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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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摄其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时多次让主人公爱斯基摩人纳努克“再现”捕猎场景。于是引发了最早的起码是最为著名的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的争议。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摆拍到底有没有损伤其“真实性”的争议至今仍未能统一。需要知道的是，纪录片并不因为其“记录性”而比一般电影（叙事片）更加接近“真实”，相反它或许更加能骗到我们，因为它是“记录”的——我们选择更加相信它。所以如果暂时抛下对于其拍摄“真实”要求的心理包袱，而仅在影片的逻辑层面是否合理进行把握，也就是将纪录片当成故事片来看，这或许能让纪录片暂时逃脱拍摄真实的限制而抵达更高层面的艺术真实。值得一提的是，纳努克一家因为拍摄而没有储存够过冬的食物，在弗拉哈迪离开后全部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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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苛责更多，这部片子是有很大程度地触碰到当下乡村生活的真相的。观看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两种情绪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是因我如此地熟悉那样的土地与人而产生的亲切感。二是正因为熟悉而清楚地知道那里可能会发生的各种苦难辛酸。就像片中失意的乡村文化人杜深忠说的：“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它仅能提供足够养活我们的东西，不能再苛求更多。正如那里的婚姻不讲求爱情，物质与生存是第一要务。当要渴求更多的时候只能走出去寻找。而在乡村里走出去的方式大概只有两种：去读书或者去城市打工。打工是“拿着人肉换猪肉。”最终还是要回到那片土地，甚至要承受难以生还的意外——片中张自军的死亡，其足以毁掉一个家庭，这也是杜深忠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考学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也是杜深忠让儿子认真读书的原因。而后者痴迷街舞，无疑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极其奢侈的爱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困境与无奈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这就是当下的乡村，在夹缝苟延残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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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片子既没有喷它的人说的那么烂，也没有捧它的人说的那么好。作为众多叙述中的一种，它选择了乡村，选择了那些生活得不那么容易的人们，渺小无力，却尽力活着，生命中偶有的诗意与温情就是面对寒冬时的粮食。结尾镜头拉远，依稀看到积雪遍野，覆盖着群山坳里的那个村落，它正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土地与人。

