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拉里斯

这两天重看了塔可夫斯基的《索拉里斯》，顺便把莱姆的原著也找来看了。2002年索德伯格翻拍的那个也看了，不过除了温情脉脉之外，对任何深入性的东西都未做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我的评论也只限定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和莱姆的小说。有人赞美这是最好的科幻电影之一，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相当好的电影，但是未必算是最好的科幻电影。虽然这是一部好电影，而且涉及了标准科幻题材，太空站、宇宙飞船、未知的星球，但是好的科幻电影并是涉及了科幻题材的电影，而是问了真正的科幻问题的电影。

剧情并不复杂，索拉里斯星球上的航天站出了点事故，飞行员克里斯·凯尔文去探明原因，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了种种诡异的事情，驻守的三名科学家中，跟他最熟悉的吉巴里安已经自杀身亡，另两名科学家也都神神叨叨，不知道在折腾些什么。而凯尔文自己也遇上了种种莫名的问题，并且遇到了他已经死去了十年的妻子。后来发现航天站上的其他人或者其他类人体，都是索拉里斯星球大洋扫描了他们的大脑皮层之后派出来的实验品，最后在扫描了凯尔文的大脑点图并且发向大洋之后，大洋停止派出了新的试验品。莱姆的妻子也采取了行动消除了她自己的存在。

在莱姆那里，小说一点都谈不上晦涩，wiki 的第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Solaris 探讨的是： the ultimate inadequac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species. 其中的逻辑也不复杂。在我们的大部分科幻电影和科幻著作中，我们想象中的外星生命都是人形和类人型，或者至少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心灵，或者其他的可见的形状。但是外星生命为什么要是这样？在语言方面，姜特德的《你一生的故事》中的语言已经够复杂了，然而最终还是被我们所理解。而在在莱姆那里，这种智能体直接就是大洋，甚至连地球意义上的生命都不一定能算，因为不能复制和繁衍自己，这点超出了大部分科幻的想象，而到最后，我们跟大洋也没能建立起任何有效的沟通方式。小说里大量地叙述了人类对索拉里斯的研究，并且成功地杜撰了一门索拉里斯学出来，上百年来人们为这个问题反复地争论，然而到头来不过是为这种沟通的不可能性徒然添上一个注脚而已。

在塔可夫斯基那里，电影要复杂得多，除了人性、爱，这样常见的塔可夫斯基命题之外，电影里涉及了几个科幻故事中也常涉及的命题，例如人和非人的关系，这正是菲利普·迪克极为热衷的话题，《银翼杀手》从头到尾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在塔可夫斯基那里就是一笔带过，未作更多的探索。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在小说那里，小说问的是这种人根本的局限：

    “我们要解开宇宙之谜，我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就是说，我们做好了忍受寂寞的准备，奋斗的准备，也准备殉道和死亡。出于谦卑我们没有大肆声张，但我们有时确实再想，我们很了不起。然而，这不是事实的全部，我们所显示的这些意愿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我们根本就不想征服宇宙，我们只是想最大限度地延伸地球的边界。某个星球有可能完全是沙漠，就像撒哈拉一样，另一个星球可能被冰雪覆盖，就像南北极一样，或者是热带景象，就像巴西的原始森林一样。我们博爱且又尊贵，我们不想征服其他人种，我们只想向他们传播我们的价值，并作为回报，接受他们的全部遗产。我们自认为负有交流的神圣使命，一种骑士气概。这又是一个谎言。我们寻找的是人，而不是人以外的世界。我们没有人以外的世界的世界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是人自己的镜子。对其他的世界我们无从着眼，摸不着门道。我们由这个世界而来，也窒息于这个世界。我们想寻找按我们的样式理想化出来的图像；我们寻找一颗星球，寻找一种文明，比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文明更完美，我们希望再其他星球找到的，是以我们的蒙昧过去为原型的东西，它也许已进入更高的进化阶段，但它也一定是基于与我们文明中一样的进化原则。可是另一方面，对那些我们不能同意的东西，我们就会奋力反击，最后只剩下我们从地球上带来的纯粹地球的纯粹美德，人类的英雄主义的功德碑！我们就是受这一道德的指引飞到这里，我们到了这里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是另一方面，当真理显示出来时，我们却要隐瞒真理，我们不能忍受不同于我们的真理！”

而在电影里，这段话变成了：

    “…在这种情况下，庸才和天才都是一样的毫无价值，我们没有兴趣征服宇宙，我们想把地球延伸到宇宙的边界，我们不知道怎样处理其他的世界，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世界，我们需要一面镜子。我们一直在为接触而努力，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上，我们陷入了一个愚蠢的人类处境，为了一个他害怕的目标挣扎，为了一个他不需要的世界而费劲心力。人类需要人类。”

