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

阿芳和男友结婚之计发现自己十年前为了十万块假结的婚因为中介被抓没有离婚，极力弥补却仍然被男友发现，男友本就很冲动，虽然勉强和好，但控制欲作祟，打开了阿芳的位置共享，找不到阿芳就开始短信轰炸。在结婚和婆婆这些生活的鸡零狗碎之中，阿芳终究还是崩溃了，不再一味勉强沉默，开始反思反抗结婚真的就好吗？ 年纪大了该结婚了，再不结婚就要错过最佳孕龄，谈了这么多年差不多该结婚了，说起为什么结婚很多都是因为这些。那究竟为什么结婚才是对的呢，才是让自己开心的呢？究竟怎样才能得到自由呢？现代人最喜欢的一句话来激励自己，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仍然热爱生活。那么结婚也应该是认清这个人的本质后仍然愿意和他一起面对生活，但，认清，这两个字说起来太过容易了，人当下的感受太容易变了。也许没有假老公的出现，阿芳仍然会和男友吵架，但也许就这样过下去了。也许没有那个孩子，假老公仍然会放弃自由，但也许会更久，也许阿芳晚去福州一刻钟，就会发现男友又买了龟回来，之前狂轰滥炸是因为在乎。人生就是这样，最后总会落个谁知道呢。人生的契机太重要了，但谁又能知道契机在哪，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没有最优解的，所以抛开那些权衡利弊，跟随自己的多巴胺选择，人生本就无法圆满，能落个心甘情愿已经实属难得。 ps:其实很羡慕阿芳的男友，对生活的不满可以宣泄，不用妥协，对生活的不如意也能找到释怀的理由，简简单单，不去想为什么，喜欢阿芳就去结婚，不喜欢阿芳的短裤就直接扔掉 （当然这样牺牲别人感受的事情是不对的），之所以羡慕不是想成为他，而是我已经很久不敢“为所欲为”，对朋友，对同事，对亲人，谨慎周全。总说生活无所谓对错，但时时也会检讨自己这样面具会不会太厚。

又一部婚姻劝退的电影，凭借并不高高在上的视角，接地气的陆港环境，以及最熟悉的粤语语境，令我对这个故事有着特别的亲切感。作为一个也曾在婚姻大门前徘徊许久的观众，这部电影让我尤为感触。

金都大厦是一个香港的专业平民婚庆商场，相恋多年的男女主都在里面上班，也就近把家也租在了金都楼上的住宅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都离不开金都，所有的故事也自然都围绕着金都发生。男女主在一起已近八年，早就如同夫妻一般生活，正当他们也茫茫然随约定俗成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却以女主十年前参与过一场过桥移民假结婚为导火索，让生活自此坠入了漩涡，再无法恢复到从前的平静中。

女主阿芳的性格虽没有经典港女的缺点，却仿佛走向了另一个懦弱的极端。也许受疏离的父女关系影响，她习惯性迎合别人，默默忍受着生活中各种不如意，对自己的恋人，自己的未来婆婆，甚至是街上乌龟店的老板，她一直以这样卑微的态度来面对，直到在与男友关系即将升级，最矛盾的问题不得不面对的同时，遇上了描绘“自由蓝图”的“假丈夫”杨树伟，令她逐渐觉醒过来。与之相反，男主Edward彻头彻尾继承了港男最让人生厌的一面，他愚蠢又自以为是，妈宝而懒惰，思想传统之余，习惯性地控制着女友的一切。他限制女友的衣着，不经女友同意就丢弃掉他认为不合适的衣服、宠物，他把生活中的琐碎都丢给女友处理，又同时霸道地私自安排着两人的未来，时不时的短信轰炸，求婚仪式上硬塞过来的戒指，硬接上去的吻，还有争吵时盖住双耳歇斯底里的狂叫都显示出他的幼稚不堪，这根本不是一个即将组建家庭，成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应有的表现。

当阿芳为乌龟被随意丢弃动怒时，Edward的回答是乌龟没什么好养，还不如养猫养狗养小孩；当阿芳反问到了年纪就随大流结婚是否有意思，Edward的理解是对方想要一个童话式婚礼；当阿芳最后提出想男友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时，Edward立即反驳道他的心思全花到求婚派对上了。我觉得无论是感情还是工作中，当我们做的事物既没收获意想之中的回报，却反过来将我们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都是一场悲剧，而更悲剧的是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每一个事物都没法理解到对方的点上。“如果让他选我坐巴士被撞死，还是跟你暧昧，他一定宁愿我死。”Edward既不自信，也缺乏信任，造就了他难以发自内心去尊重阿芳，也自然而然地无法以同理心去认真考虑对方的想法与需求。

从前，没有契约约束的恋爱关系尚能让阿芳如温水煮青蛙一样忽略掉鱼缸里一点点被蚕食的自由，但当一个反面参照物出现，加上契约意料之外地快速逼近，让她开始有意识地去感知自己即将要为婚姻付出的代价。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必强行把婚姻与自由对立起来看待，像结局中，原本选择婚姻的阿芳选择了放手离开，而原本认为婚姻就是不自由的杨树伟却选择了婚姻，可见自由并不只存在于LA，婚姻也不就是自由的坟墓，他们最终收获的自由显然并不一样。

