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导演本人出境，弯腰曲背，把耳朵贴在铁道上“聆听”，这样的镜头，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喜欢，表达方式上有刻意生硬之嫌，与内容也不统一。将其置于全片之中，不明所以，拖沓冗长。

振聋发聩，意思是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日本军部策划刺杀日本驻华大使，而后栽赃嫁祸于中国人，试图以此来激起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这里怎么能用“振聋发聩”这个词呢？基本功太差，啼笑皆非。

不说宋子文了，说说变态的日本法西斯。

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意大利有所不同，并非通过法西斯政党控制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其变态的发育方式逐步渗透、改造国家，最终制造了军国日本。

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明治维新后，近代天皇制度初步创立，军权从政，即军权归属于政府（内阁）。但战争发生时往往由“讨伐总督”负责指挥，可谓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事机关，可视为日本军政权分离的端倪。而后，直属于天皇的陆军参谋总部（日本陆军最高指挥中心）和海军军令部（日本海军最高指挥中心）先后从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中独立出来。这一阶段，日本军部取得军令权（独立统帅权），而政府只拥有军政权。据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令权指直接动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而军政权指军事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包括军队行政管理、部队建设、教育训练、兵役、动员、武器装备和后勤等事务。君主立宪政体下，日本近代天皇制度“廷政分离”，天皇并不亲政，故而由陆军参谋总部、海军军令部等组成的日本军部，名义上直属天皇统辖，实际上自成中心，成为政府（内阁）、帝国议会之外的权力核心（根据性质和实际地位，枢密院不算在内）。

由于独立掌握了实际军权，在天皇的名义下，日本军部很快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并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为了军国日本，所谓“军部的法西斯化”和军部控制下“国家的法西斯化”。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化过程中存在不少有趣的现象，例如军部内各派系、形式不同的法西斯团体互相倾轧，以及日本陆军与海军的深刻矛盾等。国家的法西斯化以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为标志，广田内阁几乎完全服从军部的意志，并以此确立施政方针，改组国家机构。

所谓日本法西斯的变态发育，以天皇神圣意志和武士道精神，代替集权领袖的个人权威；以军队的严密纪律、等级制度和其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代替法西斯政党的组织作用。

拒绝泛化的概念，这是我近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纪录片中，所谓日本军部刺杀“推行积极对华政策”的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一来除掉军部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之路上的绊脚石，二来借此激起日本民间反华情绪、煽动舆论云云，我认为有失审慎。如果没记错的话，利用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的策略，就是这位“推行积极友好对华政策”的日本外交官得意之作吧？重光葵作为法西斯甲级战犯，其所作所为均是为日本法西斯谋取在华利益，他的外交政策再怎么涂脂抹粉，也掩盖不了美化侵略的事实。以其“鸽派”政策为由便要刺杀他，这应是个别狂热激进分子的行为，而不能将之表述为日本军部的意志。

说起纪录片，人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类作品。作为一名纪录片爱好者，我个人涉猎的纪录片范围相对要更广一些。但是，韩晶导演即将上映的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还是给我带来了全然不同的体验。

韩晶导演一直以来坚持以情景重现手法，向观众真切地展示历史事件的发生缘由、经过和结果。大型纪录片《科举》、《大辛亥》、《金融风波1948》等作品，都具有其一贯的风格烙印。

事实上，纪录片业界乃至影视圈内，对于韩导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都存有争议。支持者认为，纪录片引入情景重现，能细致刻画事件始末，设置悬念，增加张力，一改传统纪录片沉闷乏味的感觉，给观者带来良好的观影体验。但批评者则认为，通过表演者的肢体表演进行重现，这和一部剧情片又有什么区别呢？

经过几年的蛰伏，韩导带着她的新片《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来对她的拥趸和异议者进行了一次集体回应。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讲述的是1931年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但侥幸逃过一劫的历史事件。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这部电影竟然别出心裁，从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角度——整起刺杀事件中被忽略的一名亲历者的主观口吻，完成了全片的叙述。