这两种基调完全不同，虽然同样是从斯诺口中说出，但是在莱姆那里，这是一种我们的局限的悲叹，小说的结尾也是这样的一种无能为力，面对神秘莫测的索拉里斯大洋，我们完全不能理解。而在电影那里，电影的结尾更加神秘莫测，大洋的孤岛上克里斯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甚至不能明白这究竟是现实还是大洋的幻境。当海若转向了那副气势恢宏的《雪中猎人》的时候，整个电影的基调也就开始从外转到内，从我们与他者世界的关系转向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是另外一个略带点科幻色彩的《潜行者》所涉及的问题，是塔可夫斯基自己极为热衷的问题。

在面临他者的时候，我们需要不需要外部世界？正是在这点上，小说和电影给出了两份完全不同的答案。

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神秘莫测的索拉里斯大洋不过是面镜子，用来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这个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塔可夫斯基实际上是在重申了那个古老的命题：“人，万物的尺度”。我以前写过一篇《为什么读科幻》，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因为我们毕竟是人，我们不可能超出我们自身来思考。小说也毕竟不得不用人类的语言写成。

但是，很多出色的科幻作品总是在扩展我们以往的定义，在面临他者的时候，都在反思我们作为人自身的局限，相应地，也在扩展我们作为“人”的概念，一步一步地颠覆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而问题是，塔可夫斯基审视的我们自身，绝对没有超出一个西方甚至是俄罗斯的视角。他并不是把这个概念扩展得更广，而只是钻得更深。当海若长久地凝视《雪中猎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这只是某个特定文化的产物，其他的元素还有巴赫的音乐，勃鲁盖尔，丢勒，安德烈·鲁勃寥夫的画。就是说，塔可夫斯基一点没有试图去掩盖他自己的文化背景。这可恰恰是一个科幻题材的作品所千方百计地避免的，大部分科幻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会想尽可能地摆脱作为某一个个体作为某个特定文化产物的特征，因为科幻更多地把人当作一个种族来看待。

在塔可夫斯基看来，我们连对自身的探索都未完成，怎么能去飞向太空？塔可夫斯基过多地把我们束缚在此时此地。他继承了俄罗斯思想的反思传统，同时他又是一个生活在冷战时代的人，在他看来，我们的文明的毁灭绝非是危言耸听，因而他的忧虑完全可以考虑。但是有意思的是，冷战时期也恰恰正是科幻的黄金时期（不是科幻小说史意义上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的科幻作家们拥有惊人的活力和想象力，后来科幻的题材里，以文明毁灭为背景的题材也太多了，Matrix, Fallout, 基地，等等等等，在这些故事里，我们现文明的毁灭绝非是世界的终结，甚至是另一种新文明产生的基础——无论是更好活更差。大部分科幻都有着不同程度乐观主义，人在探索的时候是绝不会缩手缩脚的，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终是一往无前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俄罗斯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区别之一。

塔可夫斯基自己对这部电影的评论：

    我觉得影片具体呈现了“意识”这一概念，它得到了很好的表达。问题在于，影片中有着太多伪科学的招数。轨道空间站、器械，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深地感到厌烦。在我看来，现代的、科学的东西象征着人类所犯的错误。现代人过于关心物质性发展以及现实的实用性的一面，他就像一头食肉动物，只知道索取，从而使得人类对超验世界的兴趣消失殆尽。今天的人类就像蚯蚓一样：一条吞食泥土的小管道，身后留下的是一小堆一小堆的泥土。假使某一天他吞食了整个大地，使大地因此而消失，那么我们不必感到震惊。如果飞入宇宙使我们远离了首要问题——思想与物质之间的和谐，那么这一行动能有什么用处？

事实上，莱姆对塔可夫斯基的这个改编也极为不满意，虽然两人在拍摄中做了不少的沟通，但是依然缺乏最根本的认同，电影里的探索几乎完全是内在的。科幻的外衣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抛开这个外衣依然成立。那段著名的失重30秒，也未必比《镜子》里的那段悬浮更能动人。其他的一些反复出现的意向，突如其来的大雨，反复地在《镜子》，《安德烈·鲁勃寥夫》里出现，这些影像都更让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而不是一个常见的科幻电影。

