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喜剧

        《凡尔杜先生》的上映不合时宜。要搁在30年代，大萧条的惨痛经历或许还可以使观众对影片中的某些非主流观点抱以缄默的同情，可时间已经是1947年，战争的花红抹去了排队领救济粮时代的陈腐记忆，山姆大叔点钱点到抽筋，新大陆的群众忙着在郊区置房添车生孩子，哪有闲情逸致来搞什么反思，玩什么伤痕？
    更要命的是DC的风向。虽然酷吏老爷约瑟夫-麦卡锡尚未得势，但铁幕已降，西风骤起，像乔治-墨菲、罗纳德-里根或者罗伯特-蒙哥马利这般拎得清的伶人，早就忙不迭地跑去划清了线，剩下个奔六的老卓头，居然选择在这种时候扔掉手杖撕去胡子扯开西服，向大家展示蓝色战袍上黄底红漆涂就的“愤”字—此种行为根本就是自杀式冲锋，大师在聊发少年狂。
    很多文艺青年都经历过七个不平八个不忿的阶段。通常来说，在路上颠沛流离一段时间，或者干脆去吃几顿牢饭，症状都会有所好转。不知道为什么，卓大师在告别更年期之际，突然迸发出了火一般的热情：据说他特意将《凡尔杜先生》在京城的首映，搁在德裔作曲家汉斯-艾斯勒接受众议院非米活动委员会质询的后一天，以示对好友的支持；卓老头还给隶属法共的毕加索同志去信求援，呼吁大伙一起PK新一轮的驱巫运动。勇气可嘉，策略上却只能打不及格——四面树敌，还授人以柄，图样图奈衣。
    雪上加霜的是传说中大师的洛丽塔情结。清流们喜欢万炮齐轰这样的主儿，可以尽情施展隔山打牛的功夫，无须担心有炸膛的风险。贰战还没打完的时候，卓先生就被琼-巴里告上过公堂，哪怕血液测试表明他并非对方腹中阿卡墙的父亲，但原告整来个77岁的古典派状师，口若悬河地给大师贴上一堆诸如老秃鹫之类的标签，堂上的青天老爷想不动容都难。事实上，只需将一张卓别林同学在衙门口摁手印的照片往报纸上一登，已经足够让老小子声名扫地。
    黑云压城之际，智商高于50的人们都知道，不服软是不行了——年过半百，额头没有砖头硬。作为一个导演兼主演，下一部片子要么是描写米国铁汉手撕东洋萝卜头的壮举，要么就是展示浪子回头在糟糠之妻面前声泪俱下的抒情大戏。可卓大师偏偏去鼓捣了个蓝胡子的故事，里头谋害的都是些年老色衰的欧巴桑，更有甚者，此次特别提携的外省女孩Marilyn Nash年仅17岁——卓先生赶着大车给反方阵营送圣诞礼包来了。

    OK，远离八卦、回避时事、不谈人品。即便如此，《凡尔杜先生》依然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斜眼对观众。
    在这个问题上，卓别林似乎没有小津安二郎看得透彻。据说后者在酒后吐露过一句箴言：导演这个东东，跟蹲在地上双手抱头的流莺没什么区别。装疯卖傻不是错，搔首弄姿亦非过，背过身去笑骂由你，就是不能当面顶撞掏钱买乐的主顾。卓先生注定跟德艺香香无缘。
    本片最遭人吐槽的段落，自然是末尾的法庭戏和临刑戏——两个场景加起来不到10分钟，戏外的板砖已是络绎不绝。凡尔杜先生在法庭上发表的刻薄观点，即使放在今天，一样无法赢得陪审团的任何支持，不过话说回来，追根溯源，此公其实是向衙门自首的——饭店门口，他本可以逃之夭夭，临了却主动暴露在证人和捕快跟前——凡尔杜先生无意苟延残喘。所以这“张飞瞅李逵，偶黑你也黑”的总结陈词，貌似诡辩，倒也不失为肺腑之言：“说到生灵涂炭，在偶们这个时代不是受到歌颂的么？飞天炮仗，蘑菇弹弹，不是已经无比‘科学’地把生灵给涂成了炭么？相形之下，偶这样的小把戏只是入门级… 偶只想说，再相见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行刑日的蓝胡子先生，除了将毒舌进行到底，还补充了些虚无主义的调调。
    “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偶的教训在于没有组建社团。“
    “善与恶之间要保持好平衡，任何一方占支配地位，都有损于灵魂的完整。“
    “涂炭生灵是一门生意。战争或者冲突什么的，归根结底，都是生意。数量决定神圣与否。“
    “牧羊人先生，如果世间没有恶，你做什么（你去哪里挣面包）？”
    放在承平时代，以上任何一条都放不上台面。至于现实层面的意义，正如卓别林同学所说，人们往往抢着去声讨世间中低档次的恶行，从不想去整明白“恶”背后的原因。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夕回到就业前。被银行炒鱿鱼当然不是成为蓝胡子的正当理由。个人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在指桑骂槐：挤兑的人快要疯了，交易的人已经傻了，路过金融街的人无论晴天雨天都开始打伞了——连环杀机（包括所谓更大的“生意”）由此而起。
    警句也好，谬论也罢，反正外面的狱卒是等不及了。凡尔杜先生谢绝了香烟，不过出于好奇或者补偿心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了一杯朗姆酒，向着高台上的那座机械装置缓缓踱去——这个尾声是影片最先拍摄的部分。结局一旦看开，于过程会变得无所畏惧。