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亲历者唐秘书，以全知者视角，冷静而不无感触地回忆了整起刺杀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死。通过亲历者的口吻，刻画一起事关自身的暗杀，更好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也大大提升了电影的观影体验。

除了亲历者唐秘书的回忆，导演本人在电影中的探寻，也使影片从单一维度的历史叙事，走向了更深沉的多维度感怀。

在观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之后，我斗胆揣测，韩导的艺术论敌们会提出更加强烈的抗议。但我却不吝为影片和韩导的艺术追求，提供一点我自己的辩护。

严格地来说，《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电影。所谓“纪录电影”，重点在于“纪录”，追求的是“真实”。“直接电影”，算是将这一理念推到极致的流派；而比“直接电影”稍微温和一点的“真实电影”，虽然也会人为“促成”某些事件，但对“真实”的追求依然苛刻。

而与之相反的“剧情电影”，则完全仰赖创作者天马行空的虚构和想象，来展开剧情。

如果要给这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一个恰当的位置，它应该是介于“真实电影”和“剧情电影”之间的一个跨界作品。韩导定义它为“非虚构电影”，并非没有道理。“非虚构电影”的外延要比纪实片宽泛，只对事件的真实性有要求，对表现手法则无限制。像《国王的演讲》、《血战钢锯岭》，包括最近热映的《绿皮书》、《波西米亚狂想曲》，都可归类为非虚构电影。

但是，我本人更倾向于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称为“回忆电影”。之所以称之为“回忆电影”，一来是因为电影本身是以回忆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的，二来“回忆”和“纪录”不同，“回忆”必然夹杂个人的情感。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中，情感的倾注可以分为两大层面。

其一，是故事叙述者个人的情感倾注。影片非常注重宋子文的身边红人唐秘书对当时的人和事的态度，比如对宋子文的尊重，对新婚爱人的难舍，对田中隆吉的鄙夷等等。或许有人会质疑，影片的表达是否过于情绪化？但从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情流露，反而让事件和人物更显丰满。

其二，导演本人的情感倾注，也让《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成为一部风格鲜明的大银幕作品。影片大致分为四个章节，有节奏地呈现事件全貌。每个章节之间，韩导通过真切的感怀，将一位女性导演的所思所想所执所念，全然倾注到作品中，其能量密度之大，情感指数之高，是一般纪录电影所不具备的。如果把传统纪录电影比作学术论文，那么《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就是交响诗。

韩导并非拍不出充斥着历史学家娓娓道来的纪录电影，但她选择在形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自己。在这部电影里，她甚至把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翰、王亚樵的嫡孙王家柱饱含情感的追述，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的论述，放在了电影片尾的彩蛋部分，而并没有去铺张运用这些珍贵资源，充分彰显了创作者冷静而克制的内心定力。

总之，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期待韩晶导演在“回忆电影”的道路上，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也为中国的纪录片界再输新血！

