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王彩铃，一个不得志的文艺“老”青年，在世俗而卑微的生活里，坚持着她“要唱到巴黎歌剧院”的梦想。她丑，可是她不在乎，并且看得很明白“老天就是给我一副好嗓子，没了这个，我就是个废物。”所以不是废物的她，因为那副好嗓子和那份清高，总是显得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小城市生活格格不入。

  不要以为赵本山说得“吃喝都没有了，你还臭美啥！”就是那么正确。一个小小的炼钢厂工人周瑜在广播里听到王彩铃的歌声，就能陶醉的五体投地，就能挖门盗户托关系，拎着俩菠萝在门口等，只为跟着彩铃学声乐（显然他天资平平，也仅是练到“狗喘气”而已）。应该说，周瑜算是个伪文艺青年，但伪文艺青年也有伪文艺的快乐。比如，他提起当年诗朗诵总是滔滔不决，拿那口没听懂是哪的方言朗诵普希金的诗，他结交同样落魄的文艺青年黄四宝，他既同情这个考了N年美院不中的朋友，又巴不得他考不上-----考上了得嫉妒死他。他不嫌彩铃丑，还暗恋她，最朴实的求婚-----“你以后跟我过吧，我养着你”。这颇有点“献身艺术”的意味，他是打心眼里羡慕尊敬这样的“文化人”。遭到拒绝后，可能经过反省，他过上了正常的世俗生活，估计那点文艺理想也就泯灭在柴米油盐中了。庆幸这样一个中文艺毒不深的人，尚能在文艺理想寄托物（和文艺人王彩铃结婚）破灭后，蹒跚地在生活里走下去。

  黄四宝的结局，代表着文艺青年不得志的又一种出路。他是出现在王彩铃生命里第一个让她有“这个世界上还有懂我的人”感觉的人。他有才气，落魄，而且挺帅的。这次王彩铃主动出击了，借他看梵高的传记，甚至约上他一起进京。梦想着两个文艺青年一起打拼的闪亮日子。在那摇曳的绿皮火车上，他俩感慨着“这火车要是去巴黎的该多好啊！”既而黄四宝说出了“不爱你，只是当哥们，干吗男女之间非得是爱情”。王彩铃的回击掷地有声“因为我丑就把我当哥们？男女之间最深的感情只可能是爱情！”其实这时候的王彩铃痴痴的文艺梦里，已经多了份与梦想抗衡的东西，那就是朦胧的爱情。而黄四宝这个人，其实是很纠结的，一方面他很需要王彩铃这样的人，不只是做个人体模特，让他见识女体这么简单。我觉得还有一种母性的人文关怀在里面。他有一个视艺术为垃圾的母亲，他几乎是没有得到过那种艺术上的认同感，更不要说是来源于异性的赞赏和理解。所以当他的画家梦逐渐褪色时候，当面对现实里这个又老又丑的王彩铃时候，他退却了。也许王彩铃在某一个瞬间也是他的女神，可那瞬间毕竟只存在于虚幻又不真实的艺术梦里。他的结局，就是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洪流里，做一个投机取巧的狡猾商人。如果说曾经的文艺梦想再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也许就是------车被砸成那样，还能哼着歌开下去。

