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世界知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2011年可谓满载而归:其小成本新作《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以下简称《别离》)继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之后,又击败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而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最近亦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荣誉收入囊中。
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别离》的故事,似乎更像是从伊朗日常生活中截下的一个断面:为了女儿的教育而打算移居国外的中产阶级夫妇在成功申请签证之后却发生了分歧,决心离开的妻子西敏拗不过坚持留下来照顾患老年痴呆症的老父亲的丈夫纳德,也无法凭借法律程序带走女儿特梅,只得以分居相抗衡。这场别离令纳德陷入了接二连三的困局——因无暇照顾老父而不得不雇佣瑞茨做保姆,后又因瑞茨擅离值守而在盛怒之下将其推出房外,终被后者以暴力致流产的罪名告上法庭。故事原本简单而琐屑,却在导演匠心独运地将“真相”悬置后而变得充满张力,如同一座以谎言搭成的精巧迷宫,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却都无法找到出路。
这部可谓大获全胜的伊朗影片看起来“基本上无害”,然而柏林电影节的评审之一、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因被伊朗当局监禁而导致的缺席所引起的声援浪潮,却也令《别离》的获奖多少染上了一些暧昧的政治色彩。此外有趣的是,曾因发表支持帕纳西等人的言论而面临禁拍危险的法哈蒂, 在获奖之后表示自己“只是个拍电影的,更情愿在不冒险的情况下自由创作”,并在谈及审查制度时说“我们也学会如何避开一些题材和内容的陷阱,如何在挑战官方的底线时又能说服他们过审”。而在另一次访谈中,法哈蒂的回答更像是别有深意:“当我拍摄电影时,我会预设我的观众像编剧一样聪明,能够看出其中的复杂性。”显然,导演在此有意地主导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地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严苛的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现实处境的隐喻:“外部世界
消失”的现实
“现实性”似乎是导演为本片选取的最坚定不移的地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实”在此有着一个特殊的伴随物,即封闭空间。导演法哈蒂似乎钟情于将故事封闭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别离》的主要场景都是室内,而在室外的场景中,人物也更多地被放置在汽车这样一个狭小空间之内,或者用主观镜头进行限定。这种倾向首先与出身于舞台指导专业的导演法哈蒂的剧场经验不无关联——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这部实景拍摄的电影中压抑封闭的场景与剧场的相似性时,法哈蒂坦陈自己虽然试图将电影和剧场分开来,但是确也从之前的剧场经验中受益良多。
然而,除了服务于戏剧冲突与现实性的功能性作用以外,空间的封闭在本片中仍包含着另一个效果,即内外部的分离。影片的起始段落令人称道地借一场激烈的争执交代了“别离”的起因,却也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外在环境的表现,同时尽管从对话中可以得知冲突的焦点在于西敏的离开,但又无从得知她究竟是要去哪里。法官的一句问话“难道你的女儿生活在这个国家就没有机会吗”得到的回答是“作为母亲,我宁愿女儿不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而“这种环境”是什么却无法从西敏的回答甚至于整部影片中找到明晰的答案。在此,“外部世界”诱惑着西敏,并间接导致了两个家庭的冲突与分裂,但就其自身而言又十分面目不清。
可以说,《别离》意图呈现的伊朗现实,是一个“外部世界消失”的现实,然而伊朗所面对的国际困境却令这一选择显得颇为刻意。事实上,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孤立”便始终是描述伊朗国际局势的常见词汇。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同属伊斯兰教,以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很难在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世界寻找到盟友——在逊尼派穆斯林眼里,什叶派俨然与异教徒无异,而这种对立近年来在西方势力干涉下被不断放大,也已不再仅仅是“教派之争”能够一言蔽之的了。带来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接受了伊斯兰教却没有改变民族特性的波斯人之间的对立,也是使伊朗深陷“孤立”的原因之一。片中的一个细节颇可玩味:特梅在回答父亲纳德的口头听写时,按照老师所教答出了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纳德立刻纠正为波斯语,并且告诫特梅“错的就是错的,不管是谁说的”,对于女儿抱怨“老师会扣分的”也坚决回答“就让她扣”。纳德的固执无疑激活了一个事实,即中东地区所有阿拉伯国家尽管方言千差万别,甚至很难互相理解,但其书写文字是统一的阿拉伯语;与此相对,伊朗的波斯语虽然是以阿拉伯语字母拼写,且词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阿拉伯语,却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种。另一方面,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和巨大的石油储量使伊朗在近代以来成为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冷战时期巴列维王朝强烈的亲美政策也很快被意在抵抗西方文化的伊斯兰革命所逆转。自1979年至今,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始终未能得到缓解,也与阿拉伯世界扞格抵牾,处在一种双重孤立的状态,而近几年的“核问题”更使这一问题白热化——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别离》中不断出现的禁闭空间,以及“外部世界”的模糊不清恰恰可被看做是伊朗现实处境的隐喻。