婚姻只是一种形式，带给阿芳压迫感的实际上是她的妥协与Edward的步步紧逼，是这段不合适的二人关系。这无论是在从前的恋爱中，还是未来的婚后生活，其实都存在。而在一段合适的二人关系里，彼此应该能真实地发自内心要给予对方美好，而非以占有对方为目的，那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我们都能留出自由呼吸的空间。从前常说要过二人世界，其实二人各有各的世界，才算是真的二人世界，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把象征美好的“囍”字演绎成海报上的四个“苦”字。

不经意间，我最迷恋的校花Stephy也走到了中年，看到她禁不住百般思绪涌上心头。经历过那么多年感情磨砺，分分合合，她在银幕上的演出也越来越顺手拈来，水到渠成，眉目间仿佛就是在叙述她自己的故事一般，可知道这当中是否曾有万刀甲的影子浮现过呢？

精彩，保守推荐，不收藏。

近年来，正宗口味的港片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香港导演北上发展，合拍片成为他们创作的重心。而新一代的香港导演更倾向于拍摄低成本的独立制作，这类作品往往采用平民视角，生活气息强烈，同时大胆瞄准现实话题，勾画出香港社会和香港人的真实面貌。近年来的《踏血寻梅》、《一念无明》、《沦落人》、《翠丝》都算是代表作，而今年接踵而来的《叔·叔》和《金都》也毫不逊色，尤其是这部出自女导演黄绮琳的处女作《金都》，绝对是近年来港产片里的惊喜之作！

《叔·叔》和《金都》两部作品都异曲同工地将某个特定群体的感情生活作为描述重点，前者是老年同性恋人，这部则是适婚的年轻男女。剧本以真实细腻的笔触描写一个婚纱店女员工和婚礼摄影师拍拖多年，正准备步入婚姻的殿堂，女主角却无意中发现自己过往的秘密，导致婚事一波三折。影片以平民化婚庆圣地金都商场作为拍摄背景，大部分情节均发生在男女主角的工作场所及其蜗居的爱巢里，平民百姓的烟火味弥漫着整部作品。

叙事以女主角的视角展现，她在和真老公结婚与假老公离婚，两件“人生大事”之间奔波，幽默地刻画出香港年轻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女主角只想结婚后搬离原先的金都，拥有更多的自由，而男主角则对母亲言听计从，对未婚妻的控制欲有增无减。两人都对婚姻没有太多主见，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何要结婚，于是深陷在各种小事里反复纠缠，在争吵与发泄中失去信任。在精准的日常细节和生活化的通俗对白里透露出香港年轻人对婚姻本质的感悟，并非进入到人生另一个成熟的阶段，反而是从一个围城跳到另一个围城，像极了女主角在宠物店看到那只肚皮朝天的乌龟后的举动。

更出色的在于假结婚情节，以及假老公这个角色，进一步印证婚姻岌岌可危的本质。结婚也许并不是两人恋爱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可能存在着金钱交易、互相获取利益的虚伪性。这一段讲述女主角与假老公离婚的情节极富喜剧意味，金句层出不穷，导演对这种社会怪现象想必提前做了一番资料搜查和深入研究，目的并不仅限于增添影片的趣味性，更重要在于引出婚姻与自由的探究，这无疑是令作品高于同类型题材的关键。结婚后是否没有自由？不结婚就一定有自由？这种辩证的思考在女主角与假老公的诙谐对话里不断溢出，在令人反思婚姻本质时，似乎也发散出若隐若现的政治意味。

近年来，大陆与香港的矛盾冲突在不少港产片中有所反映。意外地，在这部影片中却是以一种毫不偏颇的方式呈现，令人耳目一新。曾几何时，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成为了根深蒂固的常态，没想到在此却能看到大陆人对香港人的讪笑：“千尺豪宅”、“赶着结婚的香港人真老土”，还有诸如现金和电子钱包，蹲地时脚后跟着地等等，这些密集式对比呈现的观点留给观众广阔的思考空间。

不论是（表面上）女主角对结婚的抉择，还是（隐喻层面上）针对自由的论断，剧本始终秉持着一种中立的姿态，这种悬而未决的价值观给观众对影片主题有各种开放的理解。由此，举重若轻的叙事与启发性的剧本不断闪现出难得一见的导演天赋。

作为一位新人导演，黄琦琳在这部处女作里喜悦地与观众分享了她的迷影情结。从贴满家中的各种电影海报，到男主角如厕时手捧的书籍，再到拍摄男女主角同床时的摄影角度和颜色，暗号般的迷影细节填充在叙事的空隙里，既是在向影坛大师导演致敬，也似乎在酝酿着港产电影的又一次新浪潮。

买下《金都》的票时，金像奖还没有上映，豆瓣上的简介看起来就像一部简单的香港都市片。而当我坐到电影院的时候，金像奖已经公布，《金都》斩获「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和「新晋导演」两项大奖。而至我走出电影院，实在觉得实至名归。

