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

很长，看不看随你。（涉及剧透和电影细节，可能只有看完电影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 这是我看的第一部“罗生门”模式的电影。 “罗生门”所注重的就在于对人性的刻画。 “人总是会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第十一回大概就是讲的这样一个故事。 电影用更接近话剧的对白和情节安排，讲述了一群平凡人的悲剧（为什么是悲剧等一下说） 主角马福礼是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男人。而30年前的拖拉机杀人案件被话剧团拿出来排练，无疑是将他心中最不堪的回忆重新拿出来示众。出乎我意料的，他并不像刻板印象中的杀人犯那样凶狠，冷漠。他没主见甚至有些懦弱。他因这件事入狱15年，出狱后和金彩铃结婚，扶养金多多长大（不要求金多多和自己信，不在乎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甚至不需要让金多多叫自己爸爸）电影中这是一个从来没挺直腰的男人。他唯唯诺诺，没有思想，总是被其他人的言语操纵，改变立场。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观都还未独立的中年男人的形象。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按你说的办”他总是被说服，用他人片面的恍恍而谈说服自己，再用这套用词当做自己的想法，却又被下一个人说服。他站在卖二手的老旧电视机前，看着里面无数个自己。电视机映射出来的人各有不同，我想他也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马福礼。他也有自己性格的闪光点。他对金多多的爱是我全剧唯一有想落泪的地方。电影里用两个地方巧妙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金多多怀孕之前，他最重要的事是让剧团改剧本。而金多多意外身孕之后，“事情解决了”解决的是关于金多多孩子的去路。“我是和你一头的”这是他全剧唯一没有变过的立场。在和金多多争吵中，金多多的一句“他不能当我孩子的爸爸，他是个杀人犯”让马福礼默默记了很久。在第十回里，他拿到了死亡证明，悄悄放在金多多窗前说“我签了这证明，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我就不是个杀人犯，可以做你孩子的爸爸了”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卑微到可以舍去自己的一切。 他大概做的唯一出格的事就是杀了李建设和赵凤霞（这是我自己心中的真相，因为两个点。一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没有人会因为面子而选择做15年的牢。之前所有的一切这只是30年后的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合理化。拖拉机底下，赵凤霞和李建设刻下的结婚证无疑是赤裸裸地揭开了他这段婚姻的背后所有的不堪——他是因此杀的人。二是从电影拍摄手法上来说，在电影的最后，马福礼站在拖拉机前。漫天的血雨落在他身上他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阴狠和坚定，这是唯一符合他“杀人犯”这一人设的情绪。背后拖拉机已经从坡上滑下。而马福礼的手中，始终拖着一条排练用的红绸，我个人觉得这是象征掩盖他婚姻中不堪的那层纱）而在剧场中，马福礼拼命踩刹车的场景，只不过是大梦一场（映衬了他对那件事的后悔，想要拼尽全力挽回）马福礼的一生都像是一个工具人。和赵凤霞结婚是阴谋，为金多多的一切而放弃自我。最后的最后，马福礼说，“我们这一生不就是为了他们而活着吗？”这句话总结了马福礼这一生的所有悲剧。 而金多多一个叛逆的少女。她被一个已婚男人玩弄感情，当了别人的小三，还怀了孕。怀孕后她才清楚明白，那个男人对她所说的所有爱都是谎言。其实我个人的解读，她不去打掉孩子，一是因为叛逆，二是因为她想那个男的因为孩子而继续给她打电话。她需要通过这个孩子获得那个男的的关注。因此她才会把手机设成响铃，在手机被丢进鱼缸后，又重新捞起来吹干。不断关心有没有人给她打电话。她听着自己的手机铃声，就好像那个男的依然还爱着她。他从来没有把马福礼当成爸爸。而戏剧化的是，当她终于去把孩子打掉，马福礼却在窗边给她放了一封自己的死亡证明（刚刚提到过的那个情节）。于是金多多不再打扮的像个小孩，而打扮的像个大人，穿上裙子涂上口红。重新将枕头绑在自己的腰上，装作自己还在怀孕。