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2015

我很犹豫到底打几星。想了很久，还是给个两星吧。我实在给不了更高了，说服不了自己，至少是现在的自己。

朝圣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导演想拍纪录片，认认真真的拍一部客观真实的记录片，那我会给一个高分，因为他如实地记录了那部分藏民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这种纪录片就是历史。但导演很鸡贼，拍的是剧情片，不是纪录片，那意味着导演是要传达价值观的，导演是有表达诉求的。那么她想表达什么呢？

按照导演的说法，或者大部分人的解读表达的是信仰的神圣，和对纯朴生活的向往。藏民们坚持他们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去布达拉宫祭拜那个金碧辉煌的佛像，去冈仁波齐为了朝拜教宗教义里面那座山化身的神的寿辰。那是他们从出生起就被选择好的融入到骨髓里的生活方式，他们虔诚的坚守着自己心里的原则，虔诚的生活。说一句不敬的话，朝鲜的很多人也是如此生活的，出生以后接受了一套生活方式，很多普通的善良的人，也是一辈子忠心耿耿虔诚的生活着，时时刻刻心里都想着伟大领袖。区别可能就在于，一个是信仰几千年前一位伟人流传下来的至理名言，因为人数庞大而成为宗教，一位是信仰几百年前一位领袖的至理名言，因为闭塞，成为一个国家。但不管是片子中的朝圣者还是朝鲜人民，他们都在他们的信仰中获得了宁静，都在努力的按照圣人的教诲，服从，朝圣，获得幸福。我们其他这些人呢？也一样，生活中总有很多人活得很认真，他们和片中的朝圣者在信仰的坚持上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也是坚持着自己心中的原则。这些人每天投入在自己喜欢的生活中，身体疲惫，但依然也在朝圣。那么导演又何必单单把朝圣者拉出来作为卖点呢？生活中那些认真坚持着原则生活的人，哪个不是朝圣者？作者特别颂扬这一批人，让人觉得太浪漫主义了，消费着很多人对西藏的文艺情节，消费着西藏，消费着信仰这个词，消费着大家对逃离现实的冲动。信仰不仅是宗教信仰才叫信仰，信仰也不是异常艰苦的朝圣之旅就更加虔诚。对于信仰积极面对生活，不依赖诸神赐福的很多人，有原则的信仰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修养心性或者提升能力，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获得自己内心里的平和。这些人对生命对人生也是虔诚的。我不理解，这些虔诚中，难道朝圣就比较高贵，难道通过跪拜祈福，寄希望于神和宗教的虔诚就值得颂扬？

这又要扯到作者拍本片的另一个表达诉求的，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纯朴自然的生活的颂扬，仿佛去了西藏，仿佛有了宗教信仰，人类社会就纯朴了，人性就单纯了？这又是一个特别鸡贼的投机心里。这世界上没有世外桃源，这世界上没有不存在纷争的地方。人性如此，有善的地方就有恶。就算有这样一个纯朴的地方，你心之向往，那么就去实现啊。你去生活在那里，或者找一个能让你静下心来，感受到友善的地方去生活啊，就想很多人做的一样，隐在一个安逸的地方生活。但很多人并没有，离不开这个纷争的生活圈子，因为心里有太多的欲望，你受不了桃源生活里各种不便利和落后，放弃了那个世外桃源，选择了重重的欲望。但选择了欲望，还要贪心的想要桃源，而且回过头来说如果生活在桃源，那些不便利你都可以接受。哪来的好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况且，大隐隐于市，内心的平和，不是只有靠远离世事，逃离世界才能获得。片中任人物的平和，就比我们普通人乐观面对生活的平和高贵，值得颂扬？