黑色罩袍:最标志性、最凝练
动人的影像之一
此外,可能没有人不注意到瑞茨的穿着——那反复出现的、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的一袭黑色罩袍,无疑是本片中最具标志性、最凝练动人的影像之一。然而稍加留意便可看出,尽管都头戴头巾,瑞茨和西敏的戴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任何公共场所,瑞茨都是以黑色头巾辅以黑色罩袍为主要穿着,头巾将头发与颈部完全遮住,罩袍则或者用牙齿咬住或者用一只手揽在胸前(只有第一天在纳德家做保姆时因为需要活动而稍微有异)。相较之下,西敏的头巾显然更为艳丽、多彩一些。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规规定那样遮挡头部和颈部,而是将头巾松松地搭在头上,额发有时甚至脖颈被露出大半部分——这一细节显然是两人身份的直接指涉。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女性的头巾有着非常具体而复杂的历史,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头巾穿戴方式也大有不同。以伊朗为例,佩戴头巾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才成为一项法律规定、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在实施当中,尤其是近几年里,完全符合要求进行穿戴的往往是如瑞茨般的下层阶级的女性,而一些相对西化的、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以一种如西敏那般模棱两可的方式佩戴。这一有意为之的细节有时甚至承载着结构性的作用,如瑞茨央求西敏以及瑞茨家中的谈判这两个关键性段落之间的衔接,便是靠剪辑西敏和瑞茨佩戴头巾的镜头而完成的。
标志阶级分立的二元结构并非只存在于这一处。如果将一头一尾两个在法院离婚的段落去掉,便会发现故事事实上是以纳德家的分离为始,以瑞茨家的变动为终的,两个家庭的场景显然将下层阶级家庭与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对比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镜头跟随着西敏在纳德家内部穿行,在交代几个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同时,也看似不经意地扫过家中的陈设,钢琴、电脑、曲谱、客厅大量的绘画与贝多芬胸像、干净整洁的厨具等,无一不暗示着纳德与西敏这对夫妇的社会身份。而结尾段落哈德特与瑞茨家一幕中,画面中所充斥的则是低矮的沙发、剥落的墙皮、简陋的茶具以及肮脏的厨房。
“抗暴”情节:藏有一个陈旧的
阶级故事
此外,这种结构也同样延伸到了伦理层面。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地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地发誓却又一次次地说谎。而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在影片中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但这次我不会就这样算了。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地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阶级”这个听起来抽象而冰冷的概念在当今伊朗社会中却是极为具象化和现实的。自平民出身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之后,曾被悬置的阶级问题便逐渐显影。一方面,内贾德所大力推行的倾向于平民阶层的政策使其获得了不少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为了与西方对抗而采取的封闭、高压的文化政策亦引起了大量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不满、逃离与对抗。2009年所谓的“绿色革命”便是其直接结果:内贾德以62.63%的票数连任的结果,引发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的不满,后者以选举存在严重舞弊问题为由要求重新选举。大批民众以“民主”与“自由”为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并且都佩戴绿色头巾、丝带等表示对穆萨维的支持(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这场运动从德黑兰开始,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受到了海外伊朗侨民的声援,声势极为浩大,甚至被国外媒体以颜色革命来命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反政府群众运动虽然以“人民”为名,但其参与者实际上是以善用网络媒体的中产阶级为主的——这多少暗示着在影片“抗暴”的故事情节背后,恐怕仍然藏有一个陈旧的阶级故事。