她是从那个时候明白这个孩子不仅是自己的孩子，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是马福礼的希望。是马福礼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来的希望——这个孩子必须“活着”。 而金彩铃，一个开着早餐店的老板娘。彩铃这个角色的成功塑造在于周迅这个演员。这是一个眼睛里已经没有了生命力的女人。她和她女儿金多多更像是一个轮回。金多多也是未婚先孕来的。金彩铃深知未婚先孕会受的苦，所以为了金多多装作是自己怀孕。而在故事的最后，她发现了金多多已经打掉了孩子。在和马福礼在小三轮的合影里，马福礼眼睛里含着希望，笑得开心而幸福，但金彩铃已经是强颜欢笑。 我个人的理解是最后马福利和金彩铃都死了。也许是金多多骑着三轮拉着他们一起自杀（一是最后一回题目叫“行车安全”金多多脸上的是绝望和坚决，打扮得异常光鲜亮丽更像是为了赴死。二是在电影的最后，有苍蝇爬在他们两人的脚和脸上——只有尸体上才会有苍蝇，这也正是暗示了他们的死亡的结局） 而胡昆汀这个角色是全剧我最喜欢的角色。（胡昆汀这个名字也和昆汀•塔伦蒂诺相同）他是话剧团的导演，是一个没有天赋的导演。他没有天赋，但却对排练充满激情，对舞台包含热情。他喜欢转词，背那些有名导演的话和有名巨作里的台词。仿佛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和那些走上艺术殿堂的人离得最近。他是不被理解的，他所有的对艺术的热情，在剧团演员和团长看来，不过是一场笑话。这是作为艺术家最大的悲剧。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剧中的女演员贾梅怡。他是他出轨的小三，他对她的爱是不纯粹的，他需要一个人在剧团里支持他，维护他。需要一个年轻女孩子崇拜和爱慕的眼神。在清醒的时候，他从不敢对贾梅怡说我爱你。只有在喝醉了之后打碎了门卫的玻璃，说：“我爱她，我爱她怎么了？”你看酒精的确能放大一个人的情绪。而她越被人否定，他就越需要贾梅怡。他需要从贾梅怡的眼中和话语中重新认识自己。这个角色所出彩的地方在于他除了出轨，并没有什么大错。而单单因为出轨，他的一切都被否定了。他的才华，他对艺术的热忱，都因为对他对爱情的不忠，而化为虚无——这何尝不是一种荡妇羞辱？ 而贾梅怡呢？她被胡昆汀的爱情谎言所骗，她被他所构成的那种艺术的殿堂所吸引。每当她在胡昆汀说完大段转词后，和他默契地说出作者和来源，让她感到，只有自己是懂他的。在剧团中，只有贾梅怡是真真正正的在维护胡昆汀的立场。但悲剧的是，胡昆汀连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都不确定。贾梅怡无疑是敢爱敢恨的。他是一个真正具有爱人能力的女孩，就是这个角色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她从胡昆汀妻子手中拿回了他的眼镜，就像从他妻子手中拿到了爱胡昆汀的权利。 苟也武，一个普普通通的门卫，却是全剧最有侠义的人物。是他一次一次的帮了马福礼，在醉酒后甚至帮马福礼得回了公道。他踩在胡昆汀的身上，唱起了武生的词——像一个真正的将军。而这一切在酒醒后，被一封检讨书彻底打碎。他刻的一手好章，在最后甚至为小马（金多多肚子里的孩子）刻了章。这个小细节更是完善了这个人物。 傅正团长，一个永远当不了正团长的正团长。胆小怕事，思想迂腐，爱慕钱财和名声。在他这个年龄，地位永远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 白律师，一个黑心律师。他是伪善的，他并不在意马福礼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只在意自己心中的真相。那些恍恍而谈的大道理，他自己又相信几分呢？在最后揭示了白律师是一个跛子，他走到世界地图前说，非洲现在下雨了吗？你看他就是这么的伪善，他听不到近处的哭声，确听得到远方的哭声——他幻想里的哭声。白律师的律所阴暗，也接受了这个人的内心。这是他作为一个律师的悲剧。 而屁哥，死者李建设的弟弟。他粗鲁却有钱。从始至终都只在他的房车上。第一次出场是信佛教，第二次是基督，第三次是信科学。多么可笑，他不过只是遵从于自己的欲望罢了。有意思的是，在电影中演员的几次移动，都仿佛像动物一样跳跃扑闪，而不是一个人——这也正是证明了他骨子里更偏向于兽性的一面。 导演和编剧无疑是有才华且成熟的。运用不同色调，光线，玻璃，镜子，对脚动作的拍摄（这里也暗示了是一群普通人），门框，梦境，想象，现实，构造了这样一个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罗生门”的故事。 导演和编剧不过是讲述了几个普通人，几个普通的人生，几个不普通的悲剧罢了。而故事的真相，自在观众心中。 十二在中国人的心中意味着团圆。 第十一回，离十二回只差一步之遥 第十一回，永远到不了十二回 第十一回，只能是个悲剧