  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还有唐僧。那跳芭蕾的也不都是王子，还有一个胡金泉。这个在小地方跳了十几年芭蕾的男人终究越不过世俗的那道坎。看他被那些看节目的观众羞辱，看他几十年舞蹈生涯在身上抹不去的一段风流妩媚，心里做痛。人们既排斥这样的文艺分子，又需要他们的存在。他帮着彩排那些迎合大众口味的群体舞蹈，他被人当着自己母亲的面骂变态，他成为一个群众性攻击调侃对象。不是真的不在乎，只是还能忍。王彩铃的出现，或许是那个冬天里对他来说最温暖的事情。他们一样的不得志，一样的被排斥，一样的需要点依靠。当他受不了压力时，他提出了要和她假结婚。她却断然拒绝，只说不愿做炮灰，毕竟自己是女人。其实这里我有点疑惑：王彩铃到底是不相信爱情，还是她对胡金泉也有那么一点动心，不甘只是个假结婚？所以那个大雪纷飞的夜里，胡金泉昂首阔步推着自行车走，那气度俨然是舞剧里的王子，只是他的眼角有泪。之后他选择了毁掉自己的方式，并用这样的过激方式回应了那些对他性取向的猜想。之后我认为电影里最经典的镜头出现了。剃了光头的胡金泉当着来探监的王彩铃的面，踮起脚尖，起身，回旋，他轻声地说“这布鞋和舞鞋一个样，还能踮脚呢！”看到这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啪啦啪啦了。至此，又一个被击得粉碎的文艺梦想诞生了。

  当这些打击袭来时候，王彩铃还是在做梦。直到那个骗了她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感情的女孩贝贝出现。王彩铃可怜这个身患绝症一心只想参加歌手大赛的天才女孩。甚至放弃了办北京户口的机会，资助她。这时候的王彩铃基本已经不在对自己的文艺梦想抱有希望了，她只希望这个比她还有天分的女孩能延续她的希望。如果说胡金泉的结局让她对自己的文艺梦抱有怀疑态度的话，那么贝贝就是对她文艺梦的致命一击-----绝症只是为了出名的谎言。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原因“出名太难了，何况又是小地方的，没点儿特殊手段根本出不来。”至此，王彩铃的文艺梦完全破碎。

  之后呢，王彩铃玩了把现实的-----婚姻。她相信这可能是自己的唯一结局了。甚至去婚姻介绍所。然而当年轻美丽的女邻居都逃不过被抛弃的命运时候，她不相信婚姻了。她的精神，情感需要一个寄托，她独自去福利院领养了个兔唇的孩子。取名“王小凡”，她解释到“平凡的凡”。也许，她希望这个承载了自己太多希望的女孩不要像自己一样沉浸在文艺梦里，醒来时反而更凄凉，只是做个平凡的人就好吧。

  说了这么多，都没有仔细说王彩铃这个人。我觉得她的性格其实表达的不是很直接，全是在和这些旁人发生联系时候表露出来的。她有文化，懂得什么叫“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她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找的到真正的自己，她也有美丽的时刻，比如说在雪天里歌唱的情景分明让我想起了《两生花》里波兰的薇洛妮卡在雨里陶醉的歌唱。她给自己缝制演出服;她学意大利文;她一遍遍强调“中央歌剧院正调我呢”,营造自己的虚假安慰感;她几次去北京听歌剧;她想在歌剧院当个勤杂工都实现不了......当她从文艺梦里醒来时,她用母性的爱选择世俗生活。她卖猪肉给兔唇的养女治病，她在一个母亲的身份里得到了所有的爱与安慰。她还是会去天安门广场留连许久，那曾是寄托了梦的地方，也是梦永远也到达不了的地方。影片结尾，一段慷慨激昂的独唱，让人恍如隔世，台上的王彩铃是多么的美，她的歌声是多么的好！黑白字幕：仅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铃。

  电影的风格很直白，也很简单，是顾长卫的典型方式。镜头比较直接，不加渲染。在细小的镜头里抓住情感。我喜欢这样的叙事风格。喜欢这样不臃肿的文艺片。

  今天三月初六，我十九岁生日。我选择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立春》。人很少，大概只有四个。散场的时候，我看到后排独自坐着个老大爷，他是怎样的原因来看这样的电影？也许曾经他也有过那样的梦？不好意思，我又用伪文艺青年惯有的思维在思考了。那又怎样呢？伪文艺青年也有自己的快乐。回来的路上我在想，王彩铃，其实也挺幸福的，她有个别人没做过的梦，在她心里，总有个不死的春天，那叫做艺术。