1. 作为一部获过华表奖、拿了龙标，正计划上院线的电影，《乡村里的中国》至少有三个不那么容易吸引观众买票的地方：这是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如此庄重而宏大，似乎难以轻松观赏。 2. “没想到这么好看，我以为会特主旋律。”不止一个观众说了类似的话，尽管观看试映的观众多是受推荐而来，影片“很好看”这点还是令不少人意外。不少人建议焦波给电影改名，认为现在的名字不够吸引人，像宣教片。（有人建议说可以改叫《苹果熟了》。）事实上，这部片子最初还有个很科教片style的片名，叫《24节气》——这个ms吸引人买票的难度级更高。 3. 2012年正月，焦波带着临时召集的团队——5个平均年龄不足21岁、没什么拍摄经验的年轻人住进山东淄博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以300块钱的月租费租下一个小院，自立春到立春，他们在这里住了373天，用摄像机在24节气的时间线上记录下一些始终存在却从未被展现的画面和话语，从乡村日常中发现充满情节和细节的中国，一些内容在人们意料中，另一些在意料外。 4. 拍摄前，焦波把风险讲给团队每个成员听。 1987年出生的四川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剧玺博一直在尝试影视创作，觉得有机会拍片子“正合我意”，他是这部影片的导演、摄影和剪辑。 剧玺博校友、1988年出生的导演和摄像李梦龙想大不了就当复读了一年，他跟焦波说“我现在在农村，社会最底层，即使拍完片一无所获，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接着往上走。”焦波回复他“我们都是这样”。 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1990年的制片主任、会计和司机刘晓晨从焦波5年前在汶川拍汶川孤儿时就跟在他身边，虽然在城市长大，对要过一年乡村生活，他的感想是“我的适应能力很强”。 刘晓晨的师妹、助理和场记，1992年出生的陈青满心好奇，当这是工作前的实习和社会体验。摄影助理北川当时15岁，是焦波收为徒弟的6个汶川孤儿中的老大。 5. 除了刘晓晨和陈青，所有人的家都在农村，而除了李梦龙学的是编导，其他人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广播电视新闻到计算机和声乐。焦波不担心没经验拍不出东西，“我做摄影就不是人家那种特别灵活的人，出去一次一张好片子，我要用30年拍我父母，5年拍汶川孤儿，这么来拍一组好片子。冯小刚3个月拍一部电影，我们几个人用一年，4天拍1分钟行不行？耗吧。” 6. 接到任务时，离必须开机的立春只有二十几天，焦波回熟悉的淄博老家找村子，15天跑了十来个村，他发现包括故乡在内，很多村子都和村民一起变得“不城不乡”，“冯骥才说每天都有80多个村庄在消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这样。” 最后他们在沂蒙山区腹地找到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杓峪村，这里在变化，但还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和给小孩缝春鸡的习俗。它是城镇化道路上很多跑在前头的村子的昨天，也是一些更封闭、更传统的村庄的未来。 7. 考察时，焦波遇到两个放假在家的大学生，学导游的杜滨才说村里每年都自办春节联欢会，他是主持，红头发、高个头的杜海龙会跳迈克•杰克逊的太空步，有个为供他读书十几岁时辍学打工的姐姐。焦波来到杜海龙家，发现杜海龙父亲杜深忠是个爱看书读报练书法的农民，妻子张兆珍经常为丈夫的“不务正业”跟他打嘴仗，“俺俩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战争片。”这对夫妇后来成了《乡村里的中国》的主角。 8. 2012年2月，焦波领着团队进村，用电信手机号的剧玺博和用联通号码的李梦龙很快发现手机没了信号。村里路都是上下坡，第一天拍摄，陈青走了几步就累得不行。山里早春格外冷，晚上睡觉，焦波靠把一只脚放在另一边膝盖下来暖脚。手头宽裕时，他们去邻村小餐馆“下馆子”，手头紧张了，就一起做菜，为该谁刷锅刷碗闹过几回矛盾。 在村子里，他们度过了间隔时间最久才能洗一回澡的冬天——每隔十几天，才集体赶赴车程2小时的县城小宾馆开个房间，排队洗。他们每天都在村子里边转边看，“只有村里的小狗能跟我们比。”李梦龙说。 “苦中有乐，我们养过6只狗，2只鸡，1只羊，院子里种了南瓜豆角丝瓜，房间里挂个投影屏，偶尔放点电影，管这叫‘天堂电影院’。”焦波说。 9. 当村民们习惯了这群外来人，不再跟在他们后面看，在摄像机前无所顾忌地说话，他们真正成为杓峪村“村民”。 10. 土地上长得出庄稼，长得出果树，也长得出奇花异草。 今年60岁的杜深忠一辈子家徒四壁，心思从不在地里。他读过高中当过兵，34岁才结婚，婚后没两天就丢下妻子跑去北京上鲁迅文学院培训班，他几十年天天看《新闻联播》，能跟人聊巴金谈李白说国家大事，他也爱音乐，会一脸严肃地拉跑调的二胡，自从村喇叭里播过一次《春江花月夜》，就心心念念想要一把琵琶。因为干活不行，爱做“没用”的事，杜深忠在村里并不被高看，村支书张自恩的奉承话是这么说的：“你是个才人，就是果树管的少”。 “我20岁时的愿望到今天都没放弃。”说这话的杜深忠黝黑、干瘦，一脸皱纹，他的愿望是拥有一间书屋，“窗户明亮，阳光照进来，屋里都是摆满书的书架，门口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焦波说“如果没从村里出来，我就是你这样的人。” 梦想面前，没有城乡，在沉默的乡村，有很多异于人们固有想象的“杜深忠”。 11. 最打动焦波的，是杜深忠掏心窝的一句不那么“正确”的话：“我从来就不热爱土地。”后来许多农民出身的观众对这句话共鸣，土地给了农民什么？人们为什么以为他们一定热爱它？ 从村支书到村民，片里人物都说过一些不怎么“正确”的话，“有人说这些话不合适，我说不是那种年代了，敢说话是种社会进步。”焦波说，“我觉得领导干部能容忍老百姓说说过头话，也希望尽可能听到老百姓说实话。”让他惊喜的是，电影通过审查时没进行一帧的改动。 12. 焦波他们的房东张光爱热心豪爽、消息灵通，村里人送绰号“中央四”。导演李梦龙非常敬佩张光爱，尽管她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他说这个村里最能干的女人就像《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一个人扛着整个家族。她是片中打动很多人的情感线里大学生杜滨才的大娘。李梦龙说杜滨才也多次让他感动。他有片中没有太多展现的非常阳光的一面，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孩子们都喜欢他，他也愿意跟小孩子在一起。 13. 我们了解真实的农村吗？ 拍片子前，焦波自认为认识已十分深入，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的了解还不够细腻。比如，他没想到杜深忠这样的农民，挣扎在现实重量下还始终充满激情、甚至带有诗意地追求精神上的梦想。 剧玺博过去从没想过要关注农村，在他长大的那个河北村子，人们已不再以土地为经济支柱。在杓峪村，他感受最深的是靠土地为生的难，和农民改变现状的渴望。刘晓晨一度感觉农村“比较野，穷山恶水多刁民嘛”，但在村里呆了一年，他发现这里就像黄渤春晚上唱的那首歌，“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李梦龙终于明白老师说的镜头要有情感是什么意思，他在镜头后面哭了很多回，用《天堂电影院》的台词总结感受，“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 14. 焦波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制定政策的领导干部能看看这部片子，听听最真实的农民的声音，从倾听开始，改变现实，“这是他们偶尔下一次乡看不到的东西。” 15. 回到《乡村里的中国》这个片名，它让人联想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人们始终认为，中国就在乡村里。“仔细想想，这名字也不错，对吧？”焦波说。 16. 这部片子并非没有缺陷，但它的确很好看。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4/04/c_133237289.htm