《第十一回》是“导演”陈建斌的第二部作品，比前作《一个勺子》要复杂得多，它说的是剧场内外、生活和戏剧的关系。采用章回体的小说结构，分十一个章回，毎一章都有一个“回目”，即用点睛的两句话概括出本回的故事内容。这在古典文学中司空见惯，这样的做法会让结构一目了然，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这个故事。

故事讲述某话剧团将三十年前一起拖拉机杀人旧案搬上舞台，改编成话剧《刹车杀人》。可是现实中的当事人马福礼说自己并没杀人，宣称是刹车失灵酿下的惨剧，害死了前妻赵凤霞和她的情人李建设。马福礼当年有口难辩，只好通过认罪委曲求全，被判刑多年。此番话剧团旧事重提，给马福礼和他刚建立起的家庭带来了莫大困扰。他设法阻止话剧排演，想要翻案，以免一辈子背负杀人犯的名声。

比起纯属虚构的故事，真人真事的改编似乎更“麻烦”。 拖拉机杀人案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荒诞色彩，话剧团又改成一出具有先锋戏剧意味的舞台剧。在马福礼眼里，这台戏推翻了历史真相，可它就是根据自己当年的口供改的，案件的卷宗通过司法裁决被公开披露，成为众人知悉的公知事实。新闻已经将这个故事写得烂熟，甚至比真实更真实。那么，戏剧是在歪曲事实吗？艺术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

当马福礼去话剧团讨要说法时，主任认为舞台上的是角色，不是真实人物。大家都知道，真实事件改编成舞台剧需要进行戏剧化的处理和艺术上的夸张，部分细节被放大或者被处理是常有的事。从生活中的马福礼A到舞台上的马福礼B要做很多处理，通过演员的表演让观众信以为真。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观众而言，他们都不是事件亲历者，只能通过戏剧去相信案件。真实本身依然会成为争议，从案件到口供可说是一重加工，口供和戏剧是二重加工，正如从葡萄到葡萄酒的的过程，它们呈现出来的绝非一样，但葡萄酒肯定不是葡萄。对于改编背后的真实故事，我们应当理性对待。

具有反讽的是，影片一再通过“修改”来让这台戏变得越来越戏剧，离真实越来越远。当然，戏剧本就是修改的艺术：《刹车杀人》每次排演，都会有人出于不同目的，站在不同角度，施加干预。当事人的名誉、经济原因甚至是审查机制也是创作的一个个推手，在不同目的的驱动下，剧作倾向于某一边，戏剧真实性的具体形态也被不断改写。导演的意图被一次次改变，演员需要经过新的排练，重新揣摩角色的动机与思量。女演员贾梅怡，为赵凤霞建立起的人设被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现实世界与戏剧排练的互动提亮了这部电影，串起了整个故事线索和全部链条，把一个可能艰涩的社会新闻事件，以及戏剧与现实的关系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胡昆汀是剧团里唯我独尊、爱拽词儿的年轻导演，他吸引了单纯的女演员贾梅怡。一直强调“戏剧是自由”的胡昆汀，也为贾梅怡带来了一种角色上的自由精神。在马福礼质问贾梅怡为何插足别人婚姻时，已经投入“赵凤霞B”的贾梅怡借角色之名，怒斥马福礼和赵凤霞之间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此时的贾梅怡已经打破了自身的枷锁，从“本我”变成了“理性的我”，这是戏剧的力量，也道出了人的自由本性与现实束缚之间普遍的紧张。这种打破枷锁，也是贾梅怡的不能自拔之处。与此同时，她和胡昆汀是真爱吗？话剧团传达室的苟也武，看不下自己的外甥女甄曼玉受气（注意：“真曼玉”和“假梅姨”的名字是对立的），反倒质问马福礼当初为什么不杀掉“狗男女”。

另一厢，金彩铃为了掩盖多多（小马妈A）早孕的迹象，把自己伪装成孕妇，当着邻居的面演起了小马妈B。邻居大爷只能通过片面的观察，误以为是这家人顺应二胎政策，完全没有察觉到真正的小马妈是谁。那位多多口中始终未曾露面的“他”却一直都在欺骗她的感情，自始至终在多多面前演，如果一直演，多多愿意一直相信下去，可到最后不再演了。多多怀着小马，又好似重演了金彩铃当年的历史，是两个时空的共同演绎。所以，金多多也是金彩铃B。生活远比戏剧要荒诞的多。

舞台上的这台戏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件。同样，在人间这座剧场中，生活也像一台愈演愈烈的戏。人人都是演员，每时每刻都在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胡昆汀的情感纠葛也与戏中的人物一一对应上了：胡昆汀就是“李建设”，贾梅怡就是‘赵凤霞”，甄曼玉就是“马福礼”，还真应了那句老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引用自陈建斌的原话：“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把这部分内容拿到舞台上、银幕上表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很荒诞。其实，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接受不了。”

影片通过几组人物和故事线，戏谑地探讨了真假虚实的问题，戏外的纠葛带进戏内，戏内的角色也在影响着戏外，这就构成了戏剧上的反讽。以真实故事和戏剧故事互相混淆，是《第十一回》有寸劲儿的地方。最有趣的一处是贾梅怡在化妆间玩弄着一只苹果，另一个女演员走进来找寻“苹果”，贾梅怡告诉她苹果刚才不是在你手上吗？当我们以为苹果明明就在贾梅怡手里时，才发现那名女演员找寻的是自己的苹果手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有限信息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全部。