片中朝圣的藏民们，从生下来就被环境影响信仰藏传佛教，他们有过其他选择吗？他们真的了解过其他生活方式吗？他们是了解完更多生活的样子之后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吗？不是，他们没得选啊。那这样的方式又哪里值得歌颂了呢？这和我们普通不朝圣的人的积极生活，面向现实的区别又在哪呢？这部片子不该得到这么高的称赞，因为它是剧情片，表达了作者对片中朝圣者的赞扬和肯定，但其实他们的状态和我们大部分不信仰宗教，好好生活，善良的普通人一样，没有谁比谁值得歌颂。甚至，有一点，我们这些普通人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几千年前一位思想者想出来的神身上，我们不寄希望于别人的赐福，更相信积极的面对生活，我想这样的方式更符合大多数人的选择。伟大的是人，是他们的坚持，无论他做什么，只要不伤害他人，伟大的是善良，无论他是在繁华都市还是苍茫原野。如果导演拍的纪录片，我会给高分，因为它客观真实的反应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有历史价值，也是面很好的镜子，让我们反思生活。但这是剧情片，这是有编剧，有虚构，有表达诉求的，有价值观传输的片子。导演消费了西藏，消费了藏民，消费了朝圣，消费了信仰，把生活换了身我们平常不穿的，破衣烂杉的打扮，来博取感动和眼球，这真的让人反感。

张杨是我喜欢的导演之一，当年，很多人都不知都市爱情片为何物时，他就拍下了《爱情麻辣烫》，这部明星璀璨的电影，连原声音乐都时髦动听，基本上就是滚石唱片的一张精选集，初中时在影院记住了刚刚出道的杨乃文和“星星堆满天”，一唱就是二十年。后来《洗澡》《昨天》等几部越拍越好，尤其《昨天》，毫不犹豫地给了五星，没有这个电影，我们对贾宏声的悼念会显得单薄和抽象。 这几年张杨有些低调，好像泡在大理等地，在“密谋”些什么，尤其是《飞越老人院》之后，就很少露面，直到他一口气拿出了《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两部片子，被震了一下，在大家都挤在北京忙着开发IP、忙着各种觥筹交错的项目和资本共舞时，他一头扎进冷寂与荒凉的边陲高原，像修行一样拍电影，朴实无华的电影，拍出了像心跳和呼吸一样的自然原色。 张杨真沉得住气，《冈仁波齐》开头，将近用了半小时，来描述藏族村民的日常生活，垒柴垛、烧火、煮饭、聊天，村前一幕幕大山环绕，时有风雪云雾，山下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几个村民不徐不疾地筹备粮食、工具，准备去拉萨朝圣。直到作为补给工具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出现时，朝圣旅途才有了苗头。 参与朝圣的人群也体现出一种接近真实的日常，有老人、小女孩、孕妇、残疾人，以及作为主力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匍匐在漫长的公路上，下跪，起身，又下跪，面色一样虔诚，动作一样认真执着，同时在路边垒起一座座大大小小的玛尼石堆，哪怕中途休息，一起搭建帐篷、烧火煮饭、吃饭喝茶、唱诗，都亲如家人，他们的世界简单自足，他们的内在纯粹认真，每个人都不会怀疑朝圣的意义。 《冈仁波齐》也许是公路片，因为村民一直沿着公路磕着长头，渐渐前进；也许不是公路片，它和我们理解的通俗意义上的公路片不太相似，太像一部朴素真挚的纪录片，没有任何渲染。这是去朝圣，是胼手胝足的神圣之路，它所面临的困难，不带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却一样扣人心弦，孕妇在途中生下孩子，青年人差点被坠落的山石砸中，老人在途中逝去，补给专用的拖拉机遭遇车祸，变成了没有车头的“人力车”，涉水过河大家依然匍匐着跪下去…… 朝圣就像一次茫茫大海上的摆渡，磕长头就像在驾驭航船，他们要不断奋力前行，通过这次旅程，把自己摆渡到心灵彼岸，神山脚下，沐浴美满的佛光。 我们距离拉萨有多远？坐飞机，可能也就三四个小时，坐火车可能三两天，从川藏线、滇藏线自驾前往估计一两周。可能对青藏高原周边的藏族群众来说，去一次拉萨，可能要一年半载，甚至更长，路途迢远，海拔随山势抬升，他们一路磕着长头，风雨无阻，膝盖、头颅、手心无数次撞击地面，用几乎蜗行的速度前进，每一步都不敷衍，每一个过程都不省略。 片中从芒康出发的这群藏民，在长达1200多公里的路程上，安静的行迹，就像一群无声的蚂蚁，可是再慢，也要前进，也要抵达终点，他们和沿途沉重的大货车、时髦的越野车擦身而过，和灯火闪烁的热闹城镇擦肩而过，和春天、夏天、河流、湖泊、雪山擦身而过，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分心，没有任何寒暑冷凉的理由能让他们停留。 看了《冈仁波齐》，对镜自照，有些惭愧，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经常会怀疑人生，怀疑活着的意义，怀疑上班工作的必要性，包括鱼叔，一天总有那么一段时间，要怀疑眼前各种琐碎，恨不得从躯壳里跳出来去远足。 片子里的藏族同胞显然没有这种困惑，因为他们没有太多超过生活本身的欲望和困惑，他们极具耐心，他们容易满足，安然过好当下生活，带着纯净的心愿去朝圣，生死在天，不尤不怨。 很少有导演以这样“吃苦”的方法拍电影了，尤其华语导演，张杨这种行事方式让我想起喜欢的德国导演赫尔佐格，他说“我是一个奇怪的生物，沿著生命不断向前，在身后的沙子上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就是我的电影。”张杨身上也有类似属性，不满于既有现状，总想走不同的路。 透过《冈仁波齐》，张杨对电影的迷恋，对生命的热爱，似乎正在朝一个静谧、内敛的方向聚拢。再等一等，也许张杨更好的作品又会“突然降临”，镇住我们。

