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

《丹东》的海报很酷，电影不怎么酷。一帮爱激动、头发乱糟糟的人吵吵嚷嚷，差不多如此。

《丹东》说的是，法国大革命中丹东被砍脑袋的事，说得有高度一些，是革命异化的事。

如果真有影片中那幕——小男孩在罗伯斯庇尔的床前背诵《人权宣言》，罗伯斯庇尔作何感想？是意识到自己所为已背离信条，还是笃定捍卫信条要有必要的恶？就像小男孩的妈，用打手心逼儿子牢记《人权宣言》。

电影里，丹东是温和理性的一方，他的一派激烈反对罗伯斯庇尔一派的恐怖政治。但丹东坚决反对用政变解决问题，他不想看到新暴力代替旧暴力。丹东相信舆论，相信国民公会公议，他、他的主张确实受到多数拥护，也确实令罗伯斯庇尔忌惮。

敌人有敌人的武器，首先，罗伯斯庇尔们有权把丹东们送上受控制的革命法庭；其次，炮制“丹东派阴谋”，用屡试不爽的恐惧，让声援丹东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公会沉默。

罗伯斯庇尔站在丹东对立面，电影中，似乎应该凶狠、残酷、狡猾，但比起住豪宅、有年轻女伴的丹东，生活自律的罗伯斯庇尔更符合世人对革命领袖的道德要求。罗伯斯庇尔要丹东的脑袋，有权争，更多还在二人理念渐行渐远。

丹东被推上断头台算求仁得仁，他是断头台的奠基者，也是革命法庭的奠基者。当国王的脑袋被砍掉，就没谁的脑袋不能砍了。断头台吞没了革命对象，稍后，轮到革命领袖。

革命、革新，抑或只是权斗，若无一条各方默守的红线，便往往加码再加码，走向异化，走向一地灰烬。北宋晚期，旧党范纯仁反对把新党成员贬谪到僻远烟瘴之地，担心自己这帮人有一天遭到更厉害的反噬。当然，他的远见没得到意气风发的同侪采纳。新旧党争已不纯粹是谁更能让大宋好。北宋以靖康之耻告终。

一地鸡毛中，法国大革命迎来新皇帝。欧陆革命紧接美洲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里不乏北美独立战争的英雄，两场革命的走向却大相径庭。那位两场革命两次站上人生巅峰的拉法耶特，他的理性辉映费城制宪会议诸公的身影，大革命狂飙中，他的理性却不合时宜，他很快从弄潮儿成了明日黄花。法兰西要在共和与帝制间摇摆很多年。

在新大陆，新秩序较为顺利地建立，稳固、有生命力。尽管先天条件不同——王政倾覆后，法兰西出现难以填补的权力中枢空白；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原没有权力中心，但两个convention，749名国民公会（Convention Nationale）议员始终缺乏55位费城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代表的雅量。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不仅得享天年，更留下泽披今日的政治遗产。再回眸叱咤国民公会一时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他们愤怒的表情、激越的演讲、挥舞的手臂，越是起劲，拿破仑登基就越近一步。

君子政治，看似迂腐，实是博弈各方最佳策略。

这是1983年上映的法国电影。影片叙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是他们二人不同的执政理念之间的争执。丹东希望温和的执政，给人民安定的生活。罗伯斯庇尔则实行恐怖政治，对革命的敌人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彼此之间由矛盾到分裂到互相猜疑。发展到不可调和，由开始的战友变成互相视为仇敌。最终罗伯斯庇尔利用手中的权力处死了丹东。影片纪录的就是丹东由乡下回到巴黎之后，一直到走向断头台几天中的事件发展。

以1789年巴黎人民攻破巴士底狱为标志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六的封建王朝。人民从千年专制梦中醒来，睡眼惺忪，一片混沌。旧王朝推翻了，昔日的贵族或逃走或被杀或改头换面隐藏起来，人们捆在身上的绳索一下子解开了，猛然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沉渣泛起，暗流涌动，各种各样的思潮、见解、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类政治人物轮番表演，代表着各种势力，演出了一出出的闹剧，也制造了一场场的无情杀戮。导致共和国终被葬送。