顾长卫的《立春》是一部剧情片，但我宁肯当它是一部纪录片。可能与很多观者不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看新鲜，而是某种生活经历和记忆的重现，——自己的和某些人的。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文艺青年，如果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定义为“文学青年”，而那时候，我所生活的圈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譬如文学青年、美术青年、音乐青年、电影青年。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或许我今天也会是一个王彩玲。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晚，在郊外的一个画室里，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在微醉中读诗，从李白到辛弃疾到海子。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也很有追求，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分别能够变成伟大的“家”，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占一席之地。那天晚上，我们借酒盖脸，以梦为马，宣泄着我们长久以来压抑与郁闷的情绪。那念头突如其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只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坚持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硬努，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虚耗生命但却给这种虚耗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弥平，突然意识到揪着头发无法让自己飞上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只能回到地面。我得感谢那个雨夜，因为从那一夜开始，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不再固执地探寻生活的意义。

我不知道十五年前我的放弃究竟是对是错，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时的放弃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自己。还好，我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虽然它与我当年的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究竟是一种觉悟还是错误，我说不清，但我至今依然对王彩玲们保持着尊敬，同时保持距离。

王彩玲也好，黄四宝、周瑜、胡金泉也罢，《立春》里的这些人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在顾长卫的故事中，他们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这也正是我把《立春》看成是一种纪录电影的原因。当年的文艺青年们的生活，有很多比王彩玲们的故事还要极端，还要曲折复杂，还要充满戏剧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某些戏剧性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当年的文艺青年无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譬如他们固执地向往北京，譬如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不甘平庸”的信念。可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完全不吝于给王彩玲们种种残酷的打击，让他们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时不时地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口棺材。在现实的残酷无情面前，某些人选择放弃或者逃离，如我，如黄四宝；但仍然有无数次撞南墙见棺材但却绝不回头落泪的人，采取了不抛弃不放弃，始终苦苦坚守。然而，许三多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成了王彩玲。

现实，是个很无奈的东西，无论你承认现实与否，它都可能变成一出悲剧，——屈从于现实，你会放弃理想，演一出屈服的悲剧；而不肯向现实低头，理想却未必实现，很有可能演一出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如果像王彩玲那样，给自己造出一个进京进中央歌剧院的虚假现实，则是悲剧中的悲剧。虽然最终王彩玲选择了在现实中生活起来，但她依然心存幻想依然渴望自己某一天会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纵情歌唱，于是，影片最后那一条白底黑字的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王彩玲们的祭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在此，我要向顾长卫先生致敬，因为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给王彩玲一个梦想成真的圆满结局，而是给了她一个虚幻现实，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至少《立春》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这个虚幻现实，也曾经是王彩玲给自己虚构出来的，在影片的结尾，王彩玲的中央歌剧院之梦与顾长卫献给王彩玲的“此情此景”合而为一，意味深长，令人唏嘘叹息。

我在现实中曾经见过太多的王彩玲，我知道他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迷惘，如何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立春》看成是某种生活的记录而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我知道我那一代人和我上一代的人中有很多这样的文艺青年，但是，我脱离他们已久，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那样的故事。偶尔看到人山人海的美院或者电影学院的考场，我总会想，人们的梦想是否穿越了时代保持了原样。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虚构现实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还很王彩玲，譬如某些小资，譬如某些网民。