影片播放到末尾的时候，同排的三个人先后都哭了，我们彼此间交换了目光，可能是同感，亦可能是好奇。于我而言，我是找不出一个可以精确描述的哭点，只是觉得一拳轻轻打在了心脏的某条缝上，就像磕到手肘末端，疼得很，是因为精准击打到了某条神经，但往往不是故意的。

《金都》，就是这样的温柔一拳。

影片开始于弥敦道的金都商城，邓丽欣饰演的张莉芳（阿芳）在婚纱店工作，男友Edward是另一家婚庆摄影工作室的老板，两人同居已有时日，相处的日常也像是夫妻。阿芳是个称得上懦弱的女人，看了一眼乌龟，店主误会她要买，她也不再计较，付了钱就走。Edward是个很传统的男人，他嫌她衣服领口太低，又想扔掉她的超短裤。他的妈妈也是一样，不由分说就带人进来看房子，吓得她赶紧抓起连帽衫，才不至于被外客看见家常睡衣。选房也是如此，她本来心心念念要离开太子的旧楼盘，结了婚就搬新房，但无奈自己积蓄不够，又被男友一句「那就不用搬家了嘛」堵了回去。

阿芳的生活好像一切女性的困局，话到了嘴边往往没说出口，只是撇撇嘴——反正男朋友是因为爱我，反正未来婆婆要帮我们买房，反正他懒得搬家，反正这世界上的事情总不那么尽如人意，那就算了吧。

看到这里，还以为影片关系的不过是你情我爱、婚丧嫁娶。

可是不然。

阿芳没有告诉Edward，自己曾经结过婚，不是前男友，而是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大陆人杨树伟。杨树伟为了拿到香港居留权，委托中介办理结婚，她从中介那里拿了中介费，以为离婚的事之后也会处理妥当，却不曾想中介早已被抓走，而她更是无从联系上她的「丈夫」。好巧不巧，路过转角又遇上了杨树伟，他希望她帮他办妥居留，之后他们便离婚，一切妥帖。

关于自由和婚姻的争论就此掀开。

杨树伟不懂阿芳为何着急结婚，他眼里婚姻仍然是牢笼，是束缚，他向往自由，所以他想要香港居留权，想拿着可以通行多个国家的护照四处游玩。

而阿芳也不明白杨树伟到底为何要居留，说不出结婚是为了什么，甚或可以说，她不明白他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她只知道不可以使用微信，因为会被监听。（我不知道，别问我）

对于阿芳来说，她一直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土地上，却并不清楚自己拥有着旁人羡慕的权利，她如今即将一脚踏入婚姻的围城之中，仿佛要放弃了所谓「自由」，可她到底放弃了什么？

是择偶的可能性吗？她并没有想过要出轨。

是那些反复被吞下的情绪吗？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隐忍的。

还是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的家庭责任？她好像也没有细想过。

踏入婚姻，她到底放弃了怎样的自由呢？

杨树伟所要的那种自由，是天高海阔任余飞，是在思想上、通行上都不需要被束缚。这样的自由，阿芳有，她却不知道自己有，她的生活被长久地困在太子，困在金都，困在狭窄的房间里，困在一直漏水的天花板里，困在手机里男友随时随地的信息里，困在男友永远不会摆正的指甲刀里。

杨树伟要的「自由」离她的生活似乎比离杨树伟的要更远。

杨树伟呢？他辗转多年，又投入了十几万，就是为了一纸居留证，他也始终不理解步入婚姻的必要。对他来说，自由是前世的呼唤。

但人世无常。因为女友怀孕，居留证下来得又太慢，他放弃了那一纸居留，决意步入婚姻。阿芳再见到他时，他把旅行箱装满了儿童用品。

阿芳的不自由，堆在生活的琐事里；而杨树伟的自由，也让位给了家庭的责任。

阿芳问：「你不是说结婚就不自由了吗？」

杨树伟说：「不结婚就自由了吗？」

两个人的因缘际会缓缓将「自由」的意涵舒展开来，它被放在两个议题中讨论：一是婚姻，一是体制。

可「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是具象的生活琐事，还是抽象的天赋人权？是摆脱束缚，还是承担责任？自由到底是不是那一张居留证、或者那一张结婚证就可以给予或者约束的呢？

影片模模糊糊给的那个答案是：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反义词。换言之，如果没有经历过束缚，就难以知道什么才叫自由，也只有不自由的人才会知道自由到底「可以」是什么。所以，杨树伟能感受到的「不自由」和阿芳感受到的「不自由」断不相同。

那么到底什么人拥有自由呢？可能是Edward吧，他是香港人，他还没结婚，就算结了婚，他也是「入侵别人领地」而非「丧失领地」的那一个。但他比起杨树伟来更像一个在所谓「不自由」的环境中成长的人。他的思想并不开阔，恐同、控制欲强，还有处女情结。

