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人生

电影结尾，从琵雅芙的最后一天那一段起开始哭，大哭，在黑暗中尽情的，卖力的，流泪。
一直到字幕走完。
我的眼泪，电影和书最好骗。

老早就下了《玫瑰人生》，却一直没空打开，它跟其他同样没空打开的电影一起，在我的E盘里，蒙上虚拟的灰尘。薄薄的一层。
而一旦打开，就香气四溢，教人惊艳。

这是关于一个法国香颂女王的故事，关于一个街头卖艺者变身卡耐基音乐厅上宾的故事，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不漂亮，哪怕是在最辉煌的时刻，最浪漫的时刻，她都是以惊惶的病人似的眼睛，古怪的发型，僵硬的不协调的肢体，在一个个舞台上，仿佛站错了队伍的小学生一样，扭捏而不知所措。

这不像她的身份。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
我们的人生，大抵也就是这般狼狈。你不觉得，只是没感觉到罢了。
而这个女人，就妙在她那种玩世不恭又坚定不移的复杂气质，将种种的狼狈都压倒，然后，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来。

一辈子与事故，苦难，离别，烂醉和毒品纠缠的女人。
一辈子与爱，音乐，艺术和希望纠缠的女人。
苦水里长出的玫瑰，狂醉中绚烂的人生。
我爱这个女人，哪怕在她最不堪的时刻。
就像爱上生活本身。
 

抵达影城的时候，原价60的电影票，黄牛都叫到了100元一张。
鉴于此，写此片未免俗了一点，不过谁让此片把我弄得很开心，而且几句话又说不清楚为什么，所以特别写以下一贴。
其实之前关于女主角marion cotillard的溢美之词已经看得太多，那么事实上她的确演得很好也很卖力，不过海报上看她那么像edith piaf本人，到了电影里却又不怎么像了。至于众人埋怨的打乱时间顺序的叙事，我想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名人传记片这一招似乎特别流行，而且dahan充分考虑到了观众的情绪，还配了字幕说明年份，只要认真看并不乱。还有某些人指出情节交待不清什么的，我也觉得并没有此必要，即便不晓得她的生平，也完全可以跟得上电影的叙事阿。只不过这样安排故事并没有特别吸引我，打乱顺序的部分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必要性，即便说配合音乐，似乎也不那么说得过去。这方面稍微有点拗造型，我并不欣赏。
 
此片让我最开心的显然是摄影——中田哲夫到了法国之后第一部真正响亮的作品，太出色了。
尤其想提一句的是edith幻想marcel（其实坠机了）来到她床边的戏，巨长的一个镜头，4/5扇门，4/5间房间，7个人，来回穿梭，从幸福到焦虑到紧张到震惊到痛苦，独自推开又一扇门，却通向舞台…………太美太有想象力了。这个长镜头让电影突然出现了超现实的5分钟，如此不真实的把戏，却让edith的幻想真实得一塌糊涂，相对的，之后的痛苦也就更深。
第二个要提一笔的地方归功于导MV出身的导演dahan，edith的music hall首演，一番心理斗争终于站在台上，一开口，环境声却突然消失，主题音乐响起，直到歌唱完。我想此处导演太明白无声胜有声的道理了。我们已经听了太多edith piaf美丽的声音，原来没有歌声也这样动人。
如果此两处的水准能更长时间的保持到全片，个么这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音乐传记电影啦。
 
看完了片子之后，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此片在法国上映时名字非得改作la mome（小麻雀，另一个翻译似乎更好，小鸟歌后），只有傻乎乎的美国人才会把这电影定名为《玫瑰人生》，就因为人人都知道这首歌么？回来等车，发现不少人嘴上都哼着《爱之颂》，某BTR甚至msn名直接改作《爱之颂》……嗯，毕竟是一部音乐片啊。票这么好卖，想必都是来听歌的吧。

并不能说，Edith Piaf是我最欣赏的女性形象。这位法国最著名的歌唱家早年命运多舛：先是被母亲抛弃，然后被父亲送到妓院由祖母抚养，随后在父亲从军队退役后又被强行带走随马戏团生活，再之后Edith跟随父亲在街头卖艺，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演唱生涯，直到成为二战后代表法国形象的代言人。尽管Edith热爱歌唱如同生命，但她并不爱惜生命。她的一生充满了悲剧，她本人严重酗酒，毫无节制的注射吗啡，在47岁就香消玉殒，死于肝癌。