200多年后的今天，学术界对那时的研究文字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对法国大革命三巨头的解读更是观点各异。从理念、执政方式、个人性格、婚姻家庭、道德准则分析开来。让人无所适从。我不是政治家，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个喜欢看电影的普通观众。所以，只能循着影片的立场，去看待这些离我们很远几乎成了虚构的历史人物。

影片一开始，镜头就对向了在面包铺前等待买面包的一溜长队。在人们的抱怨声中或许能看到当时法国社会的一些端倪。

A：“现在吃什么？怎么又没了？”

B：“我想是因为打仗。”

C：“战争并不能解释一切。面包的短缺是个阴谋。”

D：“谁干的？政府的敌人。饥饿会导致叛乱。”

E：“也许政府是幕后黑手。”

F：“权力腐败，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1794年的民意就是如此。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或许并不在意政权属于谁，是路易十六还是雅各宾俱乐部，是吉伦特派还是山岳派，都无所谓。他们迫切需要的是面包，是安定。和饥饿相比，自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丹东从一个最初的激进派转变为一个温和派，正是因为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他在为人民发声。可是对于掌权的罗伯斯庇尔来说，没有什么比捍卫自由捍卫共和国更重要的事情了。实际上，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是坚定的共和派，他们为了自由平等的理想，都贡献了自己的所有，并不惜为此理想献身。可是，对于治国理政，他们又是幼稚和无知的。他们的种种行为，没有得到人民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我一直认为，在革命刚刚获得成功的时候，大乱初治，各种阴谋各种叛乱不断，要捍卫新生的政权，肯定会有一段极端时期。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苏联创建时契卡的建立以及之后的大清洗，英国克伦威尔治下的血流漂杵，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必需的，也是无奈的。自由是个好东西，要得到它，却有一个极端痛苦的甚至是牺牲自由的过程。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谁更代表人民？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解释。人民有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哪头都不能丢弃。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同时也要顾及到他们的现实利益。当时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考虑的仅仅法国第三等级的利益，却忽视了广大底层人民的诉求。致使底层人民对于革命的认知停留在单纯对贵族的复仇之中。狄更斯的《双城记》和法郎士的《诸神渴了》就非常形象的描述了这种血腥思维带来的混乱。

影片非常细致的描述了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心路历程。他们两人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和战友，曾经共同建立了共和国，通过了1793年宪法。可是当王朝覆灭贵族消失之后，他们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敌。对此他们都有于公于私两方面的考虑。一开始罗伯斯庇尔是反对处死丹东的，他说：“你准备让革命失去它最好的仆人吗？”为了劝说丹东改变信念，他不惜屈尊去于丹东会面。他的属下问他：“你就低声下气的要求丹东接待你吗？”他答道：“如果是为了国家利益，羞辱又有什么关系呢？”丹东也为这次会面做了精心的准备，鲜花、菜肴、服装。大家都希望结束这种党争。如丹东所言：“实际上，我们的信念是相同的。”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在互相戒备的气氛中开始了这场谈判。结局并不是他们两人能够决定的。会谈之后，丹东拒绝和罗伯斯庇尔握手，说：“他的手太血腥了。”这之后，在极度的失望中，他们两人都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丹东一派的德穆兰也是罗伯斯庇尔的好友，为了挽救他，罗伯斯庇尔深夜造访德穆兰家里进行劝说，甚至在德穆兰被逮捕之后，他还亲自到牢房做最后的努力。当这一切都归于失败后，同样还是罗伯斯庇尔，毫不犹豫的将他们都送上了断头台。

