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一开场给人感觉就是非常肃穆庄重,仪式感十足,有种古典主义的调调。它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这或许又是一部《巴里·林登》式的电影,客观冷静,闷的宛如纪录片。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的,在一些人物交锋,情节推动方面,电影又稍显商业。比如像情报侦查戏,与官僚分子对峙戏,它还是会制造一些悬念和火花来引领观众往前走。
电影讲的事其实也很简单:1894年12月,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为间谍,随后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锒铛入狱。法国军情处中校皮卡尔为他奔走发声,也惨遭当局迫害。最终德雷福斯被平反洗冤,中间长达12年。
真实事件改编。波兰斯基采取的是最传统的平铺直叙,偶尔插几段看起来“比较土”的回忆,可也真是奇怪,这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方法在波兰斯基的运筹中就是显得非常有力,有一种暗中使劲的味道。
或者说《我控诉》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看完之后觉得有些平常,普普通通,说不出哪好哪坏。可就是不容细想,越想越觉得它有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品茶。《我控诉》大概是一种余韵在流淌,就像是用了很久的茶壶,里面尽管没有茶叶,可仍然能感到茶香。
《我控诉》是有这种茶香的。
最能飘出茶香的莫过于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散落一地的军服,被折断的军刀。这原本是电影开场,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后的场景。这是对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辱。等到了电影最后这个镜头重新再次出现时,它就是在提醒观众:看看吧,这就是官僚们干的好事!这是法国军队的一大丑闻,这简直就是法国的国之耻。
影片那种不慌不忙,冷静如风的气质,很深得我心。其实也很大来源于演员们的表演,每个人说话都是一本正经,慢条斯理,很少有大喊大叫,都是在努力压住自己的情绪,所以片中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大快人心,没有伸张正义的激情,也没有泪眼朦胧的煽情,呈现给你的就是一个事件的过程,结束就是结束了,不会有多余的矫情。正是这种克制舒缓还略带温柔的调性,使得这部作品显得高级不流俗。
我也喜欢它的结尾,当受迫害的德雷福斯官复原职,去拜访曾经帮助他的皮卡尔时,并没有对他道谢寒暄之类的,而是直接向皮卡尔提出能否提升自己官衔的要求。
因为皮卡尔在军队外八年被称为“执行任务”,照样也升了官衔,而同样遭遇的德雷福斯官衔仍然不变,他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一段非常能体现德雷福斯的性格特点:刚正不阿,又有点固执可爱。也使得这场戏显得有些意外,甚至还有点想笑。你可以笑德的不解风情,但更多我们会感受到一丝无奈:德雷福斯尽管被洗冤了,但仍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待遇和尊重。
结尾有种特别自然平淡但又感慨万千的感觉,甚至觉得还有些可惜,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嗯?这就没了?
离别两人站在一起时,脸对脸,非常严肃。在军事学院上学的德雷福斯因为皮卡尔给他的学分太低,质疑他时,两人也是这么站立着。但让人欣慰的是,不管是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是现在的他们,两人依然本色,一直守住了自己的底线。道德和良知,真理和正义。他们一个都没有丢。
我们也可以确信的是,尽管德雷福斯没有对皮卡尔表示感谢。但我们可以从两人眼神交流中看到:皮卡尔自始至终是赢得了德雷福斯的敬意。皮卡尔也配得上这种尊重。结尾的温柔和伤感,让人有些不痛快: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不再来一个陈词感言吗?这种“不过瘾”在最后一个镜头被扔出之后,突如其来的变成了无声的:
我控诉。
有一说一,这招挺厉害。
1.战后的法国需要用民族主义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为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服务和转嫁阶级矛盾,德雷福斯作为犹太人就很不幸的被牺牲了。要批判既得利益者,不要去指责民众(民众也分好几派,而且许多民众后来意识到不也为德雷福斯的真相摇旗呐喊了不是吗?德雷福斯最后不也是平冤昭雪得到补偿了不是吗?),民众也很无辜,他们的生活被多重剥削已经很辛苦了,哪有时间去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被统治阶级操纵他们也是受害者。 “民主的暴政”理论完全是一摊狗屎!民众(工具化)被控制,被利用,被当做靶子被伤害,而背后的人呢?是谁操纵起民粹而牟利,那些声讨人民群众的精英们或小知识分子是眼瞎了吗?他们看不见也不会去看见,他们就指望着“老大哥”时不时的施舍苟且偷生,他们是最卑鄙的投降派、机会主义家,甚至还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左拉的《我控诉》写的很好。关于民族主义后面更深层次的阶级问题,中国也曾经被东边的军国国家既日本民族深深伤害过,一个湖南人说道:“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 2.怎么不谈谈巴黎公社的影响,哦,原来一个个都tmd是小剥削阶级,害怕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哪怕只是意识形态。 3.文艺作品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人的存在是具有统一性的。电影中的意识与波兰斯基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将两者进行脱开才是无比愚昧的蠢货(奉劝看点书吧),就是说那些个极端的“艺术爱好家”们。