这样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女性，电影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刻画。由法国导演Olivier Dahan指导2007年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的《玫瑰人生》就选择了与一般人物传记不太一样的角度来演绎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从内容上说，尽管音乐是Edith Piaf一生最大的主题，但影片并未把全部重心放在音乐上。在描述Edith于街头被巴黎某上层夜总会的主人Louis Leplée发掘后正式开始演唱生涯的时候，影片着重强调了Edith初次登台前极度紧张恐惧的心理和惊恐的表情，包括Louis Leplée不断的鼓励甚至威胁都面面俱到；但当Edith终于客服舞台恐惧华彩万丈开声演唱之时，影片又突然静音了，我们只看得到Edith的表情，口型与动作，一切都慢慢归于沉寂。Edith成名后，一意孤行让乐队苦等三个钟头，为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新歌把原定的排练计划说改就改。这里，Marion Cotillard扮演的盛年Edith意气风发，涂着明艳的血红唇膏，双手叉腰下颌高抬，趾高气扬的说：“要是不能为所欲为，当Edith Piaf还有什么意思！”类似于这样充分体现Edith Piaf充满棱角飞扬跋扈个性的片段细节还有很多，这里，一个明确的信息从这些细节中被准确无误的表现了出来：音乐是Edith Piaf的生命，但Edith的生命中除了音乐，还有更多更多她要追求的东西。

电影所采取的跳出音乐，全方位多角度的来描述这位法国最著名音乐家的叙事手段在我看来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不管是Edith Piaf与法国的重量级拳手，享有世界拳王称号的Marcel Cerdan的短暂而浓烈的爱情，还是Edith与一生好友Simone Berteaut之间摇摆进退的友谊，这些细节着重刻画的都是Edith像烈酒一样芬芳又苦涩的，充满起伏的人生际遇，以及在这些变故更改之中Edith被激发的棱角犀利毫不妥协的执拗个性。Edith Piaf之所以被当作法国形象的象征，不仅仅是因为她超凡出众的音乐才华，更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正是她这种飞扬跋扈永不后退的性格。她任性，偏执，疯狂，她不在乎健康，她甚至不怎么太在意观众和媒体的评论，她只要自己的那颗心保持自由，她要为所欲为，她要整个世界。这就是Edith Piaf，这个骨子里自由飞扬的灵魂，用她的歌声抚慰、激发了法国的一个时代。她的歌声被称作“巴黎的灵魂”，果然当之无愧。

尽管对Edith Piaf一生有重大影响事件和对Edith突出性格的刻画是全片的重点，可电影并没有忽视作为歌唱家的Edith一面。全片重点表现的两首歌，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和 Non, je ne regrette rien（我心无憾）分别出现在她与Cerdan的热恋阶段及生命接近终点一刻最后一次在著名的巴黎奥林匹亚音乐厅演出之时。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展示了这两首脍炙人口的著名歌曲，另一方面，它们是Edith Piaf当时心声的写照，与电影故事的进程完美得结合在了一起。

从结构安排与摄影技巧上来说，导演兼剧本作者的Olivier Dahan在这部影片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全片并未按正常时间进程推进，而是分成儿童/少女、盛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彼此穿插。每当展现完Edith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成功时刻，随后电影总是立即剪切到生命火花将息，Edith所处的静默，幽暗、脆弱的空间。一前一后，前一秒钟繁华，后一秒就是黯淡。这样技巧纯熟几乎到花哨的剪切手法与Edith Piaf本来就混乱与充满自我矛盾的人生过程结合在了一起，彼此相呼应，对照。

电影另一处将时间顺序打碎重新粘连的精彩细节是体现Edith痛失所爱在空荡的大屋中掩面而泣不停奔走的镜头，声音再一次被关掉，痛苦得表情都变形了的Edith从明亮奔走到日光照不到的阴影里。镜头从她背后逐步移转到正面后，Edith已经站到了舞台之上，聚光灯下，她苍白的脸已恢复平静，目光深邃而忧伤，只有血色的口红依旧浓烈。

尽管这些时间前后跳跃的片段自身每个都制作精良，几条线索也都清晰饱满，但对于对Edith Piaf生平不太熟悉的观众来说，这种突出重要细节而忽略前后时间关联与次要人物的手法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情节上的困惑。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法国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应该更为顺畅吧。



发表于《电影世界》杂志，转载请注明。

看完片子，很震撼，同时有点晕。
的确，把人生浓缩到一部电影有点难。在网上找来Edith Piaf的生平介绍：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3968.htm