前段时间，在即刻视频拍的短片中，我回答了一个和电影有关的问题：怎样看经典电影？我的回答是：三个“不怕”。 不要怕经典，不要怕剧透，不要怕自己的直觉。 不要怕经典，经典其实并不遥远，并不高深，一部电影能经过时间的筛选留下来，恰恰因为，它和我们有着密切关系，或者生活，或者心灵。 不要怕剧透。一部电影，是不可能被剧透的，好电影尤其是这样，有多少次，我先看了最完整的剧本，都想不到最后拍出来的电影是什么样子。剧透反而会帮助我们对一部电影了解更多。 不要怕自己的直觉。专家说什么，影评人说什么，不重要，自己看到的，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最正确的，最珍贵的，也是对一部电影最好的回馈。 其实，这也适用于所有的电影。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看，不要怕它影响到自己，不要怕自己的直觉“不对”。 对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也是这样。我想用它做样本，说说我是怎么看这种似乎很不简单的电影的。

▲《冈仁波齐》的导演张杨先生，他之前的作品有《爱情麻辣烫》《洗澡》《昨天》《落叶归根》《飞越老人院》。 这是一部用纪录片手法拍出来的故事片，但它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十一个藏族人，从芒康出发，走了两千多公里，去拉萨和冈仁波齐山朝圣的事。 听起来似乎很让人害怕，怕它沉闷，怕它乏味，怕它艰涩，怕它不够“好看”。 不用怕，它很好看。 先看故事和画面。 的确就是十一个藏族人朝圣的故事，这十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分别属于好几家人。故事发生的这一年是2014年，是藏历马年。

▲出门朝圣前，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这是朝圣者用羊皮制作围裙。 在藏传佛教里，马年是释迦牟尼降生和成道的年份，也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这一年里，诸神都会聚集到冈仁波齐。 平常年份，朝圣者来此转山一圈，可洗尽一生罪孽﹔转山十二圈可免地狱之苦，转108圈今生成佛﹔而在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转山一圈，则可增加一轮十二倍的功德，相当于常年的十三圈。 这十一个人，有老人，有孕妇，有屠夫，有残疾的小孩，他们就风尘仆仆地上路了。 一路上，他们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有人被山石砸伤，孕妇生了孩子，一路上，他们还不断遇到当地人和别的朝圣者。

