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2016

[《推销员》中有不小的篇幅用在《推销员之死》的话剧片段上，其实这个反讽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梦的戏剧与这部电影的故事几乎毫不相干，是两条完全不相干的平行线。可是法哈蒂将它们强制并行，你会发现西化的伊朗知识分子依然困在伊朗的现实里，他们的的尴尬困境，不仅是道德困境，也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困境、教育困境、文化困境。危险破旧的建筑，突发的被袭事件，作为老师的开明与虚伪，以及35年传统婚姻背后的不堪，都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被抽丝剥茧，但法哈蒂并没有决定全力反击，他抱着深刻地同情宽厚地对待这些困境中的人们，对当下既不想全盘推翻，也不想艰难为继，既焦虑又冷静，可是没有答案。他也需要道路。

1，把主线剧情当作刑侦剧在做，旧屋的电闸、没清走的房屋、多嘴的邻居、神情不安一堆麻烦事出场的巴拉克、楼梯上的血迹、移来移去的货车（可为旧租客搬家、留下的车钥匙、给商店送货）…道具、细节全都重要，连接前后剧情和逻辑，事事为刑侦主角所用。

2，trigger是那个晚上的“错认”，主题是羞耻文化，但二刷发现主角的心理前后有变化。一开始有报警和遗忘的念头，然后剧作功夫要放在主角心理转变上（心理变化和剧情发展互相推进）。于是有了女主害怕+不想报警、邻居详述经过，强调这种人该公开好好羞辱、剧团的人也知道了、发现钱，且被用来吃饭、巴拉克再提房租之事，拒绝认错…等等，周围人将耻感潜移默化地增强，主角调查及报复的意志力也增强。

人物有弧度，故事才有深度。

3，故事很简单，但从一开始作者将枝蔓密密麻麻铺垫开。搬家原始、学校、剧场、房屋隐藏的危险、夫妻间的默契与信任…这是故事的质感和可信度。

4，当然不忘在主题表现上增加的剧情，出租车女人换位、剧场饰演裸女女演员的被羞辱感等。还有伊朗学校班里全是男生有木有

Original 2017-03-20 海伦 导演帮 导演帮

时隔五年后，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推销员》再次获得最佳外语片大奖。上次获奖影片是2012年的《一次别离》。 不管法哈蒂有没有出席奥斯卡颁奖礼，也不管获奖是否掺杂了组委会打脸川普的政治快意，无法否认的是，影片仍受到影评人和影迷的肯定，即便其新作《推销员》影响度无法与神作《一次别离》相比，但获得最佳影片确实实至名归。 阿斯哈·法哈蒂这位诞生于伊朗的电影新秀，始终在自己熟悉的叙事环境里坚持。他的每部作品题材、主题都大体类似，但都同样精彩，具有很高的完成度和口碑。

诞生于伊朗的电影天才

伊朗是片神奇的土地。在极为严苛变态的电影政治审查下，电影却在蓬勃生长，从近些年其屡屡斩获国际奖项便可知。 即便跟华语片都是类似“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输出模式，但与我们现在资本逐利、佳作欠乏的现状比，伊朗电影却是现实题材佳作迭出。 同时它又是亚洲文艺电影大师辈出的圣地，个个重磅，丝毫不逊于欧洲。 从扛鼎大师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到马基德·麦迪吉、贾法·帕纳西、慕森·马克马巴夫等重要领军人，再到新生代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巴赫曼·哥巴迪等，伊朗导演在世界影坛早已举足轻重。 现在的伊朗电影执牛耳者，当属阿斯哈·法哈蒂，拿奖拿到手软。 青年时代，他从德黑兰大学拿到戏剧艺术和舞台导演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写剧本、执导电视剧。 他从第二部电影《美丽城市》开始引起关注，第三部电影《烟花星期三》曾摘得2006年芝加哥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第四部电影《关于伊丽》则摘得第59届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银熊奖。 著名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甚至称《关于伊丽》就是一部“大师之作”。 之后的《一次别离》和《推销员》均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他的电影均自编自导，作者风格强烈。题材上聚焦于伊朗社会现实，对性别权力差异，中产阶级焦虑和精神迷失，两性在婚姻中的泥沼、困境，宗教、道德等情感和人性抉择等现实问题，进行可客观理性的呈现。 但是，法哈蒂却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政治的人。他的影片更多聚焦于人，而非政治。