    最后说点明亮的话题。
    1）本片最动人的角色，是玛莉琳-纳什扮演的流浪姑娘拉塞妮。初看时惊异于她的美，更没想到这位在银幕上表现自如的女孩只有17岁——之后她似乎再也没有出演过任何一部像样的电影，却不知是为何。在影片中，凡尔杜先生给这个可怜人（刚从牢里放出来，抱着个流浪猫在街边淋雨）提供免费晚餐，本意是想试验一下新研制的毒药，谁知几句闲话扯下来，竟然被对方的纯真狠狠地感动了一把（原话：被她的庸碌哲学引入了歧途）：她此次进监狱是因为小偷小摸，她的丈夫在一战中成了残废，饮食起居全靠她照顾，在蹲班房的日子里，他去世了。
    狠话在后面：
    拉塞妮：正因为这样，我爱他。他需要我。我可以为他砂仁。
    温暖的话在前面：
    拉塞妮：如果婴儿知道要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也会感到害怕的... 但是活着真好。
    凡尔杜：活着有什么好的？
    拉塞妮：太多了。春天的早晨，夏天的夜晚，音乐，艺术，爱情…
    凡尔杜不屑地笑了一声。
    拉塞妮：（爱情）是有的。
    命运是世间最深奥的编剧。从不手软的凡尔杜先生居然会收回利爪，还给了她一些钱渡过刚出狱的一段艰难时光。极为讽刺的是，当两人在多年后重逢，已经完成“从破布到锦袍”转换的拉塞妮（她跟了个军火商，这些年发了大财），居然会间接地将凡尔杜送入深渊——她带他去大饭店叙旧，结果被影片开头的那几个渣渣中产给卯上了。
    当然，凭凡尔杜先生的智商和身手，足以看穿那几个食利阶层二代们的小伎俩，但他在送别了曾经纯真的拉塞妮之后，在衙役到来之前，又转回了饭店，还生怕别人找不到似的主动呈现在士绅和官差们面前。这或许是因为感召，或许是因为幻灭，或许仅仅是因为疲惫。
    2）卓别林是大师，邱岳峰也是。
    卓别林的演艺生涯跨度很大。从默片进化到有声片的阶段，据说卓先生一度很有抵触情绪。阴暗一点地想，是否因为卓大师的声线远不及他的动作和表情来得出彩？
    疏离，阴沉，冷酷；油滑，荒诞，窘迫；疲惫，无奈，悲伤。邱岳峰的演绎难以忘怀。他跟给拉塞妮配音的刘广宁的两段对手戏，在记忆中闪烁着银白色的光泽。

从流浪汉到情圣，到师奶杀手，卓别林让人无迹可寻，大师之谓不谬。
电影结尾，凡尔杜在法庭上慷慨陈辞、在斗室中躺而论道，让人依稀看到近半个世纪后沉默的羔羊安东尼·霍普金森和七宗罪凯文·斯帕西。
邱岳峰的配音很经典。邱岳峰之于卓别林相当于石班瑜之于周星驰，千古绝配。

《凡尔杜先生》是卓别林执导，1947年上映的影片。这部片子让我真正的感受到卓别林的伟大之处。伟大的电影人，伟大的影片，是不受时间局限的。哪怕现今电影技术如此发达，但依然掩盖不了《凡尔杜先生》的光辉，甚至很多很多片子远远不如它。在我写影评前，查资料发现，这部电影的编剧是卓别林和奥逊威尔斯共同创作。看见这两人的名字，这部片子能那么优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奥逊威尔斯也是一个电影天才，他执导的《公民凯恩》同样是电影史上伟大的电影之一。

我认为，一部电影能称得上伟大，不在于技巧，技巧是锦上添花，更为重要的是电影本身的格局，它想传达出的内容和思想。这就跟文学是一样的，文字干干净净，用不着什么绚丽的技巧。文字上如果技巧太繁，让人眼花缭乱，那就变成了一个唬人的东西，为了掩盖内容的空洞。而伟大的文学，都是通过它的思想，或者说作者的格局立足的，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电影也是如此，《凡尔杜先生》就是这样。我在观看的过程中，就已被卓别林对社会的思考、对人性的关怀所折服，禁不住感叹，卓别林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电影人。也深感自己以前的孤陋寡闻，只看到卓别林荒诞的喜剧表演。而在这部电影里，卓别林以严肃的表演方式向我彰显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原因。