虽然我已经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但我仍然对那些坚守理想的人们心存敬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艰难的道路，而我这样的逃兵则选择了顺风顺水的坦途。其实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庸的，这个现实无法回避；不甘平庸固然是一种追求，但毕竟还得有一些足以让你脱颖而出的条件才行，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而王彩玲们的误区大概在于，他们试图飞到高墙之外或者从深井中攀爬而出，却忘了高墙之内深井之中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这个道理，大可不必一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自己被自己感动，固然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但其实王彩玲们更需要的是让别人也被自己感动，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事。有的时候，抛弃一点儿强烈的自我意识，走出自我虚构的现实，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究竟如何，或许会离成功更近。而这，或许就是《立春》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穿着洁白毛衣和白色长袜的男芭蕾舞老师，当众带走那个大胸姑娘，把她推搡进男厕所，立刻姑娘杀猪般的叫声就从里面传出来。少顷，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胸姑娘衣冠不整地奔出，老师缓缓走出来，背脊挺拔，正是学芭蕾舞的人才有的姿态。他缓缓走进舞蹈教室，music！——旧磁带还卡了一下——他对着灰蒙蒙的镜子，欣喜地跳起了《天鹅湖》。
他是一个同性恋。洗清了小城里不怀好意的谣言，他心满意足地被当成一个强奸犯关起来。

从那个肮脏厕所出来的时候，他纯洁的白色毛衣和长袜上，布满了黑色擦痕。

这部片子最好的就是这些细节。是这些细节成就了一部真实又荒诞、令人动容的电影。这些细节还包括：王彩玲站着时候两脚叉开的难看中年妇女姿势，她做爱后那天早上起来精心打成蝴蝶结的黄色涤纶丝巾，隔壁美女穿在身上总是那么好看的毛衣和裙子，还有黄四宝用一根棍子把他的时髦皮鞋挑进墙去，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光秃秃的北方工业小城，夏天也萧瑟像冬天，每到春天，王彩玲的心里充满憧憬，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她昂着头进进出出，说自己很快就要被北京的国家歌剧院调去了，那种高傲正是她生活的底气。可其实是在托骗子办北京户口，买开场二十分钟之后的便宜票进场看看歌剧。

她有百灵鸟的歌喉，模样却是大笨熊的。她看上的男人看不上她，看上她的男人她又不要。她倾力帮助一个患癌症的女孩去北京唱歌，没想到这女孩也在骗她。

这个小城只有少数懂得梵高和卡拉斯的人，他们互相之间的脉脉怜惜，却不能转化成她所渴望的爱情。在这里，他们浮在半空的感情，转变成一些酸腐或是疯狂的行动。周瑜大声背诵普希金，每个尾音都是土话，好笑又辛酸。王彩玲被那个发疯的黄四宝当众扇了一巴掌，晚上穿着她亲手做的式样很小城的演出服去跳楼。

曾经看过Anali的《立春》影评，觉得是最好的一篇。不是人人都能有Anali的体会，可是，那些痛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那种自怜，自恋和不甘，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全部阶段，谁敢说自己就没体会过。这是一部能唤起我们普遍情感的电影。

最温暖的情节也就是最后，王彩玲给自己收养的兔唇孤儿做了手术，带她去北京。

虽然救赎是来自于别人，而且又来得太晚，可救赎总归是好的。这救赎是放下身段，把敬意放到实实在在的一蔬一饭里，是生有仪式，把庄重的仪式感放到自己的内心里。

人呵，我真的爱你，爱你的虚荣，功利，不甘，爱你的自欺，辛酸，可笑，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个世界并不美好，甚至并不如人所期盼的那样趋于美好，可是在这个泥淖中活下去的是你，是我。而以郑重的态度，面对着世界的本来面目活下去，这是我们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勇气。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

照理说，我应该会喜欢《立春》的。但是我越看越难受，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么丑的蒋雯丽很难受，看到她不但丑，还处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自以为黄四宝对她有什么感情，重复着我就要进北京了我就要进剧院了我就要去巴黎了这样的梦话，对身边的俗人一副拽样，对美型的黄四宝一副贱相。她对着黄四宝施施然一句：我还是处女，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老实讲，有点想吐。

