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参加大象点映组织的观影活动，我们就在周信芳空间的边上观看了《上海的女儿》这部讲述周信芳的女儿周采芹的人生经历的片子。

这部片子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拍的。不得不感慨，这个女人的一生简直就是传奇。她为戏剧而生，也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一部大戏。

陈苗导演说，她印象最深的是，周采芹在艺术的人生低谷中，有一天忽然意识到“我就是吃开口饭的”。这个点抓的好赞。这是她自我意识的一次重要觉醒，对自己过往的认可，以及自我的回归。接着，她就又开始吃开口饭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初到英国时就展现出来的个性，那样的神采飞扬，自我十分地饱满，都要溢出来了。她一直在坚强的，或者说十分固执的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毫不妥协，半点也不行，哪怕是因为儿子。

当然，她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她得到了常人所没有的，也就失去了常人所拥有的。凡人在舒适区死守，她在外面wander。她闭着眼睛的时候是只猫。睁开眼睛的时候，是豹子。人们说，她不是一个easy的人，她是difficult的。我想说，如果她让别人easy了，大概她自己就不会easy了

片后有人问，这部片子里的上海呢？我觉得，上海就在她的身上。上海是世界的，她也是世界的。所以，她一离开上海，就在遥远的伦敦混得风生水起，甚至逆转了时尚的风向。那是上海赋予她的格局。一口纯正的上海话，是她永不褪色的烙印。可惜，片子里只有一句。如果从头到尾说上海话，可能表达的意思会更到位，也更能展现她的风采。

映后提问环节也很感人，周采芹的妹妹周采茨的几位老同学都来了，看得十分激动。他们跟采芹也很熟，还专门去美国拜访过她。老爷子的英文也很地道，开口飙了几句，立时赢得满堂掌声。

最后，感谢陈导的签名，她还特意找来了金色的笔。谢谢。

以前读过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考》（1912年成书，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候更名为〈宋元戏曲史〉）里面有一句：“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追根溯源，戏曲初期来自各个地区的巫觋文化，西南地区至今仍有“傩戏”（顺便推荐一个影片，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高仓健主演）后来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变化，文人创作与人们对于文化艺术的渴望催生了不同风格的戏曲话本（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时的戏曲依然还没有成熟）在这期间，关马郑白，王实甫，汤显祖，以及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们，将民间传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为这个庞大的体系注入了活力。统治者以及王公贵族的偏好又给戏曲教育，戏曲学习，带来了庙堂与江湖的差异。 近几十年来，表演专业学习的体系“声台形表”又同戏曲有不可割裂的关联，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戏曲舞台的程式化也为其他表演方式所借鉴（推荐一部纪录片〈上海的女儿〉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女儿周采芹女士的访谈，戏曲在分流的过程中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有江湖千秋义气，有人心恻隐真情） 方正戏台四平八稳，这戏台上演绎帝王兴盛衰败，人间悲欢离合，也能演战场上千军万马，常人家男耕女织。 真成了角儿的演员，观众爱他们的唱腔，做派，身段，也懂得这门艺术的滋味儿。 12年，13年的时候听过一段相声，说的是京剧念白的重要性，里头有一句话:千斤话白四两唱。能强化人物性格，可以推进故事演进，好角儿的一句念白，抵得上千句唱词。（比如：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真到了能琢磨个中滋味的时候，既有沧桑岁月的加持，也要历经白云苍狗的变幻

错过了开头，我想周采芹的母亲也一定是位很有魅力的人。打破世俗观念，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面对穷困的艺术家和一穷二白的生活，身为名媛的她一样可以活得很坦荡荡。靠自己双手去打拼，去过自己的生活。

周采芹，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人，很勇敢地去表现自己，去争取一切的机会。很棒噢。但在传统文化中，这可能不被鼓励，因为女子被教育要含蓄内敛，不可以野心勃勃，这样可能会吓坏男人哦。多元的价值观，给到女性更多的选择。

不要忘记，你是个中国人。这是父亲临终前对她说得最后一句话。

周采芹靠露大腿出名，其实一开始会觉得有点疙瘩，但想想，一个女子在陌生的城市出人头地，靠出卖色相来出名，可能是唯一的选择?也许吧。与我而言，可能还是无法接受。

只有你放松的时候，灵感才会找上你。真的是这样。自己也深有体会。

这是一种活法。女人有很多种活法。愿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

在影片中，周采芹女士几次提到自己出演了"Clytemnestra"的角色，中英字幕都只显示了"Clytemnestra"，并没有中文翻译。

Clytemnestra，一般中文翻译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是斯巴达皇后海伦（Helen）的双胞胎姊妹，在希腊神话中是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妻子。