影片至此又触及了另一个命题：自由的环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吗？

而导演的答案是未必。

影片到最后，邓丽欣独自一人坐上了去福州的大巴，把杨树伟给她的佣金交给了他的女朋友小玫，Edward帮她开了数据漫游，她却关了手机，关了GPS，不愿再做被监视行踪的傀儡。影片似乎有意要说她明白了何为自由，或者，起码她要开始捍卫那些属于自己的权利。她向前走的姿态，好似光明就在前方。

然而，前方就是自由吗？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不等来日方长”）

3月中旬，日本大阪疫情开始蔓延，大阪亚洲电影节在极其微妙的局面下，放弃了电影节最重要的Q&A环节，依然如期展映了所有电影节的参赛参展作品。而更加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导演在没有Q&A环节的情况下，依然来到大阪。从去年年末开始引发热议的香港电影《金都》的导演黄绮琳就是其中一位。我们有幸在大阪和黄绮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以下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采访首发于日本媒体“映画.com”（部分）转载请注明）~~~

“电影里面有拍到我的家”

首先想问您【金都】这部作品的制作背景。

黄绮琳：因为我从小就住在金都商场对面，就小时候看到商场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裙子啊婚纱，就会想说长大之后要穿这个结婚什么的。但是当我长大了到了20多岁左右，身边的朋友都开始结婚了，然后我就给姐妹们当伴娘，就觉得结婚并不是那么的梦幻，美好的一件事，然后就开始想说为什么人要结婚呢？为什么到我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除了结婚，一个女人不是事业有成的话她还能干嘛呢？她是不是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呢？所以我就，其实也是一直对结婚这个题材很有兴趣。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不知道原来结婚和爱情有关系，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人，他们从来不会在我面前拉手啊亲嘴，我是一次都没看过。所以我以为想说，我就5，6岁的时候问妈妈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老公，我以为是政府派给我的。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哇，原来是和爱情有关系嘛，我完全是很惊讶，所以我觉得结婚这东西也是挺有趣的，所以很想自己第一部电影就说一个我一直有兴趣的题材。

想请您为日本观众介绍一下金都这个地方

黄绮琳：金都商场其实在香港差不多90年代左右就有一个主要围绕结婚主题的商场。那结婚主题的话他们什么都有，比如说喜帖啊，婚纱啊，礼服啊，结婚的服务，什么都有，有三层，地下还有一层，总共是四层，然后上面就是一个住宅，住宅也是很多不同的公司会在那边开，比如像说上面有一个侦探社，然后也有一些中医馆，就整个金都商场旁边也有一个中港的旅游巴站，所以整个地方是很混杂的一个有趣的地方。然后他婚礼主题那些服务也不是那种很高档的，他是那种很平民化很便宜的一个价钱，所以很多香港人他们结婚的话就会去那边看，就好像一个展览会这样子。

然后您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的还是经常会去那一块？

黄绮琳：对，其实在电影里面有拍到我的家，就在它对面，那个联合广场，就两边就是两个霓虹灯，就是在对面，所以我其实那个剧本我是看着金都商场的那个牌一边写的。

这部电影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剧本的？

黄绮琳：在2017年的5月，就是我刚刚30岁的时候开始写的。其实就是30岁生日那天就觉得哇，我人生好像很失败，这个时候还没有结婚，然后电影也还没有拍过，然后就起床就写了。写完之后再拿去参加那个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然后就开始拍。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当年12月就公榜，所以整个大概写了半年以后，拿了那个基金之后再改，我们就在2018年的11月就开拍。

这之间有没有和周边的朋友啊和我不知道您学校是什么样的，和老师有过交流吗？

黄绮琳：剧本上是拿了那个基金，得了奖之后才跟他们交流，有跟我的监制，我的一些编剧的前辈去给他们看剧本，也挺多前辈有给我意见。

剧本是申请的时候，您交上去之后，得了奖之后，还是可以再进行修改的是吗？

黄绮琳：对对，其实也修改的，整个主题没有变，整个我想表达的没有变，但是里面的剧情有一个最大的改动就是我把里面本来有的侦探社的一条线拿走了。因为本来想说上面刚好有一个香港侦探总会，那应该要把金都商场这个特色也写进去吧，但是写完之后就觉得，一来是我那天取材提问他们说侦探社不是可以公开他们的工作范围的，所以我没有拿到资料。另外就是我写完之后觉得很像日剧，就比较具有戏剧性，所以觉得跟我整个风格有点不搭，就拿走了，所以里面本来是侦探去找杨书伟那个很大的剧情就没有啦。

“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结了婚，所以才会离婚”

您刚刚也说到戏剧性，然后您之前也说到那个关于婚姻的问题。这部作品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您在婚姻与幸福之间这种描写相当细致，而且这种细致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就是刻意去营造这种浪漫或者什么，就是很多应该是属于浪漫的东西，您都藏着没有很刻意的去描写，包括阿芳和爱德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您几乎没有怎么去触碰，好像是现有已经存在的，然后是之后他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方向，是围绕着那块故事展开的，这是不是您在创作之前就很希望营造出这种氛围进行拍摄？