生平介绍：
       Edith Piaf ,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于巴黎。有传说她母亲是在巴黎街道的路灯边生下她的，但事实上她是在当地的医院出生的。父亲Louis-Alphonse Gassion是一位街头杂耍艺人，母亲Anita Maillard是个卖唱的歌女,艺名叫Line Marsa。跟刚打算退役的法国足球巨星齐达内一样，Piaf的母亲Anita是有卡比利亚（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民族，也称柏柏尔人，在依比利斯半岛活动，多为流浪者）血统的“下等法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从军，母亲在街头卖艺讨生活，根本无暇照顾女儿，Edith在幼年时，只得与在诺曼底的奶奶相依为命。在乡间，她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战争结束后，父亲把她接回身边，她的生活开始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为了生活，他们的草台班子在全法国流浪表演（世界名著、都德的《小东西》就描写了很多流浪艺人的艰辛），可怜的Edith，早早领略了生活的艰难。可能是家庭的遗传，Piaf天生一副好嗓子，渐渐地，她也正式成了戏班子里的一员。15岁的时候，这位乡下小妹子决心离开父亲，独自去巴黎闯荡。1932年，她与同为流浪艺人的Louis Dupon，一年后育有一女Marcelle，但这个小女孩只活了两岁就因脑膜炎而夭折 。Edith继续在街头卖唱，直到有一天，Louis Leplée——坐落在香榭丽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的巴黎最优雅的酒吧之一le Gerny's的老板——无意间听到这个年轻姑娘的演唱，立刻被这个娇小女人的嗓音迷住了。他立刻签下了她，并为她取艺名为拉·莫姆·琵雅芙（在巴黎方言中，这是小鸟的意思）。Piaf的身高只有1.47m，确实像一只楚楚可怜的小鸟。琵雅芙是将多愁善感、幽默和严酷的现实主义极好地结合起来，她是法国传统歌曲的化身。
        从1936年开始，直至去世，琵雅芙录制了许多专辑。她的最后一首歌是L'hommede Berlin，这是她在1963年初录制的。琵雅芙在世的时候并不富裕。事实上，琵雅芙经历过多次车祸，还有毒品困扰，她去世时还给比她小很多岁的第二任丈夫留下一大笔债务。琵雅芙的一生辉煌但短暂，她以她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历程：
       老板Louis对她宠爱有加，并在36年为她录制了第一张唱片Les M?mes de la cloche（“乡下姑娘”的意思）。但苦命的Piaf总是那么不幸：那年4月，Louis Leplée被人在自己的家中谋杀！Piaf因与他有密切关系而被被警方传讯……各种“娱乐媒体”便大肆渲染这段“传奇”。
        Piaf失去了靠山，但她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她的一个“粉丝”Raymond Asso，一位知名的冒险家，帮助她迅速摆脱了那些烦人的事情并离开了le Gerny's酒吧。在Raymond Asso的引导下，Piaf慢慢脱去了乡下女子的土气和在父母的市井阶层所沾染上的俗气，最后成为大家所熟悉的那个Edith Piaf——一副迷茫的神情，一副无助的样子，头发凄凄，嘴唇腥红，双臂沿着起皱的黑色毛衣下垂……她已经不再是乡下的小鸟，她成了巴黎的尤物。这一年，她拍摄了第一部电影，Jean Limur导演的La gar?onne，几个月后又是第二部电影Bobino。40年，她与戏剧演员Paul Meurisse同居Paul教会Piaf很多东西，特别是如何得体地处理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剧作家Jean Cocteau为他们两度身编写了一部话剧Le bel indifférent，在夫婿及Jean Cocteau的帮助下，Piaf的表演获得极大成功，这部戏也激发了她对戏剧的兴趣，展现了她的表演天分。
       随后，夫妻俩一起出演了Georges Lacombe的电影Montmartre sur scène。拍摄过程中，Piaf与电影音乐作者Henri Contet结下了特殊的友情，Henri后来成为Piaf最主要的词曲作者。
       当年这只楚楚可怜的小鸟逐渐羽翼丰满了，二战期间，Piaf已经可以勇敢地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占领者：她不顾德国人的警告，坚持与犹太音乐家合作并演出。此时的她已经变得成熟，不单指其性格，也指她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她与社会方方面面协调的能力。她巧妙周旋在各种势力之间，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实现自己的意愿。
       44年，初到巴黎的毛头小子Yves Montand闯入了她的生活。年过30的她不顾一切爱上了他，并张开翅膀保护这个初到巴黎的乡下小伙。Piaf已经不是小鸟，她成了保护女神和引路人。可能与Yves有类似的幼年生活经历，她对Yves既有情人的爱，也有一种近乎母爱的情感。她为把自己的制作团队介绍给Yves，她让她的“御用”作曲家Henri Contet为小伙子写出了Yves最早的成名曲Battling Joe及Luna park。