    她当人体模特，她“强奸”黄四宝，她穿着戏服跳楼未遂，她在剧团办公室门外唱歌，所有这些我感觉到的只有猥琐。

    只有那句“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让我肃然起敬。

    我听着周瑜用那种混嗓子念普希金的诗，很难受。

    我看着胡金泉把一女的拽厕所里胡弄，很难受。

    我看着光头女她妈那么矮，面无表情地说话四肢僵硬地走路，很难受。

    我听着以王彩铃为中心的艺术爱好者们在灰蒙蒙的城市里讲着古怪方言的文艺腔，很难受。

    确实很拧巴，确实很矫情，确实文艺腔得过了分。

   

    豆瓣上几乎一半的评论标题都有“理想”二字。几乎八成的评论，都写明这是群“理想主义者”，并对他们致敬。

    曾经我也确实对着“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肃然起敬，并自以为，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片子里这样的。

    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才，自以为与众不同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往上爬，想混出个人样来。不就是披着层艺术的外衣么，不见得就一定比想当官想出国想当老板的人高贵。

    他们嘴里口口声声都是“北京”“巴黎”梦幻繁华物质世界，他们想进歌剧院，想进美术学院。这些所谓理想，和考大学考好大学考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有什么区别？

    一切明明是那么现实。

    不过是想飞黄腾达，众人仰望。艺术只是敲门砖登天梯。

    装什么高尚？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们对艺术有什么深层次理解。艺术，只是用来傍的。恰好，嗓子比较好而已；恰好，身体比较骚而已。想当梵高的画家，和想当比尔盖茨的商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为什么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关心现实的获取的。
    很明显这群人不是。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别人过得好。

    可是，我资质平庸，我命运不济，我遇人不淑。

    于是，我哀怨，我压抑，我扭曲，我变态。

    这就是让人崇敬让人唏嘘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我仍然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有拧巴情结。

    但是，它实在是拧巴得过了份。

    于是刺激到了我，让我似乎忽然清醒过来，于是有了上面这番“反拧巴”的话。

    所以要感谢这部电影。它告诉我：不要太自恋，不要把自己想得很特别，不要耽于幻象，不要自以为高尚。

    林奕华说，王彩铃也是包法利夫人啊。

    包法利夫人之于《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的嘲讽么？
 
    林奕华还说：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命运头上。

    这片好，好在很满，很有料，台词都很有爆点，更因为，它对我有一种反向的超出作者本意的警醒作用。

2005年，给顾长卫作品留下一段评注：《孔雀》回忆了黑暗刚去的第一个十年。为了片中的时代背景，争论起来没少费口水。再到观看《立春》的电影沙龙时，电话连线那头，本以为顾长卫问好完毕就收，不想他越说越多，大有长谈一下午的架势，从定位、宣传到票房。

轮到我发言时，什么都没说。不是被震到，是真的说不出什么。一言难尽的第二个十年。

师姐说电影结束后，放字幕的几分钟适合在黑暗中回味影片，绝非不靠谱的影院猴急地亮灯，赶人起身离席。小厅里看完了《立春》结尾字幕，留意到了张静初等几个名字，他们没能留在当前的版本里。几分钟的回味显然不够，可过了半个月，愣了几个下午，对《立春》依然没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看法。

拍电影和唱歌剧也好像不大沾边，不过《立春》里头还有着跳芭蕾和作油画，艺术是一家。说下张艺谋的事情，纵然特例不可复制。张艺谋早年喜爱画画，后来迷恋摄影。78级考电影学院时张年龄太大，本该是被刷的命运。不过他给文化部副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后来的大导演和艺术家终于走上了正途，而不是回棉纺厂当工人。

这么一封没被退回的信，可能比《立春》里的一个北京户口还难得。

讲这些事不在于说只因偶然，张艺谋命运与王彩玲就南北殊途，天上地下。更不能因为今天的老谋子失去了优良品质，就指责并质疑当初他对艺术的虔诚。时代不一样了，第一十年，满盘上下，求贤若渴。第二个十年，虚伪逐渐侵蚀躯体，功利成风。第三个十年，理想被遗忘殆尽，成为指指点点的笑柄。

