（杨秀措饰）的故事，她来到自己的村里为整修寺院筹款，意外发现外甥的语文老师就是和她有过一段伤心往事的“前男友”，“前男友”还将她的故事写成了小说。卓嘎烧掉了小说，并阻止了语文老师和妹妹见面……

当然电影要比上述剧透有趣得多，万玛才旦的作品一向以文学性强而著称，这种“文学性”并不是脱离视听而存在的玄妙概念，而恰恰是在出色的视听基础上，通过巧妙安排情节点和信息，产生了如文学作品般丰富与暧昧的意义，以及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韵味。这些固然是艺术电影必备的特质，但万玛才旦的作家身份使得他建构意义和韵味的方式更接近于文学的逻辑。

例如片中羊和人的有趣对应关系，影片一开始就是达杰去借种羊给自家母羊配种，并特地抓出了一只“两年没有产羔”的“没用的”母羊，准备卖掉去给上学的儿子做生活费；而苦于避孕的卓嘎则在女医生那里把丈夫比喻成种羊，而她恰恰想要的是“不再怀孕”，按照戏剧或者电影逻辑她当然一定会怀孕，但怀孕的意义却并不是如母羊怀孕那么简单。这种复杂的对应关系和层次丰富的意蕴，正是影片文学性的体现。

《气球》实际上有着一个高度戏剧化的故事，女主角卓嘎面临的问题：一面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大儿子在县里上中学，两个小儿子又正是淘气年纪，加上公公去世，再生孩子经济、精力的压力都会很大；另一方面，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又“印证”了上师的预言，丈夫和大儿子更深信不疑。这构成了一个阿斯哈·法哈蒂式的极端戏剧冲突，因为特定的宗教信仰（或民族习惯）而造成的两难选择。之前，影片还用大儿子江洋被认为是他奶奶的转世这一细节来铺陈，加上卓嘎本人试图避孕的尝试，因此在医院里达杰和江洋恳求卓嘎不要堕胎的时刻，情感冲击和戏剧性既强烈又可信。如果影片就在此刻结束，则堪称一个法哈蒂乃至达内兄弟式的“关键时刻”，事实上这个冲突可以拍得很“抓马”，但是万玛才旦的处理却是十分轻灵的，把这个冲突放置在牧民家庭的日常、孩童淘气的细节，以及出家妹妹的情感纠葛中，并加上了颇为余韵悠长的“尾声”，显示出导演的独特风格。

《气球》的另一个突破之处则在于对女性的关注。女主角卓嘎对自己生育权中“不生育权”的主张，是万玛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比较少见的，是相当女性主义的议题。尽管这种主张更多地被统合在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原因的考量下，但我们仍能看到卓嘎本人的某种（并不彻底的）觉醒。然而，卓嘎对待妹妹及其“前男友”的方式，又是另一种压抑性的力量。她把那本小说丢进火中，并用谎言阻止了语文老师和妹妹的见面，不论是为了消除误会还是为了再续前缘都因此不再可能。这让她在某种意义上又扮演了一个内化了男权逻辑的压迫者角色。这样的人物写得相当之高级，令人想起谢飞导演在《香魂女》中塑造的香二嫂：同样是被压迫和压迫者的一体两面，同样是有关欲望和生育的女性议题。这种变化是如此明显，使得《气球》比万玛才旦之前的作品都更加容易与观众共情。

此外，影片在视听体系上也有所改变。万玛才旦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以手持长镜头为主的摄影风格，同时对有大量弱光环境下的场景，有着极为精细的把握，与《塔洛》的黑白固定长镜头，以及《撞死了一只羊》中油彩式的画意摄影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导演在映后问答中谈到，他想通过这种视觉上的设计来传达片中所有人物的不安情绪，以区别于固定长镜头带来的压抑感觉。

手持长镜头带来的效果是更加写实和对时空统一性的更好再现，比如片中给羊配种的段落，水沟两边吵架的段落，以及在市场买气球的段落都完成得相当出色。而更强调人与环境或风景关系的段落，如奔丧和送葬两场戏，导演对低照度下光线的精确捕捉则令人赞叹。