马福礼是个很固执的人，在人物塑造上，甚至有那么点儿“柴犬”的意思，常常钻进死胡同跟自己过不去，认准的钻死理儿要一条道走到黑。

“柴犬”一样的马福礼

故事发展到最后，《刹车杀人》终于顺利公演，我们方才发现，这是个追寻自我真相的故事。观众代表的正是马福礼私人化、狭隘化的视角与记忆，对他而言，他只是感知到了自己所看到的那部分真相。就像马福礼站在二手电视机橱窗前，看着监视器对准的各种自我，它们画幅比、色彩都不相同，哪一个更接近真实呢？

赵凤霞和李建设的隐藏故事借贾梅怡之口说了出来，马福礼穿透历史的迷雾，用三十年前那台拖拉机重演了当年的历史。这一次，他在历史的车轮下，看到了迷雾背后的真相，做到了话剧演员都没有做到的忘掉剧场。我们仿佛也能从贾梅怡和胡昆汀的关系中捕捉到当年赵凤霞和李建设的蛛丝马迹。回到舞台/历史的现场，倾听历史的深切回响。结尾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漫无目的寻找能够唤醒过去记忆触发的场景，是全然不知情，抑或是想要删除创伤的记忆（片尾彩蛋中的删除片段：拖着红布、天降血水别有一番滋味），那是我们审视自我的法场。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花儿咸了（To Be）还是没盐味（Not To Be），这是个终极Question。就像在“第十一回”的终章里，观众见到的答案一样，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而不是那么在乎答案，因为人人都患有“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另外，影片一直强调信念，舞台演出被各种人打断，信念就断了，现实中要有信念，生活才能继续。

其实，戏剧不是生活本身，它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时代的关系。虚实之间张弛的空间，让《第十一回》焕发了活力，这得益于陈建斌早年的舞台经验。戏剧手法的荒诞性在片中不会觉得突兀，反而十分自洽。不仅本子好，还有着电影皮和话剧骨的交织，在画面拍摄、空间对比及电影配乐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这不是陈建斌第一次当导演，前作《一个勺子》豆瓣7.7分，拿到金马最佳新导演奖。当时，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评价他：“陈建斌完全不是演戏演多了想当导演，而是有极大的格局和视野。”

这回他的野心真的很大。

阵容豪华的《第十一回》

朕搞过先锋话剧

虽然观众认知度最高的角色是《甄嬛传》里的四郎，但陈建斌最早是演舞台剧的。

话剧对陈建斌的影响很深。直到现在，他最引以为傲的经历还是曾经演过先锋话剧。

在出演先锋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之后，他说——

“当我演完这个戏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变了，在这以前，我对艺术的理解是模糊的。”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

舞台剧对于陈建斌的影响也延续到了《第十一回》中。

电影中有两条线，一是在舞台上——话剧团排练话剧，马福礼不断阻挠；二是现实生活——再婚妻子和女儿关系紧张，马福礼不得不周旋于两人之间。

舞台部分，大鹏饰演话剧团导演胡昆汀，春夏饰演新人演员贾梅怡，他们两人的表演都是夸张且外放的，台词的话剧味儿也很浓。

胡昆汀酷爱掉书袋，张口闭口都是莎士比亚等大师的语录，贾梅怡也会对着马福礼说“你冒犯了我的自我”之类的高深台词。

现实部分，马福礼在得知自己的案件要被改编成舞台剧之后，咨询了律师和被害者的弟弟屁哥。

对于马福礼要不要翻案这问题，律师和屁弟完全持相反意见。但相同的是，两人的台词都是舞台剧化的，不写实，人工表演的痕迹非常重。

贾冰饰演的被害者弟弟屁哥

对于《驴得水》这样的话剧改编电影来说，太像舞台剧是贬义，导演依旧在用舞台剧的逻辑拍电影，无论是剪辑还是镜头调度，都看不到任何属于电影的技巧。

但对于《第十一回》来说，过重的舞台剧感并不是致命伤，反而成为一种风格，与电影荒诞的喜剧形式相得益彰。

大师语录挂嘴边的胡昆汀，在喝醉酒后对着话剧团保安来了一段彼得·汉德克的《冒犯观众》。

虽然是在一本正经地念严肃文学，但这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夸张做派显得十分可笑。

