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2010

这部电影是描述“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事实上我也是沿着这条线索才看的这部电影，然而我要讲的却是另外的一些思考。

红灯想起，监狱大门打开的那个场景，我感触很深刻。前一秒大家都还在苦和暗的深渊里各自挣扎，两个阶级的矛盾彻底转化为暴力，然而刹那间，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刺眼的阳光照了进来，外面的世界好陌生，又好熟悉，我们不就是从那里来的吗？噢，原来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已经忘记了我们最原始的目的，已经忘记了这只是一个实验，我们陷得太深太深了。明明只是为了报酬参加一个心理学实验，最后却把自己真正的当做了狱警或囚犯。

我在想，当有一天我们将要死去的时候，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突然觉得所有世间的一切、自己的行为、各种坑爹的人为制定的规则以及各种尊严和勾心斗角都是浮云了，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陷得太深的结果。那时我们会不会后悔这一切，像电影中的“典狱长”一样有所懊悔呢。

我们要始终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而且我们也终究要回到那里的，不要让世间的纷杂扰乱了自己纯净的内心。这世间得到的一切，权力也好，利益也好，都不值得把我们变成一个魔鬼。

因为刚看过辛德勒名单，所以匆匆看了片子，并且据说没有2001版的好，那就什么时候再仔细看看2001版吧。
如果说人性的恶，犹太人的遭遇，足见人有多恶。行凶的人可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文明人，爱艺术懂欣赏，能体会人类精神中美好的东西。
再就是法国大革命，也曾经是暴力横行，所有人类文明都被踏在脚下。
更贴近我们的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经历了日本人的变态，无法用语言表达。
更近的是文化大革命，老一辈们特别是在社会中处于中高端的人们经历得都可以写部小说，那是一个黑白错位的年代。

想来想去，所有的文化和修养只是表象，人是环境的动物或者说人是群体的动物，在一个群体中要生存下去，不同流合污是不行的。这可以说明那些所谓精神上优越的人为什么也会很恶。
至于那些底层的，曾经社会生活中很压抑的人，一旦有了恶的条件和环境，那么就会很容易把人性中被压抑的情绪扭曲地释放出来，这就是死亡试验中那些狱警越来越变态的原因。谁不想随心所欲呢。
并不想带有歧视的先入观点判定社会生活条件不佳的人在一定的环境下会更恶更变态，但历史上无数的事实证明，一旦这样的人拥有权力，其行为该有多扭曲，其行为甚至超出了人类的底线。

有句对白说得好：至少我们可以反抗。

最后，同样的车把剩下的人又拉回到现实生活中。离开那个假定的监狱，人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角色。黑大个拉出支票看一眼，心里落底了，总算是有报酬，虽然自己做了那么多坏事，生怕自己没有报酬。又看了一眼他迫害许多的男主角，心怀忐忑，觉得自己原本这么个失败没地位的人也可以这么折磨别人，会不会遭到报复。男主轻蔑地看了一眼黑大个，这是精神上优越的一眼，立刻把两个人的世界观拉开得好远。因为这轻蔑的一眼，黑大个安心了。黑大个永远无法理解男主。