个人选择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两个家庭/阶级之间的沟壑最终在两个女孩之间阴郁的对视中失去了所有修复的希望。如果说,瑞茨家的悲剧仍旧是那个被压迫阶级的老故事,那么故事的新题似乎指向了伊朗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与逃离的不可避免——影片起始处半真半假的离婚诉讼最终演化为难以挽回的无奈结局。纳德与西敏的分歧无非去留问题,即究竟是要留下来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还是应该为了让女儿得到西式的教育而抛下父亲。这里,父亲与女儿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许多评论甚至导演本人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有趣的是,在第一场离婚诉讼中,西敏反驳纳德“照顾父亲”的理由时,说道父亲已患老年痴呆症,根本不认得儿子,然而随后在纳德家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纳德父亲有预感般地握住西敏的手不放,并且不断呼唤着“西敏”——显然他虽已神智不清,却仍然是认识西敏的,而恰是在西敏离开之后,老人才开始小便失禁,话也越来越少直至几近失语。另一方面,坚持着“只要我认得父亲就行了”而留下的纳德,也不得不选择对外部的双重拒绝(西方/阿拉伯),同时在与瑞茨一家的对峙中曾经拥有的女儿的信任也一点点地消失了。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好评度最高的影片。很难想像这是一部成本不到30万美元、N多禁忌不能拍、经历层层审查后的伊朗电影所取得的成就。
故事讲述两个伊朗普通家庭的一场官司纠葛。两个家庭中,一个是代表精英阶层的中产阶级,一个是代表普通劳众的平民阶级,这正是伊朗社会的典型代表(也通过女儿Termeh背诵的伊朗历史点出)。4个中年人,其实都是诚实善良的人,但生活阅历、教育背景、信仰、价值观等的不同,使得他们在面对一场意外的悲剧时,形成了两败俱伤的无解局面。导演以客观的视角,不对任何角色赋予褒贬色彩,而用手持摄影机真实记录事件经过。片名中的“分离”(separation)表面上指男女主角的分居和离婚,寓意则是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裂痕。这类似于《撞车》(crash)。
如果说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话,本片更大的贡献则是反映了很多伊朗社会独有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宗教(伊斯兰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困苦的Razieh是里面最虔诚的教徒,从打电话咨询为陌生老人换裤子的禁忌,到每次出门或遇到陌生男子下意识的裹头巾,直到最后因为怕遭报应而不敢对古兰经发誓,她最大限度的恪守着宗教习俗。可以说她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精神上是有依靠的,虽然这种信仰可能会为她带来种种不便乃至厄运(她甚至说过死了小孩还是其次,关键的是自己被诬陷偷钱,这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而受过更多教育的Nader则有着更多的理性判断和法律意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他选择了撒谎而自保,尽管这在伊斯兰教中是重罪。这使他显得圆滑,但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原则;他一直不肯认罪或私了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对方的指控充满漏洞,他无法相信自己的一推真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事实上,如果再联系到Simin和Houjat,可以发现女性的宗教意识更强,男性则更加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最后女儿Termeh的决定可以说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同样的,导演对此不置可否。
顺便说一句,如果伊朗的劳苦大众真的如片中那样信仰坚定,那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可怕的。在极权主义当道的伊斯兰国家,这种宗教狂热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片中所有演员都表现极佳。四个主角就不说了,其它像什么老年痴呆的父亲,调皮捣蛋的小萝莉,都是亮点。所以他们以团体的形式分获了柏林影帝影后。饰演Termeh的演员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前面一直不温不火,但最后法庭上当场飙泪——原来也是演技派啊。
《一次别离》是由阿斯哈·法哈蒂执导,蕾拉·哈塔米、佩曼·莫阿迪、萨蕾·巴亚特等人主演的剧情片。于2011年2月15日德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流产的女钟点工等诸多问题,他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
由于伊朗的社会背景和宗教历史,他们的电影大部分都没有繁复的情节设定,看似简单却有着强烈的人文意味。平淡和纯粹是伊朗电影的主题,《一次别离》就是将这两点发挥到极致的电影。
西敏为了自己的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离开伊朗,可纳德还有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需要照顾,两人闹上了法庭。纳德不得不雇佣女工瑞茨照顾父亲,可瑞茨却对父亲疏于照顾,更将他绑在床头,愤怒之下,纳德将瑞茨推出了门外,却意外引起瑞茨流产。因为这次的意外,瑞茨一家和西敏一家纠缠在一起。
通过两个家庭的故事,电影揭示了伊朗的教育、宗教、阶级、性别等等问题,甚至探究到了人性深处。两个家庭之间的问题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信仰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对人性的剖析,信仰的刻画,让人忍不住叫好。想必这也是它席卷了国际电影市场,并获得了一连串的褒奖的原因吧。
一、译名的“分离”
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译成“一次别离”似乎是欠妥的,个人觉得译成“分离”或许更为贴切。一来,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A Separation 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二来,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别离”并没有太多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分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试图通过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示出这道分野与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与精英的分离