       她一步步将Yves引入社交界，指导他阅读，交游，使他很快与巴黎融入一体（看到这里，小伙子们都动心了吗？）。45年，她与Montand合演了电影Etoile sans lumière。
       在45年以前，Piaf只有一首有影响力的歌曲是由她自己填词的，那就是La vie en Rose（Louiguy作曲）。这首歌曾经被她周围的人认为意识太超前，不会受欢迎，但结果是如今这首歌已经几乎成了Chanson（法语单词，“歌曲”的意思。港台将其翻译成更加美感的“香颂”）的代名词。
       46年，Piaf注意到年轻的创作歌手组合Cmopagnons de la Chanson，她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干。为自己与Yves着想，她设法将他们网罗到门下，专为她自己和Yves写歌作曲。在她的促成下，发行了一张专辑Les trois cloches，Yves借此获得1百万张唱片的销量……但不知什么样的原因，这一年，她与Yves莫名地分开了。也许是她预见了Yves不可限量的未来，所以选择了悄悄地离开……在我所听过的男声的La vie en Rose的版本中，Yves的和美国黑人Louis Armstrong的两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
        也许是为了散心，也许是为了摆脱过去。47年她第一次赴美国开演唱会，将Cmopagnons de la Chanson也一并带了过去。 这次新大陆之行对Piaf实在是一次挑战，在纽约Playhouse最初的几场演出只能算失败，美国佬并不了解这个女人，当然，语言也是理解的障碍。不过她决定继续留下来，而且把演出场地也搬到了曼哈顿（Manhattan）。她越来越成功，渐渐打开了新大陆市场。当然她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她与演员、歌手Marlène Dietrich成为了终生的好朋友，同时与著名拳手Marcel Cerdan堕入情网。这段拳王与歌后的爱情故事成为47年大小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
       Piaf与Cerdan的幸福是充实的，那时，她与Marguerite Monnot合作为有情人写下了著名的香颂：L'hymne à l'amour——她的又一首不朽的经典。
       但厄运似乎总不愿远离这个不幸而成功的女人，49年10月28日，Marcel Cerdan突然因空难而故去，传奇变成了悲剧。这次巨大的打击使Piaf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真正地解脱出来……回顾往事，她爱的男人，总是被一股神秘、意外的力量从她身边被夺走。她变成了神秘主义者和宿命论者。
       不过，这个坚强的女人并没有停止工作，50年她返回巴黎，在Pleyel继续演出。这一时期，年轻的词曲作家Charles Aznavour成了她身边的“全能人”：她的秘书，司机和知心人。事实上，自45年起，她就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帮助CHARLES，只不过她没有象帮助Yves或Les 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那样提携Charles罢了。但忠实的Aznavour依然对她念念不忘，为她写下很多优秀的歌曲。
       1951年，Piaf再次找到了新的保护人——年轻的美国舞蹈演员兼歌手Eddie Constantine。但这段故事仅仅维持了7个月，神秘事件再次发生：这回是她自己，她连续遇上两起交通意外，其中第二次差点要了她的命。治疗过程中，她染上了毒瘾，自此再也未能从这个可怕的嗜好中挣扎出来……
       连续的打击，使她沉迷于毒品与酒精，这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她似乎想借婚姻改变命运，1952年7月，她与歌手Jacques Pills举行了她一直梦想的第一次正式的婚礼。婚后，他们双双赴美演出，她演出了新婚夫婿Jacques Pills为她写的几首作品。这是她第5次赴美演出，当然，当年让她打开新大陆之门的Le Versailles那里依然是必去的。
这一年她经历了几次毒品不良反应，身体情况非常糟糕。但也在这年，她达到了她个人艺术事业的最高峰，巡回演唱会不断。她糟糕的身体几乎拖垮了她。53-54年，她不得不闭门修养。但是，当55年接到在奥林匹亚剧场（所有歌手的圣地）的邀请后，Piaf再次焕发出令人惊奇的激情和能量，这次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鼓舞了她继续演艺事业的信心。
       58年再次在奥林匹亚演唱会上，她演出了她另一首重要作品Mon manège à moi。之后，她认识了歌手、曲作家Georges Moustaki，9月她与Georges竟然又一次遇上了严重的交通事故……随后，在纽约的演唱会上，Piaf倒在了舞台上。似乎预见来日无多，她拒绝了朋友们、医生的建议，坚持60年的奥林匹亚演唱会照旧进行。
       Piaf的玫瑰色人生还未结束，61年夏天，她结识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Sarapo（希腊语“我爱你”的意思），这个希腊歌手陪她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这年7月，她在祖国法国接受了“终身成就大奖”。62年9月25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为全巴黎演唱了Le Jour le plus long，她的光耀无与伦比。