2019年5月于上海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按照豆瓣评分标准，我只能给出这部影片两颗星。一颗基于故事的角度，让历史染上人的温度，将事件穿插人的悲喜，这才是人文历史的角度。另一颗是给所有的创作人员，不论一部片子最终能获得多少人的认可，背后每个人付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抹灭遗忘的，这也是人文的温度。 但是不得不说剩下的三颗星实在不想满上。 虽然能够体谅主创人员，选择故事中的一个小人物来讲述历史事件的苦心，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选择这其中身亡的唐腴庐来叙述这个故事。虽然说其实我们应该去关注唐腴庐的人生，因为他个人的牺牲使得历史有了另一种走向。但我认为创作者的表达有种偏差。大家都认可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这个想法。这个未来对于在历史中逝去的人物来说，已经没有色彩了。活着的人才更能体会他们牺牲的意义。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除了他以外的每一个人都更适合比他去诉说他牺牲的意义。而他，主要负责悲剧。 创作者想用一个逝去的亲历者以小见大诉说历史的风云际会，但借一个逝者的眼睛回望过去叙述未来是不恰当的。这迫使这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了牺牲者的人成为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难道人死后就知晓一切了？这想法恐怕不发恰当吧。 最后对于全片想要传达的意图，我不认同。问答中有人提问为什么选择这一次刺杀进行创作时，韩导回答说因为这次事件的戏剧性极高。存在太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正好一起穿了白西装？为什么火车的门锁突然打不开？为什么重光葵会提前下车？为什么？为什么？事实有太多细节，我们追溯再多的文献，采访再多的相关人物也无法还原了。所以，这就是命运？ 不好意思，我不认同。我们记录历史，学习历史，关注历史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打破命运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去调查历史，研究历史，才会发现历史客观是多么的重要。其实从影片中也能看出来，有无数的细节促成了这个事件最后的走向。那么这个事件的历史结果，也是唐腴庐的个人最终的结果，是多方博弈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所谓的命运。历史文献也好，亲历者采访也好，考古也好，所有的历史考据方式只能尽可能接近历史，而无法百分百还原历史。因为仅仅通过文字、物件我们是记录不了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对于历史事件的影响的。 我们只能尽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事实来感叹：啊，原来这就是是命运！但是以前人感叹命运，正是因为清楚有背后的许多原因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然而在今天这样的历史的认识下，再一次用“命运”二字来感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走向，是一个非常不适宜的。即使我们再同情唐腴庐的遭遇，也不能否认历史就是这样冰冷而又无情。 所以大家都会感到疑惑的是，这到底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部电影？在问答的时候应老先生说纪录片也不能完全的说明真实说明客观，而韩导演的这种方式，是她选择的一种带有人性化的纪录片的方式。韩导演选择的这次刺杀，是因为这次刺杀带有的浓重的戏剧化。虽然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非常多的戏剧化的巧合场面，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命运，背后一定有促成这个事件的客观因素，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因为历史从来不会记下那些影响到事件的蝴蝶的名字，我们哪怕搜集到的资料再多，也无法确定疑问背后真正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戏剧化的事件来讲述，想要讲述出这个事件的不可思议的地方，我认为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叙述是不合适的。然而想通过电影的方式来表现，又想借纪录片的方式减少艺术创作的色彩，我认为也是一种奢望。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化的事件。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兴起，非虚构写作在中国风起云涌，创作队伍越来越平民化，题材越来越宽泛化。各种历史钩沉、凡人传奇、行业内幕故事纷纷登场，接受者在好奇、震惊之余，获得了阅历和知识的拓展、精神的愉悦。同时，非虚构写作已经突破了文字书写的单一样式，开始产生影像呈现、口述历史等新的形式。

　　用影像的方式进行非虚构写作，笔者姑且称之为非虚构电影。它看起来与纪录片相差无几，两者都追求真实。但纪录片更强调冷静、客观、中立的呈现，其倾向性隐藏在摄影机的注视与亲历者的讲述之中；非虚构电影则在记录性的特点之外，更重视详尽研究和场景的还原、重置，甚至毫不掩饰创作者的评价与想象。

　　日前上映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以下简称《刺宋》），就是一部非虚构电影。它聚焦于1931年的一桩真实刺杀事件（其实是两桩），假借一位死者的口吻，带领观众回到历史情境，去复现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梳理玄机重重的刺杀动机和过程，以及各种机缘巧合、阴差阳错中的历史真相。

　　从题材上看，《刺宋》符合一部悬疑片的要求。围绕“刺宋”这个核心事件，可以营造一种惊险刺激的氛围，可以围绕刺杀的准备、刺杀过程中的意外以及斗智斗勇，建立起丰富的情节起伏，其观影效果或许接近于《行动目标希特勒》（2008）。但是，打造成一部基于历史事件改编的故事片，《刺宋》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无法建立一种“历史正义性”，同时也无法塑造一个能引起观众认同和共鸣的主人公。