纳德和西敏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一反惯例的是,在离婚的当口上,西敏依然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是何种环境,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而纳德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祖国。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颇有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Termeh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选择离开的大可自由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为僵硬而强大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三、 民众与精英的分离
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而这也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 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在纳德和西敏的对白中,有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两相对照,区别立现。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 normal class)。”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他情绪失控,他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另一边的纳德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分离——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分离。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无比精确的社会速写。
四、 道德与现实的分离
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分离的肇因。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离
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她们被迫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六、纳德与西敏的分离
纳德与西敏的分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影片最后,阿斯哈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所有的“分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分离
好玩的是,对于大陆电影而言,最后还会多出这一层面上的分离。那些老是把怀才不遇归咎于投资匮乏的苦主们可以闭嘴了,人家这部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分离》才花了不过区区30万美元,这点钱都不够国内某些豪华烂片做宣传的,用来雇水军在网络上刷分可能还差不多吧。至于把所有症结都推诿到审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靠了。继《三个傻瓜》和《芭萨提的颜色》令我们惊觉,原来印象中只会又跳又唱的印度电影已经远远甩开我们一大截之后,面对受到同样桎梏的伊朗电影,大陆电影还留有多少自辩的余地呢?整体水准低劣,审查制度当然难辞其咎。但个人拍不出好电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内功不够。对此,借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我没有专业评论电影的眼界和深度,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观众的心,和独立自由的思想。越是明白悲观和痛苦的人,才越能有乐观的态度和快乐的人生。
我是在一个晚上看的电影,当然从整体的角度来说,一些豆友已经把电影的精髓分析的入木三分,非常的深刻,我也不在重复。也许是我的个人经历和电影某些情节惊人的相似吧,这部电影很是触动了我一直逃避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好在生活的人们,其实内心深处对生活很不满意。
我喜欢看细节,我认为那里藏着最深刻的哲学。别人看到明媚的阳光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回头看那身后的黑影。电影中有这么几个片段:
1、 当西敏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纳德的父亲紧紧的抓住她的手腕不放手。
2、 当西敏在拖着行李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去找一张CD,纳德就在一旁看着就是坚持不挽留。
3、 电影结束时,法官问他们的女儿选择跟谁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女儿做出了决定但是几番哽咽,含泪无法说出口。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恨的电影就是平白的说教,泯灭了人的主动思想,把人当成一个传呼机,我这边发消息,你那边接消息。忽视了任何一个观众都是有智慧的,他们有能力去发掘、体会的东西。
电影不应该直白地表现。那种完全不留白的电影,能传达的东西反而是有限的。就像那些中国古代大师们的水墨画一样,他们没有画出来的才是精髓所在。
