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

悲剧母题与现实主义的叠化

--《一江春水向东流向东流》剧作分析

蔡楚生的剧作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注入了厚重的情感及血肉，早已被忽视的左翼电影，摒弃繁杂的形式与精致的技巧，它单薄悲怆却又情真意切，为早期的多线叙事蒙太奇和对比影像而叹观，失足于重庆窝点骄奢淫逸的陈世美，历经磨难寒屋避雨的苦发妻联结对比，尚觉人性与命运的苦痛。

中国剧作不乏此类人物形象及关系的建构，可动容之处在于创作者将人物犹如滚滚长江汇入于家国的历史变迁中，将苦难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把家庭作为社会的窗口来展现整个时代，百姓在战争中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是胜利之后他们不仅一无所有，甚至陷入了更大的苦难中”。一位热血抗日分子的陨落与左翼揭露的政治图景密不可分，影射之处不言而喻。

悲剧史诗在于将现实主义的细碎光影悉数搬运，月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喜爱的天体在剧作中一共出现七次，本以为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却不想镜头里的圆月变为尖月，南唐后主的诗句“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愁苦的悲剧故事化作现实主义的滚滚长江，涟漪叠叠，问君能有几多愁，随着那散落满江的思念消失散尽。

本篇文章将从五个方面来分析《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作结构及艺术形式。

一，片名 兼容功能性与艺术性的表意形式

该剧本的片名选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一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意思为要问我心中的苦痛有多少，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水喻愁的名句，显示出愁思如春水的汪洋恣肆，奔放倾泻；又如春水之不舍昼夜，长流不断，无穷无尽。悲慨之情如冲出峡谷、奔向大海的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作为国君，李煜无疑是失败的，蔡楚生与郑君里取家国破灭双关之意作为片名，奠定剧作的基调与悲怆的意境，但是这句诗就可以将观众引入独特的情调中，使观赏者一眼道出片名背后蕴藏的悲剧母题-“愁”，可谓妙哉。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片名表意鲜明，并且统筹了所有聚集成整体剧本的元素。兼容功能与艺术形式值得品味。

二，个体人物的性格形象建构与交互关系

家庭伦理影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塑造惯常是素芬这类的“贤妻良母”，她是祛魅边缘化的地母，将自己的爱情与希望全部寄托在张忠良身上，她上侍婆母，下育孩童，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间独自承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她的忠贞是创作者赋予人物的鲜明特征，从始至终她都没有背离过自己的爱人与家庭，反而任劳任怨的付出与奉献自我，这也是剧作能够引起共情的一点。正如《芳华》中的一句话始终善良的人却最不能被善良以待。这种命运与性格节点引起共情与怜悯。

也与丽珍，文艳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王丽珍与何文艳的形象建构则更为迷乱复杂，她们是不变的潘多拉式情人，盒中跳出的红颜祸水，如同希腊神话故事中潘多拉魔盒打开后灾难降临人间一样，男性主人公一旦与其建立情感关系那么灾难也将接踵而至。王丽珍娇媚任性又毒辣果断，她贪图享乐，在国家存亡之秋毫无顾忌，反而任由自己沉溺在饮食男女般的生活中，比起素芬她对张忠良的情意，在依赖与爱中更多了利用和控制，眼前的男人并非她心口的朱砂痣，只不过是寂寞孤独时尚且可以依赖的傀儡。王丽珍的人物建构为剧作提供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以及悲剧走向，她为张忠良放下堕落的云梯，她口口声声毒骂素芬，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摧毁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希望，逼迫张忠良与素芬离婚。

何文艳的人物建构则是创作者的高明之处，她并非是像王丽珍那般鲁莽毒辣的上流物化女，她将阴险隐匿于心，反而以柔媚示弱俘获张忠良的心，她细腻机敏懂得察言观色韬光养晦，于暗中操纵一切，加之上官云珠皮相赋予的算计与妖艳这个女性形象甚至比王丽珍更胜一筹。她并非重复的形象，她的建构只是为了揭示张忠良的陨落，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人一旦在历史的洪流中迷失方向那么他将不再坚定初心，王丽珍是张忠良的第一次背离，那么何文艳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堕落只是悲剧的开始，被同化的过程才是延续不断地滚滚愁水。

