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之眼

《天空之眼》是Moonlighting Films South Africa，Raindog Films和eOne Productions公司联合制作的战争剧情片。由加文·胡德执导，亚伦·保尔，艾伦·里克曼，海伦·米伦和伊恩·格雷联合主演。该片于2016年3月11日在美国上映，2017年1月13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讲述了一名军事情报官为抓捕一名恐怖分子而指挥无人机轰炸任务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海伦·米伦是片中的主角,她扮演一位铁血娘子,打击恐怖分子的手段非常严厉,而且果断不容抗拒。“斯内普教授”则扮演军方高层,依旧操着大家很熟悉的英式英语。无论是给孩子买礼物的时候,还是在会议中艰难做出决定的时候,艾伦·瑞克曼的表演都十分到位。特别是影片最后,他说“永远不要和一位战士强调战争的残酷性”,更是为影片的基调定性了。出演外交部长的伊恩·格雷,更是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面孔,他在《权力的游戏》和《唐顿庄园》中都扮演过角色,这次他演的外交部长也有很尴尬的戏份,是片中为数不多让人觉得比较轻松的环节。
相比这些老戏骨,“小粉”亚伦·保尔则让人眼前一亮。这次他扮演一位无人机的机长,负责操控无人机发射导弹。在面对无辜平民的时候,这种决定就显得尤为艰难,为此导演也给了“小粉”不少的面部特写,双眼含泪的场面,看得不少女观众都心疼。除了几位英国演员之外,片中的一些非洲演员也都演得相当出色,特别是小女孩的扮演者,纯真无辜,玩耍的烂漫样子,也让影片最后定格的镜头显得格外动人。
精彩的反恐群戏,以天眼视角讲述一场斩首行动中每个人的判断和抉择,拍出了道德困境下的不能承受之轻。没有对或错,真相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

怎么个干净利落法？影片的开场交代了肯尼亚内罗毕、英国伦敦、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等好几个场景，似乎和近年流行的好莱坞大片堆砌各国外景来制造“大格局”的桥段并无二致。但随着剧情的深入，你会发现这些场景并不是观光旅游走一遭的对象，而是贯穿了全片始终，不可或缺的一环。除了肯尼亚的那所房子周围外景，其余所有场景都在很固定的室内，尽力避免了繁杂的背景画面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人物虽然不少，但由于选角得当，这些好演员不需多少笔墨就能把人物树立得十分鲜明利落，而毫不混淆。首先是肯尼亚小女孩一家，虽然他们显然都不是什么帅哥美女，但父亲偷偷让女儿读书、小女孩在阳光下玩呼啦圈的简单快乐，短短两个瞬间，让观众很难不感受到他们的美。
       本片虽然看起来线路极多，光美英这边就是指挥部、高层决策会议、美军基地行动部、卧底小哥部队四个主线，但是处理得也是干净利落，毫不凌乱，就是紧紧死抠着这次行动，从各个方面全角度的展开，每个人的立场都是有对有错，供给观众去思考。
       《天空之眼》的前半段是各个利益关系人之间的扯皮和博弈。法律要件的繁琐与和取悦媒体宣传的政治争取共同造就的冗余是否必需。功利地看，这一套体系的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只是解决问题的阻碍。两发导弹的能够解决的事情为何要磨破嘴皮子呢。然而，事实是，正是这种冗余与繁琐，才使得社会中的人性在这种冗余与繁琐中得以喘息，才使得弱者的声音在这种冗余与繁琐中被传达，才使得所有的自私与权欲在这种冗余与繁琐中收敛锋芒。
       战争变得如此安静、抽离，新时代的跨国协作作战的特征反映得非常到位。

影片讲述一次针对自杀袭击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中，军方和政府为是否采取可能殃及一个无辜小女孩的飞弹打击而产生的分歧。这对应着一个经典道德悖论“有轨电车问题”：你是否会把即将撞死五个人的电车转向只会撞死一个人的轨道上。在一个简单化的有轨电车模型下，大多数人会选择最大利益，牺牲一人拯救五人。但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却是：当问题被具体化地放在一个真实场景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1. 悖论的矛盾根源是什么？
在电车问题中，更多人倾向于把“为了最大利益牺牲一人”当成一个标准答案。而选择不作为则可能被斥为伪善。但在电影里，导演带着观众观察并参与到小女孩的日常生活中，天平的这一边就不再是“一个人”这样冰冷的数字，而是要面对一个上一秒还在你眼前玩耍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下一秒死在你的手里的残酷现实。这对人心灵上的冲击远比一百个人死在新闻里大得多。更不用提选择者还要面对因道德和舆论压力产生的自责。这种状况下你还能轻松地做出理性选择吗？所以这个道德悖论的矛盾不在于选出客观上最好的答案，而在于即使有了最好的答案我们出于感性也不一定会选择它。