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

伊朗纪录片导演哈伊里说，“法哈蒂就是一位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的导演。他的作品表现的都是观众日常生活，这就是他在伊朗有大量拥趸的原因。” 法哈蒂的电影总或多或少带有令人惴惴不安的悬疑性，有直击生活痛处的魔力，虽然弥漫着沉闷致郁甚至绝望的情绪，但并不晦涩难懂，甚至还很好看。 精巧的故事架构、演员自然的表演、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吸引观众跟随主人公寻找问题的出口，但看完后带给人的思考，又是深刻而不可回避的。 他善于提前埋伏笔，看似繁琐无用的对话总是暗藏玄机，推动后续的故事发展，并得到回应。 《关于伊丽》开头伊丽跟其母亲“饱含深意”的电话，以及隐瞒心事闷闷不乐的状态，会令观众好奇疑惑，而那通电话，竟成为捅破伊丽道德创伤的薄薄窗户纸。 《推销员》里，课堂上学生随口说出父亲在警局这个信息，竟成为后来男主“破案”的关键。 法哈蒂不会用毫无用处的唠叨来扰乱你的视听，他的影片像猜谜游戏，越发想抽丝剥茧，而不会昏昏欲睡。 多用微晃的手持摄影，并非他刻意为之，他曾在采访中说，“当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观众的眼前，所以需要使用手持式摄影。这是电影本身的需求，而不是我个人的喜好。” 他并不过多追求拍摄技巧，却专注于讲故事，带有很浓的戏剧色彩。 由张力导向的戏剧性，一再将人物逼向极致，人物需要花越来越多的勇气面对自己和他人。非常深入地进入人物，是法哈蒂尤其擅长的剧作手段。 然而，反转和冲突总是自然发生、出其不意，显示出导演强大的戏剧冲突和细节处理的能力。 《推销员》中登堂入室之人不是年轻男性，竟是患有心脏病的垂垂老者，《烟花星期三》里做戏很用力的男人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出轨渣男，《一次别离》的反转再反转着实精彩，男主和女佣的谎言轮番上场，社会中的谎言、不信任才是最难解的题。 其电影善用道具和意象，虽然难免有过度解释之嫌，但符号及其隐喻对理解影片必不可少。 《关于伊丽》里伊丽最灿烂忘我的笑容出现在放风筝的桥段，那只红色的风筝，正象征她苦求不得的自由自在。无论她是因为道德问题自杀，还是为了救溺水的孩子而死，她的自由仿佛只有像风筝断线一样，结束生命才能获得。 《烟花星期三》乱七八糟、亟待清扫的房间，不正是男女主人杂草丛生、一团乱麻的婚姻生活的写照？而女主紧紧裹住头发的头巾，更是束缚在伊朗女性身上的一个道德枷锁，似乎可以决定她们的生杀大权。 《推销员》摇摇欲坠的旧楼、裂缝明显的墙壁，最终走向悲剧的戏中戏，都暗示了影片结尾两人貌合神离、婚姻难以愈合的状态。