和丹东会谈之后，罗伯斯庇尔立即下令逮捕丹东。在行动上，他是坚定且毫不迟疑的。

对丹东的审判就是一场闹剧。原本法定的十二个陪审员只来了七人，闹哄哄的法庭上，法官拒绝丹东一方的证人出庭。为了阻止丹东对人民的演说，议会迅速通过一个古怪的法令，不听法官的的话就立即被驱逐出法庭。等等。连表面上的公正都不存在了。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说：“我们负担不起公正。”丹东的战友更明白这种审判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政治审判，与正义无关。”由此可见政治斗争的丑恶和无情。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对这场斗争最后的结局都看的非常清楚。罗伯斯庇尔说：“如果我们输了审判，革命就失败了。如果我们赢了，革命也失败了。”丹东则这样说：“革命就像农神萨图尔努斯，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丹东被吞噬了，一年后，罗伯斯庇尔同样被吞噬了。这是历史的悲剧，或许也是这场不彻底的革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后还有法国王朝的复辟，断送了这场革命。不过以法国人民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陆续有1848年的街垒和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终于循着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走到了今天。

影片中有几个小片段很有意思。当士兵们闯入丹东家中逮捕他的时候，带队的士兵队长怯生生的向丹东宣布逮捕令，边读还边小心翼翼的观察丹东的表情，似乎被逮捕的不是丹东而是他自己。此外，在议会大厅的外面，政敌之间陷入了你死我活唇枪舌剑的争吵中，而一旁的卖花女还在无动于衷的推销自己的花。淡定而从容。让人觉得：搞什么政治啊，当一个普通人比当一个政治家舒服多了。

时至今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歌舞升平中，研究者们还在不遗余力的考察评判着那些革命的先贤们。指责他们的理想主义信念，他们的血腥，他们的智商，他们的道德。可是，难道我们真的比他们还要聪明吗？难道我们真的比他们高尚吗？难道我们真的有资格去评判这些伟人吗？他们都是屹立于那个时代的高峰，是我们这些庸人们永远不可企及的。

这部电影是根据一部话剧改编的。所以缺少场景的变化，对话显得冗长和枯燥。丹东由大鼻子情圣热拉尔·德帕迪约饰演。表演的很出色。

本人评分：7.0。

一点毫无逻辑的不吐不快。作为一个同时喜欢这部电影和圣鞠的观众，观影体验真可谓精分。

波兰导演Andrzej Wajda在1983年拍过一部法革题材的电影《丹东》，讲述1794年4月前后丹东与救国委员会的冲突。电影原著是波兰戏剧作家Stanislawa Przybyszewska于1928年所著戏剧《The Danton Case》。罗伯斯庇尔是Przybyszewska笔下的悲剧主角，一个远见卓识却无能为力的卡珊德拉。在一般人看来，CSP与丹东开战，不过只是寻常派系倾轧。而在这位痛苦的哲学家眼中，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丹东的胜利将摧毁革命，而丹东的失败将摧毁革命的原则。他试图避免战争而不得，别无选择地以毁灭革命的方式拯救革命。多年以后，将剧本改编成电影时，有感于波兰时局的Wajda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Wajda并无意于表现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恰恰相反，电影展现的是丹东的悲剧——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强权的抗争与被毁灭。电影给与了丹东相当的同情——就连他的缺陷，他的陨落的幕后推手之一，也被表现为有血有肉的人的真性情。为了成全丹东的悲剧，原著作者笔下的悲剧主角罗伯斯庇尔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独裁政府概念的具体化面孔。

尽管文本和电影分裂，但主要角色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电影里的丹东，只是在原著基础上加上了时代的元素，镜头下的罗伯斯庇尔，忧郁与沉思中依旧留有Przybyszewska的刻痕，德穆兰依旧孩子气又执着，吕西儿勇敢而单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圣鞠斯特。

在《The Danton Case》中，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关系极为特殊。与罗伯斯庇尔而言，丹东是政治理念的冲突者，德穆兰是私人感情的冲突者，而圣鞠斯特，是一个可以毫无保留信任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不会与德穆兰探讨革命的前途，也不会向CSP其他人吐露他对丹东的感情变化，但他会在病中和圣鞠斯特谈论灵魂不灭与前线境况，会在与丹东和解未果后向年轻人倾诉他的愤怒与忧虑。这并不是说圣鞠斯特只是一个模糊的接听器，或者对话的宾语，他有自己的独立观点，他并不避免分歧，他与罗伯斯庇尔辩论，说服对方或者被说服。