当然，一定要提到的还有片中“火中取书”那场戏，扮演尼姑香曲卓玛的杨秀措确实是真的把手伸进了火中抓出了那本烧掉一半的小说，并因此烧伤，这是堪比朱丽叶·比诺什在《蓝色》中用手划墙那场戏的“献身式”表演。手持长镜头的视听体系也因为这场戏而得以成立，并变得十分必要，这也是影片的高光时刻，它具有着十分珍贵的，穿透银幕抵达真实世界的力量。

作者：十井

如果说《撞死了一只羊》是一部私人的、实验性的作者电影，那么《气球》则可以称之为是万玛才旦多年来创作经验的集大成之作。

影片以达杰和卓嘎的家庭为核心，分别叙述了安全套被当作气球、公羊借种、卓嘎妹妹的前尘往事、卓嘎拒绝再次生育、母羊因无法生育而被卖、两个儿子对气球的渴望等等多条叙事线索，几个支线看似独立，实则处处相互勾连。达杰与欲望强烈的种羊、卓嘎与无法生育的母羊、代表计划生育的安全套与象征女性权利的红气球等等，彼此照应、隐喻暗藏。

万玛才旦在采访中说，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在于，先有电影剧本，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拍成，后又改写成小说，最后再扩写成现在的剧本。小说本身充满着浪漫情怀的诗意与朦胧，而这部电影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题材，可见万玛才旦非常擅长将短篇小说扩容成长片电影，把视听语言以及文学间的相互转换运用得灵活自如。

不过另一方面，电影中也依旧保留着小说的浪漫与克制，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观众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卓嘎是否把孩子生了下来？被卖的母羊是否真的像卓嘎梦到的一样怀孕了？逝者是否真的回归了家庭？妹妹与学校教师究竟发生了什么，误会是否会解开？卓嘎是否真的随妹妹出家？这一系列问题在影片中都没有解答，也许答案只活在每个观众的自我意识当中。

在前作《撞死了一只羊》中，万玛才旦使用了大量超现实的、梦幻的视觉想象去展现一种混沌、交错的时空关系，而在这部《气球》中，现实的基础上也融入了一些幻想空间，同时通过手持镜头的剧烈晃动去展现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摇摆，梦境中失落的身影、信仰与现实的撕扯、光影摇曳的小酒馆，如此充满诗意和视觉想象力的影像表达很难不让人沉迷其中。

熟悉万玛才旦的观众可以发现，这部影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都是屡次出演他的电影的演员。其实不仅是演员，经过十多部电影的实践，万玛才旦的团队已经形成一个成熟而默契的固定班底，在《撞死了一只羊》中还吸取了王家卫团队的部分资源，对于像万玛才旦这样带领藏地文化发声的作者导演来说，更能表达出贴近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和视听风格。

万玛才旦曾说，“当前整个人类世界的文化在不断趋同，而趋同就意味着某种失忆。”

植根于藏地文化、深谙现代都市法则的万玛才旦大胆地道出了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影片中电视中播放着试管婴儿的新闻，这正是外来文化赤裸裸的冲击。而医院发放的安全套以及医生的一句“女人又不是生育机器”，又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这个保守民族内心对信仰的坚持。

万玛才旦说他一直想拍的一部以女性为主角、反映藏区女性生活的电影，《气球》终于让他梦想成真。不过这部电影值得称赞的却不只是其关照女性的特殊视角，而以男性的立场传达尊重女性的意识。

起初的达杰把无法生育的母羊单独捉出来准备卖掉，此时的他只把雌性当作生育工具。而小孩一直把安全套当做气球，安全套在这里象征的则是女性的生育权利，但是对于孩子们想要气球的愿望，达杰一直没有理会。而在卓嘎的抗争以及出走后，达杰终于意识到了，买了红气球。而获得自由的红气球迎风飘扬这一意象不仅仅是藏地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性精神的觉醒，更是对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挑战和思考。

万玛才旦说，无论是《撞死了一只羊》那样看似荒诞的故事，还是《气球》这样反映现实的题材，自己都试图向观众靠近，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同身受。《气球》看似是属于藏地的故事，但其实是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