她在丈夫参加特洛伊战争时和情夫埃癸斯托斯（Aegisthus）一起统治迈锡尼。战争结束后，阿伽门农回国，成为她统治迈锡尼的一大障碍。于是她设计杀死了阿伽门农和他的情妇预言家卡珊德拉（Cassandra）。最后她被自己的儿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所杀。

克吕泰涅斯特拉（左）斧砍卡珊德拉（右）

根据wiki的资料，周采芹女士在两部剧中出演过克吕泰涅斯特拉这一角色。

wiki截图

The Orestaia 是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写有悲剧《俄瑞斯忒亚》三联剧。

Agamemnon 即《阿伽门农》，是这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是《奠酒人》（The Libation Bearers）、《欧墨尼得》（The Eumenides）。

观毕此片愈发感叹何谓“贵族不是一代养成的。”“他说她就像猫一样，把子女们一个个都叼走了。”坚韧如她的母亲，“下嫁戏子”又把各个儿女送去看见更广阔的的世界，自己始终作为一个守住最后一个钱袋子的母亲，用自己的方式支撑着孩子们。

"If i were tender,I will die."她热烈地工作、生活，因此也得到身边人热烈的爱和拥抱。做过打字员也做过弟弟餐馆的女服务员，而在这些领域彻底的失败才更让她明白何为"born for the stage",也即她所说“我是吃开口饭的人啊！”13岁起就和父亲分离，然而父亲却始终贯穿在她生命里贯穿，历经沧桑后回到老房子里父亲的遗像前，内心该是怎样的波涛汹涌？乱世让人把握不住自己的生命，但内心传递的东西总会永恒。

“我已经看见天了，所以我知道我不会升得那么高。不过这也是我的动力，不是吗？”真好。她如此从容但依旧燃烧着勃勃的生命里，在她80多岁的年华里。

Always cheer fo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第一次在电影中看到周采芹时，还不知道她是谁。她在《喜福会》中扮演Auntie Lindo，那时她已经将近60岁，那仍然明亮的、锐利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极少在亚洲女性眼中看到这样的眼神，那是非常直接的，向外索取的，甚至是具有侵略性的眼神，与亚洲女性柔弱的、温婉的、需要人保护的刻板印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她。

前段时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提前观看了即将于7月2日正式上映的人物传记艺术电影《上海的女儿》。这部片子讲述的正是周采芹曲折离奇的一生。在上海、香港、伦敦、洛杉矶之间，她历经与家人分离，独自闯荡伦敦，一夜成名，到投资失败破产，挣扎度日，再到重拾戏剧……动荡的一生中，她尽情地展开自己的天性与欲望，投身于世俗红尘中，收获了名利与财富，也经历了时代的玩笑、命运的挫败，由高峰跌至谷底。她始终没有放弃自我，在诡谲动荡的世事中，寻找到了内心的稳定和平静。

生在戏箱中的孩子

周采芹的父亲是京剧大师周信芳。1936年，她出生于父亲巡回演出的途中，没有几个月大就跟着戏班子坐过了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这仿佛也预示着她后来人生的动荡流离。在自传中，她写道：“从记事起，给我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分离。我只记得自己好像是什么人身上的一部分，然后慢慢地离开一个固定点。……我老是要离开一个固定点，确切地说就是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周采芹的母亲裘丽琳生在商人家庭，生活富足，从小受西式教育。由于社会对于“戏子”的偏见，她的爱情不被家庭所支持，但倔强的丽琳坚持主见，与周信芳私奔，从此跟随着他历经战乱与建国后的波折。周信芳属于那种全身心扑在戏上的“戏痴”，而裘丽琳那种上海女子的精明则是一种很好的互补，她帮助周操持剧团和剧院的日常工作，管理财务，与黑社会周旋。

对于周采芹来说，父亲是令人仰望的灯塔，是少女时期敬畏着想要去理解、但总是感到神秘的精神上的引路人。他对艺术的狂热大概为周采芹后来追求戏剧艺术埋下了种子。而颇有远见和勇气的母亲则为周采芹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创造了现实的可能，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她有预见性地坚持要将几个孩子都送到英美等国。

1951年，周采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上学，以便从香港申请英国的大学。此后的人生，她跟家人便是聚少离多，独自闯荡的人生开始了。