最后，我总觉得库布里克应该是这本小说最好的改编者。小说里面描写的壮丽的红色日出和蓝色太阳升起的时候，一下让人想起了2001一开始极为著名日出，小说里面描写的变化莫测的大洋的景观，又让人想起2001里最后穿越星门的那段神秘莫测。我想，如果真的有人能把莱姆的探索和描写给具象化的话，那一定是库布里克。库布里克既不缺乏图像上的想象里，也不缺乏对科幻问题的真正理解。而小说的终极主题，和2001里最后的那个星童的寓意有着殊途同归的感觉。不过遗憾的是，库布里克似乎是涉足了一个题材之后就再也不会涉足第二次的人。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则人类中心论亘古不易地昭示着其发明者对这颗恒星的科学统治权，而塔可夫斯基在《飞向太空》中创造了一个名为索拉里斯的科幻乌托邦，那里的海洋将攫取你的意愿，并用微中子复制一个你意愿深处的事物。人类的生存目的或许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爱，然而导演并不满足于此，影片愈到后愈离开理性可控的叙事范畴，进入了抽象、形而上的领域：当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真实性都感到怀疑，万物的尺度又何以衡量？

    我没有读过莱姆的《索拉里斯》，对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亦是一知半解，这部形而上科幻著作引发的思维浩劫堪比宇宙大爆炸。一直对老塔敬而远之，这位以反观众意愿著长的苏联导演热衷在他沉闷冗长的镜头里添加爱、人性、死亡这些深奥命题，《飞向太空》不幸而又幸运地成了他宣泄哲思的布景，因此在我们被那些不明所以的水草、屋舍、泥土特写和几乎凝滞的老派镜像风格催眠之际，属于另一个时空维度的索拉里斯星骤然出现了，它神秘、多变、难以辨别，最令人战栗的是，它能创造真实的非真实物质，而这直接威胁到了人类存在的科学铁律——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何以在外太空又存在这样一个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却又能使意志具象化的吊诡秘境呢？

    剧情并不复杂，心理学家克里斯博士被派往一个名为索拉里斯的液体星球上进行调查，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太空站上的科学家们已与总部失联多年了。然而超自然现象发生了。索拉里斯的海洋攫取了每个人的意愿，并用微中子复制了一个最为隐秘的事物——对克里斯而言，是十年前自杀身亡的妻子哈丽。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苦，能够独立思考的存在物，却不容于理智。克里斯的首个选择就是人类的本能反应：他将她骗到火箭里，将她射了出去。这是一种为人的恐惧，对于悖于认知之物的本能抗拒。好在这个微中子的哈丽是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被消灭的——“它们”从你的意念中来，也必须通过清洗你的意愿而消灭。　于是她复活了，就像轮回的噩梦挥之不去，直到她要求克里斯的同伴用仪器清除丈夫头脑中的意愿。最终她在一团光和气流中死去，而索拉里斯仍像万劫不复的光年之海一样流动、改变、湮没。

    对塔可夫斯基而言，神秘莫测的索拉里斯大洋不过是面镜子，用来自我审视的镜子。那次火箭发射仅是为了上演一次人性本能，当克里斯和其他几位科学家面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忧虑、肤浅甚至恶毒都以镜像形式投映之时，索拉里斯对人性的勘探尚要开始。哈丽说，“克里斯爱我，也许我并不是他真正所爱，但是他只是在保护他自己，他希望我活着。这不是终点，为什么人们会爱，这并不重要。爱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同。游手好闲的人不是克里斯，而是你！我恨你们。……别打断我的话，我是一个女人。”在我看来，她才是真正的哈莉，人类的哈莉。血液成分并不能取决一个人是否为人，智能和情感才是衡量标准，人类抱持着古老教条奠定的征服者优越感向太空迈步，却囿于“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粗暴伦理，因此陷入一个愚蠢的人类处境。人们从出生起被教育所谓的自然世界观，笃信那些刻板的科学教条，用自以为最合理也是唯一想到的合理借口解释万物，却忽视了世界尚未展现的可能性。这个世界始终被某种强大的不可知力左右着，它使万物的嬗变时刻照顾到人类的情绪，赋予一切存在可理解的解释。而人类是怯懦的，当常规自我认知与现实产生激烈冲突，痛苦便诞生了。“意识之所在即痛苦所由生之地”，克里斯在内的所有人对哈莉的态度皆由此生。他们不爱她、鄙视她、中伤她，为自己的爱感到羞耻。他们不愿在别人面前表露情感，只因“她”是“它”，一种太空物质缔造的意识谵妄，一种非人类的未知，而未知即是恐惧。克里斯后来对妻子态度的转变属于意料之中，原因也正是痛苦。在痛苦中人们才会集中精力关注自我的真实感受，才会权衡某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物，诸如良心、道德和爱。最终哈莉还是永久地消失了，除了两块彩色披肩，克里斯回到了水草、雨水和泥土堆砌的人世家园，这何其幸运，在另一个时空饱受精神罹难后终于得以还乡，然而仍在镜头中流淌扩张的索拉里斯昭示着某种发人深省的结局：一切究竟是梦的结束，还是梦的延伸？

