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耳他之鹰

亨弗莱•鲍嘉：暗夜行者

无论从哪方面看，鲍嘉总是一个暗夜行者。
                   ——亨利•安杰尔（Henri Agel）
我吻了他，但我从来不了解他。
                   ——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

1939年10月17日，华纳公司一线明星乔治•拉夫特（George Raft）信誓旦旦地写信给公司老板Jack L. Warner，不无怒气地抱怨道：
当我来您家时，您曾经告诉过我……我不必去演那些肮脏的坏蛋……我那时曾对您说，我怕制片厂会让我去演那些亨弗莱•鲍嘉才该演的角色，而您答复我说，我永远不必去演一个亨弗莱•鲍嘉的角色。
仅仅是5年之前，亨弗莱•鲍嘉才刚刚以一个小明星的身份与华纳公司签约；仅仅是5年之后，几乎每个华纳公司的人都憎恨他。5年前，制片人Arthur Hopkins相中了这位仍在百老汇跌打滚爬的小演员，让他出演《化石森林》（The Petrified Forest）中杀手Duke Mantee一角，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怎么看好这位相貌平凡的小明星：“当我看到这位演员时，我犹豫了好一会，因为他就是那种我从来都不会欣赏的演员。他是个少年老成的小子，他的大半生舞台生涯就是在台上穿着白裤子挥舞着网球拍。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冷血的杀手，但他的声音（干燥而又疲惫）却像极了，这就是Mantee的声音。”可是，当华纳公司买下这部戏剧的版权，想把它拍成电影时，他们仍然拒绝使用亨弗莱•鲍嘉。他们希望自己的一线明星Edward G. Robinson能够饰演这个坏蛋；好在，鲍嘉的好友、同为此片主角与制片人的Leslie Howard一纸电报：
致：Jack Warner。我坚持由鲍嘉饰演Mantee。没有鲍嘉，就不签约。L. H.
Jack Warner妥协了，但他并不想就此放过鲍嘉。他告诉鲍嘉，他必须取一个艺名，现在这个名字可实在太傻了。鲍嘉顽固地拒绝了。
于是，这个电影史中最为人所知也最为人所顶礼膜拜的名字就这样保住了。鲍嘉从华纳公司拿到了一份每星期550美元的中产工资，乐此不彼地演上了坏蛋。他的确是个坏蛋。他是个花花公子，而事实上，他的第三任妻子Mayo Methot就是这么想的。这对酗酒的夫妻用近似虐待的方式来互相折磨彼此，巴掌和互扔家具早已是家常便饭，有几次，她甚至纵火烧了他们的住所，并把刀插在了他身上。
在制片厂，鲍嘉仍然是众矢之的。没人想演那些“应该由他来演”的角色。1939年，乔治•拉夫特拒绝饰演《一切成真》（It All Came True）的角色，因为这是一个“亨弗莱•鲍嘉才该演的角色”；之后，乔治•拉夫和Paul Muni都拒绝出演《夜困摩天岭》(High Sierra )，本片女主角艾达•卢皮诺（Ida Lupino）“沦落”到只能和鲍嘉搭档，于是，当她被选定出演下一部电影《海湾疑云》（Out of the Fog）时，她声称，如果制片厂仍然选择鲍嘉与其搭档，那她只能坚决辞演。
1941年，华纳想让鲍嘉与乔治•拉夫搭档出演《Manpower》。没多少日子之后，鲍嘉发电报给制片人Hal B. Wallis，字里行间不无愤怒与无奈：
亲爱的Hal：我纯粹当乔治是个朋友。我知道，因为我要出演这部电影，所以他拒绝加入……我很伤心，因为这已经是第二次不能参演一部好片子和演绎一个好角色了，而这仅仅是因为有一个演员拒绝和我合作。
于是，在鲍嘉成为鲍嘉之前，他已经濒临失业的边缘。没有人想和这位脾气暴躁的酒鬼合作。“没人可以和我温和地讨论，我总是把它变成争执。我想那肯定是因为我的声音，或者我这张傲慢的脸——这里肯定有些能让每个人都气爆的东西。没有人当看到我的时候还会喜欢我。我想这就是我总是演坏蛋的原因吧。”