2. 当个人陷入伦理困境，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
从上个问题的答案中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应该战胜感性，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理性地做正确的事。电影里的英国军方基本上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容忍小女孩的牺牲，极力促成通过飞弹打击的提案，因为他们知道放走恐怖分子必然导致更大伤亡。Benson将军、Powell上校都不是冷血无情的人，前者接到任务之前还在给女儿选购玩具，后者是吵醒了小狗也要说sorry的慈祥奶奶。但投入“战场”的他们，一个是把娃娃交给助手再走进会议室，一个是从睡袍换成制服。导演有意地强调这些仪式性的细节，就是为了说明：为了说服自己冷静客观，军人只能把人性放在一边，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正如Benson将军所说，军人不是没考虑过战争的代价，而是考虑之后做出了无奈的选择。

相比于理性的军人和作为感性代表的女官员（她始终坚持宁愿冒着大规模恐怖袭击的风险放走恐怖分子也不直接作恶杀死小女孩），我们大多数人同时受到感性与理性摆布。这就造成了我们在伦理困境中更举步维艰。于是我们首先会下意识地选择推脱责任，把伦理困境推给别人解放自己，正如片中大部分政府官员的所为。也许在屏幕前的我们可以肆意嘴炮指挥这些大人物们应该作何选择，但当责任真的压到个人的肩上时，我们也许会同样选择把决定权交给他人。

而当问题推不掉的时候，我们仅剩的选择就是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假装感性理性上都过得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粉饰太平地渡过这个无解的难题。当飞弹伤害到小女孩的几率被评估为65%的时候，大家还在踢皮球；但当局势变得已经迫切需要一个答案，皮球再也踢不走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做的？他们几乎是通过层层压制把伤害几率硬是降到了45%。这个45%是怎么得到的，我想不光是表面上展现的由Powell少校和她的手下做了假，而是背地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每个人一定都清楚：如果真有可以减小对平民伤害的方案，一定早就被提出了，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忽然冒出来。大家不敢去仔细质疑，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等这个自欺欺人的数字太久了，只不过最后总得有一个人来做这个脏活而已。 所以面对道德悖论，我们往往只是需要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就算回退到那个简单的有轨电车模型也一样。仔细想想：五个人还是一个人，我们难道真的就更关心五个人的死活吗？还是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呢？

3. 在决策中是否应该给理性派绝对权威？
按照上面的假设，如果个人只是为了自己内心过得去，那很可能只有理性派才能做出对大众福祉有切实意义的客观选择。所以我们是否应该把决策权交给这样一个理想的群体呢（假设他们值得信赖）？我觉得仍然不能。一味牺牲少数，追求群体最大利益，最终会走向漠视人性的极权。这就由原本一个两难局面下的无奈选择变成极端了。

在影片前半部分，公务运作上的繁琐程序、取悦宣传战争的政治正确看起来非常冗余繁琐，给军方行动带来了太多麻烦。但到影片后半，细想一下，其实人性关怀正是在这些冗余程序的庇护下才赢得了片刻喘息。正是决策者对舆论的忌惮（影片中提到的“一段youtube影片就可以导致革命”），才让少数人的生命在多数人利益面前没有直接被视为草芥。


所以对于道德悖论，答案仍然是——无解。我们在观影之初，也许会觉得影片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有很多令人诟病之处，但随着边看边思考，又会觉得其实整个程序没有一步不是在合理有序地进行着。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世界的苦难都来源于人错误的选择，于是我们尝试探索错在哪里，寻找办法纠正。但探索的结果往往却得出这样结论：原本的一切选择都没有错，我们深恶痛疾的丑恶已经是万般无奈下最合理的存在。比起当初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样的无奈才真的给我带来了深深的绝望。影片尾声，随着我的思绪陷入这样的绝望，那架无人机也飞进了一片无边无尽的阴云。