中国娃娃的一夜成名

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周采芹便申请到了英国的学校。她成为了皇家戏剧学院录取的首个中国人。戏剧学院的生活是她未来事业的起点，但也彰显了她职业生涯可能遇到的困难。她被当做稀有动物一样看待，这令她下定决心要融入这个环境。

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随时遇到的偏见与歧视，暧昧不明的未来……纵使在中国出身名门，到了异国他乡也只是一张白纸，脆弱得如同芦苇。唯有让内心强大起来，迅速地学习应对新的环境，像丛林的野兽那样凭着本能冲撞和撕咬，才可能在黑暗的森林中拼出一个未来。

周采芹的身上就是有那样的野性，那根植于内心的强大力量构成了生存的本能，是身处险境的人唯一的凭借。如今再回看她年轻时的照片，她的眼睛总是毫无畏惧地直视镜头，欲望和野心都非常直接地写在里面——那正是我在《喜福会》里看到的眼神，是像豹子一样的眼神。

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并短暂退学后，周采芹重新回到了皇家戏剧学院继续学习。她顺利毕业，给制作人写上百封自荐信，争取表演的机会。这中间她得到了一些机会，不至于饿死，但要说真正成名，竟然还是与京剧有关。

1957年，一个京剧团来到伦敦演出，周采芹被选做这场演出的司仪，向西方观众解释京剧这种陌生的艺术形式。京剧团的演出反响平平，周采芹却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当时《明星报》报道说，“负责向观众解释京剧的是一位貌似奥黛丽·赫本的漂亮女演员。”

在这之后，舞台剧《苏丝黄的世界》找到她，她饰演一名香港妓女。这是一部“叫座不叫好”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虽然在艺术上，只是迎合了西方观众对于东方姑娘的刻奇想象。周采芹一炮而红，评论界尽管对这部剧颇有微词，但对周采芹作为一名演员的评价却相当高。这部戏演了整整两年，掀起了一波东方审美的社会风潮。

尽管作为少数族裔的演员，周采芹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她面临的矛盾和撕裂也是显著的，甚至将贯穿她的一生。虽然表面上成功完成了与英国人的“同化”，但内心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渴求却日益强烈。与此同时，这股对东方姑娘的追捧风潮并不持久，周采芹希望获得的持久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成功，将面临无法想象的挑战。

从巅峰到谷底

在演艺事业获得初步成功之后，周采芹又开启了自己的演唱事业。这期间她经历了第二次婚姻的失败，并此后再也没有结婚。她开始在餐厅或夜总会进行循环的歌唱表演。在《上海的女儿》中，她讲述了在餐厅表演期间的轶事。她在表演时，一位坐在台前的女士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的旅行，于是周采芹在表演中途停下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让她不要再讲了。“她惊诧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嘴都合不上了。”事后，那位女士的丈夫到后台找到周采芹，感激地说，“我和我太太结婚二十多年了，一直没办法让她停止说话，你是第一个能让她闭嘴的人，恭喜你！”讲到这儿，周采芹面露得意之色。

这也能看出周采芹的性格，她绝对不是那种娇柔的传统东方女性的性格，恰恰相反，她的性格相当西化，强势，直接，尖锐，有时甚至针锋相对。这也决定了她对男人和婚姻的态度，她天生不会是一个男人想象中的“好太太”。

在回忆录中，她写道：“时至今日我仍不理解，为什么男人会天真地觉得离了婚的女人容易征服，以为那是给她的恩惠。男女之间的误解总是难以解释清楚。……在我眼中，西方男人那种处处要公开表现男人气概的做法实在是笨拙。”

离婚后的她身边不乏追求者，不过在她看来，那些称赞她的美貌的异性真的是完全不懂她，她期望的是更多的东西。翻看她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她在精神和智识上的追求，她不是那种肤浅的花瓶里的女人。她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崇拜。

“知识分子懂得欣赏女人，能让她们觉得自己有价值，而大男人主义的莽汉却把女人像小孩子一样不当回事，只供看，不愿听。我总是能和知识分子相辅相成，我崇拜他们的智力，而他们也为我的活泼所吸引，而且我总是会有一些新鲜独特的想法。”

不过，她最终没有得到爱情上的“结果”，并且这结果自始至终对她并不重要。

享受着60年代伦敦的繁荣文化的周采芹，却一直牵挂在万里之外的家人。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爆发，家人遭到迫害，却因为信息的封锁无法得知他们的近况。尽管在表现上维持生活的进行，但周采芹每时每刻感到无助和痛苦。而在1974年，她自己的生活迎来了一场灾难。