　　在这种背景下，《刺宋》以非虚构电影的面目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刺杀宋子文虽然在民国历史上并非惊天动地，但与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奇妙地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如果两人的刺杀都成功的话，必将对中国当时的政局和中日关系产生直接和迅速的影响。以非虚构电影表现这个题材，创作者可以条分缕析地进入历史的幽深处，可以进行各种大胆的假设，又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再现将观众带入历史现场，还可以通过旁白和采访进行历史点评，并凸显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与意义。

　　影片的非虚构特点，使它具有纪录片的样貌和对历史细节进行考据的严谨，还可以通过电影化的方式为历史增添诸多隐喻的意味。例如，影片中许多转场都用了空镜头，包括雨中的树叶、历史建筑的外景、黑夜中的蒸汽火车等。这既可以舒缓节奏，又可以产生一定的意义延伸，营造特定的氛围，呼应人物的处境与情绪。此外，影片还通过一些特殊的构图方式来表达特定的情绪。例如，重光葵在房间时，摄影机几次从吊扇处俯拍人物。缓慢转动的吊扇叶片搅动着不祥的阴影，对人物形成一种无形的挤压，进而将历史重压下的个体命运进行了影像化的表达。

　　如果是纪录片的话，由于当事人全部都不健在，“刺杀宋子文”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整理和后人讲述，或者旁人评述来还原历史，但《刺宋》则可以选择遇刺身亡的唐腴胪作为叙述视角。也就是说，影片从一位“死魂灵”的角度，来揭开刺杀宋子文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相当于上帝视角，可以揭开历史隐秘的真相，又可以增加一份亲历性，并使许多评述和感情流露更加自然。

　　让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是《刺宋》最具创意，也最为高明的艺术处理策略。在历史的洪流中，这起没有成功的刺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唐腴胪来说却是一次无妄之灾。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吊诡：历史不会记住那些没有成功的“重大事件”，也不会记录那些卑微的小人物，但小人物对于历史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甚至，在小人物身上可能承载了重大的历史后果，小人物的亲人也承担着在历史长河中不足为训，但对于个体来说力逾千钧的伤痛。

　　《刺宋》不仅体现了钩沉历史、还原现场的影像努力，还表达了一种具有人情味的历史立场。它从一位已死的小人物入手，以冷静的口吻去复现历史，同时又对历史中的诸多偶然性发出了哭笑不得的感慨，并以悲戚的心情去感受妻子内心的苦楚。正是在这里，历史不再以铁板一块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让观众看到了其背后的诸多算计、阴谋、意气用事，以及因多种偶然而对历史进行的改写。更重要的是，唐腴胪的叙述，使历史具有了情感的温度，具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历史感叹，以及对于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的缠绕关系的表达。

　　除此之外，影片还通过80多年以后历史现场的旧地重游，以及历史学者的评论，试图将这段历史与当下进行呼应。只是，这种呼应其实相当牵强，今天的观众很难从中得到什么历史教训，或者对于这段历史产生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唐腴胪只是一个冤死鬼，他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这种过于感性，且来历不明的感慨，除了让观众发出“人生无常”的叹息之外，能使这段历史具有当代意义？

　　《刺宋》让亡故的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还带来了另一重叙事风险：唐腴胪并非事件真相的知晓者，他以亡灵的身份进行全知叙述，这是否会影响影片“非虚构”的定位？而且，影片力图兼顾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电影化的艺术感染力，是否会因过多的搬演性，而影响历史还原的粗砺质感？创新可贵，但由此带来的某些把握失当之处，也应当正视。影片在挖掘历史真相方面虽实证有余，但视野有限，有时会拘泥于人物信息的琐碎介绍。而且，影片一厢情愿地以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也过于武断和牵强。