两性关系终结者，聚焦婚姻焦虑和道德困境

法哈蒂的影片中，伊朗人的道德困境很大程度源于宗教和信仰，女人社会地位的不公、对命运把握的无力无处不在。伊丽无法摆脱已经与其订婚的男子，苦于无法放开自我追求喜欢的人，只能为难自己。 在她失踪后，未婚夫第一件事是询问伊丽有没有拒绝这次“相亲”活动，而对生死未卜的伊丽不管不问。 《推销员》中因为在洗澡时被看到裸体的女主，甚至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本该同心的丈夫也性情大变。 在一个女性极度没有话语权的国家，女性的贞操、尊严、耻辱、信仰，比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一次别离》中，最后只要撒谎，便可以帮主丈夫还清债务的女佣，无论如何都不肯违背《古兰经》的教义。 而女性与男性戒备森严、界限清晰的社会划分，始终是男权至上，女人的权利、人性无法得到保障，也令中产阶级的生活荆棘遍地。 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与极不稳定公平的社会现实一样，充满火药味，且一点就着。 《一次别离》中西敏坚持要带孩子移民并因此不惜跟丈夫离婚，也是伊朗现在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在伊朗渐渐现代化、西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时，他们认识到社会的种种不可解决的问题，但不得不通过逃避来远离是非。 无论是生活还算富裕的中产阶级，还是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下层人民，他们都面临宗教信仰和自身权益的冲突，都为了生活谎话连篇，都对爱情和婚姻充满绝望、焦虑和不信任。 所以法哈蒂的影片热衷于呈现他认为的“伊朗式离婚”。他影片中面临伦理困境的男女，看待问题的方式总无法达成一致，他们最后不是矛盾未解决而坚持离婚，就是感情破裂无法愈合。 无论婚内出轨还是原本相爱，最终都走向毁灭。而真正的推手，正是伊朗社会中无形而致命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 而法哈蒂在对故事娓娓道来时，也让人无法对令人绝望和崩溃的不安冲突置身事外，只是这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就像失踪了的伊丽、《一次别离》中没有答案的离婚判决、《烟花星期三》里知道婚姻残酷真相仍坐上未婚夫摩托车的女孩，导演从不给人明确的答案，而是以开放式结局提供无限想象，又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救世主。

冷静的女权主义者

法哈蒂电影海报上，常常出现整幅女性图像，美丽动人。 也经常男女并排对立出现，给人紧张的对峙感以及两性关系幻灭既视感。 但女性，往往处于中间位置或置于前端，更清晰、更高大，更主要。 也难怪。法哈蒂的电影中，女性都异常美丽、勤劳、温柔、善良、充满包容心。对于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没有发言权，她们往往很脆弱无助，却绝不会一蹶不振，女性的伟大和包容在她们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负责承载和传递人性中真善美的，都是女人。 《关于伊丽》中鼓励伊丽追求幸福的伊朗女人；《烟花星期三》里的清洁工女孩单纯可爱，就连男人出轨的美发师都极有魅力惹人怜惜；《一次别离》里的西敏，是全家人最有智慧、最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而男人呢，却往往自大、自负、暴躁，自尊心和羞耻心过强，一言不合就家暴，且毫无愧意。 法哈蒂一定是带有批判和苛责去塑造男性形象。伊朗男人面对困难易燥易怒的状态，着实跟女性的温柔沉静形成鲜明对比。 而男人们在感到男性尊严受挑战时，第一反应并非安抚女人，而是奋起反击挽回尊严，哪怕付出毁灭两个家庭的代价。 《一次别离》中，纳德故意推倒怀孕的女佣，没有丝毫同理心和同情心；《推销员》中伊麦德因为妻子被羞辱而觉得难堪，一定要将失足老者逼上绝路；《关于伊丽》中因伊丽失踪发飙，将责任推到作为邀请者的妻子身上的男人，他们始终以人鲁莽冲撞却没脑子的直男癌形象出现，但无比真实可信。 而这都是源于强烈的羞耻心和社会对男权的过度强化。 法哈蒂曾在采访中说，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这位满脸络腮胡的伊朗男人，在电影中给伊朗女人足够的深情、宽容和人文关怀，也在他“无意识的选择”中，成为女权主义的使者。 这位伊朗当下杰出的电影大师，用一个个真实却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和人物，“润物细无声”地剖析伊朗社会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温柔又强有力地呈现伊朗两性关系焦虑、道德困境冲突不断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温柔地讲述伊朗社会生活的敏感骚动，危机四伏，乃至每个家庭的“婚姻围城”，给普通人更多生活上的反思。 因为他持续而深情地热爱伊朗这片土地，也让看电影的人对伊朗社会困境保持思考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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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点观影笔记：