▲在路上，朝圣者遇到了一家人，他们正在集全家之力盖房子。 最后，他们用了一年，到达了拉萨和冈仁波齐山，去了布达拉宫，也在冈仁波齐转了山。所有的心愿都得以达成。

▲一步都不能少。 看起来很像纪录片，但看到一半，就会隐约觉得发现，它是有故事的，是对素材有过筛选和调停布置的，毕竟，一趟现实的朝圣路，未必恰好能发生那么多事，而一旦用电影来讲述朝圣，必须要对事件进行集中。 这种隐隐约约，似有还无的故事，我很喜欢。 这一年时间，他们走了两千公里，经历了四季，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发生变化，雪山，草原，油菜花地，被桃花杏花围绕的小村庄，绿树招展的夏天。

▲电影中景色的变换，说明了他们朝圣所用的时间。 这些画面，我也很喜欢。 这都是我们未曾经历的生活，未曾经历的画面，本来完全可以用特别的光影技巧，拍得像油画，像明信片，本来完全可以极力放大。 但张杨导演，用过一种并不张扬的态度，拍下了这些画面，似乎不很在意，似乎漫不经心，这些画面，又美，又轻松，又不用力。这种姿态，我也很喜欢。 再看信息量。 我常年生活在西部，我家距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只有三百公里，距离青海、四川和西藏，也并不很远，我也有很多藏族朋友，跟他们有很多来往。 所以，我一直想看到一些很踏实，很少抒情和编导介入的藏人生活记录，书，电影，都可以。有丰富的生活细节，有生活气息，不装神弄鬼，不自我感动，只要有未经污染的信息就好。 尤其是对朝圣，我更是充满好奇，那些朝圣的人，都从哪里来，他们这样走一趟，要做什么准备，要经历什么，会不会得关节炎。 《冈仁波齐》用庞大的信息量，满足了我所有的好奇心。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细节。 出发前，他们恰好在过藏历新年，大家忙忙碌碌地准备新年要用的东西，在客厅里挂出收藏的唐卡。新年那天，聚在一起庆祝，还会互相串门。

▲过藏历新年，也需要准备很多吃食。 即将出发前，他们砍木头做护手板，到集市上去买胶鞋，我也由此知道了，在芒康，一双胶鞋的零售价是45块钱，如果买得多，算批发价，就是35块钱，他们一次买了十二双，到了拉萨，他们又买了一次鞋，这次便宜点，批发价是30块，他们买了二十双，一共600块。 在路上，他们多半是吃肉，用小刀切下来，分给大家。为什么不吃蔬菜？因为蔬菜很贵。 一般不会住旅店，事实上，这一路也没有那么多旅店。他们都是搭帐篷居住，每到黄昏，遇到比较平坦的地块，他们就开始搭帐篷了，男人一个帐篷，女人一个帐篷。电影里有搭帐篷的全部过程。 他们用一辆手扶拖拉机，拉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包括搭帐篷用的东西。快到拉萨的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被一辆面包车撞了，车坏了，他们只好丢掉车头，由男人拉着车厢继续前进。

▲男人们很自然地担当起一路上最辛苦的工作。 路上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晴天，就在晴天行走和磕长头，雪天，就在雪地里行走和磕长头，遇到水洼，如果是绕不过去的，就在水洼里磕长头。车坏了以后，情况变了，男人们拉着车厢先走个几百米之后，把车厢放下，折返，回到起步的地方，磕着长头走到放车厢的地方，再拉着走几百米，再回到起步的地方，继续磕头。 总之，不能漏掉一步。

▲无论下雨下雪，都不能停止磕长头。 老人是团队里最受尊敬的，他们主持每天的聊天，祈祷，解答年轻人的困惑，睡在帐篷里比较好的位置。他们是没有头衔的神职人员和心灵导师、调解师、气象观察员（因为他们经历过足够多的气象周期）。