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3%89dith_Piaf
Early life
Despite numerous published biographies, much of Piaf's life is shrouded in mystery.[2] She was born Édith Giovanna Gassion[3] in Belleville, Paris, the high-immigration district later described by Daniel Pennac. Legend has it that she was born on the pavement of Rue de Belleville 72, but her birth certificate states she was born at Hôpital Tenon,[4] the hospital for the 20th arrondissement of which Belleville is part. She was named Édith after the World War I British nurse Edith Cavell, who was executed for helping French soldiers escape from German captivity.[5] Piaf—a Francilien colloquialism for "sparrow"—originated as a nickname she would receive 20 years later.

Her mother, Annetta Giovanna Maillard (1895–1945), was a French pied noir of French-Italian descent on her father's side and of Kabyle Berber origin on her mother's. She was a native of Livorno, a port city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uscany, Italy. She was working as a café singer under the name Line Marsa.[4] Louis-Alphonse Gassion (1881–1944), Piaf's father, was a Norman street acrobat[6] with a past in the theatre. Piaf's parents soon abandoned her, and she lived for a short time with her Kabyle maternal grandmother, Emma (Aïcha) Saïd ben Mohammed (1876–1930). Before enlisting with the French Army in 1916 to fight in World War I, her father took Piaf to his mother, who ran a Normandy brothel. The prostitutes helped look after Piaf.[1]

From the age of three to seven, Piaf was allegedly blind as a result of keratitis. According to one of her biographies, she recovered her sight after her grandmother's prostitutes pooled money to send her on a pilgrimage honoring Saint Thérèse de Lisieux, resulting in a miraculous healing. In 1929, at 14, she joined her father in his acrobatic street performances all over France, where she first sang in public.[1] She took a room at Grand Hôtel de Clermont (18 rue Veron, Paris 18ème) and separated from him, going her own way as a street singer in Pigalle, Ménilmontant, and the Paris suburbs (cf. the song "Elle fréquentait la Rue Pigalle"). She joined her friend Simone Berteaut ("Mômone")[4] in this endeavor, and the two became lifelong partners in mischief.[1] She was about 16 when she fell in love with Louis Dupont, a delivery boy.[1] At 17, she had her only child, a girl named Marcelle, who died of meningitis at age two.[6] Like her mother, Piaf found it difficult to care for a child while living a life of the streets, so she often left Marcelle alone while she was away, and Dupont raised the child before her death.[1] Piaf's next boyfriend was a pimp named Albert who took a commission from the money she made singing in exchange for not forcing her into prostitution. One of her friends, a girl named Nadia, killed herself when faced with the thought of becoming a prostitute, and Albert nearly shot Piaf when she ended the relationship in reaction to Nadia's death.[1]


[edit] Singing career
In 1935 Piaf was discovered in the Pigalle area of Paris[1] by the nightclub owner Louis Leplée,[3] whose club Le Gerny off the Champs Élysées[6] was frequented by the upper and lower classes alike. He persuaded her to sing despite her extreme nervousness, which, combined with her height of only 147 cm (4 feet 8 inches),[7][4] inspired him to give her the nickname that would stay with her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and serve as her stage name, La Môme Piaf[3] (The Waif Sparrow, Little Sparrow or Kid Sparrow in Parigot slang).[1] Leplée taught her the basics of stage presence and told her to wear a black dress which would later become her trademark apparel.[1] Leplée ran a large publicity campaign prior to her opening night, which resulted in a number of celebrities including actor Maurice Chevalier attending the opening.[1] Her nightclub gigs led to her first two records produced that same year,[7] with one of them penned by Marguerite Monnot, an ongoing collaborator throughout Piaf's life.[1]

On April 6, 1936,[1] Leplée was murdered and Piaf was questioned in the matter and accused of being an accessory, but she was acquitted.[3] He had been killed by mobsters with previous ties to Piaf.[8] This resulted in much negative media attention directed towards Piaf,[4] which threatened her career.[1] To rehabilitate her image, she recruited Raymond Asso, with whom she would also become romantically involved. He changed her stage name to "Édith Piaf," barred her undesirable acquaintances from seeing her, and commissioned Monnot to write songs that reflected or alluded to Piaf's previous life on the streets.[1]