正如先哲预言，存在即感知。当好为人师的人类恐惧感知自然之物仅因它们触及了不可知领域，那我们的存在终究也是虚妄。就像在索拉里斯星的海洋里，当你窥视自我的时候，那里是一片汪洋大海。 你被自己困住，你将成为自己迷宫里的幽灵。这是颇具宿命论风格的悲剧，唯一的解脱方法唯有忍受。忍受非理性的自我存在，忍受虚无，忍受无知和恐惧。就像片中提示，“为什么我们会忍受这种折磨。在我看来，是因为我们去了我们自己的情感空间。我们的先祖们原本对这些很清楚，他们从不问为什么，为了什么。……真理必须保有神秘性，快乐、爱、死亡的神秘性，考虑这些就是去寻找自己的死期，对这些东西的无知使我们更有意义。”

索拉里斯化成了宇宙瀚海，所有存在于意识的产物死而复生，而我们依然脆弱得会被自然之声甚至自己头脑中的想象湮没。于是我们恐惧、忏悔，祈求索拉里斯再创造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然而下一次我们依然败给天性中的怯懦。像博尔赫斯所说，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像循环小数，在下一次循环中回归。但是我知道有一个隐蔽的毕达哥拉斯轮回，夜复一夜地把我留在世上某个地方。

《索拉里星》在人文探讨的层面，与《2001太空漫游》相似，与其说是以人类的目光去观望宇宙的神秘，不如说是站在理性宇宙角度，穿透技术文明的外壳，去尝试解读人性本质的脆弱迷茫。索拉里星，作为一个巨大有机的意识体，基于对自己身上有限几个人类研究者的意识采样分析，将人类潜意识中的强烈意象具像化；于是，脑海中死去的亲人，离去的爱人，都变成了只有强烈情感，却毫无回忆的生命媒介，维系着索拉里星与人类的沟通。可惜人类理性难于面对脑海中的强烈情感，割裂的左右脑认知受到了严重挑战；而那些生命媒介，也在逐渐意识到自身使命的同时，了解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真意。经历了一系列精神折磨和哲学探讨后，主人公在常见的俄罗斯臆想热病中似乎明白了，所谓人性唯一的可贵之处，怕正是能理解与接受这种荒谬痛苦所带来的诗意。

1972年，冷战下苏联人民疾苦生活，导演老塔依然将目光放于如此形而上的主题，站在人文精神探讨的高度来剖析世界，难怪乎用简洁布景构造出太空基地，也如《魔山》的隔离病房般，适合抽离生活地审视本无意义却被冠以无数意义的人类思想。反观东方传统知识分子，仿佛更多是形而下的体验感悟，然后讲究说不清道不明的境界，亦或武断于经验事实的堆砌论答。也许正是缺少了一种科学的态度？

很久以前看老塔的《Solaris》时，真是震撼，神秘却毫不做作的故事，生机勃勃的自然和冷漠的空间站的对比，人心中纤细的感情和雨丝、水滴的相映成趣，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交织，让一个初级影迷深感绝望——居然还有这样的电影。后来追着老塔的片子一部一部的看，看了更加好的《潜行者》、《安德烈·鲁勃廖夫》以及最后看到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Solaris反而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去年底，幸运地（本书译者，似乎是兰州大学的一个人，在造作的译后记中说：“在当今中国读书界，译这种书实属不幸，读这种书则是万幸的。”哈哈）发现商务译出了老塔Solaris的原著小说，波兰科幻小说家莱姆的《Solaris》，虽然薄薄的一本书定价却有点昂贵，但还是买来看了。可能是因为很少接触科幻小说，所以当然又被震撼了，尤其是其中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对于人类造神的论述，让我眼界大开。然后又追着看了《完美的真空》，对这个作家在形式上的探索大为佩服，而其中的《宇宙起源新论》，则又一次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可笑的是，昨天看见新华社发了条新闻，说是美国科学家提出最新论断，地球不过是地外文明的“动物园”和“实验室”，不禁哑然，看这副“人类中心主义”的面孔啊！