▲老人是朝圣队伍的灵魂。杨培老人手持转经轮，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故事并不复杂，加上张杨导演用的是纪录片的手法，人物永远在中景和远景的位置上，有一种淡漠和疏离的感觉。但信息量并没有减少，这些信息，就藏在所有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里。 能够看到这些，我心满意足。 往深一点，还可以有深层的联想。 看《冈仁波齐》的时候，我想起的，却是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

▲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封面，李文俊先生翻译。 小说主人公是农妇艾迪·本德伦，她有丈夫，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是家庭的核心。故事从她的去世开始，弥留之际，她要求丈夫安斯把她的尸体运回到杰弗生，和娘家人安葬在一起。 杰弗生并不远，就在四十英里之外，但这趟路，她的家人却走了十天，经历了重重磨难，他们遇到了洪水，洪水差点冲走棺材，拉车的骡子被淹死，他们抵押了财产才得以继续前行。最终，大儿子失去一条腿，二儿子疯了，三儿子失去了辛苦工作买来的马，女儿被药店伙计诱奸，艾迪·本德伦的丈夫本德伦先生遇到了一个女人，娶了她当新太太。 《我弥留之际》，用这样一趟返乡之旅，映射的是整个人类苦难重重的生活。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结尾之一：“他们在苦熬”。

▲电影《我弥留之际》，詹姆斯·弗兰克编剧、导演、主演。2013年上映。 《冈仁波齐》拍的是朝圣，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对人们生活的映射。张杨导演，显然是想用这样一支小小的朝圣队伍，来容纳尽可能多的人生样貌，尽可能多的生活形态。 他在影片开拍前，有这样的要求： “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50来岁、成熟稳健、类似于掌舵者身份的一个人，他会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

▲《冈仁波齐》人物海报。 他们在朝圣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事，出生，死亡，受伤，不厌其烦地扎帐篷，100万次匍匐，每天的聊天和祈祷，其实也是人类都会遇到的事。 在预告片里，老人对女儿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也是因为，朝圣磕头，其实就是经历浓缩的人生。 拍摄团队的经历，也像是一次朝圣，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11月底，拍摄团队一整年都待在高原，朝圣的人经历什么，他们也会经历什么，许多拍摄地，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缺氧，寒冷，他们都要一一经历。 在《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我对这一切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演员是怎么选出来的，有着什么样的设定，承载着什么样的任务，在拍摄过程中，所有人又经历了什么。

▲ 张杨团队的工作照。 朝圣、磕长头，是苦行，苦修，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苦行苦修呢。每天高峰期挤地铁，每天四五个小时的通勤，加班，耗尽全家所有积蓄、借遍亲朋好友的钱来买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变成行贿高手，又何尝不像是在磕长头。 就像《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神山圣湖并不是重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信仰，生活，爱，可能是一件事物的三个名字，是一个事物的三个面相。其实，你我都有各自的冈仁波齐。

我要是说我看完电影不记得里面的人物名称，也不太记得剧情，甚至台词也没听懂一句，却看见了信仰，也不知道会不会被骂。

其实电影里面好像说的是藏语吧，反正就是没听懂一句，但是通过字幕还是能了解一点，他们是在讲信仰。其实要说片子好不好看，这还真的不好说，你说我连台词都听不懂，我要是说好看，也无人会相信吧。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有着特殊的地域文化的片子的，尤其是看到他们的信仰，我在想我的信仰是什么呢？也许是那个被我当做明星一般的人，也许是他讲述的道理?总之我开始寻找我的信仰，那么你呢？

“我们念经吧。”

这句话许多次地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在普拉村每一家人的屋宅之中，还是在一千多公里的朝圣路上。