In 1940, Édith co-starred in Jean Cocteau's successful one-act play Le Bel Indifférent.[1] She began to make friends with famous people, such as Chevalier and the poet Jacques Borgeat. She wrote the lyrics of many of her songs and collaborated with composers on the tunes. In 1944, Édith Piaf discovered Yves Montand in Paris, made him part of her act, and became his mentor[4] and lover.[8] Within a year, h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ingers in France, and she broke off their relationship when he had become almost as popular as she was.[1]

During this time, she was in great demand and very successful in Paris[3] as France's most popular entertainer.[7] After the war, she became known internationally,[3] touring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merica. She helped to launch the career of Charles Aznavour in the early 1950s, taking him on tour with her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rding some of his songs.[1] At first she met with little success with US audiences, who regarded her as downcast.[1] After a glowing review by a prominent New York critic, though, she met with better success[1] and her popul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uch that she appeared on the Ed Sullivan Show eight times and at Carnegie Hall twice (1956[6] and 1957).

Edith Piaf's signature song "La vie en rose"[1] was written in 1945 and was voted a Grammy Hall of Fame Award in 1998.

The legendary Paris Olympia concert hall is where Piaf achieved lasting fame, giving several series of concerts at the hall, the most famous venue in Paris,[4] between January 1955 and October 1962. Excerpts from five of these concerts (1955, 1956, 1958, 1961, 1962) were issued on record and CD and have never been out of print. The 1961 concerts were promised by Piaf in an effort to save the venue from bankruptcy and where she debuted her song "Non, je ne regrette rien".[4] In April 1963, Piaf recorded her last song, "L'homme de Berlin".


[edit] World War II
During World War II, she was a frequent performer at German Forces social gatherings in occupied France, and many considered her a traitor; following the war she claimed to have been working for the French resistance. Whil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is per se, it does seem to be true that she was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at least one Jew) escape Nazi persecution. Throughout it all, she remained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avorite.[9] Piaf dated a Jewish pianist during this time and co-wrote a subtle protest song with Monnot.[1] According to one story, singing for high-ranking Germans at the One Two Two Club[10] earned Piaf the right to pose for photographs with French prisoners of war, to boost their morale. The Frenchmen were supposedly able to cut out their photos and use them as forged passport photos,[10] and some of them managed to escape.


[edit] Personal life
The love of Piaf's life,[3] the married boxer Marcel Cerdan, died in a plane crash in October 1949, while flying from Paris to New York City to meet her. Cerdan's Air France flight, flown on a Lockheed Constellation, went down in the Azores, killing everyone on board, including famous violinist Ginette Neveu.[11] Piaf and Cerdan's affair made international headlines,[4] as Cerdan was the middleweight world champion and a legend in France in his own right. Piaf was later married twice. Her first husband was Jacques Pills, a singer. They married in 1952 (Piaf's maid of honour was Marlene Dietrich) and divorced in 1956. Her second husband, Théo Sarapo, was a Greek hairdresser-turned-singer and actor[1] who was 20 years younger than Piaf. They married in 1962 and sang together in some of her last engagements.[1]

In 1951 Piaf was involved in a car crash along with Aznavour, breaking an arm and two ribs, and thereafter had difficulty breaking serious morphine and alcohol addictions.[1] Two more near-fatal car crashes exacerbated the situation.[6] Her first husband, Jacques Pills, took her into rehabilitation on three different occasions to no avail.[1]

Death and legacy
 
The grave of Édith Piaf,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ParisPiaf died of liver cancer at Plascassier, on the French Riviera, on 10 October 1963, but officially made public on the 11th, the same day that her friend Jean Cocteau died.[12] She slipped in and out of consciousness for the last months of her life.[6] It is said that Sarapo drove her body back to Paris secretly so that fans would think she had died in her hometown.[1][10] She is buried in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in Paris, where her grave is one of the most visited.[1]