紧接着，就像我经常干的那样，翻出了老塔的《Solaris》，重新看了一次，而且找出乔治·克鲁尼主演不知道谁导演（感觉还停留在明星制的时代呢）的美国翻拍版《Solaris》看了。觉得有些失望——难道一流的电影还抵不上二流的小说吗？而且，美国版《Solaris》暂且不论，就是老塔的《Solaris》，也不像重看《潜行者》和《安德烈·鲁勃廖夫》时有的历久弥新的感觉，竟觉得有点厌倦和失望。电影没有小说的奇幻瑰丽，也没有小说的纵深感，并且变换了小说的主题，从挑战人到探索人，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品了。不过，这样的观感让我更加纳闷，小说和电影，这两种载体，真的能差这么远吗？难道一定会像那谁（特吕弗？戈达尔？）说的一样，好小说改编的必然是烂电影，而烂小说倒是能产生出好片来吗？

小说Solaris是一本小书，内容却相当丰富。其中最大量的篇幅花在介绍大洋表面各种神奇的形态，介绍种种人类以自身为参照物则不可想像的“生命存在”，以及Solaris学的前前后后，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凯文和斯诺讨论科学伦理和哲学、神学的问题，凯文和大洋制造的海若的情感纠葛上，倒是变成了一个背景，一个故事得以展开的契机，以及一个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内在的过程。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对Solaris的介绍及其探讨的部分，让我印象深刻，是用文字展示了一个不可能的世界，是对阅读者的一种挑衅，甚至是对作者读者/作者关系的一种颠覆。

再看老塔的电影。电影中，Solaris学史的交待，全部被省略了，这也是必然的，因为电影中如果叠床架物地来这么一段，一定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并且，在小说中，对Solaris学史的交待是相当有必要的，也就是说，比较土点地说，他是服务于整个小说的表达需要的。但在电影中，焦点放在了人自身的探索和交流上，这个宏大的纵向背景就有些多余了。小说以足够的篇幅，让人明白了Solaris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而电影中由于缺少这方面的交待，让人不免有些怀疑整个事情的必然性。

然后，老塔避免了电影的“奇观化”，只用了不多几个钱来表现神奇的大洋，让这个“神”看起来有点稀松平常。当然，这也跟意图有关系。小说中的大洋，是一个残缺的神，带着孩子式的天真，莱姆曲尽笔墨，模状了大洋上的种种奇观，既科学精确，又有极强的观赏性，并且最终由此推衍了一段关于神的讨论。但是电影的神并不是大洋，电影里也有深，那是帖在凯文卧室里面的那张安德烈·鲁勃廖夫画的《三圣像》，是海若翻看的书本上丢勒的铜版画《启示录武士》，是两人深深浸润其中的荷兰画家的那张充满世俗气息的《冬猎》。奇观并不是壮丽的大洋，而是平凡的生活中孕育的火焰。就电影的影像表达而言，《冬猎》的作用与《潜行者》的最后一个晦涩的镜头有着难以言表的一致。在《潜行者》的最后，导游满身疲惫地又一次回到妻子和女儿身边，疲倦地睡去，这时候，响起来火车的声音，其中夹杂着刺耳的巴赫，残疾的女儿看着桌上的玻璃杯，玻璃杯在毫无外力地情况下，慢慢向桌边移动。老塔的奇迹从来就不在奇观之中，而是在最普通的日常影像里。

在电影的第二部分（空间站部分）中，有一部分对科学伦理的探讨，但仅仅是几句话，未能给人留下印象，而对于大洋制造的海若是否是人，我们有没有权力把她消灭的问题，在电影中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在小说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关于海若的身份认定问题，也就是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确认人在世界和宇宙中的地位的问题。小说中有海若血检、自杀又复活以及对凯文不可思议地依赖，都是在挑战人的定义。甚至最后，凯文有意把海若带回地球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了应该如何让海若通过重重关卡，得到人的“社会”的身份。电影中也有这些细节，尤其是海若的自杀和复活，老塔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和技巧来表现。但是，他不是在挑战“人”的定义，而是在重申对人的定义，并不是说能奇怪地复活，她就不是人了，反而，她的自杀，她对生命的放弃，更加说明了她是人，因为她有了除依赖之外的感情。在海若自杀又复活后，电影就彻底地走入了一个和小说完全不同的轨道。在机械而单调的太空站，他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生日宴会，在那个奇妙的有着地球的温暖的小厅里（整个太空站的镜头，都是用的一种冰冷的银灰色调，只有那个房间，才有厚重的黄色和棕色的暖色调），凯文和海若感受了《冬猎》中的世俗生活，感受了凯文心灵中对父亲、母亲以及女人温暖的感情，她们甚至一起达到了性的愉悦的高潮——就是著名的“失重30秒”。在失去重力的状态中，两人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也是海若在情感上复活后的最高峰。