《乡村里的中国》是焦波执导的一部纪录片，影片以24节气为纵向时间点，直观鲜活地呈现出一年中杓峪村中农民们日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灰暗时期中的些微期盼，委曲求生中的无尽辛酸，捕捉到了当下中国的一抹侧影。整部影片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展现真实农村生活的故事，它带来的更多是社会对农民这一角色的思考以及当下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担忧。影片以乡间最平淡而又真实的烟火气息，触动着观众的内心，不愧“是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影片对于乡村生活的展现，生动地再现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在这部纪录片中，田园牧歌式乡村的温情面纱消逝了，而以其白描般不加修饰的手法将乡村生活原本面目呈现于观众面前：乡村生活艰辛而无序，卑微而残酷。就如影片中的杜深忠所感叹的，“这里的土地不养人！”在影片所展现的一年里，杓峪村里有老杜嫁女儿这样的喜事，也有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丧事。乡村生活给过他们欢笑，也让他们流下过泪水；让他们经受过磨难，也让他们感受过快慰。老杜弹奏着新买的琵琶，杜嫂和着奏乐声唱起了小调；磊磊终于去看望从小抛弃了自己的母亲，又在唱歌中向抚养自己长大的父亲表达感谢之情；村支书开始积极寻找投资者，发展村里的旅游业……每一个人都在乡村生活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春种秋收，日夜劳作，看山上的树叶绿了又黄，看树上的苹果红了又青，看四季过去又轮回，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村里，他们又度过了最平凡不过的一年。 影片对于农民角色的思考，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农民最原始的本质。他们有朴素的感情和道德观念，孩童般的真诚，不加修饰的仇恨与暴力。村民们有脏话连篇甚至打架斗殴这样的暴行，也有在春节联欢会上为对方鼓掌喝彩和给磊磊捐钱这样的善举。没有谁是天生的恶人或者刁民，也没有谁能做到绝对的圣人和贤者，他们就是一群普通却鲜活的中国农民。他们平凡，但是坚韧；他们生活窘迫，但勤勉奋进；他们深谙人心之复杂，但也享受善意来袭时的单纯。生活给过他们欢笑，也让他们流下过泪水；让他们经受过磨难，也让他们感受过快慰。这些在大山里行走的农民，有着宏大而蓬勃的生命力，有着在漫长岁月中，打磨出来的生存智慧和哲学。对于他们而言，人活一世，既有必须要保住的本分，更有一念起就毫不吝啬的善良。他们不是蛮横粗鲁愚昧的农民，也不是单纯无私任劳任怨的农民，他们就是农民，就是在烈日下、在风雨中、在泥土上摸爬滚打的人民。 影片对于农村发展过程的担忧，真实地揭示了城乡飞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乡村里的中国》将镜头对准社会发展过程中当今中国农村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农村的生活变迁、农民的物质生活困乏和精神追求无法保障等问题的思考。导演影片未美化乡村，也没有丑化乡村，而是选择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农村的诸多现实矛盾呈现在观众眼前。它是一面缩影，乡村兴则国家兴。但眼下，它的发展滞后而蹒跚，与飞速发展的城市日益撕裂。农民并非像传言中的热爱土地，邻居间的矛盾说闹就闹，当城里人在畅想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时，真正的乡村还在上演生活的鸡零狗碎，有老一辈农民对土地的无奈情感，也有新一代农民努力脱离土地的挣扎。这一年中，稚子在嬉闹，青年在迷茫，中年在奔波，老年在哀叹，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人也都在赶着自己的路。农民的后代们终于走出了故土，将去过他们父辈所梦想的城市生活，也将他们所熟悉的乡村生活抛在了身后。而随着他们的离去，乡村将会更加凋敝，渐渐与现代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远。 《乡村里的中国》没有一波三折、 荡气回肠的故事，但却无处不弥漫着平淡乡村生活中的巨大张力。农村之上的政治架构换了又换，可农村及其承载的文化却默默继承。农民世世代代生在，死在在这片土地，最终融化为这土地的历史与未来。而乡间那最朴实无华的烟火气，才是最能触动人心的存在。每一个乡村，其实都是一个微缩的中国，这里是中国的乡村，也是“乡村里的中国”。