背诵《冒犯观众》的胡昆汀

这种荒诞的黑色幽默时刻遍布全片。

窦靖童饰演的女儿金多多，年纪不大，风轻云淡地在楼梯间告诉马福礼她怀孕了，怀的是一位已婚男人的孩子。

父女谈论打胎事宜的期间，还有耳背的邻居大爷走上走下，穿梭其中。

楼梯谈秘密的父女

金多多不愿意打胎，周迅饰演的金财玲为了保护女儿不得不假装怀孕。

金多多不屑母亲的保护，直呼孩子生下来不得管外婆叫妈？管妈叫姐姐？管杀人犯马福礼叫爹？

整部电影没个正常人，一群异类搭配得非常和谐，故事在荒诞感和话剧腔中稳步推进。

被遮蔽的真相

对很多导演来说，能做到辛辣讽刺的荒诞喜剧已经很难了，但陈建斌并不想止于此，他有话要说。

某种程度上，马福礼和导演前作《一个勺子》里的拉条子是同一个人。

轴、执拗、一根筋。拉条子一根筋地寻找傻子，马福礼寻找的则是历史的真相。

他知道自己没杀人，那剧就不能这么排，排了就是扭曲事实。

除了金财玲，没人相信马福礼。话剧团的人不把他当回事，他们可以为了钱和领导改剧本，但不会为了区区一个马福礼影响“创作”。

马福礼也使路子、走后门，试图干预创作。可惜找的小保安苟也武人微言轻，不仅没帮上忙，还落个写检讨、扣工资的下场。

当众检讨的苟也武

在苟也武的建议下，马福礼计划搞臭创作者名声，找胡昆汀和贾梅怡偷情的证据，没想到证据没找到，反遭文艺工作者贾梅怡一顿理直气壮的臭骂。

话剧还在排练，马福礼仍然被视作杀人犯。他是整部舞台剧的主角、原型人物，但没人在乎他的感受，也没人在乎他的真相。

与马福礼形成镜像对照的，是话剧团的导演胡昆汀。

他追求的是导演的尊严，是一出好戏。然而，谁都有权对话剧指指点点，唯独他没有。

孤立无援的导演

卷宗上白字黑字写明凶手和杀人理由，但当事人不同意，百般阻挠排练和演出。

当事人马福礼之后，是资本的干预。被害者的弟弟屁哥资助剧团20万，想把剧情改成马福礼妻子勾引他哥哥。

想要改戏的屁哥和团长

胡昆汀义正严辞地拒绝：戏剧是属于观众的。团长却说：屁哥不也是观众吗？

剧本被改，重新排练。

资本之后是上级压力。领导看了话剧，不满里面对于妇女的塑造，认为价值观导向错误，于是剧本再次被改，再次重新排练。

这位演员也是真领导

一出戏被改来改去，不但没人在乎原型人物马福礼，也没有人在乎胡昆汀，更没有人在乎真相。

只有贾梅怡。饰演妻子的她为了找到角色正确的感觉，寻来了30年前的那辆拖拉机，问了死去妻子的表姐，才还原了拖拉机杀人事件的真相。

最后观众才发现，就连亲历者马福礼，也只是了解他看到的部分事实。

电影中有一块夺目的红布，那不仅是话剧团舞台表演的道具，也像导演在暗示观众，红布遮盖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并没有看到事实的全貌。

真相藏在红布下，真相刻在拖拉机上，甚至不用废力气就能找到。但没有人愿意找。

一个用心的创作者，却可以还原、呈现真相。

电影另一个特别的设定是名字。

话剧团中，大鹏叫胡昆汀（昆汀·塔伦蒂诺），春夏叫贾梅怡（梅丽尔·斯特里普），大鹏妻子宋佳叫甄曼玉（张曼玉），话剧团保安叫苟也武（北野武），都是一些电影人的名字变体，日常生活中很少见的名字。

而另一边的现实中，陈建斌叫马福礼，周迅叫金财玲，窦靖童叫金多多，很接地气。

有趣的是，随着话剧团的排练，戏剧越来越真，生活却越来越假。

在贾梅怡的调查下，话剧最后呈现了当年案件的真相。舞台上是真的。

金财玲为了掩盖女儿怀孕的事，不得不假装怀孕的是她，马福礼也协助她一起演戏骗邻居。生活里是假的。

我们的生活不见得可信，但一部电影、一部话剧却值得相信，只要那个创作者去追问、去思考、去查证。我们总会发现真正的历史。

尽管陈建斌说自己现在还只是业余导演，但从《一个勺子》到《第十一回》，没有人会否认他作为导演的才华。

他有好的导演能力，也有旺盛的表达欲，在华语电影的维度，这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

希望四郎还能继续说话，继续有野心地拍下去。

文/JOJO

如果说大部分电影都是没话找话或无话可说的，那么陈建斌的电影绝对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有很多话要说。

《第十一回》是他第二回做导演，很显然，这五年来他积攒了大量思考，并且毫无保留地装进了这部电影里。

结果是陈建斌玩嗨了，影迷们也看嗨了。

下面，我就我看到的一些角度，给你拆解下这部表意丰富的电影。

01 难产的艺术

从最浅层的文本看，这部电影在讲述艺术作品诞生的艰难过程。

话剧团的年轻导演胡昆汀正在排练新剧《刹车杀人》，该剧改编自30年前的一桩拖拉机杀人案。

按理说，创作应该是件很单纯的事儿，可胡昆汀却遭遇了重重磨难。他的舞台不断被闯入，剧本一再被篡改。从他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当下创作者的普遍困境。