黄绮琳：因为我觉得很多爱情电影都是写追求爱情和爱情很甜蜜的一个时段，但是对我来说我很长时间，其实我常常是有跟不同的男生拍拖，也不能这么说，我有长时间在那个关系中，现在没有，然后就很长时间我没有跟电影一样在一个很浪漫很甜蜜的状态，我是完全没有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觉得我是处于一个分不了手的状态，是出于一个生活跟关系有很冲突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讨论男女关系的话，我觉得那一部分才是最大的我想讨论的。

非常直接的去描写这方面的矛盾，以及真正的爱情是什么这一块是吗？

黄绮琳：对，我也很好奇其实是只有我是这样还是说其他人拍拖都很开心，是我自己麻烦，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分是被忽略了，在其他的电影里面没有看到很多。

这方面我觉得导演在描写方面特别纯粹，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不一定是那么纯粹的，很多人结婚没有多少时间就离婚了，现在国内这类事情不少，很多婚姻甚至不是双方决定的而是周围的人制造出很大很大的压力，造成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导致最终婚姻的破裂，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社会形态？

黄绮琳：其实香港的离婚率也是蛮高的，越来越高，我也是很多朋友他们已经经历过结婚离婚再结婚，我还是一次婚都没结识比较失败。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大家可能是对于结婚这个东西的看法很多时候都没有共识，究竟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承诺，有人觉得他只是一个法律的制约，然后有人觉得他是一个爸爸妈妈叫你做就做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也可以说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他是，因为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对他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你很多人告诉你去结婚然后你结婚了，然后你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就会离婚，所以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结了婚，所以才会离婚。

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去理解结婚这件事才导致了很多问题。

黄绮琳：对，结婚是什么没有想清楚。

“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影片中另外一个主题，或许就是“自由”。影片中也说到了很多身份的问题，但其实很多人身上的问题，其实和自由活着身份什么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和他自身有关。

黄绮琳：是有，但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本来我想写剧本的时候纯粹是想写一个你们不要逼我结婚啊，你们结了婚很厉害吗？我就是要自由啊。本来我的计划是我拍了这电影经常的观众看完之后，一出去就要离婚，我要写一个这样的电影。但是现在没有，因为拍完写完之后，我自己有一点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所谓自由，您以为结了婚没有自由，但是其实自由这东西不光是跟婚姻有关也跟你生活有关，或者两者都没关，是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看待生活怎么去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自己创作者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去年颁奖季的另外一部作品【别告诉他】里面的台词也说到，中国现在这么的好赚钱，那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其实很多在这方面大家或许都是一厢情愿是觉得美国更好，但是美国对他们而言是不是真的好，他们没有去深层次的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感觉好多问题也许就卡在了那里

黄绮琳：对，所以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地方最有自由，就是一个怎么的人要选择一个怎么地地方去生活。我刚刚也在飞机看了那电影，挺好看的。

这次影片中谈到了假结婚的问题，因为我是十几年前来日本的，然后日本其实也存在着假结婚的案例，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到这里和日本人结婚，然后为了那一张签证，然后可以在这里生活。

黄绮琳：我也想来（大笑）

这种事例很多，这次您拍摄这个故事有做过一些调查吗？

黄绮琳：本来其实只是很纯粹的，因为我在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念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的很多朋友，应该是说我那一届的导演班全部都是中国来的同学，然后其中一个关系比较好的男生，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跟他结婚，因为跟他结婚之后他就可以不用念，就直接可以留下来拿香港身份证。那时候我就想假结婚这东西对结婚来说有一点讽刺。就说如果我喜欢那个男同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真结婚了呢？但是如果我收了他钱是不是就假了，那么这个真假的定义是什么，我就开始想。所以我在想说要拍一个结婚的电影的时候，我也挺肯定自己要用假结婚这个题材，然后我就开始去搜一些新闻，就几年之前香港很多新闻也有说很多假结婚的后遗症开始出现，因为10年之前香港确实很多中国内地要来香港的人跟香港人假结婚，然后隔了差不多十年之后那个问题出来就是找不到假老公找不到假老婆要他们结婚才发现，就跟电影一样。然后我就在搜索的时候，不知道那个电话是不是有监控，我收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在line，一个是在微信，就想说有中介问我要不要赚钱去结婚这样，我就发了个信息回了他说我有兴趣，然后就用了阿芳的资料，说我二十多岁什么什么，然后就跟他去拿那个资料，然后他打给我我也跟他谈了两次电话，真的问他这个流程是怎样，到第三次我说其实我不是有兴趣，我是一个编剧我在写一个电影，然后那个中介就屏蔽了我，就没再给我联系。然后我再通过其他朋友，他们有接触过这类案例的人，再拿资料。

做了很多资料创造出这个人物吗？

黄绮琳：对，那个人物其实很像我自己，只是中间那个假结婚要办什么婚书啊手续那些要调查一下。

假结婚那块现在香港还有吗？或者说是不是比以前少很多了？

黄绮琳：我觉得是，中国来香港应该减少了很多，因为我电影学院全都是内地同学嘛，其实他们每一年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讨论的都是拿不拿身份证，其实在香港的情况好像是不拿比较好，就13，14年左右，然后过了几年就是可能可以申请一下吧，然后就是不，现在情况不好，所以其实我也挺了解他们对香港的看法，他们好像杨书伟一样，要不要去又不想去想去，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也挺像我电影里面的。