所以，我们不用再费心地去谴责谁，当环境存在，人们没有约束，恶事肯定会层出不穷。人们会由开始小小恶的罪恶感到后来的麻木，恶会成为习惯。这就是人性。

听说真实试验的作者出书了。有机会看看有什么新观点。

很著名的故事。
路西法效应。豆瓣上貌似还有2001年还有一部，也是77号，莫非本片算是翻拍？
为什么说是导演在自说自话呢？片子本身都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了描述人物心理的变化，给人的感觉是：别人认为他会这样说，于是他这样说了，而不像是人物自发的心理反应。
表演最出彩的是狱警头子，从最柔弱最人畜无害的角色感受到权力的滋味之后蜕变成为最暴虐的狠角色。狱警随意的用理发刀铲铲就能铲出77号那么干净利落的平头和头子那么光滑的光头我等细节帝就不纠结了........整个故事中从未出现过什么有效的交流。扮演囚犯角色主动挑衅，homo的狱警与看黄书的狱警是老头子的左膀右臂，他们对狱警的角色毫无障碍的适应力令人惊讶，各种真正狱警的作风如Ladies的称呼随口就来，但始终不是真正激活矛盾的主要原因。
实验人员提的各种条件都无关痛痒，大家都想得到，真正出事的是那一句：如果实验结束，钱就没有了。所有人的钱。所以规则对于狱警，有了约束力。而此时不老实的狱警对权力的尝试才真正挑起了矛盾。不真实的地方在于我在片中完全没看到大家客气的商量我们好好的相安无事没有痛苦没有暴力把实验私了了。两方的人都像没脑筋了一样非要闹事，而同时另一方没有以一个参与实验的酱油人员提出和事的方案而是深深不经思考就非常投入的参与了暴力惩罚行径。狱警之间应该很多讨论才是，那位形似湖人队安德鲁拜纳姆的小伙Bosh算是有正义感，他在讨论中没体现话语权就算了，最后突然出现的有正义感的白人小伙是是从何而来的在以前怎么就对别人言听计从的一点也看不到。
在片中，欧美故事里很常见的那句“come on ,we need to talk”没能出现过，交流不正常，所有人物的决定都不会让我们觉得“oh对啊他没第二条路可选了”或者是“对啊他就是这么个人肯定会这么做的”，因此片子最终没能打动我。77号被锁在管子里心理的蜕变让人感觉毫无说服力，音乐配的让人以为一个手法高明的复仇者要出现了（尽管电影剩下时间不多），囚犯对狱警的逆袭要开始了——大失所望啊........随随便便就砸开门囚犯一追狱警就跑..........对于想看点猛料的人来说，一棍打死个病恹恹的胖子、水果刀这么随便抽了一下完全不够解瘾。结尾，回头遇到了去印度的妹子，眉目传情，就这么完了.........
如果这是电影专业的毕业设计，我只能说此导演的作品只能算合格，没资格评优。

扮演狱卒的那些人在实验时可能犯坏，但会坏到那种程度么？真假狱卒的区别就在于，真的狱卒是近乎终生的，后面有整个体系作后台，而假的狱卒几天后就不是了，没有任何后台，他们犯坏的时候就不怕实验结束后的报复？

扮演犯人的也是，真的犯人即使出狱，社会地位仍然底下，受整个体系的控制无法反抗狱卒，但是假的就不同，他们只要在被狱卒捉弄时说一句“你小子等实验结束后看我不收拾你！”，那些狱卒一定不敢再怎么样，可是所有犯人的实验者，在受到不好对待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这句话？都成了大傻子了？尤其里面还有一个真正进过监狱的人，想发出威胁震慑狱卒太容易了。

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狱卒和犯人都是实验对象，都想赚钱，那么互相之间就有了牵制，如果狱卒太狠了，犯人完全可以用退出来危胁，意思是我赚不到钱你也别想赚到。

总之剧中的实验对象完全陷入了矛盾心理之中，一方面他们完全进入了实验角色，完全忘记了目前的状态只能持续几周，可以说入戏很深。另一方面，他们时时刻刻都知道这是个实验，在受不了的时候也想要退出实验。只能说他们都太敬业了，要不就彻底入戏，要不就彻底出戏，似乎从没想过把实验和现实混合考虑。

最后再说一个词就是“双盲”，一个实验对象如果对内容知道的太多是不会有想要的效果的，这里面犯人和狱卒都知道对方是假的，必然不会出现太多过激举动。如果实验的时候让他们互相不知情，告诉犯人的实验者对方是真的狱卒，让他们来体验犯人生活；告诉狱卒的实验者对方是真的犯人，让他们假扮狱卒，才会有可能出现剧中的情况。因为犯人心里有顾忌了，而狱卒心里没有了。

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份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

　　米尔格伦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Milgram, 1974)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方法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和寄出许多邮递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瓦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瓦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覆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覆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结果

　　米尔格伦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著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的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1]。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巴尔的摩郡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伦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伦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伦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伦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伦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 ... 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伦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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