相对于小说，电影也有自己独有的内容，这又是小说的文字所不能涵盖的。最重要的，就是电影的第一部分，一个小时中，大概有一半的内容是凯文面对现实世界的深深的绝望。这一部分中，老塔极尽表达之能事，用了在他所有片中都不断出现的各种意象，比如说水中漂浮的水草（《潜行者》和《镜子》中都一再出现）、突如其来的大雨（《镜子》和《牺牲》中的常客），表达不同的情绪和主题。尤其让人过目不忘的是高速公路一节（据说是在日本取的景），深深地传达了信仰崩溃的绝望，是体验过Solaris真相的伯而顿对存在基础的拷问。

说到这儿，我想是又涉及到了经常让我困惑的问题。到底，判定一个作品的好坏，是以能指还是以所指？以能指为判定标准，就是以他表达的方式来判定，这样，老塔的电影似乎要高出莱姆的小说。但如果以所指为标准，就是以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为标准，莱姆的小说让我思考的空间却要更大于老塔的电影。这真是一个鸡蛋相生的难题啊。

而美国版《Solaris》，则给人一个观察电影作为娱乐业的一部分的好机会，因为美国版Solaris基本上放弃了所有让这个片子有点深度的机会，并且是一个相当“政治正确”的电影，还加进了一些可能会吸引观众的元素，相关的内容，以后再说。

「人類無止境地追求取之不盡的知識，促成了巨大向前推動力的產生，也帶來了持續的焦慮、困難、憂傷和失望，因為最終的真實永遠不得而知，人類天賦的良心使自己在行為與道德規範相抵觸時飽嘗煎熬，令到『良心』本身就包含了悲劇的成分。《星球索拉羅斯》的人物都被失望纏繞不已，而科學提供給他們的出路卻相當虛幻，這一出路存在於夢中，存在於他們認清自己的根的機會裡——他們的根聯結了人類和孕育人類的大地，不過，就算是那樣的聯結，對他們而言也已經變得不真實了。」[1]

塔可夫斯基的《星球索拉羅斯》，從一開始即比史坦尼斯勞萊姆的原著，增加了對此孕育人類的地方進行描畫之篇幅（「根」的主題一直在塔可夫斯基的所有影片裡極為重要），那清澈的湖水、顫擺的水草、鄉村的風光、掠過的駿馬，都表現了大自然的美，有著異於一般科幻電影的詩意在。當中，天空忽然降下的驟雨，按塔可夫斯基的解釋只是當地常見的天氣現象，並無太多含義，但結合往後出現的火燒場面，再看著男主角克里斯像被突如其來的雨水淨化了一樣，我們可以理解這些大自然的基本元素（水與火），確實意指著人應該回歸到一個起始點的內涵。導演在克里斯的家，跟太空站中放置的相同擺設，與電影停留於地球上的冗長鋪墊，不僅是要對此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進行強烈的對比和聯繫，更重要是誘導大家產生「因思鄉而痛苦的負疚感」；然觀眾希望早點能看到星球索拉羅斯，塔可夫斯基卻偏偏放慢了上太空的腳步，令到觀眾更加地心急；他以此的特意安排，再次印證了本片提出的一個很重要觀點，那就是俱有無窮慾望的人類，在還未解決好自身問題的時候（譬如用男主角跟他父親背對背交談的鏡頭來說明二人關係出現了問題），便急進地想到外面去探索。

飽受當時蘇聯政府審查困擾的塔可夫斯基，雖如其他東歐科幻小說家般盡量避免於其作品內明確指出故事發生的年份、地區等敏感的背景資料，但他依然收到當局要求的「瘋狂修改清單」。好比那個跟原著小說第一次扯上關係的科學研討會，因其場景跟法庭審判過於類似，以及被「審判」的飛行員亨利·伯頓逐漸表現的不安情緒，從而引起了電影審查人員的不滿。塔可夫斯基將此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研討會，拉長拍得遠超過劇情發展需要的時間，目的是將科學家們對亨利·伯頓的報告爭論，轉化成對蘇聯社會矛盾的一種表現。他讓其中的一位聽取報告後說道「人類進步應該是在冒險中產生」的科學家，比作為擁有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然其他宣佈探索行動應馬上終止的保守派科學家，則代表了官僚主義作風盛行的政府。這段針對年輕伯頓的科學研討會，不斷於影像上被打斷，並插入其年老時看著克里斯和安娜的畫面，令到亨利·伯頓從某方面來講在片中獲得了永生（他的青春的一面一直被保留著），這種永生感隨後於索拉羅斯星上還會碰到，包括已逝去的心理學家吉巴里安生前的錄影，以及男主角克里斯的兩段分別是他兒時和青年時期的留影。塔可夫斯基用此留在過去的永生感，不但與能不斷復活的「來訪者」建立了聯繫，也跟電影的「懷鄉」主題找到對應的關係——當人類消耗太多精力，欲想不斷往前地探索宇宙之後，我們的終極目的地，仍然是自己的故土、自己的家園。