影片背景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曾在银行工作三十年的凡尔杜首当其冲被辞退，他对社会感到了绝望，为了养家糊口，他盯上了那些有钱的寡妇，追求她们然后再杀了她们，那些财产用来养家和投资。他像一个无情的猎人，在无情冷酷的社会中寻觅着一个又一个的猎物。但凡尔杜又不是无情的，他爱他残疾的妻子和儿子。而在他的心底其实也是善良的，哪怕他成了冷血杀手，但对人性中的善美和真情并没有完全泯灭，这体现在他和那位小姑娘的友谊中，他同情她，宽慰她，给予她帮助，甚至让开始绝望的小姑娘又重燃了生活的希望，这点是多么的讽刺，因为凡尔杜自己是多么的绝望。也因为他们是一类人，对爱情的忠贞，对人性善良的追求，被现实的迫害，种种经历都让他们惺惺相惜，他们互相明白对方。所以最后凡尔杜被判死刑，得知凡尔杜真实身份的小姑娘仍然感到难过。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这份友情既让人心酸又让人看到希望。小姑娘从认识了凡尔杜之后开始走运，她没有经历凡尔杜所经历的那些黑暗，没有趟过地狱，她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依然秉持着本性，她代笔的是凡尔杜他们的希望。

但凡尔杜是不幸的，是那个社会造出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成千上万，凡尔杜只是更为极端。影片表现出社会对无力的小百姓的压迫，无论是国家经济危机，还是政客们爆发的政治动乱，老百姓们就像待宰的羔羊，让吃人的社会随意宰割。而作为小职员的凡尔杜，他开始以暴制暴的方式作出反抗。在影片最后，凡尔杜的一席话让人反思，他说，我们的历史都是杀人的历史，那些战争、冲突，杀人如麻的人反倒是英雄。杀人越多，越没有罪。这席话在《罪与罚》中同样出现过，无论是卓别林，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伟大的人们都在追索着爱，都在反思着所谓的战争和狭义的英雄。当我们跳脱出狭隘的民族和国家，站在人类的高度上思索时，就会发现，很多我们赞美的“英雄”，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屠杀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我曾在作家雪漠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段话：

“无论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应该尊重，都应该敬畏，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理由，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时候，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因为你的理由会由于你的宗教哲学、人生哲学，以及国家的教育变化出不同的花样，可以制造出不同“正义”的理由和借口。日本人有日本“正义”理由和借口来屠杀中国人，可以编造出很多谎言，让每一个日本人以比赛屠杀中国人为荣；但中国人也会有这样的理由和借口去屠杀日本人；美国人也可以变幻出这样“正义”的理由和借口去屠杀伊拉克人。”

“每一个政治家有不同的理由，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谎言。我们老百姓没有这种智慧辨别这种谎言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种理念和文化：杀人是罪恶，人类不应该杀人。无论什么理由杀人都是罪恶的。”

或许也会有人说，如果面对着残暴者，难道就放任不管吗？雪漠同样作出了回答：

“有一年，西部出了一个暴君，屠杀了大量的佛教徒，造下了无数的罪恶。有一个非常勇敢的英雄僧人，他化装来到这个暴君前，一箭射死了他，然后僧人逃走了。僧人当然拯救了很多无辜的人，但西部有这样一种文化理念：杀人是有罪的，无论你杀的是暴君也好，什么也罢，他这个杀人的行为本身是有罪的。后来，他一直没有资格给别人授戒。当别人请他授戒时，他说自己没有资格授戒，因为他已经杀过人了。所以，无论杀的是暴君也罢，什么也罢，杀人这个行为本身就犯戒了。”

我们可以有惩治的行为，但我们讴歌的不能是暴力的文化，文化应始终高于行为。

而这部影片，凡尔杜以一个反面的例子告诉了世界，在讴歌暴力的文化下会诞生出怎样的冷血杀手。这部片子伟大就在于卓别林把影片上升到人类的高度，而且他传达出来的内容仍然适用于今天。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电影人真正该做的事情。让电影成为一种力量。

巴赞说凡尔杜是夏尔洛以完全相反的方式的回归。我觉得凡尔杜大概正是夏尔洛在倒霉时心中的小小幻想：“你们就这样对我吧，我是因为心地善良才都忍下来，我要是心眼稍微坏一点，就会把你们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就像凡尔杜那样……”当然如果夏尔洛不当流浪汉，他也成不了凡尔杜，而可能是《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卓别林给自己划定了一条天使与魔鬼的道德分界线，然后终身在把自己放在天使的一边，将自己塑造成其代表，或者叫社会的良心，但是我们早就因为他的天才而忽略了这种朴素到了幼稚的自以为是，就像我们从一开始就宽恕了凡尔杜，尤其在他（自愿的）在警察的看压下被缚上双手变回夏尔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