对许多都市人来说，禅修、念经、打坐、吃斋，做瑜伽，成为了逃离快节奏日常生活的一剂灵药，然而同一套看似相同的语词，在藏人那里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行为属性——因这一切仅仅只是日常，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额外的选择，他们的生活之简单甚至简陋到，楼宇中的你不会真正愿意去亲身触碰。

当我们曾经在明信片或电视荧屏上欣赏到冈仁波齐的景色时，定会感叹青藏高原的神秘旷美，曾几何时那就像吹入双眼的一股清风，也许真能比中央空调所制造的冷气更多那么一丁点儿关于世界的幻想。可是，自然地理的实存，以强大的方式支配并决定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世代居住并臣服于巨大的沟渠与难越的险峰，在这种时空维度内的安身立命，其实是当代都市人概念中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真实界。

念经是一种几近沉默的自我对话方式，影片中的对话非常少，日常话语的内容也非常简单，念经几乎成了他们每天发声最多的部分。每重复一次经文，每数动一颗珠子，都是用来与青藏高原独特的生存条件所相容相洽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同自然争论，只需在经文的护佑中让自己安于这片土地。宗教在这种语境下，其实已进入到日复一日捏糌粑的过程中，日复一日砍木柴的过程中，进入到路途中无数个叠起的尼玛石，进入到不断交替袭来的苦难与快乐，进入到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生与死的过程里。“我们念经吧”，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仪式、一个偶然的选择，它与那令人摒息的地理环境一样，成为了数万个生命举动背后那唯一的意义。

张杨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在《冈仁波齐》中，将藏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细节提升到“神圣显示屏”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大量描绘朝圣之前的生活段落中得以窥见，普拉村4个家庭的12个人物，一位寄希望于来世的老人、一位随时可能分娩的孕妇、一个想赎罪的屠夫、一个纯真坚韧的小女孩、一个想了却舅舅心愿的中年掌舵人……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命运走向就是讲故事的人希望抓到的一切，这也是这个电影几乎不需要剧本的原因。

影片的开头，张杨花了大量笔墨拍摄村里的日常生活，砍柴、做饭、缝补，在这些日常之后，似乎随着即将到来的朝圣之事而加入了一些更多的环节：去批发买鞋、砍制手板、制作糌粑，缝制牛皮围裙，冬季的村落忙碌起来，在袅袅的炊烟蒸汽、气息浓郁的青稞酥油、被擦拭干净的铜质器皿和厚软的毛皮织物间，一个流动而紧实的普拉村大家庭以一种全然真实的动态，近距离展现在我们的感觉系统面前。

张杨被这些极易被奇观观看者忽视的日常细节迷住了，他曾经甚至有过一个想法，就留在那个村子里，只拍摄这些藏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村子的一年四季，完全可以不需要“上路”，也能拍出一部好电影。但这些“真实的演员”，这一次，命运还是驱使着他们和张杨的剧组一起走上了朝圣之路。

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主角存在，所有人都是主角，这些朝圣者每个人各自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的问题，群像不是缺乏重点，群像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一”，12个人的命运，生老病死，除了老人最后的死是导演虚构的设置外，其他几乎都是真实的自动呈现。而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真事，完全契应了张杨最早的设想，那位孕妇出发没多久就分娩了，剧组拍摄到了整个生产的全过程，而这个婴孩丁孜登达，也可能成为了电影史上最年轻的演员。

生孩子、腿受伤、车头被撞坏，遭遇雨雪，都不会让他们折返放弃，他们只需稍作休整便能继续上路，在磕长头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同问题，“磕头长见识”，而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在朝圣路上时常发生的事，没有预设，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捷径，这些困难，最后对他们来说被转化了，困难不再是困难，而成为了加持朝圣之路的美好的经历，在齐心将其度过的过程中。

影片中出现过几次轻盈而精巧的情绪释放，比如车坏了之后，男人们辛苦地拉着半截车上坡，然后再折返重新磕头，以此重复，看得观众心里都揪了起来，不忍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倒霉”那么“苦”，不过，他们在上坡拉车的过程中，共同唱起了一首歌，越唱越有力气，越唱笑得越开，直到到达下坡段时，他们像小男孩一样欢呼地顺着破车乘风而下。