　　当然，在今天这个喧嚣而躁动的年代，《刺宋》仍然值得鼓励。它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进入历史现场，努力为历史加上情感的温度，并设想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尝试使历史成为当下的某种注脚或隐喻。这种创作的初衷与诚意，令人赞赏。（龚金平）

如何讲好复杂的现象，并在叙述中体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透视（尽管这种透视可能是主观化的），是所有讲故事的人、每一次讲故事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连《红楼梦》作者都会感叹，上下三百号人的贾府，人事竟如乱麻一般，不知该从哪一件事哪一个人讲起（第六回）。这样就有了“刘姥姥一进贾府”，作者以这件芝麻粒大的事为引子，通过乡间老妪之眼，交代了贾府的衣食住行、人事、礼仪；而以贾府为核心发生的纷纭现象，又是当时整个帝制等级时代的缩影。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早已成为一种经典叙事方法。而在本片中，导演试图以刺宋案为切入点向历史刨根问底，由此挖出了深藏在罪恶泥土下盘根错节的多股势力，使1931年中国面临的重重危机得以条理分明地呈现在当代观众的视野中：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替罪羊，险些成为国民党内斗的牺牲品；重光葵作为对华“经济侵略”派的代表人物，险些成为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斧头帮作为作为国民党“反蒋”势力的刺杀工具、同时也是日本军部选定的替罪羊，险些成为其野心的牺牲品；而宋子文的秘书，尽管不在任何一个残酷斗争的核心旋涡之内，却意外成为了唯一被实锤的替罪羊，他是最无辜的牺牲品。

两组刺杀、四重替罪相互对照，形成了一组以权力与野心为主题的残酷组曲。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人性做出了深刻剖析，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

此话同样适用于做本片中一系列阴谋事件的注脚。

我们都是爱听故事的人，尤其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几个字，总能吊起胃口，仿佛一早就知道，现实中往往有着“编剧都不敢这么写”的曲折离奇。那么，一个真实非改编的故事，会有多好看呢？

两伙势力，在火车站出站口同时等待着，准备伏击两个都爱穿着白色西装的目标人物。一阵乱枪声过后，一个目标倒下，一个目标逃逸，两伙势力究竟谁该庆祝胜利？为何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两个目标人物，均非死于1931年的这场伏击刺杀？这明明是一部讲述真实非改编的历史纪实电影，难道，有人改写了历史？悬念就这样产生了。

影片的名字《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时间、人物、事件都已经交代清楚。看起来，宋子文应该是主角了，但带领我们走过这段历史，并在最后为我们揭开真相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确切的说，是他的声音。整部影片都是以唐的第一人称“讲”出来的，没错，这真的是一部讲故事的电影。时间的车轮滚滚，我们无法穿越到1931年去亲眼目睹那场疑云重重的暗杀行动，只能通过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人口中听听那些从前的故事，脑补出当时的场景。导演韩晶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她为我们保留了真实感——没有把故事拍成商业片，这就是亲历者讲给观众的故事，加上了帮我们“脑补”的画面。

影片画面零零碎碎，跟着唐腴胪的讲述一遍一遍地重复切换着，一片一片的拼起记忆碎片；影片里的人物影影绰绰，在一桩一桩的事件里参与着，却不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与表演，演员看起来也不过是故事的背景罢了。只有声音，那个讲故事的声音，在我们脑子里印下了一个有情绪，有血肉的唐腴胪。

他能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因为他死了，他死了所以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死了才能带我们从他的上帝视角来看这一场离奇的乌龙刺杀。他带我们认识的这些人，他们都在这趟时间列车上，就像片头演职员表那样，随着车轮前进又后退；他们也都推动了时间车轮的转向，最后具体是谁的力气最大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即便在他们死后也没有湮没，而是被这辆时间列车载着，直到被我们从历史书上发现他们的名字。

“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寻梦环游记》。故事一直这么讲下去，这些为改变历史努力过的人们便永远不会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