    又看了一遍《玫瑰人生》，这次看是重温，也是翻新，汉语里把法国的Chanson翻译做“香颂”，当然是好的，但失之浮华，像许多人提到法国，总是冠之以“浪漫”，这理解里的油腻稍微多了一些。
    Piaf初次在夜总会登台亮相，征服众生是以一首“乡下姑娘”（歌词来自DVD版玫瑰人生）：一周接着一周，在巴黎市郊的大街上，我们看到他们成群的闲逛。他们和爱人穿着肮脏的衣服，十天没洗的衬衫，穿行在路灯微薄的光芒中，穿行在蓬巴杜夫人式的氛围中。他们是我们美丽的铁匠，我们的玩偶，我们的玩具，我们的木偶。在夜晚时聆听，他们唱着这样的歌。我们是乡下姑娘，钟楼的乡下姑娘，我们四处流浪，身无分文，我们是穷光蛋，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夜晚降临，可以到处落脚。她们没有漂亮的梳妆台，那是属于富人的玩意儿，她们也不能到展示拉斐尔画作的画廊，挣几个小钱。在巴斯蒂安圣马丁运河旁，有一座小教堂，那里总可以看到衣着光鲜的纨绔子弟，没有漂亮的玩具，在破败的市场上，也没有30苏丹丝绸洋娃娃，我们是穷光蛋，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只能在令人害怕的洞里，或是残破的车厢后度过长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花环也没见过王冠，我们中没有任何人有活可干，我们一无所有，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天，那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了。
    这是香颂，可又不是我想象中的，浮华奢靡的香颂。它的调子是快活的，有种穷开心，穷人的那种嘲弄，在垃圾堆里也要插着腰大笑一场的嘲弄，对整个世界的嘲弄和大笑。可是歌词是真实的，真实得让人害怕。这也是整个玫瑰人生给我的感觉：是痛苦的，然而这痛苦是有力的，是明亮的，是饱满的，而不是扭曲阴郁的灰蒙蒙的龌龊。
    有人不喜欢Piaf的歌声，说像男人，哦，是要这样的力度，要有这样的金石一般的力度，才能超越这些痛苦，高高的站到废墟上面，垃圾堆上面，人生的一切残缺上面，她是玫瑰，可是是多么明亮，多么高亢，钢铁一般的玫瑰。好的艺术，无论小说或音乐，都是美而有力的，这一点，Piaf让我想到麦卡勒斯，同样是在中年即身缠重病，Piaf有药物依赖症，出过车祸，断了两根肋骨，四十多岁已经像八十岁，麦卡勒斯三十岁已经半身不遂，长期酗酒，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签支票的手不抖。一样的残破，可是田纳威廉西管麦卡勒斯叫什么：铁蝴蝶！——她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1米47，佝偻着腰颤颤巍巍在台上的Piaf，如此脆弱，然而坚不可摧。
    “不，绝不，我绝不遗憾，我不为生命中的美好遗憾，也不为生命中的糟糕遗憾，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不，绝不，我绝不遗憾，我清除，放逐，遗忘所有的过往，我嘲笑过去；我将回忆燃烧，我所有的记忆，我所有的哀伤，我不再需要他们；带着颤抖的声调，我将我的爱情遗忘，常常清理往事，我要从头开始。”——最后这一段，演Piaf的玛丽昂·歌迪亚大睁双眼，纵声放歌，如此用力，面部肌肤几乎出现痉挛，那是彻彻底底的生命之力，是脆弱肉体所能达到的意志的极限，美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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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声悠悠升起，画面疾速切换，饱满浑厚的金被深蓝侵入了，下一秒晃眼的白又批头盖脑而来。遥相呼应着伊迪丝.琵雅芙天赋异禀的歌喉，《玫瑰人生》在色彩和运镜手法上采取了极其妖冶的尝试，太危险了，散文式的叙事结构、不统一的全局色调、长短镜迅速交切，极易把观众晃得头晕，碎片式的拼搭使每一格镜头都融进了深深的疑惑感，甚至把理清故事真实顺序变成一件费解的悬案。与之配套的，是一段接一段令人目眩神迷叹为观止的长镜头，因为点式叙事，它甚至不愿去照顾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衔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如一个人濒死时凌乱的记忆，从一个场面飘飘然飞进或者骤然卡进另一个场面里去。也许小孩子的涂鸦是这个样子，也许大师醉酒后的神来之笔是这个样子，一部优异的电影往往不会脱离了作者风格，而《玫瑰人生》显然是个特例，导演的功力完全隐退在幕后，全片节奏与风格与伊迪丝.琵雅芙这位传奇歌手浑然一体：大俗大雅，大癫大肺，深情而固执、轻盈而沉重。
全片几乎没有自然光源——不是说没有日光，而是所有看似“自然光”的画面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和处理，摇晃着的光源从无限主观的角度刻意或不经意的切进来，形成类似油画的质地，一层一层地凝聚起来，阴影厚重而无法忽视。
当小琵雅芙坐在贫民窟街头被其它小孩欺负，青郁的阳光从背面整个罩在肮脏破旧的童衫上，雾气灰蒙，车水的痕迹从小琵雅芙暗哑的蓝紫色眸子一一流过，三两声断续的抽泣，一句台词没有，已经生冷得咯人。
小琵雅芙拉掉眼罩，一点白亮衬着纯净的天蓝底色，镜头拉开，从模糊到清晰的是清晨冷冽的阳光中一枝蓬勃盛开的白花，绽出昂扬的生命力。孩子的脸孔饱满如鲜果，血色在肌肤脉络下流淌。
病床上的琵雅芙厌恶太阳，室内混浊黑暗，镜头转开半圈，被窗帘阻隔的室外却是白晃晃的耀眼，一些光线毫不客气的钻进来。论年龄不过甫及盛年，却老已被过量的吗啡摧残得像个风烛残年的老妇，琵雅芙绝望的叫着，不，关上它！
结尾处，衰老的琵雅芙悠悠然坐在沙滩上织毛衣，这段将近两分半的镜头是全片所有自然光场景中最柔和最接近自然色调的画面。夕阳是夕阳的暖红，海水是被夕阳镀过的浅金，沙滩幼滑，雪白的小屋静卧在沙滩上。琵雅芙流露出几乎从未有过的平和温婉，静静反思着自己无法回头的人生，再向年轻的女记者娓娓道来。——如果多一点这样的画面，少一些撕裂般的大红大紫，甚至会让人产生错觉：琵雅芙是可以这样幸福下去的。是的，只是回光返照的错觉，紧接下来，音乐厅那盏追光骤然亮起，强光挟着沉重的压迫力笼罩整个舞台，黑色盛装的琵雅芙竭力克制着不听使唤的手脚，颤巍巍地走向她的舞台，这才是真实的琵雅芙，深沉而狰狞地自豪着。
上述只是一些令我动容的画面，面对这样一部把凌乱做成了风格的佳片，我无法找一个方式把这些碎片从容不迫地串回来。所幸，当影片进行到最后关头才穿插到琵雅芙的小女儿早夭时，我放弃了寻找时间轴的想法——谁能苛求一个垂死病人的记忆得清晰完整有条理呢？导演强悍的控制力在镜头后不动声色的调度就留待日后再慢慢咀嚼，只需在萤幕前目睹琵雅芙因过度悲喜而无法还原成普通人的生命，确实和一朵玫瑰一样，盛放，骤衰，且从头到尾没有丢弃过多棘的刺。

