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

今晚看了2020年的波黑电影《阿伊达，你往何处去》。影片获得了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影片提名。

波黑内战里，面对针对平民的种族屠杀，一位女性试图通过联合国雇员的身份，拯救自己的家人，但最后功败垂成。

电影的情节紧凑，扣人心扉。女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天然带来一种紧张感。战争的慌乱是真的慌乱。几分钟，人就没了。

记得初中时，从校图书馆借到过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讲的是暴君尼禄迫害信徒的故事。小说写的很辽阔。暴君死去，有情人终成眷属，信仰得以彰显。后来知道，显克微支靠这部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今晚第一眼看到这部电影名字时，隐隐然觉得它与显克微支的作品可能有所联系。看完之后，有一种无力感。面对暴力和强权，谁都无法幸免。

今天是记者节。白天的时候，跟几个做记者的朋友开玩笑，说他们自我阉割。此刻想来，谁会在乎真相呢？就算知道真相，又有什么用呢？这些想法本来与电影没有什么关系，却进一步加深了观影后的无力感。

阿依达是一名受雇于联合国的翻译，她所处的斯雷布雷尼察是安全区，受联合国保护。1995年7月，塞军占领了当地，而民众则聚集在联合国的堡垒里外。阿依达在谈判中深知塞军的残暴，她想尽办法让儿子和丈夫进入堡垒。但在联合国军官对塞军的错误信任和无能为力，所有的民众都被以男女的方式分开。阿依达想要把亲人混入工作人员，也想要他们藏在堡垒中，但终究还是失败了。男人们遭到了屠杀，这就是历史上的波黑大屠杀。

这种战争电影的选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从一个边缘人物切入这场战争。我看到了阿依达的努力，一边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去尽职的翻译联合国军官所说的话，一方面又要试图去争辩想要挽救更多的人；但我也看到了阿依达的自私，在她知道的信息比其他人多的时候，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一次又一次利用职务之便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她无暇顾及规则和任何的他人，她奔跑的身影里全是焦急。可惜主角没有金手指，现实也没有特例和网开一面。

故事的结尾处理的特别猛，最后20分钟简直是电影最高光的一组镜头。男人们的处决，冬天回家的阿依达，挖掘现场和让人痛哭的尸骨门，回到学校面对下面的家长们的熟悉的脸庞逐渐失去笑容，台上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们…缓慢安静但非常有力量。阿依达痛哭崩溃的身影是众多失去丈夫的妻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缩影，而付出惨重代价的妇女们甚至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找不到亲人，在未来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去治愈和缓解。

波黑的这次战争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伤痛。无论是联合国军队的无能还是塞军的残暴虚伪，都在两个民族心中埋下了更多仇恨的种子。战争片的意义更多在和平，当我们直面这样的故事，我们就该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是这位母亲，也都不该挑起战争。

这部刚刚被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波黑电影《艾达怎么了》，在网上可以找到资源，像素差些，但不影响观看。艺术上中规中矩，看它的主要目的，是可以让你了解那段逝去不足30年的“种族屠杀”历史。

波黑战争发生在1992-1995年，那是自1990年开始的南斯拉夫各地区政治独立分裂局势危局的顶峰。影片再现的“屠杀”发生在战争第二阶段的1995年7月。

记得那时候，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还没有完全解体，应该是1994年某月，我还带着电影《香魂女》到其首都贝尔格莱德参加过“南斯拉夫不结盟国际电影节”，同去的中国电影还有韩刚的《葛老爷子》、尹力的《香花三月天》。那时的贝尔格莱德一片和平景象，影展在一所巨大的文化宫里举行，观众众多；每场电影放映前要演奏出品国的国歌，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电影节上遇到过的。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南面的波黑地区就正在发生着这个二战之后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局部战争，即穆族、塞族、克族的武装冲突，北约、联合国都介入调停，仍旧无法阻止局势的恶化，并直接导致最终南斯拉夫国名完全消失，直接分裂为五个独立国家的今天的现状。

这部电影表现的屠杀历史在百度上记载的史实是：

“屠杀事件

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当地原有居民3万多人。1993年6月，波黑战争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以及斯雷布雷尼察等地划为“安全区”，并规定这些“安全区”为“非军事区”，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和发生任何敌对行动。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