影片虽明显冗长，故事集中在几天内连续发生，镜头未有喘息，紧跟事件发展。这种老练的叙事节奏制造了一种追踪纪录的观影感受。我觉得是较以往作品的一点创新和突破。

强奸并未发生，结局老者的死亡，也并非简单的因果报应，这样简单粗暴的解读太过低估法哈迪。对强奸的猜测才是面对道德与宗教的挣扎的试金石，对男主角，对观众，皆如此。老者的死，将这种挣扎上升到一个非常严肃和现实的高度。而非对事件给出评判。

如果你看过法哈蒂的前几部作品，就应该知道这位伊朗导演最擅长表现的就是道德困境，特别是两性关系中的道德困境，不过相比于让全世界开始认识他的前作《一次别离》，这部《推销员》则编排出了更强烈的戏剧冲突，而且着眼点除了道德困境之外，更加入了夫妻双方或是两性之间思考方式的探讨，那或许是一种永远都难以相互理解的无奈。

由于全片贯穿了那部经典话剧、后来达斯汀·霍夫曼也演过电影的作品《推销员之死》，而且片名《推销员》也由此而来，所以很多人会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戏中戏”，其实看过之后你会发现这种联系是比较牵强的，我倒不觉得法哈蒂试图在营造一种“戏中戏”的氛围，更多的或许是一种致敬：《推销员之死》是理想的灰飞烟灭，而《推销员》则是现实的分崩离析。

相比之下，我更关注片中的人物内心，特别是男主角伊马德，看过之后，关于这个角色我和朋友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因为我们对于伊马德的看法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朋友看来他是一个“绝世好男人”，而我却觉得他是一个充满了大男子主义、完全没有同理心也不懂换位思考的“渣男”。（是的，渣男的定义可不仅是PUA和出轨）。

朋友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在乱世之下可以临危不乱处理危机，即不用在司法的官僚下委曲求全，又可以绕过道德桎梏完成复仇的普通人才是珍贵品种。” 在他眼中伊马德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坏事发生后他迅速制定了解决方案，在妻子拒绝报警后，他又开始了独立的复仇之旅，最终让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我眼中的伊马德却完全是另一幅面孔，在坏事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根本不是去关心妻子，而只是想要去复仇，而复仇的动机多半来自于受伤的自尊。对于身体和心灵受到双重打击的妻子，伊马德并没有想要给予安慰，而是说出了“如果你没了我自己怎么办？” 看到了吧，他其实最担心的永远是自己，担心自己的面子挂不住，担心自己孤单一个人没人照顾。

这还没完，在妻子请求他请假留下来陪自己，伊马德甚至连想都没想就果断地拒绝了；在妻子的角色被别人替换后，他根本没有去想妻子是不是还想继续演，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现在这样怎么演？想演和导演说去。” 看到了吧，他根本就不关心妻子的内心受到了怎样的伤害，更不关心此刻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只顾沉迷在自己所谓的“痛苦”之中，而这个痛苦并非真的为了妻子痛苦，而是为了自己那点大男子主义的自尊。

至于朋友说的“复仇”，我觉得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在伊马德眼中一切都是非黑即白的，那个颤颤巍巍来帮助他的老头，就只剩下“闯入浴室造成妻子受伤的嫖客”这一重身份，他在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就对这样的一个人处以私刑，甚至要让他身败名裂。另外，还有一个情节也佐证了这一点，对于那个用手机拍视频的学生，伊马德完全不顾及对方的隐私，查看过之后还要请家长来看手机里的内容。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