有趣的是，Przybyszewska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之间存在着某种“爱”的情感，这是精神上的，不是情欲上的。Przybyszewska并无意刻意表现“爱”，但行文中仍可窥一二：CSP里的对话剑拔弩张，业已决裂的昔日旧友间冷淡刻薄，在说每句话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措辞地时候，这两个朋友互相调侃，互相赞美，互相关心，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到了Wajda的镜头下，这个角色变化之丧心病狂，与角色本身的丧心病狂，都令人大跌眼镜。电影一开头，圣鞠斯特拿着一捧花冲进罗伯斯庇尔的卧室，挑拨丹东德穆兰与CSP的关系，唆使罗伯斯庇尔处死德穆兰。直到在丹东被送上法庭，圣鞠斯特都在坚持不懈且毫无动机地要求毁灭丹东派一众。丹东被处死后，圣鞠斯特兴致勃勃地来到病得神志不清的罗伯斯庇尔身边，建议他担任政府的独裁者。令人不解的是，圣鞠斯特的唆使对情节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罗伯斯庇尔最后决定逮捕丹东与圣鞠斯特并无明显关系），即使认为这个角色更多地作为某种象征——比如疯狂的国家意志——也不能自圆其说。关闭报社，逮捕记者，操纵审判，压制国民公会，都与圣鞠斯特无关，恰恰相反，圣鞠斯特在电影里表现出未开化野蛮人一般的粗鲁与暴力：例如当街撕碎指控委员会为独裁者的标语，当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言时殴打议长，撕毁议长的文件，等等。此外，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互动，充满了毫无必要的暧昧色彩——也许这只是Wajda所理解的Przybyszewska所言的“爱”，也许Wajda试图用homosexuality暗示某种变态与邪恶。即使Homophobia可以归结为所谓时代局限性，但以如此角度刻画人物，显然不是高明之举。导演对圣鞠斯特的刻画，很难不归结于纯粹的恶意。

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和艺术的解读方式，即使真人真事，艺术加工也不为过。但不论艺术的目的究竟如何，对于一个为共和国浴血奋战，为拯救革命与捍卫原则不惜去死的不满27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此不择手段的抹黑，很难说是一种负责任的诠释。在技术角度上，《丹东》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但电影对圣鞠斯特的刻画，称之败笔也不为过。