很多与文艺青年沾边的大龄、老龄观众不约而同地用自我代入，对《立春》进行了个人式的解读。更纯粹地说，一通声泪俱下的观后感想。我能理解，也不会嘲笑“理想”二字。有必要话，这里说下这种存在他人与自己中间的矛盾，不跟多数人一样活着的一种可能——即便最后，他们可能还要重新回归多数人的群体。

那场沙龙的尾声，观众热情地交流，讨论银幕上王彩玲的理想和命运。有人说，如果不是她丑得有些刻意，换作是普通人模样，故事也许会舒服很多。有人说，歌剧为什么非要唱到巴黎去，显得太遥不可及，让更多的人欣赏接受不就足够了。事实就在于：电影里外同样存在着不解加不屑的人，说服起来并非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十年，也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理想主义在中国逐渐瓦解。普通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一本《渴望生活》在当年具有什么份量（这说法从老师口中所知，查询考据得的确如此），理解它的难度甚至高过《孔雀》里的伞兵梦，值得姐姐那样去迷恋加向往？一般人想起现在的伞兵，简直是无异于火星人降落，或者只是记忆里所谓的“最可爱的人”。

这本几乎人手一册的梵高传记，不好听的说，在当时影响力强过现下多少的畅销书作家。传播途径的局限，文字所带来的煽动力，也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煎熬。多少人头脑一热，开始追逐艺术梦想，又撞得头破血流，悻悻地退出。王彩玲与黄四宝，正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站在更高层面上，《立春》里王彩玲的失意有着多重原因，天赋不足、手段不够，总之她是失败了。失败的背后可以有背景解读，表面上某一年的事件把所有人蒙在鼓里，但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保持缄默。同样失败也有理想不受待见的地方，经济起飞的物质富足，迅速填补了精神空虚的疾苦。对于慢沿海地区几拍的北方小城，瓦解的过程并没有特别明显，但已经逐渐开始。

理想的楼阁在破败中坍塌，小城的人们在春风中，产生着始料未及的变化。不安分的背后，包含着主人公内心的迷乱与躁动。立春所带来的希望，在一番扭动后化为了失望。歌剧一方面是拥抱理想，一方面是寻找自由。王彩玲的困境来自理想无法实现，无法实现又带来拘束与限制。歌剧是王彩玲私人的美妙空间，又是她痛苦不断的缘起。

高雅与庸俗，一直是无法协调的矛盾，当高雅的歌剧从一个丑陋的女人嘴中飘出，一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往往过于强调各司其职，抵制不务正业，三餐饱饭才是真。艺术往往被归在受歧视的正业之外，“打着艺术的幌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大托词。

必须正视的是，王彩玲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能解决温饱，还有个工作，与常人不同就在于心怀理想与追求。他们不至于处在与现实决裂、沦落至街边苟活的地步，跟被夸张、剥离后的艺术家事迹，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他们的珍贵在于他们的渺小，他们的悲哀亦是，编剧李樯对这些人还有这三十年都太了解了。

托斯卡咏叹调的高亢优美，到结尾只是天安门前的温馨童谣。背景由虚到实，由一人的异乡无路到两人的母子情深。小女孩的名字也只是叫小凡，王彩玲跟着一车牲畜，在刀板上剁断了理想，踏实地走上了正常人的道路。黄四宝摇身一变，堕为不能再俗的另一个极端。作为爱好者的周瑜，也是平平淡淡、收获至真。只有胡金泉做出了有预谋的反抗，如愿进入牢狱，外面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监狱罢了。如果是在严打年头，他可能会听到《青红》结尾砰砰砰的枪声，还好九十年代初的大环境不至于此。

第二个十年，烟尘尘的开头，光明到来的假象，小人物在小城的挣扎不甘。舍得之后，方见完美，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多么假的一个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