从这两件事就不难看出，男主就是一个会因为一件事把别人一棒子打死的人，他非但不是朋友所说的“绕开道德桎梏完成复仇的普通人”，而是一个极度专断霸道、缺乏同理心和换位思考、典型男权社会的代表。

而且理性分析来看，老头说的话大概率是真的，但伊马德根本听不进去，他甚至把最有发言权的妻子晾在一边，不允许她参与这次“审判”，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如果不是最后突发意外，天知道伊马德会做出什么来，而且他之所以收手，除了妻子警告他如果这样做就过不下去了，还有就是考虑到了老头的身体状况，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狠狠给了对方一个巴掌，这是不是导致老头后来在楼道里晕倒的原因呢？老头最后有没有救过来呢？

所以，究竟真相是什么也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伊马德和妻子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被这件事改变，或者说他们的关系被这起意外逼着现出了原形。妻子在这起意外中受的伤还没有痊愈，便又在丈夫那里受到了二次伤害，而这个伤害或许比那次意外更为致命，因为那是一种对于夫妻关系的绝望，她也因此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自私与独断。

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不是吗？

一、分幕

第一幕，片头半夜楼塌，是极为戏剧性的开场，奠定了全片基调——生活的变故就是这样突如其来，或说戏剧化，让人不及防备。之后《推销员之死》排演首次出现，既交代了男女主人公演员身份，又暗示了电影的核心冲突。激励事件为女主遇害（26分钟）。女主拒绝报警，尝试回归正常生活，本幕以女主回归舞台失败结束，幕高潮为舞台上男女主对戏（43分钟）（老师认为高潮是邻居们在医院告诉男主详情，因为这里为男主设定了欲望主题）。

第二幕（45分钟起），男主在复仇中越陷越深，他继续寻找凶手，而女主随着剧组的呼唤和照顾萨德拉状况渐好，本幕以《推销员之死》威利与博巴克的对戏，威利候场结束，幕高潮为男女主和小男孩萨德拉共进晚餐，此处亦为全剧转折点所在（67分钟）。

第三幕（74分钟起），威利找到凶手的车，（偶然）二人对质（长达15分钟），凶手身份暴露，本幕以《推销员之死》最后一幕谢幕结束，幕高潮男主锁门，逼迫凶手露出脚上伤口（88分钟左右）。

第四幕（95分钟起），男女主及凶手家人纷纷出场，高潮为男主房间内与凶手对峙，及随后凶手再次病发，结尾二人返回舞台，幕高潮兼全剧高潮为凶手家人抵达，直至凶手二次病发。

（全片结束于117分钟）

二、人物

主要人物：男主，女主

第一幕

男主对素未谋面的前房客表现出善良，对朋友、妻子都温柔体贴，在学校也是开明且平易近人的教师形象。

女主则是对前房客表现得比较冷漠，顾家，做事干净利落的普通人妻形象。

第二幕

女主遇害后的脆弱时期，表现出倔强与独立的性格，她拒绝待在家里，寻求依靠时面对发怒的丈夫也并不畏缩，而是独自走开。

男主带领学生观看影片（赛伊迪的故事改编的电影）（52分钟）时，电影中的主角被绑缚并惨叫，与小憩中的男主相呼应，暗示男主的痛苦与矛盾。书被退还，教学理念遭到否定，刺激了男主，使其任性地要求扔书，并迁怒学生，当揭示其丧父经历时，男主的愤怒才被愧疚浇灭。

除课堂外他还将情绪带到了舞台，生活中处处可见其难以遏制的愤怒，说明了男主极易情绪化的性格。面对妻子情绪的改善，和对其行为的质疑，男主在摇摆中仍然坚持寻找凶手，这是得有多执着，多放不下。追捕凶手成为了他有些不可理喻的执念，这只能归因于男主异常执拗的性格。