从01：42：30开始的这个长镜头是可以说是全片风格的集大成体现。《玫瑰人生》之乱不是导演放弃对叙事手法的掌握任其自行发展而是极其精妙地运用镜头才具有的时间单位在狭小的物理时空里尽可能地安排了最大的信息量。
导演选取的是一个类似于上帝之眼的全能视角。镜头扫过全部空间：台灯、床、玻璃酒杯，仿佛连酒店的一桌一椅都前所未有的金碧辉煌，因她沉溺在恋情中。马塞从天而降，镜头从侧边平缓地半圈旋转到琵雅芙前面，像悲悯的路人注视着即将发生的悲剧。随着琵雅芙走过走廊，色调从暖金自然地融入走廊缺乏光亮的阴影中，暗红色还没完全展开，再一次半转的镜头就带过深蓝墙角回到被日光充塞的客厅，色彩变化之大之快，令观众只觉心跳加速隐隐不安却无法给出准确的反应。琵雅芙背转身端了咖啡往回走，黑色衣裙闪过黑色走廊联通到室内却又是温暖的亮色……如此这般再重复一遍，分布在各个空间的配角们开始出现悲抝神情，镜头换位，以琵雅芙为中轴做圆周运转。
“你要坚强一点，”
“马赛？”
“…飞机失事。”
绕行到背后的镜头随惶惑的琵雅芙冲回卧室，床上原来没有躺着微笑的马赛，只是睡醒时迷离而幸福的幻觉。背景音乐起，旋转中镜头绕回正面一气呵成地注视着琵雅芙手脚僵硬，痛哭失声，一路跌跌撞撞冲出来，走廊外原本是客厅的位置已变成人头涌涌的音乐厅，一如所有登台的夜晚，台下鸦色的观众在紧张等待，台上巨大的追光营造出幻境氛围把绝望无限扩大：琵雅芙踩着自己剧痛的边缘，赤脚踏入音乐中。
颇有些魔幻了，没看出来这个一气呵成的长镜头是在哪里切了镜把客厅换成音乐厅，我被惊艳了，被惊吓了，狭小且狭长的空间里，每一个光源的范围，每一组色彩的位置，每一个演员的表情、走位、动作都不能有半点差错，全部行云流水，才构建出一段繁杂无比的美妙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