我们当然允许导演利用历史性文件进行控诉,但现实意义则必然由现实来审判,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时候矫枉过正不是一件坏事。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法兰西万岁!”,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 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 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 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 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波兰斯基并没有以事件主角德雷福斯的视角展开故事,而是选取了后任情报部门主管发现事件真相并力争还德雷福斯自由的故事线。
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翻译把德雷福斯翻译成屈里福斯,这个很容易让人困惑,毕竟在历史书上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德雷福斯。(当然还是很感谢字幕组)
电影开篇就是在可以看见远处法兰西象征——艾弗尔铁塔的广场上,德雷福斯当众受辱,被剥夺军衔和佩剑,虽然他口中一直高喊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围观者还是群情激愤的对其攻击与咒骂。
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电影已经交代的极为详尽。但是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本片。
这就要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说起,战争的失利不但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整过国家进入第三共和国,更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包围在一片仇视德国的氛围中。
而犹太人作为很多法国人解释战争失败的替罪羊,也开始受到攻击。
紧接着又发生了“巴拿马丑闻”,更是让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就是1891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因为项目前景很好,所以吸引了法国当时大批中产之家购买它的股票,后公司又多次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的办法,使得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其再次发行股票。最终公司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就在这种反犹的背景下,1894年9月一份被送往德国住法国武官的信被人发现,信中记载了法国的部分军事机密,而字迹和德雷福斯上尉貌似吻合。其被捕后,又出现了上述德国武官写给意大利参赞的信等证据,很快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
请注意本案自身的关键词——犹太人、德国等等,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
当然就和电影中一样,虽然又有很多波折,但是最终由于皮卡尔(男主)的调查和揭发,德雷福斯最终获得自由并官复原职。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1月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负债累累,作恶多端的人被认为清白无辜,而德行端正的人却被控有罪。当社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它就要开始腐烂了。(第十八段)
左拉还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从此之后,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甚至在酒馆由于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
政客们也纷纷表达观点进而站队,甚至法国政坛也得以重塑,最终的无罪释放,使得右翼力量在议会中受到重创。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是1894年,距离《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的故事发生还有40多年,这种对一个特定族群的仇恨其实由来已久。
很有趣的一点是,刚到任的皮卡尔开始调查德雷福斯事件时,镜头两次给到他无法打开办公室窗户的镜头,也许需要打开的是正义之窗。
影片结尾皮卡尔和德雷福斯的见面也意味深长。面对使自己回复自由身的男主角,德雷福斯没有丝毫的感恩戴德,而是告诉对方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了本职工作就该得到表演,那就仿佛和表扬一个运动员没有服用兴奋剂一样荒诞。
电影整体稳重,基调平缓,镜头语言也很平实无华,这反而增加了本片真实事件的感染力。
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广受争议的波兰斯基本人。
他作为犹太人,长期关注大屠杀题材,拍出过《钢琴家》等反应二战的片子,同时他的妻子被曼森家族杀害的事件也是尽人皆知。
当然波兰斯基作为现在还在被美国因为性侵通缉的人员,当年的案件大家也基本有所耳闻,当时他以没有受到公平审判为由,弃保逃亡国外。
当年案件的真相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是最近在凯撒奖上,有些电影人听到波兰斯基获奖后起身离开以示抗议,更有很多人到豆瓣给《我控诉》刷一分。
《流浪地球》剧组成员上千人,难道作为普通观众可能了解他们所有人有无犯罪记录吗?