另一巧妙的段落是众人遇到大水塘时的那场戏，见汽车驶过所溅起的水花，他们脱了外衣，磕着长头淌水而过，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乐坏了，这严肃的磕长头在这一看似障碍的环境中闪射出这些藏人的勇气、轻松与纯真，以及隐藏着的一个深刻却简单的道理——很多困难，你以为是要命的大河，不敢触碰，其实你去经历去直面了就知道，原来它只不过是一滩小水洼。

这种在戏剧阵势上起伏极小但在心理释放度上却极高的处理，实则难能可贵，张杨深谙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提炼诗意和哲理，朝圣作为一条道路（path），它最终要通向某处，佛法有“烦恼即菩提”，我们要找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我们鼻尖处的日常尘世。回到影片中的一幕，朝圣者们的帐篷在大雪中，似乎正与冈仁波齐山神貌相合。

张杨专访

Q：在《冈仁波齐》的朝圣队伍中，有一位屠夫，在您同期拍摄的另一部电影《皮绳上的魂》中，主角是一个猎人，他们都与某种杀生的形象有关，您为什么会对这一形象感兴趣？

A：屠夫在西藏的牧区是一种常态，《皮绳》里的那些演员的父辈一代几乎都打猎，每家人都要吃牛吃羊，需要去杀，只不过每一家只选一人去做这件事，比如父亲去杀，母亲和孩子就不碰了，因为藏人对杀生还是十分敬畏的，他们会通过念经或一些仪式去不断地为这种生存方式进行赎罪。在《冈仁波齐》中，每个人的个人身份、家庭关系都是真实的，这个屠夫在村里地位不高，他的妻子虽然容貌姣好，但家里是瘸腿的弟弟主持，所以他也想通过朝圣，一方面进行自我的赎罪，一方面也想借此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而且通过这一次朝圣，他还能挣回点钱来，这些都会给他带来非常具象的改变。

Q：电影中孕妇分娩的段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电影剧组是如何找到她并与她的家庭沟通的？

A：其实生孩子这件事，在朝圣路上不是特例，而是比较常态的事，我之前在路上看过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就这样睡在拖拉机上，四个月大，牛皮包着，于是我们相视而笑，这就是我想要的。然后到了普拉村，居然正巧有一个孕妇，我就跟她聊了聊，表达我们随队会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保护，这对夫妻也很理解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后来问她怀孕几个月了，她说不知道，她们根本弄不清，我们上路之前，带她去医院做了个B超，其实那会儿已经8个月了，后来出发没多久，一天晚上就分娩了。

Q：片中唯一的虚构情节——老人的去世，是路上临时决定的还是之前就确立好的？

A：其实在找到普拉村之前，我最早就这么构想的，一生一死，这个结构是必须要有的。这些人物后来都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了，特别巧。其实之前也有多种可能性的考虑，比如是不是要有一个主人公，但最后反复思量还是没往那个地方走，因为一旦有主人公了，你就要用劲，你就好像非要在他身上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就要编了，编的太多，我就觉得不好。

Q：您拍摄了非常多的朝圣队伍在上路之前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独特的用意？

A：这也是电影里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分，最早的版本里，这部分内容其实有近50分钟之长，就是普拉村里冬天的日常，藏历新年、赛马、上山砍柴等等，某种意义上我喜欢这样日常的状态。我当时曾经还有过一个想法，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后，我和摄影师说：“也许咱们不用上路，不用去拍朝圣了，咱们就村里待上一年，就慢慢看春夏秋冬，看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变化，肯定也能拍出好电影”，当你安静地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意思的不是戏剧性的大起大合，其实就是日常的四季变化，通过这样一个村子，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生宽慰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整部片子里尽量多地展现村子里的日常。哪怕上路了，磕头也已经很仪式化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日常，藏人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都是简单的事情重复重复重复，上路朝圣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日常。这是整个电影一个最基础的态度。当然或多或少，作为导演我也很清楚，里面偶尔还是要在对的地方加入一些戏剧的东西，做得紧张一点，小的高潮的段落，但只能是相对性的，不能用力太大。