1995年7月11日，波黑塞族武装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并宣布建立地方政权。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决议，希望塞军撤出该地区，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维和人员，并在那里重建联合国安全区，但遭到塞族方面坚决拒绝。12日开始塞尔维亚方将在斯雷布雷尼查居住的波斯尼亚克男子全部屠杀光不留一人。大批波斯尼亚妇女被强奸，还有有身孕的妇女被挑开肚子。史称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因为经历这样的事情，在这两地区之间的波斯尼亚克人和塞尔维亚人依旧有着无法抹灭的隔阂和心结。

波黑战争结束后，波黑穆斯林失踪人口委员会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现许多埋尸坑，并掘出数千具尸体。长期以来，波黑政府一直否认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事件，直到2004年6月承认。2004年10月14日，波黑政府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承认，波黑塞族军队和警察部队1995年7月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市后，放走了部分妇女和儿童，但杀害了7000余名穆族男子。”

影片以一位替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的波黑女教师为主角，以她的视角直接目睹及遭遇了这场“种族大屠杀”，和俄国电影《亲爱的同志》有着异曲同工之貌。

了解历史，反思过去。这应该是我们文化艺术作品，特别是影响广泛的电影形式，最应该做的事情。

战争对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存在，但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过，也正在发生着。阿依达就是这样一位生存在塞黑战争中的普通教师，因其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而更深入的了解战争究竟是如何在摧毁自己的生活，不仅是她，影片中与塞尔维亚军队谈判的维和部队军官、无法维护波黑民众安全的士兵、拥挤在安全区中的每一位平民，都无法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抗争，而阿依达的心境，我是无法想象的，她是如何面对被带走的丈夫孩子，怀着什么心情回到战后的家中，又是何种心态让她找到了亲人的骸骨，真的无法想象。

其实我觉得，在战争中是没有绝对的正确或是错误的，双方都有愤怒的魔鬼，也都有脆弱的民众，双方都是在维护自己的正义，又同时行使着各自的暴力。

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多么的和平稳定，但这样的和平之中，也正隐匿着战争的暗流，而且这样的和平并不是因为世界人民都向往和平而和平，而是众多的武器在维持的和平。

所以，愿真正的和平总有一天能到来，就从俄乌停火开始，这也是战争电影应该带给世界的。

照片摄于萨拉热窝的Museum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A shirt that smells like my son/

我的儿子Senad出生于1971年。在1992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父亲Esad一起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去了集中营。他们被关押了三个月，在我的乞求下，看守允许我去见一次他们。我带了干净的衣服，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不能洗澡。我给Senad带了他最爱的蓝色运动服，他马上换了衣服，我把他的旧衣服带了回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8月21日，敌军警察来到集中营，找用以交换战俘的人选。Esad马上提名了我们的儿子，觉得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在运送的车离开之前，父亲把100德国马克纸币缝在了Senad鞋子内衬里。他告诉儿子：走吧，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钱拿出来，给你自己和同伴买些吃的。Senad的朋友Nihad也上了这辆车。

三辆车都装满人后驶出了集中营。Esad说，他看见Senad和Nihad在车上向他挥手。他哭了，因为他必须和儿子分开；同时他也为儿子即将获得自由而高兴。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了。

在半路的深山中，运送车停住了。押送士兵将所有人赶下了车，让他们排队跪在悬崖边缘，然后开始射杀。在短短几分钟内他们杀死了Senad和其余199人，尸体坠入了300米深的山谷。之后士兵们到峡谷里向尸体上丢炸弹，确保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罪行。他们把尸体全部填入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我从来没有洗过那天Senad在集中营里交给我的旧衣服。衣服上残留的气味是他给我留下的唯一痕迹。我每天都要闻一闻这件衣服，希望至少有一天他的尸体能被挖掘出来。

26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在等待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尸骨被发现的那一天。每次听到有巨大墓穴被发现的消息，他父亲都会去那里试图寻找那个他缝了100马克的鞋子...

我马上80岁了。我把这件Senad的旧衣服捐给了博物馆，因为我害怕等不到亲手埋葬他的那一天。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