第一个闯入者，是原事件中的“杀人犯”马福礼。他来的理由很简单：我没杀人，你们按我说的改改？

两边对话的一幕，极富象征意味。

一边是演员们，坐在台上；一边是马福礼，坐在台下，中间隔着不近的距离。简直是把“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直接拍给你看。

但很显现，马福礼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你们演“我”，我就有权指手画脚。但问题是，若每个原型人物都保有艺术作品的最终审查权，又何来创作自由？更狠的角色还在后面。

先是死者的弟弟赶来，直接拍下20万块钱，要求改戏；后是市领导看了排练，对“男女乱搞”的戏码很不满意，提出了若干条修改意见……资本、权力粉墨登场，进一步抹杀艺术的独立性。

再加上话剧团内部的重重掣肘，演员罢演，员工闹事，领导甩锅……使得艺术不断偏离艺术本身，沦为一场闹剧。

何以至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所有人眼里，艺术从来就不重要。它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比起真金白银、领导仕途、社会稳定来，它什么也不是，它随时都可以被利用、被粉饰、甚至被牺牲。

更令人莞尔的是，胡昆汀因出轨女演员贾梅怡而被扣上了“劣迹导演”的罪名，惨遭封杀。这所有的过程，我们简直不要太熟悉。

最终，命途多舛的话剧终于公演，而代价是胡昆汀必须放弃“导演署名”。那时的他，剪掉长发，如阉割掉自身的艺术理想，以一个乖怂的形象泯然众人。

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

02 渐隐的真相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艺术拉回现实，这部电影实际也在讲“真相的难以抵达”，就像《罗生门》所揭示的那样。对于30年前的拖拉机杀人案，影片先后提供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最公认的当属“官方说法”，即卷宗的记载，大致如下：拖拉机于斜坡上发生故障，驾驶员李建设和马福礼的妻子赵凤霞钻到车底修理，结果二人趁机偷情，被马福礼发现，盛怒之下，他松开脚刹，致使二人殒命。

事实清晰，但稍一琢磨，发现不对，这简直不合情理。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李建设和赵凤霞俩人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场合偷情？

可是卷宗并没有回答这个疑问。

随着案件被搬上舞台，重现于大众视野，知情人纷纷登场透露背后的隐情。首先登场的正是马福礼，他否认杀人，称一切只是意外。而他当初之所以认罪，是因为发现妻子偷情，碍于男性尊严，才把意外故意夸大为“复仇”。

紧接着登场的是李建设的弟弟屁哥，在他的讲述里，马福礼无疑还是杀人犯，只不过哥哥的越轨行为完全是出于赵凤霞的勾引。而在赵凤霞表姐的讲述中，李建设和赵凤霞则成了一对被拆散的恋人。他们并非偷情，而是真心相爱。

所有人都在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秉持的动机和观念，对同一个故事做着私人阐述。而真相、历史也就在这个过程里被蒙上了无法拨开的迷雾。

该如何抵达真相？陈建斌相信：艺术是可以依赖的途径。正如影片最后，当马福礼站上话剧舞台时，在破旧的拖拉机底部，他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窥见迟到的真相。

那一刻，拖拉机的实物与其象征物“一块红布”同在，仿佛在说：艺术的真实，或源自真实的艺术，可以带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使渐隐的真相复现。

03 身份的焦虑

前面说了艺术，也说了现实，但要问《第十一回》最核心的表达，实际存在于两者的间隙中，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影片借胡昆汀之口，讲了一套表演理论，大致是说，演员有两个“我”，一个是“本我”，即真正的自我；一个是“理性的我”，即构建出来的角色的自我。两者构成一组镜像关系，就像人照镜子，镜子里的你不是真的你，而是一种理想的投射。

类似的镜像关系在影片中无处不在。如前面所说的真相与故事的关系，原型事件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把生活本身看成一场盛大的表演，那么我们每个人实际都是角色。这就触及到《第十一回》着力探讨的话题：一个人该如何确立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换句话说，该如何通过界定“我是谁”，来获得一种自主性？

记得姜文曾经说过，他拍《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因为过了四十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生活里有无数角色，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他并不清楚，于是开始焦虑，于是才有了《太阳》的创作。而陈建斌作为姜文的师弟和“同类”，在相似的年纪也开始了同样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结果，最终落在了马福礼的身上。