整部电影里面纳德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一直就是个配角,被人拉来拉去,摆弄来摆弄去。很多的影评都绕过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一不小心就得面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斥责。但是电影中给不少的几个镜头,纳德给爸爸洗澡,去医院等等,老人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没有办法表达,只能用眼神和紧握的手来挽留家庭的完整。
我猜想,西敏走到门口回去拿CD其实是给纳德一个机会挽留,如果纳德说出挽留的话,她一定是会留下来的,但是纳德是个很有原则很现实的人,面对问题他也痛苦,但是有一些东西,不能改。于是他只能目送自己妻子离开自己。
让自己的子女选择和谁生活在一起,这是对自由的滥用,对于一个11岁的女孩儿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深爱自己的父母,选择一个人就意味着得伤害另一个人,法律无情的把这种选择交给了一个孩子,这样合适吗?这和自己动手在自己心口上插一把刀有什么区别。
家庭中的争吵曾经使我的人生受到过很大的刺激,虽然我没有因此走上混乱的道路,但是我确实是受过伤的。电影虽然描写的背景伊朗,在亚洲的这边,我们有何尝不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呢?我的生活中一直伴随着难以名状疼痛感……是对自己,对亲人朋友,是对人性,是对这个世界的疼痛,人们反反复复的犯着一样的错误,却无法改变它。人性既然不能胜利,生活的这么痛苦,为何不放任自流、同流合污,看看能造出个什么世界。但是,有灵魂的人总是可以听到呐喊,对这种事情的的放纵就是湮灭,那是比死亡还卑劣的行为。
然!人生中有时候就像在独自面临千军万马的冲锋,不管你如何的努力,战阵前小小的你也无法对抗这钢铁的洪流,所以既然终究是一败,那就更无所顾及的亮剑,这也是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的真意。
大家引以为戒,不要从曾经受伤害的人变成未来施加伤害的人,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
真心好片,基本可以给五星。肯洛奇(重叠对话)+达内(手持摄影及剧作)+基斯洛夫斯基(道德故事)却不失伊朗本身的位置,基本超出了东方主义的规定。故事做得很复杂(只是因为拿掉了两个关键镜头!),拿捏“政治正确”真是精到舒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空间设置很精细,剪辑风格大赞。光糙了……
一个战争与宗教包围着的国度奉献的一部佳作,可以称之为实至名归的金熊奖最佳影片。大量的手持镜头,用客观而冷峻的镜头讲述着两个平凡家庭的琐碎与冲突,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故事的悬念更是凭借着适当的掌控丝丝入扣,直到电影完结仍使观众处在情绪当中。★★★★☆
不到大师级,不过确实是部好电影~~真实,纠结,有克制,细节琐碎但真诚而有说服力,并且难得地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悬念点~人物塑造上都挺典型的,没有特坏的人,也没有彻底的好人~~以及,loli巨萌,最后还有个怨念的小眼神,真有杀伤力~~又,这部女人们都挺漂亮的~
感想如下:11岁正是矫情的时候。至少人家有道德底线。阿拉伯世界的故事都要这么一大家子又哭又闹吗?这么个破事拍成电影!男人的理智其实没有错。女人的执著也无可厚非。恕我没能看出影片背后的深刻含义。深刻不是这么个玩法的。以上均个人意见。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信仰与现实之间的两难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立场的不同与现状的无奈。
有信仰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平淡中建构的冲突,其引发的力量让人动容,真实才是戏剧的最大元素。
看各种短评笑尿了,都在说人家伊朗信仰怎样怎样,你们和今天这帮反绿的人都是一拨人吧。。。老说别人爱被洗脑,其实自己不更傻逼吗。。。话说靠政治正确去树立三观的都是纯傻逼。。。
一个教育女儿坚持写正确答案,哪怕为此开罪老师(权威),哪怕为此失去分数和成绩(利益)的男人,却手按着圣洁的古兰经流利娴熟地撒了谎。而一个没什么文化,艰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人,却在向古兰经宣誓之前,想到自己说出的可能是难以确证的谎言,而瑟缩崩溃地说:不,我还有疑虑……
不知道怎么描述。大概这就是无感
一个有信仰的国家才能发生的道德纠结。手持与频繁的主观镜头将观众带进他们的世界,甚至会错觉自己也是当事人。对角色感情细腻且准确的把握让你的情感天平反复在两组家庭之间。对角色心理暗角和懦弱一面的剖析,让人忍不住叫好。情节上波折不断,是生活的力量。与《关于依丽》一样,与众不同的伊朗电影
富人选择移民,穷人还在坚持宗教,女儿最终选择父亲还是母亲?
Bravo. 感受如何完全取决于观影者自身的阅历
四个字:好!看!到!爆!全片只有最后的一点钢琴声作为配乐,但是跌宕起伏得揪心,人性信仰深刻得刺耳!
借用独行狼的话就是:“很轻的电影和很重的人生”。见微知著,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
不得不说,近两年的金熊作品,质量都没法跟戛纳威尼斯比。这种故意展现伤痛让人看的作品,实在没有高段到哪里去。
两个平凡的家庭被卷入了一场谎言与真相,道德与信仰的风暴,片尾法院走廊上的夫妻俩中间隔着破碎的大门,看似能轻易跨过却实则深如鸿沟。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总是这样触不可及。影片始终让观众跟角色们一起处在焦虑怀疑矛盾的情绪之中,直到字幕出现都仍在等待某种答案。或许这本就是一道无解之题。
格局无需大,笔触只要深。
每每看到这种一环扣一环又四两拨千斤的剧本我觉得我一辈子也当不了编剧。PS 原来演女儿的是导演的女儿,怪不得演得甚好)
伊朗人至少有信仰
看完《一次别离》,最直观的感受是一个男人的懦弱,不在于他打架输给别人,也不在于面对牢狱之灾他却选择了谎言。而是面对每一次艰难的抉择,他都把问题抛给比他更无力选择的人。前两次丢给女儿,最后一次丢给流产的女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