张忠良是剧作人物设置的浓墨重彩之笔，他名为忠良实则是一个讽刺，他不忠不良，背叛发妻，背叛继任夫人，他忘记曾经艰辛的生活，斥责上街卖报的孩子（他的儿子），放任自己失足在迷乱复杂的上流生活中。个体形象的性格和命运建构使剧本通过性格来完成社会的悲剧，通过素芬，丽珍，文艳，张忠良等人物的刻画来揭示主题。

三，强烈的对比手法与影射密语

对比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的一种手法，在对比中阐述主题，塑造人物，抒发情感，蔡楚生将这种对比手法运用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把贫与富，悲与喜，善与恶，美与丑等对立人物形象及环境场景，组接成富有对照意义的镜头，产生不可抗拒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孝顺的素芬侍候婆母吃药，婆母见素芬白天做工，晚上还要为自己这般操劳不禁老泪纵横，剧本的下一个场景，在富贵华丽的卧室里，张忠良和王丽珍交颈而卧，他们共饮美酒放浪形肆。再如受伤挨饿的抗儿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素芬哭着对抗生说等爸爸回来一切都好了，可是下一幕的爸爸张忠良却在一片骄奢淫逸的享受自如。一幕幕场景建置与人物形象对比都使剧作的内核丰厚且具有张力，对比不仅是两种物体的横向比较，也是人物的垂直对比，例如张忠良刚来重庆时尚未被纸醉金迷的生活吞噬，他计划凭借自身才干发一份力，去理发店时还让造型师把头发梳平，自己受不了这些浮华张扬的造型，可是后来在人物性格进行转变后他开始主动要求理发师梳这种老板做派的发型，张忠良在饮食男女中逐渐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油腻商人，昔日少年早已不复。重庆场景的拍摄，也以龙虾，螃蟹这些细小的道具揭露重庆政治的腐败与贪婪，浑浊的铜臭味弥漫在这些薄情的资本家身上。强烈的对比揭示政治图景，影射密语不言而喻。

四，深邃的意境追求

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文追求的一种情与景，意与境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手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蔡楚生的文学审美可见一斑，长期浸润在传统文化中才创造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现实与韵味兼具的艺术作品。剧本对月亮的造诣达到极高，月亮作为传统文化中最受欢迎的天体，古往今来被被不计其数的文人墨客所赞颂。剧作中的月亮一共出现七次，每一次都起到了对文本环境的渲染和人物内心情感的寄托作用。在张忠良和素芬定情的夜晚，忠良把自己比作月亮，把素芬比作星星，象征他们浪漫又梦幻的爱情，第二次月夜挥洒，那轮圆月反而增添了几许离别与凄清之感。第三次忠良被抓，仰望圆月倍增勇气，他思念妻儿，决定凭着这轮圆月去逃离，第四次忠良与丽珍靠在窗前望着一轮圆月心事重重。第五次同一个夜晚素芬凭借圆月苦苦思念忠良，乌云遇皎月预示着不详，第六次素芬遥望圆月痛苦抽泣，第七次月亮出现在抗战后，忠良已沦为社会的寄生虫。剧作的古典韵味与深沉之处由此可见。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典型的戏剧结构，它没有正面描写抗日战争，而是紧紧抓住家庭离散，在三条线上组建结构剧情，第一条是素芬如何在沦陷区苦受煎熬，第二条线写张忠良如何在国统区腐化堕落，第三条线写爱国战士如何坚持抗日游击，前两条是主线，第三条是辅线，三条线索相互交叉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向前推进，张素夫妇的走向本身就是剧作的悬念之处，小悬念中又包括冲突矛盾，张弛有济，环环相扣，脉络清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剧本具有坚实的逻辑基础与故事弹性，悲剧母题与现实主义糅合反差使《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为血肉剧本典范之作！

战争史诗 伦理情节剧 一个英雄的堕落与腐化 对时代的描写入木三分： 日本殖民 把人当牲口 囚禁 奴役 共产党游击队反抗 国民党社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懈怠的工作 失业 物价飞涨 抗日新闻纪录片的插入 双时空 平行 对比 结尾交叉重叠形成冲力 戏剧性max 票房max 剧作最牛逼的点在于人物空间关系的处理：利用人物信息差 让观众为角色哀叹 希区柯克炸弹理论在伦理情节剧中的使用 观众全知 人物未知信息 宿命感 三个夫人同一屋檐下却互相不知情 结尾爆雷（爆雷一刻 人物心里声音鼓掌雷声玻璃碎 变成闹剧） （利用观众对于伦理关系的八卦乱情 窥探欲和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评判处理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 酒会桌下的脚像雷诺阿的《游戏规则》 上流社会的混乱 解放区的新气象 意识形态用伦理表现 结尾母亲的话没有留白（儒家传统说理）开放性结尾 鸣笛 江水东流（如果不想弱化悲剧性应该在跳江之后就截止）