这其实也是无法逃避，或者说您想逃避但又会不自觉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些年香港一系列的变化，对您自身有什么影响吗？

黄绮琳：这个电影如果是现在拍的话肯定是故事不一样了，太子也不是这样了现在，所以我怕里面有一点过时，剧情和中港关系都有一些过时。然后其实变化很大，我其实自己拍这个电影之前我31岁的时候拍，是完全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然后18年的11月开始拍，到我们差不多拍完全部就是19年的5月，然后之后世界不一样啦。可能是那个变化比较表面化出来了，那个问题一直都在，只是把他表象化了一些。所以现在很长时间会想一些自己的将来会怎么样。我就也挺阿芳的，吃完那个福州面之后我要去哪里了，我下一步要怎样，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除了香港现在这样的情况世界现在这样的情况之外，也挺大关系是因为我爸爸在19年2月的时候走了，他离开了之后我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好像没有一个责任再留在香港，好像这个世界什么地方也可以试试去看一下。所以我就觉得有很认真去想我自己其实是不是要离开香港一下去其他地方这样。

是的，很多与其说是住在哪里去哪里，还是要我自己今后考虑一下更好，所以您选择要来日本学习？

黄绮琳：对，拍完这部电影很长时间，除了三个月在日本之外，我刚刚在参加大阪电影节之前，我是在美国一个多月，然后就很多时候想说，啊30多年没有离开香港，不如去看看其实外面是长什么样的，也好去认识一下，也好去增加一下自己去创作的养分。

去年这部作品去金马展映，然后台湾观众有和导演交流感想吗？

黄绮琳：有，很开心和他们交流。我觉得台湾观众都非常热情跟他们都看了很多电影，而且对电影的讨论都很认真，然后我也从他们的问答中学了很多东西。因为有一场跟他们一起看，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杨书伟一出场只要他说的对白有自由两个字他们就笑，他们觉得中国人讲自由这个字本来就已经很冲突很搞笑，这个我是在香港没有的一个情况，要来观众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他们的看法也跟自己当时的状态有很多关系，因为他们那时是在大选之前，就是那个气氛是很有趣的。所以就觉得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之前有去韩国首尔，现在在大阪也有跟观众一起看，我就留意到亚洲不同地方对于电影中的笑点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日本，里面有一个台词是杨书伟问阿芳觉得是男生还是女生，他老婆的孩子，然后阿芳就是肯定是男生，因为女生的话你才不生，打掉。这个在日本也有挺大反应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日本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吧，我不知道，可能跟他们的文化也有关系，所以那个笑点跟他们的文化也有挺大的关系。

“日本观众可以忍受整个片尾，所以我觉得很被尊重，挺开心的”

这次在这种情况下（3月中旬，日本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您还能来到日本和观众交流，其实电影节组委会也非常高兴，很多观众也非常高兴。

黄绮琳：是很幸运，因为我之前一个月再美国不是从香港飞过来的。

公映结束后也在外面大堂和观众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吗？

黄绮琳：可能不行，因为不能聚集（笑）

之前有对这个电影节有了解吗？

黄绮琳：了解。因为之前几年都有看到香港的电影来，他们还有聚焦香港环节，因为是有合作。

这次您过来，虽然最终没能举行成Q&A，但您感觉电影节氛围怎么样？

黄绮琳：我觉得日本观众的上座率是很好的（两场都满座），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观众很多时候电影节啊买了票不去，然后或者是他们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在香港日本电影节他们都不会看完片尾。然后在日本我去外面不是电影节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会看到最后。我就觉得日本人是不怕闷的，可以忍受整个片尾，所以我觉得很被尊重，这个让我挺开心的。

“是枝裕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他”

这次您来日本学习日语，然后从小是不是也看一些日本作品，接受一些日本文化？

黄绮琳：日本的电视剧我有看，电影也有，漫画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看一些，但我动漫看的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其实去我去大阪学日语是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妈妈学了日语20多年，因为她有在跟一些日本人做生意，她是做皮具手带的，所以跟她一起来才开始接触日语，然后其实是很喜欢，很想留下来。

有什么深受影响的日本作品或者人物吗？

黄绮琳：是枝裕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吧。然后也有那个电视剧的编剧，坂元裕二，就看他的作品都觉得嗯，很有感觉。

在香港也有时刻关注着日本的新片之类的吗？

黄绮琳：有，很多身边的人，我们70后80后都跟日本有一种不知为什么的情结，很喜欢日本，然后就会觉得日本出品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那您自身认为日本的作品也好文化也好对您而言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黄绮琳：我觉得是认真，他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是非常认真，你看你去超市，他们收银员放那个东西，把东西放进篮子是放的那么的整齐，去美国去香港就是乱丢，你就会觉得人家一个收银的妈妈，都那么认真去看待自己的岗位，你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编剧，你有没有认真对待你写出来的每一个字，你拍的每一个镜头，我真的会觉得很羞愧，我真的要像日本的每一个人去学习他们的认真对待每一个东西。