Q：影片中露出过几次现代生活的银色瞬间：村里的晚上忽然来电了，电灯亮了，原来他们村里是有电的；一辆现代的汽车撞坏朝圣者的车；快接近拉萨时，朝圣者们用一台银色山寨苹果手机给家里打去电话。就您跟藏人多年的相处生活经验，您觉得他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是怎样的？

A：你说的这些影片中的瞬间，其实也来源于我们实际的观察，尤其住在他们村子里的时候，感触很深，其实现代的东西他们都有，手机、电视、太阳能，但我们发现藏人基本不看电视，手机每家是会有一个，但用的比较少，直到今年，晋美才学会用微信传照片给我，之前完全不会，手机主要就是用来打电话。你会觉得，虽然有了这些现代工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半牧半农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没什么变化，他们自给自足，物质上会有需求，但没有什么过强的欲望。片中有一家我记得后来还真背回去一个洗衣机，他觉得洗衣机好像是需要的，还有生小孩的这一家，父亲回去后想做一个旅店，就在318公路边的村口那儿，几个床位的那种，因为他们在路上的经历打开了一些眼界，回来后思维上会有一些变化。

Q：这群素人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给留下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A：他们有过两次停滞，就是觉得好像不能拍了。特别是在拉萨那场戏，他们在布达拉宫边上磕头，之前一路上他们也习惯了拍电影的那种一次两次重复拍的模式，但在布宫那次拍到第三遍，他们突然不干了，因为旁边的藏民吐他们唾沫，他们逆时针往回走了，其他人就觉得他们犯了忌讳，他们内心感觉受到了侮辱，那天后来咱们就不拍了，回去休息聊天了。在那一刻，他们在演真实的自己，所以那唾沫真的是吐在自己的心上，这造成了一种身份的冲突，而职业演员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后来生小孩的一家的舅舅是小昭寺的喇嘛，喇嘛劝他们：“你们可能没意识到你们其实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他们才放下这种焦虑。

Q：你觉得汉族导演拍西藏和藏族导演拍西藏有什么区别？

A：藏族导演怎么拍都对，汉族就有可能会不对，角度、分寸就变得很重要，猎奇的东西我们坚决不要，你必须深入到真实的里面去，你才敢拍，你连这个都做不到，说实话你根本就不敢拍，对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地域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话，是根本不行的。

Q：20年前您在拍《洗澡》的时候就已经展露了对西藏的某种情节，到如今拍完《冈仁波齐》，你觉得在这个跨度里，西藏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A：这么说吧——西藏，它总是勾着你。前面去过那几次，你心里就知道，你会再去的，如果你是个作家、一个音乐家的话，你的笔触当时可能就已经流出来东西了，但一个电影导演，心里暗暗知道，早晚有一个电影会诞生出来。

Q：您以后的创作会只专注于西藏题材么？是否会回归都市类电影？

A：像《向日葵》《洗澡》这类都市题材的电影，我还是会去做，因为这还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目前这个阶段，只是把你灵魂里的（西藏）这一部分呈现出来，人总是在不同时期会触及到不同部分。

Q：非常期待，也让我们觉得难得可贵的是，您在创作和体验上的无分别心，在某一种特定的形式中可以关照到普遍的问题。

A：《冈仁波齐》其实曾经还剪过另外一个版本，结尾的冈仁波齐天葬台，镜头一切，回到普拉村，清晨，和影片的开头几乎是重复的，尼玛扎堆点酥油灯，念经，斯朗卓嘎几个人把牦牛牵出来，然后上山砍柴。这可能是我觉得真正的“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结尾，其实关键就在于，在日常和神圣之间，你怎么去建立这个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