在“战争时期”，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拍了很多关于抗日战争的电影，甚至是战后的革命战争电影，它们都饱含革命的热情与激昂高亢的爱国情怀，大多表现了战争对中国人民的深刻影响，从人民的角度展现战争对中国人的摧残，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

而来自私营厂的导演蔡楚生，没有直接地或大篇幅地展现抗日战争，而是通过描写一对普通的夫妻，戏剧的背景只是这个战火连天的时代，他们甚至都谈不上是各自阵营的主角。但导演与编剧通过一个跨度很长的时间，完整地描绘了人物的发展变化。《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电影，它没有像我一开始说的抗战剧那样有恢弘的战争大场面，也没有塑造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它是带有“私人”性质的家庭史诗，是几个人的秘史。这样的叙事角度在当时显得难能可贵。

不仅是剧本的题材，导演更是用娴熟的视听技巧有力地将剧本更有视觉上的戏剧化和吸引力。

1 自然景物的戏剧作用

在本片中，导演用到了很多的自然风景的空镜头。最贴合电影标志的是流淌的河水，这个风景在影片一开始便出现，滚滚东流的空镜头中打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字幕，直接奠定了电影的基调，本片讲的就是一个“愁”字。每次江水的出现，也必定是主人物内心情感最丰富的时刻。比如，张忠良初步踏入腐化的资本社会，心中的良知仍有挣扎。此刻，他愤怒地关掉了广播（放的是《何日君再来》，小资情调的代表），一个摇镜头来到窗边，往外望去，是月光荡漾的江水。反应镜头则是张的愁容。这里的江水是极美的，但又是惆怅的，是张情绪的主观意像，用无言的江水来诉说他对生活的失望，借景抒情。下一个关于江水的镜头出现在，张得知妻儿还活着，控制欲极强的王丽珍即将得知真相时，张撕碎家信，一把仍进江中。江水继续向前，带着了信纸，带走了张最后的本心，彻底的与过去割裂，这也是本片的一个转折点。江水在这里又起到了一个“目击者”的作用，记录着这段秘史，同时也记录着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的秘密。而最后一次江水的出现，直接参与进了叙事中，就是素芬跳江。这个戏是全片的高潮，最悲痛故事的终结，。导演巧妙地把“江水”这一个景物，让它参与进整个叙事中，为影片的戏剧性增添了一道更自然更唯美的外衣。

2 导演积极接受西方电影剪辑技巧

20世纪20年代，苏联电影工作者与学者受到美国好莱坞经典叙事风格与格里菲斯的“古典剪辑”的影响，开始探索剪辑在电影中的更多可能。在这段“蒙太奇运动”过后，蒙太奇理论不仅冲击着好莱坞的古典剪辑，也启发了世界各国的电影艺术家们。《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剪辑方面既有传统的连续剪辑，还有几段令人影响深刻的快速剪辑。爱森斯坦将剪辑比作一种神秘的过程，每个镜头宛如一个发展的细胞，而它膨胀到极限时，就会爆炸而分裂为二。显然，在日军扫荡农村的这场戏中，日军与中国农民的矛盾愈演愈烈，从言语上的冲突发展到暴力攻击——日军放狗去咬一个中国妇女。此时的剪辑基本由这两个矛盾——妇女与狗组成，狗与妇女的特写镜头反复剪辑，两个镜头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直至二者甚至要重叠，快速的剪辑与妇女尖叫的反应镜头和音效，激烈地冲击着观众的同情心。爱氏的撞击蒙太奇将戏剧发展快速地推向顶峰，营造了激烈尖锐的暴力镜头，即使妇女没有流一滴血，撞击蒙太奇也发挥了魔术般的力量，真实而有力。包括后面男孩穿梭在角马群般的车流中，撞击蒙太奇再一次发挥了它的魔力。