马福礼活了四十来岁，突然间晃范儿了。

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相反，一群人在替他做着定义。杀人犯、说谎者、王八蛋；律师怂恿他做个“讨回尊严的强者”，屁哥劝他做“四大皆空的修行人”……面对这些角色，他无力拒绝，更无从选择。正如面对监视器，当无数屏幕投射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自己时，犹如无数个“自我”反噬自身，令马福礼感到阵阵眩晕。

回到家里，妻子出色扮演着“虎妈”的角色，女儿扮演着“叛逆少女”，只有他像是多余的。此时，“镜子”这一意象再次成为点睛之笔，圈出了马福礼的尴尬处境。只见，当一家三口同坐在餐桌前时，妻子和女儿在镜中都有成像，而马福礼面前却空无一物。

他是个“无像之人”，他除了一个毫无主见的本我，尚无理想之自我。

一地鸡毛的折腾之后，他甚至以一张“死亡证明”直接否定自己的存在，并借此摘掉“杀人犯”的帽子，还女儿清白的生活。

吊诡的是，正是这一“自杀”行为使得女儿（实为继女）最终接受他，于是他得以拥有一个崭新的身份——一个真正意义上有担当的父亲。尽管他不是多多的生父（父亲A），但在“父亲B”的角色里，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并重获了生活的信念感。

其实也不止马福礼，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着类似的经历。贾梅怡在扮演赵凤霞的过程里，渐渐明白何为爱情；金财玲在扮演“孕妇”的过程里，收起责骂，成为守护女儿的母亲；最特殊的是金多多，她因意外怀孕搞得家里鸡飞狗跳，母亲为了掩护她，假装自己怀孕。而最终多多拿掉了孩子，换成一个枕头，这看似多此一举，但从她涂抹的口红我们知道，她在扮演一个成熟的怀孕女人，那正是当年的母亲，她以此体认着母亲的不易，她重新成为她的女儿。

而这一切转变的最终达成，都发生在影片的“第十一回”。

04 彩蛋的奥秘

《第十一回》的全片采用章回体结构，横跨小说、戏剧、电影三个媒介，构成对生活的三重镜像。它试图告诉我们：生活本是一场表演，而人人都是演员，重要是找准角色，好好发挥。

作为一部信息量巨大的电影，陈建斌巧妙地将各条线索融合，使其自圆其说。这是很难得的。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片尾彩蛋，第一个片段与影片的开场镜头形成一组鲜明的镜像关系，开场镜头是从人物的头拍到脚，而彩蛋是从脚拍到头，仿佛一切又回到故事的原点，有如轮回一般；最后的彩蛋片段是一个超现实段落，主人公马福礼以话剧方式重回杀人现场，只见漫天红雨落下，仿佛一块巨大的红布，遮天蔽日。 这一系列彩蛋构成强烈的间离效果，将原本封闭自洽的前面十回故事，重新打破，形成一个开放式的收尾。

这一近乎冒犯式的处理，恰恰暴露了陈建斌的创作观。仿佛在说：别指望电影给你任何明确的答案，特别是当你觉得答案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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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陈建斌第二部导演的作品，从第一次在北影节上亮相就得到了许多好评。在经历了撤映风波和台词整改之后，这部电影终于和大家见面——很高兴，当我看完电影出来，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的所有期待视野都是值得的。

影片在完整度和成熟度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导演风格也日趋明显，可以说，华语影坛又多了一颗闪耀的新星。

电影以章回体小说的方式讲述了一出黑色幽默的戏剧——可以有理由地相信这样的结构有对昆汀的致敬。

影片的导火索是话剧团的排练，他们改编15年前一场真实的杀人案，偏巧这起杀人案的凶手现身了，话剧团导演胡昆汀想更进一步地了解当年的真相。于是，在戏剧与现实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人性得到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陈建斌的作品无疑文学性很强，当然他的才华更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就是他很好地将舞台剧的风格与电影融合在一起：有些电影讲生活，讲究情绪酝酿到一个点了再爆发，而舞台剧的风格是，直接将矛盾冲突提前，并且以夸张的方式制造幽默。这点在电影里不太好用，陈建斌却让这点成了电影的闪光处和他个人特色，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二就是他的致敬与戏谑。影片几个主角的名字都是伟大的导演和演员：昆汀、北野武、梅姨，然而他们姓什么呢？“胡”、“苟”（狗）和“贾”（假）。胡昆汀满嘴的契诃夫易卜生，做的不过是男盗女娼蝇营狗苟之事；苟也武，酒壮怂人胆——但首先是这人真的怂。

影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随处可见的一块红布。崔健在《一块红布》这首歌里唱道:“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句歌词可以说一语点破了电影里的众生相。

啥都蒙住了，日子就过糊涂了；日子过得一糊涂，人也就幸福了。所以要遮掩羞耻，遮掩“侮辱”，“掩”到最后成了“演”，假的也成了真的，真真假假看不清楚，窝囊的继续窝囊，糊涂的接着糊涂，搞得一地鸡毛了，然后一拍板，算了，这就是人生。