波兰斯基的案件当然应该是美国执法部门去追究,表示抗议的电影人也表示理解。但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产品,只需要考虑产品本身即可,而不需要知道编写了微信的程序员们的道德水平或者犯罪情况。
#Venezia 11不是特别了解真实历史事件的我,有一种与看《巴里·林登》时相似的感觉:事无巨细地复原那个时代的物件、服饰、光源、街景、人物行为方式。前半程的平缓单调凸显结局的跌宕起伏,几场庭审戏令人神情激愤。或许波兰斯基知道自己的”控诉“最终也无法得到”正义”的审判,但是这种尽最大努力的冷眼旁观,戏里戏外互文着看,还是挺令人唏嘘的。
波兰斯基教青年导演做人
会特别期待大导演拍历史题材,因为历史题材的重大意义在于“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背后会有个问题让观众不得不面对,“为什么导演在这个时刻选择了拍摄这个历史事件?”电影本身和它的作者两条分支拧成一条麻绳,戏里戏外互文,就像片中加瑞尔喊“我是无辜的。”观众看的不单是戏中戏,还有戏外戏。波兰斯基的克制在于,他原本真的可以发泄情绪“控诉”一下,但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头脑和剧作能力没有失控,仿佛还原史料一般讲述,沉郁、趣味欠缺却又引人瞩目。对他而言,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对我来说差点意思。
#2019威尼斯第四场# 虽然导演今年身缠丑闻,但拍摄水平确实还是稳的。画面情节整体都很有年代感,尤其是几场冲突场面加上配乐很有质感。不过节奏有点问题,中后部剧情略拖沓。
波兰斯基身份来拿捏这个法国现代史上最重要历史事件,可能比左拉同名文字还要来的精准。很多人重新提到《钢琴师》,我倒是想起他早年那部《苔丝》。
0分和满分都是矫揉造作
WTF 无趣得只剩洋洋自得的匠气
拍得很有史匠气质,但波兰斯基的水平应该不止于此。电影想讲述反犹主义下的平庸之恶,但讽刺的是所有主角都选择顺从这个制度,用伏法的姿态来守护内心公义。相比之下波兰斯基现实中的逃逸就显得渺小了:在鸡蛋和高墙之间人们会选择站鸡蛋,但没人会去捍卫一颗跳墙而走的鸡蛋,因为这对其他鸡蛋来说不公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波兰斯基永远等不到自己的左拉的原因。
看了这么多部波兰斯基,第一次有看不明白的感觉,全程都是啥?咋了?啊?地铁上,老爷爷,看手机脸。
Old ginger is always more spicy
当一部影片实在没啥亮点的时候,就只好用古典,大气,稳健,克制等形容词来敷衍过去,这样一个题材交给波兰斯基,只捣鼓出这么一个他本人及格线水准的作品,那些四星五星真的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吗?
波兰斯基对这起著名冤案如此着迷,不知是否也是他本人故事的写照呢?当我们谈论“德雷福斯案件”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呢?