她错误地大肆投资房产，在七十年代经济大衰退的时候借了过多的贷款，濒临破产，甚至企图自杀。生活与事业似乎迎来毁灭。

重拾戏剧生涯

破产之后的周采芹远渡重洋，来到弟弟周英华位于洛杉矶的“周先生”餐馆打工。此时的她心情处于谷底，“我似乎想把在英国的生活封上，冰冻起来，让一切都维持原样。如果说我有什么感觉的话，那就是罪恶感，是最要不得的一种感觉。我的脑子麻木了，觉得我一切都失败了……”

在“周先生”打工的经历给人一种屈辱感，这家位于豪华购物区的高档餐厅经常会迎来知名演员的光临，甚至会遇见熟人，这种对于过去经历的提醒常常令人难受，弟弟周英华的态度也令她不适，这期间得知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周采芹的情绪跌到谷底。

“我没有要求帮助。我必须要自己走完这段自我反省的道路。求生的决心，再生的勇气，都必须是发自我的内心。”

她逐渐从消沉中走出。离开弟弟的餐厅之后，她开始为自己找些事情做，情绪慢慢恢复，直到在图书馆重新看到戏剧的理论书籍，一发不可收拾。年轻时凭着灵气与本能去演戏，此时历经世事，沉淀自己，对表演的理解可以更加深刻，她决定“现在我要询问更广而深的题目，要探求表演的本质”。

她开始重新攀登戏剧表演艺术的高峰。从白天打工、利用业余时间排练话剧，到加入剑桥剧社，再到申请进入塔夫茨大学攻读戏剧专业硕士，一切又重回正轨。而这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个仿佛已遥远得像幻影的父亲在心中的引领。人生行至此，父亲早已不是那个日常的“父亲”角色，而成为精神上的灯塔。

她写道，“我从小就想接近他，但他是那么难以捉摸，我只对他有一种浪漫的印象。他对我来说不像一个生活中的常人，而更像是个理想中的抽象的人。我把他看成是一个‘实际理想主义者’，一个非常坚持原则的人。”她曾追逐和父亲相似的男性，直到有一天顿悟，”我并不需要在其他男人身上寻找父亲的形象，他就在我的心里，只要我努力就能达到那个理想境界。“

浪子回家

周采芹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去世，他们所经历的那种难以想象的压迫和折磨，令周采芹愤怒而痛苦。文革结束后，中国又重新进入了她的生活。1980年3月，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剧作家从曹禺到访美国纽约，周采芹赶到纽约与曹禺见面，她写道，“当我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就像是开门的咒语一样，第一次在西方得到了回响”。仿佛父亲又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守护着她。

很快地，她受邀前往中央戏剧学院进行为期5个月的短期任教。

三十多年后再次回到中国，仿佛要重新认识这个国家。一开始，由于周采芹的上海话和普通话已经说得不好，上课需要用英文加上翻译。但渐渐地，她开始重新找回那个属于中国的自我，并且重新开始认识这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未来。

结束任教后，她重回上海，见到童年时的伙伴与长辈。她回到旧居，在父亲的书房里，不由自主地跪下来磕头。父亲对于艺术的追求仿佛灯塔的光引领了她一生，那遥远的，却无法到达的光，就像父亲无法触及的幻影。世事动荡，充满苦难与沧桑，母亲拼尽全力送她出国大概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而如今天人两隔，父母之爱的深厚、他们所经历的折磨与痛苦、漂泊在外的撕裂感，混合成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心碎。

那是具体可感的时代之痛，命运之痛，那痛是深深的活着的证明。

这篇文章极大地参考了纪录片《上海的女儿》与周采芹的同名自传《上海的女儿》。在纪录片中，81岁高龄的周采芹仍然有着一双豹子一样的眼睛。她的敏感与才华，让她的自述如此的生动而有趣，仿佛能带人亲临现场。即使是活到了这样一个年纪，她也是一个“不太好搞”的老太太，非常有主见，性格非常鲜明，看着她脸上的光芒，你几乎可以想象年轻时候的她是如何叱咤名利场，锋芒毕露。

然而，读到她的文字，却能发现她细腻和自省的那一面。《上海的女儿》这本自传相当精彩，在这娓娓道来的文字中间，你可以看到一个内心异常强大的女性，如何凭着自己的意志去实现梦想，应对人生的玩笑。而她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反思，又使这段人生笼罩了诗篇一样优美、悲伤、深刻的光晕。

她说，“我至今还没有教会自己相信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