但同时，男主对妻子发怒后又好言相劝，对学生发怒后又对其丧父的经历表现出愧疚，对年幼的萨德拉更是爱护有加，证明善良仍是其性格中不可动摇的部分。

正在本幕中（67分起），两人形象开始逆转。餐桌上男主完全可以隐瞒钱的来历，却将事实说出，甚至阻止二人进餐。女主的惊讶于男主过激的反应。接着两晚没睡的男主还在听电话留言，从二人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女主开始放下，男主开始真正的复仇之路。

第三幕

女主几未出场。

男主执着，冷静，对苍老的凶手又极为残酷，为凶手留灯的细节暴露了其善良的本性。每次撒谎都信手拈来，感觉很聪明，不愧是演员。

第四幕

女主好人无疑！甚至用离婚威胁男主。与第一幕时的形象发生了巨大逆转。

男主悲剧好人无疑！虽然善良的本性在最后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压抑的愤怒化作一记道是无情却有情的耳光，但为时已晚，观众已然移情更为脆弱的凶手。同样的，其与第一幕时的形象发生了巨大逆转，男主成为了凶手。

男主复仇火焰虽在最后关头被遏制，但观众叹叹：为什么不再少一点愤怒，为什么不再多一点善良？就是这一点，造就了戏剧性。

三、主题

主线其实是个复仇的故事，男主的动力就是对女主遇害一事的愤怒和对自己无能为力的自责，但他的愤怒对象总是飘忽不定。他对妻子生气，对博巴克生气，对前房客生气，甚至对学生生气，最后终于找到凶手，便对凶手发泄愤怒。而他复仇的手段也像是即兴的，视对方情况而定，想要毁掉对方的家庭幸福，以此来惩罚对方犯下的罪孽。他就像在第一幕中对萨娜姆愤怒后的评价一样，像个神经病，没来由地对着所有人发疯。他什么也不能挽回，对妻子受到的伤害也无能为力，他需要的其实只是情绪的宣泄。正如与缝袜子的妻子对戏时的台词所说：“我从来不能让你开心，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是个推销员，我什么都不是，琳达！但我还是一直努力……你现在哭什么呢？”男主同样在责备自己，他的善良让他想要为妻子受到的伤害做出弥补，但无能为力的他还在努力做点什么，直到变成歇斯底里的复仇。

许多影评都赞同电影中道德困境的主题，甚至还延伸出了许多其他的困境。道德困境是有的，但似乎并不典型。道德困境的成立在于男主徘徊于是否要为复仇而毁灭凶手的家庭幸福，而不在于是否要拯救其心脏，蒼老凶手的死亡像是種任性，它沒有回報男主的善良。由此困境失效了，它开始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时间的流逝让他最后的选择对应了不可预测的结局，从而导致这样的结论：他是善良的，只是不够及时。所以我的观点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应该归为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片头和片尾的舞台布景正与此主题相呼应。

此外，第一次课堂对白中，通过男主，电影创作者就首次表达了虚构情节人物与现实人物关联密切的观点。

其次，同学们鲜少提到的《推销员之死》的插入，作为戏中戏，这部剧的出现正体现了本片对现实的讽刺，以及”戏如人生”的主题。此外其作用多变，包括暗示主角的情绪，象征现实中的人物关系，为后文伏笔，情节过渡，推动剧情的发展笔等。

以下重点分析该剧目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出现。

第一幕（9分钟起）是整部影片的缩影。浴室里的邻居女人被推销员的儿子发现，作为全片故事的伏笔，暗示房屋前主人与凶手的关系，以及凶手与家人的关系。此外，推销员（威利·艾马德），推销员之子，妓女三位扮演者的象征意义入手，我们可以读出更多信息。首先，编剧让男主所扮演的角色处于凶手的尴尬境遇中，这一身份调换与男主之后对凶手的残忍惩罚形成了强烈对比，是对生活之戏剧性和人性之复杂的巨大讽刺。其次，用推销员儿子的扮演者的嗤笑来结束这一幕的排演，也表明了创作者对全片所持的态度：戏如人生，非一笑不能置之。这一笑，笑的是所执的荒唐，也是电影创作者的自嘲。最后，妓女扮演者（ 萨娜姆）的愤怒，可谓生活与舞台的混淆。推销员之子的扮演者解释了嗤笑的原因，显然并非有意而为，而妓女扮演者对自身遭遇的态度及其对该角色身份的敏感才真正导致其迁怒于人。我们来看台词：