其次，导演运用的先进蒙太奇技巧都带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众所周知，蔡楚生是“左翼电影”运动中影响力颇大的编导，导演的蒙太奇技术直接服务于这种意识中：两处的快速剪辑都在表现人民劳动者在矛盾冲突中的流血事件，是站在平民的角度上反应他们的悲惨处境，艺术形式与内容都富有同情心，并用激烈的形式激发观众的愤怒情绪。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本设计了多个矛盾，故事的走向也是依靠矛盾的不断深化而推进的。最具戏剧性的是平民阶级与富人阶级的矛盾，蔡楚生用了大段的交叉剪辑来描绘两个天差地别的世界。影片可以分为三幕：战争前，战时，战后。占时比最多的是战时，也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跟随张忠良的视角，进入了一个骄奢淫逸的社会。两个分离的夫妇的视角，构成了对比鲜明的差异比较：富人们在饭店里胡吃海塞，穷人们在沦陷区食不果腹，甚至生命朝不保夕。这种贫富差距的真实体现，更加激化了两个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突显男人的不忠与堕落和妻子的忠贞坚韧的优良女性品质，平行剪辑一步步地将这些矛盾持续激化，将最终的高潮与矛盾的终结抬到更高的高度。

3 现实主义的力量

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在保留“影戏”的传统上，更注重电影作为表现现实媒介的作用。中国电影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现实主义是如此地具有生命力，大大的加深了电影的艺术深度。

演员 吴茵

当吴茵饰演的母亲在影片的末尾打破了“第四堵墙”，并以悲怆的感情说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时，电影从未离我们如此的近。电影在此刻上升到了“反思”的层面，而且是对集体的，全民族的反思，质问。

所以，《一江春水向东流》绝不是简单的事关一个家庭的伦理剧，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真实写照，片子中的人物都具有了代表性。电影带给我们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越了戏剧本身，电影中涉及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多，它们都是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小到个人的命运，大到国家的安危，现实主义的力量令我们为之震撼。《一江春水向东流》无疑是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它兼具电影艺术性与现实意义，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如果这部电影只是讲一个现代陈世美的翻版故事，那应该赚不得70年前许多人的眼泪。《一江春水向东流》确实有着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家庭伦理套路：男人如何如何花天酒地的对比中，必然是妻子扶老携幼，忍辱负重。这样一个看起来像极了八点苦情撕逼档的片子，却代表了当时中国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当然也有人说，里面还表现了民族情结。主线是张家一家人的两重天生活，副线则是缩略的整个抗战过程。正是对于抗战这个宏大事件的微型展现，让电影脱离了家庭情感戏的局限。

但即便讲抗战，导演似乎也不仅仅停留于两个民族的对立。不说战争场面极其精简，就连片中出现的日本军人，都可以说是相当模糊。他们的唯一作用是引出沦陷区的灾难。比如人力犁田，以及渴极的农民伏在地上，喝农田里的水。与其说抗战是煽动观众眼泪的一个元素，倒不如说它只是导演所借用的一个时代背景而已。在这个时代背景中，普通家庭的夫妻分居两地，除了丈夫变心的危险之外，还有来自异族的人身侵害。前者招致经济的压力，后者在此基础之上加剧生活的困顿。

所以，我们所见的电影里的抗战，剔除掉了群情激奋的呐喊，更多的溶于一粥一饭的艰难之中。报纸上一闪而过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也和我们惯常以为的军队后方的对比不同，指向了沦陷区普通人和国统区有闲阶级的对比。而到了下部，抗战已经结束，张家人的苦难仍在继续。随着这个时代背景的退场，沦陷区的张家人也在等待家中的男性从后方归来。而在对新时代的盼望中，却是原配妻子发现自己被抛弃的事实。

正如妻子自杀的绝望一样，导演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让江边的一个路人，表露普通民众的心声：好人不长命。这样关乎善恶的判断，固然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又何尝不是从古至今的一种绵延。结尾婆婆的哀悼再直接不过：“我们还活着，活着在受罪”。无论抗战，或是抗战之后，都是受罪，无穷无尽的罪。一个家庭的苦难，不过是千万中国底层人的缩影。

看完片子之后，我想过为什么不可以叫“问君能有几多愁”。按照电影所讲述的，这个命名要直接的多。但最终呈现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后主写亡国之思，说世人的愁苦，像春水东流，绵绵不绝。文人往往将时间空间上的孤独感，寄托在无甚差别的自然景观上。所以有“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有“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世俗的苦难代代不已，恰似自然风物千古不易。再问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到底是太多情了。江水东流，不过是运行之理，哪里管的人世几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