真是遗憾,这样一部富有现时意义的作品陷入了倒波和挺波两个阵营歇斯底里的争斗里,导致其中重要的民主精神旁落。波兰斯基几十年在政治题材作品里的经验让整部电影看上去惊心动魄又不落窠臼,观众的情绪时刻被调动又不至于落入感伤。那么应该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波兰斯基的自我控诉吗?也许,但讨论这个毫无意义,波兰斯基和德雷福斯没有什么可比性。事实上,故事都不是从德雷福斯的角度叙述的,而是透过一位可以将正义与事实置于个人好恶之上的军官,宁把自己置于危险也要对抗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公权力。这样的权力体系古而有之,今亦有之。任何挑战它的控诉都必须被倾听。
聚焦19世纪末法国反犹浪潮中一起著名的冤假错案:一个讨厌犹太人的法国新任反间谍的处处长伸张正义,顶着巨大压力帮助一名犹太裔实习军官翻案,历经12年终获成功的故事。同样饱受过反犹太主义磨难的波兰斯基来精准重现这一历史事件再合适不过,让·杜雅尔丹饰演的皮卡尔温文尔雅,不畏强权,他不是脸谱化的英雄,只是一个仍愿意坚守良知的人,成功树立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性弧光的主角,被误判的犹太军官也相当耿直可爱。由于这是一场波及整个法国政界、军方、学界、评论界的事件,影片也展现了众多不同立场的丰富人物面貌,左拉的厉声控诉配上众生画面,震撼人心。许多罪名都是在时代浪潮推动下过度定论的,metoo后首次复出的波兰斯基,大概会对那名犹太军官有些更复杂的情绪吧。沉稳严肃的正剧,喜欢破旧办公楼昏暗自然光里飘扬的蒙蒙灰尘。
相比起同样承受社会舆论压力的伍迪艾伦,波兰斯基这部新作显然太过沉重而缺乏轻松幽默的自我调侃时刻,过分忠于史实,完全不是预料般情感激烈、戏剧化高潮不断的“控诉”题材。当然,法庭审判的段落还是体现出年代特色,相比之下,美术服装室内设计有点逊色。也许波兰斯基仅仅想透过这个真实事件来自诉心声,多年无法在媒体上发声的他终于找到这个好机会。多位法国实力派和影帝轮番登场的画面也是一大看点,然而,过于密集而夹杂人名术语的对白有点让人吃不消。
上帝太多。人类太少。
遍体鳞伤的记忆成为了无数次创作的潜行驱动力,在那些电影中进行的审判、争执与痛楚,包含着悔恨与自省的辩证甚至修正构成一次次对“那时的”自己和他人重新处置的假想推演,从而不断地得到自愈的宽慰、救赎以及可能的正确幻象,后觉尽是虚妄,然原罪已负,只好继续追索。那件事之后催生出的“阴谋”大约是“情欲”和“艺术反身”之外波兰斯基影像的最常见主题,且亦敌亦友,《我控诉》或许是终曲般的最后陈词,他的态度十分明确。电影还是相当好看的,角色的登场布置,空间的转换更替,甚至对话的递进层次,完美把控着节奏将一件已然丧失悬念的事件变作剖解“阴谋”的缴文,并借一个复杂的主角消解道德高地,可谓费尽心思,于观感于私念。拿手的小空间调度埋伏在每一场戏,而真正的“危险小空间”具象却只有关押加瑞尔的孤岛,特效虚假,但他意或在此。
开场氛围就很慑人,沉郁肃穆的色调,规整精工的构图,流畅运镜与调度,全片保持考究的视听语言技巧,在早知结果的前提下依然稳住悬疑,不谈突破,亦是水准之作。这一桩震动法国社会的事件(甚至普鲁斯特在《追忆》中亦将此事作为时代的标识),几乎是整个欧洲时事的切片,再现反犹主义在欧洲的源远流长(开篇中几个军官谈及清除犹太人犹如祛除瘟疫,历史上正有将瘟疫根源嫁祸于犹太人之史实)。虽是风暴中心,德雷福斯却处于叙事边缘,于是观者可从更客观的距离去审视全局,也无需刻意去代入某个角色。《震旦报》以一连串“我控诉”排比之势彰显直面真相的勇气,百余年前,置安危于身外的个人、新闻媒介与文学创作者就明晓保持独立姿态和清醒头脑、遵循真理和正义的良知是何等可贵,对照今日现实,或许更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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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古典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