常聽到有人提出剪接在電影選擇、整理、調整局部和片段上的重要性，但塔可夫斯基更強調時間的自然推移、節奏的決定要素。於《雕刻時光》一書中，他便寫到：「與其說節奏是由剪接所決定，倒不如說它是由穿流過影片的時間所形成的壓力來定調……一部真正的電影，應忠實地在軟片上記錄超越畫面界線的時間，致使它宛若生命的持續遞移、變換，讓它一旦和觀眾接觸之時，便與作者分離，開始獨立自主地存活……我反對蒙太奇原理，這是由於它不容許電影在銀幕的範圍之外繼續生存，不容得觀眾將個人經驗加諸於眼前的影像，蒙太奇電影向觀眾呈現拼圖和謎語，讓他們解讀符號，並以諷喻為樂，一再地以其知識經驗為訴求」。因此，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很多時都會運用長鏡頭來創造一種特定的節奏，像《星球索拉羅斯》內的太空站環形走廊場景，通過跟時間同步的長鏡頭，令我們能身臨其境，感受如同男主角克里斯所體驗到的緊張或恐懼，並允許每一個人以自己的方式想象這些神秘與未知，一起地經歷著這些影像之形式和意義的變遷。

塔可夫斯基的所有電影，都需要我們結合人物所身處的周圍環境，去理解其深入內涵，這是因為塔氏會親自參與設計的場景，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信息，他對攝入鏡頭的每一件事物也可能與角色有著密切的隱喻關係，好比斯羅特的混亂房間佈置，即表示了其已快到達崩潰的邊緣，而男主角克里斯剛進入太空站時相對整潔的臥室，又反映出他的理性與情感之缺失。《星球索拉羅斯》至關重要的角色，是克里斯的「來訪者」，在她出現之前，電影有意用黑白的攝影來塑造一種冰冷真實感，可當「來訪者」如夢幻般地到來，畫面又轉成了暖和並帶點神秘的黃色調，暗示著男主角的情感復甦。很多科幻的作品都會涉及到人與非人的辯證，就像《2001太空漫遊》中的超智能電腦HAL 9000，卻比太空船上喪失了生命熱情之火的科學家更俱「人」的特性；同樣，《星球索拉羅斯》內的生物學家薩特瑞斯，仿似就只為研究工作而存活（通過其實驗室場景亦能透露出來），他最後的人情味，在對克里斯的「來訪者」表達公開敵意之時（不握手），也一併地消失了；相反，克里斯的「來訪者」——其死去的妻子哈莉，卻愈來愈呈現出真實的「人」味，當二「人」共同於鏡子前看著鏡內自己的虛像時候，仿佛也在心裡面疑問「我究竟是誰」，和「誰更像一個真正的人」？

重生的哈莉讓男主角放下了科學家的理性，逐漸變得感性，而克里斯有意識地埋葬的不愉快記憶，又被再度發掘出來，此一不同於史坦尼斯勞萊姆的原著，將克里斯的妻子之死放在後面交代的安排，就像先提出問題，再給出答案（而且是模糊的答案），達至了令觀眾/主角慢慢去拼出真相的效果，也使到人能反思與進入內心的過程出現。塔可夫斯基的《星球索拉羅斯》，更重要是在探索自己，卻非探索太空，所以，這電影避開了原著雄偉的結構、超現實的索拉力學（也是由於要節約拍攝成本），從而把目光集中在「人」的問題上。在有著地球儀（代表著家）的小型圖書館內（整個太空站只有這地方帶上溫暖的棕黃色調），克里斯與哈莉的「人性」，更是被凸顯了出來，他們看著Bruegel.Pieter的畫作《冬獵》，聯想到克里斯童年時於雪地的影像，與隨後象徵二人達至性愉悅高潮的著名「失重30秒」鏡頭，都表達了一種情感熱度的升溫，以及「愛」能衝破萬難的力量。