焦波《乡村里的中国》

帆布鞋、海魂衫、LOMO相机、豆瓣网、小众知性歌手、复古范儿……

这些都是辨识文艺青年的标签。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特的文艺青年，他身上可没有这些典型的标签，而且一身布衣，一身泥巴。如果准确地描述，应该叫乡村大龄文艺青年。

他就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里的杜深忠。

1.

《乡村里的中国》由拍出《俺爹俺娘》的焦波导演，这次他把镜头对准了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杓峪村。

影片以这样一个小村庄为切入点，折射着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农民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等诸多社会现实话题，既生动有趣，又深刻感人，被誉为“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整个片子让人印象最深的，正是我想介绍的那位年近六十岁的老头儿，杜深忠。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会写书法、热爱写作、喜欢音乐的而又地地道道农民，他苦其一生，潦倒一生，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

以光为纸

2.

老杜喜欢在地上写字，毛笔蘸着清水，透过阳光，从门框里射进来的那个光影。

他说，“投映的这个光影，在我眼中，就是非常好的宣纸。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部不在我脑子里，都消失了。”

老杜的妻子张兆珍，性格直爽，嘴比刀子还厉害，出口便是歇后语和排比、對偶句。

不过，张兆珍貌似不是老杜这位大龄文艺青年的迷妹，对老杜的“文艺范”不仅一点也不买账，甚至经常挖苦他，跟他不少拌嘴吵架。

“与老婆的日子是一部战争片。”

在张兆珍的眼里，老杜这是不务正业，“家的苹果树永远长不过别人。”

奈若何

3.

但老杜依然故我。

年轻时代的杜深忠，曾发奋自学，追求心中的文学梦。35岁他才结婚。在走出农村、实现梦想和必须面对生存、扛起家庭责任之间，他撕扯了半辈子。

他说，“4年，在鲁迅文学的学习班，不知天高地厚，花了好多功夫，想搞文学创作。”

说是文艺青年，自然少不了音乐。老杜说，从7岁第一次听《春江花月夜》就觉得琵琶声是“圣乐”，是天籁之音，朝思暮想希望拥有一把琵琶。

2012年夏天，杜深忠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花了690元终于把念叨多年的一把琵琶买回家，开心地说“终于抱得美人归”，还说这把琵琶“一看就有灵气”，而实际上他一点音乐都不懂，但还是乐在其中。

他跟老伴儿撒谎说只买了490元，可后来还是被聪明的老伴儿识破了，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你这个琵琶到底多少钱？”

“人需要吃饭，这个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补养”

“这才叫品味，这才叫素质。”

“你可别胡闹了。”

“算了，也不和你一般见识了……”

鸡同鸭讲

4.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也可爱得很。

就在我们不免为这对老冤家可叹可笑时，影片后半段，张兆珍突然对她儿子说：

“其实我在心里是很敬佩他的，你爸爸，如果我不和他吵的话，我在家就更没什么地位了。”

镜头沉默，远山绵绵。

心里话

5.

影片的最后，是这个小村庄自个儿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极其简陋的条件，村民们的最为拙朴的表演，却最打动人心。

老杜抱着他的琵琶上场了，而且是给他的老伴儿伴奏，唱的是赞美沂蒙山区的民歌。

舞台上，张兆珍有些害羞而又喜气洋洋地唱了起来——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身后的老杜，略显吃力而又全神贯注地弹奏他心爱的琵琶，最后歌都唱完了，人也都全下场了，他还坐在原地，低着头认真拨弄着琴弦，全然沉静其中。

直到后来有人上去提醒，他才反应过来……

人生四季，大梦一场。

我跟张兆珍一样，也很敬佩老杜。

我还想，或许广袤的中国大地里，每个村庄都有这么一个大龄文艺青年罢。

人生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