这次这部作品参加亚洲电影节，其实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上有很多亚洲各国的共同合拍作品，然后现在香港和内地合拍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现在日本和东南亚的合拍也好，和韩国的合拍也好，包括韩国和菲律宾的合拍作品这次也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上公映，您觉得未来亚洲电影这块，特别是在【寄生虫】获奖之后会有什么更大的改变？

黄绮琳：亚洲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吧，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香港可能会被他们遗忘了，可能他们自己合作没有香港的份，因为我觉得可能，嗯，香港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市场很小，我们要拿出自己的长处吧，我们香港比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可以大家交流学习呢，是不是我们有特有的文化，还是说我们有特有的技术，还是想说有特有的想法呢，我们也需要加强自己各方面才会能跟他们学习交流的时候能互相的学习。

“关于香港或者台湾来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从海外来日本的一个男生的故事”

最后想问您，导演关于您自身的问题。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想成为电影导演的？

黄绮琳：其实每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我都有一点害羞跟觉得羞愧，因为其他都会说我从小就想当一个电影导演，但我却不是，其实我以前主要是喜欢写东西，中文中文比较高分的样子，会写小说啊，有写歌词。然后长大了，念完大学，其实我是生物学系的，念完之后觉得科学好像不是我整个人生想对着的，所以我就想说，再念一个研究生这样子，然后就报了两个，一个是广告一个是电影，电影是三年，广告只是一年，然后就说啊我不想找工作念三年比较好，可以多三年再毕业，就选了浸会大学的电影，选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也挺开心的，写东西拍东西，然后就毕业之后就去当编剧。当编剧跟其他导演合作有时候就想说，你拍出来的东西不是我写的东西，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是不同，但是有些故事也想自己去表达，所以【金都】这个剧本很有我的个人特色，所以就想自己去拍咯。

您第一次拍片什么感觉

黄绮琳：其实拍的时候很没有信心，每天都在想我要死了，我以后不拍了，拍完这个我就做编剧算了。但是拍完之后，上映后有一些好的评论，有时候也会偷偷想，嗯，下一个作品要干嘛干嘛。

下一个作品有什么头绪吗？准备拍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黄绮琳：有，去年来这边念书，班上面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然后听他们说为什么要来日本，然后听到很多爱情故事，听了很多有趣的生活的故事，所以想拍一个关于香港或者台湾来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从海外来日本的一个男生的一个故事，感觉风格会比较，也是关于人口流动的。

摄影：朱恒斌

整理：Ruby

文/斯嘉丽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斯嘉丽聊电影

虽然香港金像奖如今在内地的号召力今时不同往日，但有好作品时，还是值得关注。

《绿豆》和《叹息桥》自播出始就俘虏了众多文艺青年的心，这两部的编剧今年又捧出了在金像奖上斩获两个奖项的导演作品《金都》。

前两部港剧的大红，画面构图与台词功力居功至伟，而这次编剧亲自执导电影，画面不再如象牙谈般文艺，充满世俗烟火气，别有一番贴近普通人的味道。

这部剧依然将镜头对准时下香港年轻人的困局，角度围绕自由和婚姻，人群更扩展到内地和香港，镜头语言如小桥流水缓缓流动。

接下来我将从电影台词的方向来解析这部电影。

结婚，并不是人生的任务

“人家个个都结了婚，只有你一个人嫁不出”

这是电影里，婚纱店老板数落自己女儿的话。

恨嫁的心从每一个到店里来租婚纱的客人身上飞到自己女儿身上。她竟不知道女儿是同性恋，根本不愿意结婚。

这也是很多未婚女性经常能从父母嘴里听到的话，伤人又伤心。

结婚是能力吗？能结婚了不起啊？结婚的人那么多，白头到老的有多少？离婚收场的有多少？反目成仇的又有多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结婚也可以成为一种炫耀了？

大多数时候，是从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两个的凑合。跟幸福并没有多大关系，嫁不出并不遗憾。

因为有婚姻，所以才会有婚姻的问题

“离婚率那么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结了婚，所以才会离婚”

邓丽欣饰演的女主角莉芳，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香港底层未婚女性。

从电影里她跟父亲通电话的内容来看，女儿打电话过去说要结婚了，爸爸在电话那头打麻将，说自己也不知到时候有没有空。

很明显又是一个有童年阴影的家庭。

儿时没有父母的爱，是以急于离家到外租房，是以会为了几万块，找中介与内地人假结婚。

但她内心对婚姻是没有狂热的。父母的家庭没有爱，通常会给孩子两个影响:

要么特别渴望婚姻，要么特别抗拒婚姻。

她是后者。所以她清醒地看到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了结婚，才会离婚。

如果你不急于去制造不负责任的婚姻，就不会有悔不当初的离婚。

像她这样看过反面教材的女人，需要真正的爱情才能走进婚姻。

在她眼里，婚姻这个形式，从来不代表幸福。

找一个男朋友，从来不是改变人生困局的方法

你成功地把它从一个缸换到另一个缸

莉芳路过杂货铺，看到被翻过身的乌龟，她好心提醒店员，店员立马把乌龟卖给她。

普通人也许会拒绝，但是她没有。

也许是从小到大习惯了生活塞过来的苦，但没有人教她如何拒绝。

她把乌龟拿回家，她男朋友Edward说她只是把乌龟从一个缸换到另一个缸。

这里的意向非常明显，隐喻了莉芳自己的人生。

她从父母的家里跳出来，以为合租后会有新世界，但是并没有。

她遇到Edward和他同居，以为生活会不一样，但是并没有。

如果你的心不自由，你不过是从一个缸换到另一个缸，从一个困局走进另一个困局。

万恶的资本主义啊，把爱情都变成了交易

他这个人没什么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家里人买了房子给我们结婚

这是去摄影楼拍婚纱照的准妻子的心声，也是香港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婚姻不是大事，解决了房子问题，才是解决了人生大事。

房价高到可以用来衡量个人的幸福和人生选择。

没来香港前看到这样的话会觉得好笑，来了香港以后看到这种话只觉得悲哀。

香港的房价问题确实已经把人摧残到三观变异。

如果没有长辈穷其一生的积蓄，靠年轻人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买房。

某一年立法会议员日常争吵，有议员就喊出，现在的年轻人，连**的地方都没有。

恩，因为跟父母同住公屋嘛。一间房，上下铺，怎么办？

与其怪年轻人不努力，不如好好反省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不是一个年轻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的问题。

妈宝男的恋情里，永远都是三人行

到底是你想结婚还是你妈想结婚？

Edward在影片里，是一个妈宝男工具人。

他似乎真的爱莉芳。

一个成年以后，连支票本都由妈妈保管，银行账户都跟妈妈开联名户口的男人，竟然有勇气不告诉妈妈就跟莉芳同居，这是勇敢的一步。

他不喜欢莉芳穿得太暴露，管她传衣服不能露出肩带，还管她牛仔短裤太短做主要丢掉。

他知道莉芳要跟杨利伟去福州办单程证，就在大街上开启抢人模式。

他对到内地的莉芳开启两地短信轰炸模式。

……

这是他的占有欲，也是他的爱，

妈宝男会模仿父母对自己的控制欲来施加给自己爱的人。

但是，他真的适合莉芳这种内心迫切需求自己的人吗?

他们的同居小屋，Edward的妈妈想来就来，还能不用跟莉芳打招呼就带着房东上来，莉芳还穿着睡衣呢。

在香港这个不讲人权会死的地方，真是很大件事。

但莉芳只是默默地穿上一件外套遮住自己而已。

这个角色真的是一直在默默承受生活的难。’

Edward说要结婚，因为他妈妈说要结婚。

Edward说要摆酒，是因为他妈妈说要摆酒。

Edward说乌龟放生更自由，是因为他妈妈没经过莉芳同意就把乌龟丢了。

都没有人问过莉芳的意见。

小时候莉芳被父母无视，如今又要被同居男友和男友的妈妈无视。

这不是她想要的。

她是从一个缸到了另一个缸而已。

婚姻并不是救生圈，男朋友也不是

如果我不喜欢他还跟他结婚，算不算假结婚？

莉芳为了拿钱脱离家庭租房住，跟内地来的杨利伟假结婚。杨利伟为了实现拿单程证到身份证再到去美国的飞跃。这个实质上的假婚姻拖了十年。

最后杨利伟放弃了，为了女朋友怀了自己的孩子，男的。

这段假婚姻，并没有给莉芳造成精神上的伤害。

但是面对婚姻的期盼，她非常纠结。

在这段为了真结婚摆脱假婚姻的纠葛里，她意识到，她并不爱Edward。

别人都说他是她的王子。

别人都觉得他跟她在一起是脱离苦海的归宿。

那都是别人的错觉。

香港有句俗语叫“自己知自己事”。

莉芳心里想要什么，Edward并不知道。

虽然导演没有告诉我们幸福的恋情和婚姻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在访谈里她说自己也不知道。她只是负责提出问题。当然这已经很难得。

电影里多次出现的假结婚和自由这两个词。

结婚不一定没自由，不结婚也不一定会有自由。

关键是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不是你身边的人觉得你要什么。

只不过，如果没有爱，这样的婚姻肯定不是莉芳要的。这跟假结婚没两样。

她在缸里待得够久了。

所以最后莉芳在房间里嘶声力竭了。

所有积压在内心的不情愿，总有一天要爆发。莉芳终于想明白Edward想要的生活并不是她想到的，她走了。

她是幸运的。现实生活很多女性，结婚生子以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怎么办？答案只能自己找。

假如你父母的家庭让你不如意，要记住，婚姻绝不是救生圈，男朋友也不是。女性的人生出口，并不以一定要跟爱情和婚姻绑在一起。

莉芳的离开大概也是导演的心声，虽然有了自由也许我们不知道该走向何方，但首先，还是要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