这部影片最大的优点就是通过细节把人物表现得非常立体，每个人物既是不同理念的象征，又都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除了直接描述“战场”上每个人的紧张表现，导演更着力刻画他们平常的生活状态。前面说过的Benson将军、Powell上校不再提。美军这边，两个无人机驾驶员进入指挥舱之前也是轻松地聊着生活话题。在面对生死的时候，几个小角色更是展现出了伟大的人性光辉：死里逃生的肯尼亚当地探员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任务可能没有完成，托人去继续拯救小女孩。就连本来影片前半部分已经坐稳反派的恐怖组织士兵，在片刻犹豫后也居然放下机枪决定送小女孩去医院。承接之前的话题，让我进一步想到：也许决策层可以最终抛出解决一切道德悖论的万能方针，但具体执行它们的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拿那个肯尼亚探员来说，在所有参与任务的军事人员里，他根本没有权力参与讨论悖论的是非，但他会尽自己所能行善，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拼死拯救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力量，让即使知道理性选择最优的我们也并没有义无反顾地选择它。也许这才是对道德悖论最理想的答案吧。

       豆瓣上很多影评都侧重于将本片归类为道德拷问的方向，无论是嘲弄西方的圣母情结还是理性分析军人在军事上的仁义是否正确，其实都是伦理学的层面在讨论本片。但这其实不是本片的主旨，导演的初衷其实非常明确：当一个群体——或民族或国家面临道德选择的时候，谁来为这个选择负责。
       小女孩——很多人争执她的智商或其他方法也可以救她——其实根本不是本片的关键。可以是小女孩，也可以是小婴儿（如果恐怖分子就花100美元给4个小女孩站在他们屋子的4个角做人肉盾牌你怎么办？），即便屋子里面穿炸弹背心的恐怖分子也比小女孩大不了多少。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可以是城管打死非法摆摊的孕妇，也可以是因为美国造就叙利亚内战而引起的大量难民，也可以是死囚强制器官捐助，中国经济滑坡或德国没有阻止希特勒上台。一个政策，一个民族的选择发挥作用势必会造成一个后果，而这个后果谁来承担。海伦米伦扮演的女上校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就没有一个人敢为自己的工作负责吗。”
       面对小女孩的出现，美国操作者提出道德问题，却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女上校渴望让每个人——不止是领导人——拿出点勇气，承担这个道德问题。先是整个政府团队，明显支持行动的占多数，但他们却不敢为自己的意见做背书。他们不停地找法律团队、外交团队甚至美国人来帮他们做决定。所有的人都支持他们的行动，但他们还是害怕。海伦米伦转向普通人，军事律师和风险评估员。军事律师立刻急了，“女上校，我只是一个律师，法律没有规定你不能这么做，但法律也保护你也保护小女孩。”这句话看起来是可以规避所有风险的回答，即，“我在这里只是告诉你行动的合法性，决定权可不在我，别想让我背黑锅。”风险评估员也非常恐惧，他只是个技术人员，他也没有能力评估确切数字，一切都是纸面的。女上校后来试图说动美国飞行员，但对方明显是新人，害怕背负道德审判。最后，女上校还是靠强权压迫了懦弱的技术人员，将风险数字降到50%以下来通过了行动。这就像是中国股市崩盘，股民赖证监会，证监会赖基金经理，基金经理赖公司业绩要求，最后国家抓了几个人，挂上牌子说这几个人造成了股市崩盘。没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支撑、个人投资人急功近利赌博心态、监管部门不作为的情况下，中国股市还会暴涨？这是需要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的自省，做了决定就需要承担责任。
        以上就是导演真正想表达的意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朋友会认为这是一个道德拷问的电影呢？因为导演也有这个想法。他自己并没有确定以哪个角度来拍摄故事，又希望讲述如上的政治决策故事，又害怕这样的故事太枯燥，怕观众看不懂，于是大量点缀好莱坞大片的那种宏大叙事的主旋律镜头和动作场面。致使观众油然而生一种，“我一看就知道你要说什么”的感觉。这是导演自身的选择错误，造成了本片观影质量的大幅下降。这就像某个伟人说的：“什么都说就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样看起来，导演自己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一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