人類的生存目的，或者就是為了證明自己可以愛，影片《星球索拉羅斯》愈到後愈離開理性、自然的呈現方式，或原著的主題，進入了抽象、形而上的領域（因為對「愛」難以解釋）。克里斯行走在太空站環形通道內，被引入亮光中的一幕，就明顯俱有神聖的宗教色彩，儘管塔可夫斯基礙於審查的原因不能公開討論其宗教觀點，但他一直是名有神論者，傾向帶著廣義的信仰，相信「愛」是人類唯一的救贖（而不是科學）。至於多個哈莉與主角母親同時出現的場景，則表現了克里斯精神上的錯亂與痛苦，也在跟著的黑白夢中，讓我們瞭解到他一開始就缺乏情感的緣由；克里斯與其母親的關係，可以說是仿似親近又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她為克里斯清洗傷口的動作，和對他的溺愛，都使到主角內心產生了內疚感；這內疚，我們同樣可以從塔可夫斯基的日誌內發現得到，塔氏通過這令觀眾難懂的一段，反映出自己和母親的相處並不融洽，他因此產生的茫然，也被繼續帶到了其下一部，亦是最俱自傳色彩的《鏡子》之中。

電影《星球索拉羅斯》的結尾，克里斯好像回到了地球、回到了家園，可當我們看到他出發上太空前已點起的篝火仍未熄滅，看到本片開頭的黃色氣球仍未飄走，就不禁疑惑這究竟是現實還是夢。有一派觀點，認為克里斯根本沒有上過太空，但更合理的解釋是，克里斯眼前的一切，都是由索拉羅斯星的海洋或島嶼，根據主角的記憶所創造出來。不過，這「創造」偶爾也會發生偏差或缺陷（像斯羅特的「來訪者」），所以影片開頭那場突如其來的雨，被錯誤地複製在了屋內。當然克里斯現在看到的父親，亦是他的新「來訪者」，這「來訪者」猶如主角的分身，也如主角在鏡子中看到的另一個自己，他呼應了斯羅特所說的「人需要的是人」之深意，更提供了我們一個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

沒有太多炫目特效的《星球索拉羅斯》，一方面是由於預算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塔可夫斯基對於片中未來場景和純科技角度的描述缺乏興趣。此外，男主角克里斯被派遣至太空站的主情節，跟前面科學家們在聽取亨利·伯頓的報告後，決定終止探索活動的結論相違背，而電影跟小說相比，在介紹幻想或者後來說的「來訪者」時的科學邏輯也含糊不清。塔氏對敘事嚴謹性的輕視，反映了他志不在製作一部如對科學知識要求很嚴格的「硬科幻」類型電影，從某程度上，他甚至頗為抵觸快速發展的科技，和人類無度的開發，這跟他身處的國家有關，當時的蘇聯為了要和美國競爭，造成巨大國力資源的浪費，更令生態環境被嚴重地破壞。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即對於這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而在《星球索拉羅斯》中，也有牽涉到此話題，那表現冷漠的生物學家薩特瑞斯，代表了共產主義的唯物世界觀，他認為人類目標應該是研究自然、增長知識，而不能受情感的制約，但我們連自己這個世界還理不清，又如何可以去對待其它世界，應付與我們不同的外星智慧體呢？

隨著史詩般的《2001太空漫遊》，創新性地將科幻題材與古典音樂結合，《星球索拉羅斯》也引用到巴赫的序曲來為電影點燃了一把火；這音樂，相較於太空站內陰氣沉沉的隆隆聲或管風琴聲而言，是如此地暖意濃濃，它烘托出人的回憶，亦加深了人的情感，令克里斯在太空站內看到自己的家庭錄影片段，以及克里斯跟哈莉的「失重30秒」鏡頭，都顯得特別地深刻。於我看來，Bruegel.Pieter的《冬獵》和巴赫的序曲，一樣也在喚起人對過去的留戀、對家鄉的思念，它們如大自然的美麗風光、寓意著生命的本質，與無情的、冷酷的人類科技，或是阿提米耶夫帶著未來感的電子樂，明顯地對立起來。

飾演哈莉的Natalya Bondarchuk，那時候雖只有21歲之齡，卻成熟地演繹出整部電影中最富有情感的一個角色。此角色像一道橋樑，讓觀眾更真切地體會到本片要我們看清自己、接受自己的核心內容；用科幻做外衣的《星球索拉羅斯》，實質是人類對自身本質的疑問與覺醒，它從壓抑的冷戰時代中伸出頭來（這「壓抑」可以在密閉的太空站內、甚至是日本高速路上的漫長一段中體現得到），希望激發到人性能回歸。浩瀚無邊的宇宙，令我們更覺自己的渺小和脆弱，但這跟命運操縱下，愛與死亡的不確定一樣，它們不僅共同賦予了人類的真實性，也共同構築起，我們之所以能成為「人」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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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雕刻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