其实我们都希望把日子过明白，希望找到一元的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这是以太——影片中的他们，有三种态度对待“以太”。

第一种是白律师，他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尊严。尊严是个啥，就是你可以为之而死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哪怕什么结果都挣不到，也要挣个过程的东西。这话太漂亮了，如果没有屁哥，如果马福礼换种性格，那就是种典型的美国英雄电影的结构:迷茫的年轻人被智慧的长者一语点破，于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然后他变成了那个智慧的长者。

可惜电影还有屁哥。屁哥的人生态度就是谁灵就信谁，他是迷茫的，但他相信总有人找到了真理——讲白了他就是个投机主义者，到最后发现他所有的投机都是自作聪明，便又自以为看破一切了，说人生不过一张死亡证明。于是他把自己埋了起来，像个漏气的气球。

至于马福礼，他代表第三种，他也盲信别人，但他跟屁哥不一样的是，屁哥会主动追寻真理，马福礼则是等着别人硬塞给他，他就像许多的庸众一样，没有自己的想法，左也可以，右也可以，只要别人说的差不多有道理就行——那豆花到底是甜了还是咸了？这种问题你去问庸众马福礼，那可太为难他了，于是你气得想一榔头敲他:“你自己尝一口你不就知道了吗！”

影片中几个人物的人生相互形成烛照。胡昆汀、贾梅怡与甄曼玉之事，恰如当年的赵凤霞、李建设和马福礼，而未婚先孕的金多多，又恰如当年的金财铃。可以说，导演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悲剧。

其实说白了，小人物都是悲剧的，都是孤苦飘零、没有选择的。赵凤霞和李建设不能选择爱情的自由，金多多不能选择生育的自由，马福礼不能选择面子的自由，胡昆汀不能选择导演的自由，贾梅怡不能选择演员的自由。影片从侧面展现了赵凤霞与李建设爱情的伟大和悲壮，但是别忘了，他们的悲壮是以马福礼的窝囊为代价的。到最后马福礼什么也没得到，还把自己的清白搞丢了。

其实李建设也很惨，除了赵凤霞的表姐，似乎其他人口中的他只是个会开拖拉机的二流子。可即便这样的二流子，内心也有一片净土留给赵凤霞。

赵凤霞的悲惨就更不必说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死去的女人，一辈子留下了“搞破鞋”的坏名声。

影片中很多二元冲突矛盾的展现。比如“名字”，名字重要吗？一会儿，有角色跳出来说，名字就是个屁；一会儿又有角色跳出来，说名字太重要了。

那它是否重要？

这太难说了。就像一个在A，一个在B，恰恰是因为你意识到A并且觉得A很重要，你才意识到，其实你需要的是走向B。于是在A和B之间这条漫长的路上，你迷路了。

这就是人生——被rape灵魂、rape自我的人生。

结尾周迅说的那段话，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谁活明白了啊，谁又能活明白。没活明白，又能怎样，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呗，反正笃定地相信未来会变好呗——要没变好怎么办？不知道。

得，“以太”找到了，“以太”就是糊涂。

最后必须要再夸一下陈建斌，作为演员，上可以演皇帝，下可以演小人物，而且都演得惟妙惟肖；作为导演，他拍的出人生的复杂，在戏剧与现实的交融之处，沉潜进洞若观火的悲喜。

周迅、春夏、窦靖童和宋佳都贡献了不凡的演技，尤其是春夏真的有惊艳到我，那些细腻的情感变化被她把握的恰到好处，从情窦初开、懵懂无知到为爱痴狂，再到被现实重锤后眼里的失落，猛醒后的决绝，都让人觉得很真实。可以说，不光是赵凤霞与贾美怡融为一体了，春夏自己也与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了。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第十一回》向我们展示了，当导演把一台其实很优秀的话剧搬到电影院，到底会多么的让人尴尬…… 整场看下来，就周迅一个人在演电影，其他人都在「表演台词」也是醉了。不好好讲故事、概念先行不是不可以，可起码尊重一下影像语言吧。剧场表达囿于环境限制，是会存在放大概念的现象，施加给台词的文学性压力非常大（所以好的戏剧本子必然都在文学史上躺着），可电影这种可以捕捉到更多特写与试听语言的载体，还这么玩，真有点捉襟见肘了。 陈建斌与姜文相比，都不缺表达欲与艺术野心，可后者再桀骜不驯、自带毁天灭地的荷尔蒙乱溢，也会把影像的魅力尽可能发挥到最大，一帧一帧都是电影人的敬畏之心，哪怕是其戏剧味儿过重的《让子弹飞》，也会包裹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的壳引领观众。 建斌老师啊，喜欢就是放肆，但爱就是克制，求求你对电影克制…… ——你的电视剧观众粉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