一部电影的恐惧 不知道它从何时开始 直到我有知觉 直到它已咬破我的皮肉 直到它的毒液已刺进我的血管 渗透我全身 我开始发抖 不知是心脏、血管 还是空荡荡的胃…… 没有胃液、胆汁、胰液、血液 只有燃烧“震颤”的毒液 我体内有各种颜色 各种细微的、密密麻麻的味素 它还在吐红信子 喷出催眠的仪式 我如坐针毡 却困在原地 我想奔出烈焰 又想忍受这煎熬 换得燃烧殆尽后 沉入大海的宁静 可它没有给我海 也没有风 只有继续发热的灰烬 我无处躲藏 也无人倾诉 默默蜷缩在一个人的黑暗里 多么希望 有人轻抚我的背 给我三秒钟温暖 199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200周年，《南方周末》文化版一整版讨论法国大革命，当时我对法国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历史书上这章课文，我已默默看了多遍，也对那些复杂的派别关系有些着迷。疯子手里拿着那份报纸十分得瑟，让我眼馋，因为我们住校生能买到的报纸，只有校园破书店小贩手头的那几张罢了，于是我只能找他借，一直缠到他烦了，我才终于借到手去复印，看完。如今这份复印材料依然躺在我家那堆资料中，疯子早已投身哲学，而我也在跟艺术（包括文学）死磕，渐渐远离了少时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热情。 2002年，我为基斯诺夫斯基着迷，继而发现了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看到他对毕希纳的剧本《丹东之死》的介绍，我第一次用具体到个人的、牵涉到内心信念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心里沉重，我迷惑于丹东的伊壁鸠鲁主义和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严苛统治这两极殊途同归的虚无之境，也怀疑毕希纳写完此剧就病亡有可能是因为遭遇信仰危机。我也有些颓丧，但还不至于恐惧。 2010年，我去一个活动看电影《丹东》。这是一个波兰导演1983年的电影，导演的立场在丹东这边，对罗伯斯庇尔也抱有一定理解，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部电影蕴含了多少苦涩、悲壮的寓意，也许它就是导演本人的武器。导演势必体会过类似的恐怖气氛，因此能把这种政治压力下的集体恐怖渲染得如此逼真，把我青春时代读到的文字变成了狰狞的影像，摆出这场恐怖的催眠仪式。 可这部电影为何会让我如此恐惧呢？我都恐惧到快要站起身冲出屋子了！等我精神恢复正常后，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 恐怖片迷应该知道，把声音关掉，一部恐怖片的恐怖指数会下降很多。严肃电影要制造恐怖效果，配乐及音效依然很有用。这部电影的配乐偏古典，有时用一种音阶变化不大而且拉得很长的声音来营造紧张氛围，大卫•林奇的电影就经常用这种配乐（他自己也常常参与作曲），这种声音搭配人物运动缓慢的动作（非慢动作镜头），能让人产生压力，很有代入感，再添加上有节奏的提琴声——比如公安委员会签署丹东等人的逮捕令时，这一层层声音把气氛推到顶端，也刺激出观众的情绪高潮——似乎《闪灵》的配乐也是这么玩的。 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声音也让人有恐惧感，每个人物对民众或开会人士演讲时，声音都很激动，因为大革命的政客们演讲时那种压人的气势，本来就是一种征服敌人和民众的武器。这些声音在很好的音响效果之下越发突出，连同民众呼啦啦的声音，一起创造出当时恐怖统治的气氛。 说起这些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当然有许多特写镜头，他们内心的纠结，不是靠对话，更多是靠身体细节表现的，比如罗伯斯庇尔的身体始终笔直挺立，这是禁欲主义者严厉控制自我的外部形态，而他的病态内心，也是从僵硬的动作、人前冰冷人后惊恐的眼神、满身大汗流露出的。有个镜头特写，他演讲的时候，两脚踮起，这既是他色厉内荏的表现，也是他已将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到演讲——极端恐怖政策的武器——上的表现。无论是被逮捕等判刑还是准备上刑场，丹东派的人，脸都铁青发白，动作呆滞又如惊弓之鸟，这真是将死之人的神态，化妆化得好。而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们，要么眼睛里放出病态的激情光芒，要么妆化得妖气鬼魅，这些都会让观众不安。剧中人处于恐惧、紧张的状态，投入看戏的观众也会跟着恐惧。当被囚禁的嘉米叶•德墨林看到丹东时，我知道他一定会脆弱无助地扑向偶像的怀抱，因为我也入戏了。 这个戏还有个让人产生恐惧的方法，导演会突然给某些静景特写，比如罗伯斯庇尔在画室被画成神话人物的那场戏结束时，镜头突然从他脚下的“阿多尼斯”聚焦到前景的石像之脚，我不知道导演这是要表达什么，但这样的处理加上紧张的配乐确实会让人不安，更不用说那个老妇人擦洗断头台时拍铡刀的镜头了。当我这种敏感的观众被带入那个恐怖氛围，这些静态景物都会让我害怕。 说了这么多，估计我是当晚唯一被吓坏的观众，想起多年前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自然感觉幼稚。历史不是纸间的符号，是具体的血肉之躯和激烈往事。法国大革命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抱持的两种革命理念，基本上到现今依然存在，这里不再多说。这类电影制造的逼真的历史氛围，能使观众经历一种仪式，或许会打动一些后人：当你想遵循某种理念而拿起屠刀时，请摸摸自己的脖子，看看法国大革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