-“就因为我演了一个妓女，他就觉得他能为所欲为了。”

-“这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你没有笑其他人？”

-“我没有笑你，我在笑你的衣服。”

-“行了，你闭嘴吧！”

推销员儿子扮演者又指出“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就说这是他爸爸的事”。全剧萨娜姆都带着儿子（萨德拉）来剧场，而其丈夫一直没有出现，可以推断其复杂的感情遭遇。甚至可以猜测出，她是认可自己与妓女身份的共同之处的：无依无靠，值得同情。这是做戏的人本身与角色的胶着，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也许正是他们自己。

本幕以轻松愉快的手风琴演奏，加上工作人员闲谈的场景结尾，暗示着所有人对她的痛苦都只能作为旁观者，无能为力，甚至一笑而过，而生活终将继续。随后便顺滑的切入男主的新家。

最后一幕（94分钟），音乐起，推销员已入殓，推销员之妻独白。（学生在场，角色转换为观众，仿佛在说：观人如观戏，做人亦如做戏）剧目内容是推销员为家人而骗保自杀，映射现实：妻子已走出阴影，男主却还没有，暗示其要付出代价——背负道德的十字架。红色人脸，钟声，象征对男主复仇之火的最终审判，暗示了悲剧结尾。剧终，鲜红的色调下，灯光师将推子推起，钟声，掌声，灯光，充斥舞台，混淆了舞台与现实，讽刺现实的主题再次出现。男主谢幕时跑步离场，因为他的故事还没有落下帷幕。

剧场中常用的镜头角度是从灯光调控室到舞台，玻璃上总有一个模糊的红色人脸，到第五幕，人脸最为清晰。此人脸颇似导演的象征，他是人物的创造者，无论舞台还是现实生活都由他掌控，他冷眼审视自己的造物，看着他们喝彩，看着他们无法自拔。

四、美学分析

首先是影片色调。影片的现实生活部分基本是惨淡的白色，舞台部分则是极鲜艳的红色，营造出的鲜明对比区分了两个表现场景。反观“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主题，颇有种讽刺意味。

音效上，影片的音乐全部用在了舞台，甚至也以环境声的形式出现的，一架手风琴，一只长笛，一个木箱鼓，一个歌手，非常现实主义。另外笔者对第一幕中女主遇害前开门处的声音设计印象尤深：随着琥珀色的玻璃门缓缓打开，一阵阴风飒飒而来，让人不禁悚然。

现实生活部分的拍摄则大多使用了手持摄像，营造出一种暗藏危机般的真实感。

本剧总的来说在结构上中规中矩，节奏拿捏恰到好处，人物心理也挖掘地非常充分，无处不在的细节让影片显得非常精致。不同之处在于影片情节与戏剧的穿插，以及最初便给观众留下了两个自始至终都未揭示的谜题，包括女主浴室受伤过程，以及房屋前主人身份。观众抱着对这两个问题的期待，满足于导演一点一点挤出的蛛丝马迹，最终来到片尾。而观众总是在尚未来得及责怪真相怎么还没出现之前就被新的情节所吸引。这一设置保持了全片的神秘感，引发了观众持久的观影兴趣。尽管最终两个谜团仍然没有揭开，影片的重点早已转移开来，谜团完成了使命而变得不再重要。

复仇和道德困境从来是小说和戏剧的宠儿，本篇使用了这两个经典的描绘人性的主题，加上两个神秘事件做调味，又将颇具冲击力和表现力的戏剧舞台搬上荧幕，为主人公的悲剧复仇故事增添了一件华丽的经典艺术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