也许，是命中注定吧，或者时代使然，鲍嘉艺术生涯中的阻碍者反而成了他的推手，所有他的愤怒、阴郁和暴躁反而成就了这位新一代的明星。1941年晚些时候，华纳公司决定翻拍达希尔•汉密特的名著《马耳他之鹰》，由初次执导话筒的John Huston执导，饰演剧中私家侦探Sam Spade一角的仍然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乔治•拉夫。一如既往地，过于明哲保身的乔治•拉夫仍然写信向Jack Warner抱怨道：
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强烈地认为，您让我接拍的《马耳他之鹰》一片并不是一部重要的电影。因此，我必须提醒您，在我和您签署新合约之前，您向我保证过，您不会要求我出演任何片子，除非那是一部重要的电影。
乔治•拉夫对初任导演的John Huston没有一丁点信心，并认为这只是一次毫无新意可言的翻拍而已。Sam Spade这个角色，终于在万般无奈中，落入了鲍嘉的手中。
虽然没有选角权，John Huston也许仍然心中暗喜制片厂还是选择了鲍嘉。这两位酒鬼之间的友谊始于《夜困摩天岭》，John Huston是这部电影的编剧，而他的父亲、传奇演员Walter Huston则在片中与鲍嘉搭档。鲍嘉崇敬Huston，他显然认为这是一位天才型的编剧和导演。而对于一位喜欢酗酒和吵架的演员来说，再没有什么比一位和他同样喜欢酗酒和吵架的导演来得适合了。
毫无疑问，Huston是鲍嘉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正是他在《马耳他之鹰》中所塑造的Sam Spade一角，使鲍嘉一举成为新一代的个性男星。我们无从得知，到底是鲍嘉还是Huston赋予了这个人物以如此暧昧的魅力，但我们非常明确，如果没有鲍嘉，《马耳他之鹰》会变成一部怎样羸弱无力的电影。
这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孤独者。世界不断地向他发起攻击，他必须去战胜它从而得以控制自己的生命。没有人是可以相信的，“每个人都有需要掩饰的东西，”他曾经说道。Spade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依靠掩饰和不断变换身份来维系残喘的人。他说话毒辣，眼神冰冷，毫无感情地观察着这个世界，正如巴赞如此准确地描述道：“他才不是加里•库柏或者道格拉斯•范朋克！无论演恶棍还是侦探，他的成功首先因为他能直击要害，而后是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出击效率证明他的实力，更证明他的应对能力。他总是恰到好处，精准有力，最重要的是，正逢其时。他出手次数不多，却总能让对方手忙脚乱。接着，落入他手中的左轮手枪就成了有头脑的武器，一切争论立时哑然。”
他期望与人接近，可他的多疑和统治欲却颠覆了这种虚妄的美好。和Sam Spade这个人物一样，鲍嘉总是紧张地收缩着他的双手，随时准备着，当有人质问他的权威时，他会把手指绞得咯咯响。当敌人被打败后，他会对着他狰狞地笑，或者朝他的脸吐出一缕烟圈。
这种近乎执迷的举动与其说是用来攻击人的，不如说是自我保护。为了那种危在旦夕的男性气概。在影片中，当Spade第一次亲吻剧中的蛇蝎美女Brigid时，他用手深深地掐住了她的喉咙，一场温柔瞬间成为恐怖，容易使人想起鲍嘉与他前三任妻子之间的关系。他总是在躲避危险的亲密，用暴力重申着男子对女子的肉体征服。的确，没有人能够了解鲍嘉，“他每次开口说话都让人琢磨不透。他那副下巴叫人忍不住想到一具活死尸合不拢的嘴巴，一个即将带着微笑消失的忧愁男子的最后表情。那是地地道道的死亡的微笑。”
如果说在Spade与Brigid的关系中，鲍嘉只是男性气概的具象的话，那么，在Spade与彼得•洛演绎的开罗之间，这种男性气概的隐喻则成为了一种抽象：当他俩初次遭遇时，Spade正在舐舔着烟纸制作香烟，而后者则踏着轻佻的脚步抚摸着手中的雨伞，这显然是一个同性恋式的角色。之后，Spade口中叼着烟，狠狠地揍了开罗一顿。在鲍嘉的精彩演绎中，这个场景具有了某种暧昧的施虐/受虐的性质，Spade这个人物是如此恐惧自己的男性气概的丧失，以至于把对同性恋的恐惧反而转化成为了具有强烈性暗示意味的场景。
无论是《马耳他之鹰》中的Spade，还是其后同样著名的《夜长梦多》中的Marlowe，鲍嘉所饰演的人物总是强硬的、内省的、感情受到压抑的，并喜欢香烟与威士忌；他总是那个被命运做决定的男人，酗酒在他脸上留下的线条揭示了“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的被判缓刑的尸身”。他既是死神，也是对死神的绝望反抗。理解鲍嘉诚如特吕弗和巴赞者，总是会指出鲍嘉成名的必然性：他的银幕形象总是和战后美国普遍意志的消沉有关。他命中注定被那种叫做黑色电影的类型片被捆绑在一起。他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表现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轻蔑，不如说是一种为了存在的存在。在肮脏的地下世界，或者在同样肮脏的好莱坞，他存在，是为了幸存下去，没有人，比鲍嘉更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与辛酸。“他一出场，已然是又一天光线昏弱的破晓时分；在同天神的惨烈搏斗中侥幸胜出后，他脸上布满他的所见，写满他所了解的全部内情给他压上的沉重负荷，已有十次他都死里逃生，不用问，为了我们他会再撑一回。”巴赞动情地说道。
让我们再次回到鲍嘉的时代。他的时代不是约翰•韦恩的时代，他恰恰是约翰•韦恩的反面。如果说韦恩的西部牛仔是主动的、凯旋的和无畏无惧的话，那么，鲍嘉则是被动的、受虐的以及病态地好奇。他从来都不帅，甚至有点老气。好吧，也许就是因为老天赐予他这副普通的身材与相貌以及那个坏脾气：他够矮，因此能够表现黑帮分子的暴躁；他够高，因此能够保存西部牛仔的些许尊严；他的身体硬邦邦的，于是能够敏捷之如城市电影中的英雄；当然，谁又能忘记他嘴上的那条标志性的疤痕呢，于是，他的说话总是如此不清不楚，却总是要如同放炮那般妙语连珠、句句不饶人。
鲍嘉，或许永远是个谜吧。
“再弹一次，萨姆。”
      ——酷意之王的温柔

1972年，伍迪•艾伦制作了一部向亨弗莱•鲍嘉致敬的电影，并将其命名为《再弹一次，萨姆》。这可能是鲍嘉所说的最著名的台词了，可是，其实鲍嘉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传说中的台词来自于《卡萨布兰卡》，片中的里克是鲍嘉一生中所饰演过的最具人性的角色之一。当在我们的想象中，鲍嘉永远是那个酷意之王，那个沉醉于龙舌酒和香烟的硬汉，那个徘徊在好与坏的边界线之上的存在主义份子时，《卡萨布兰卡》中的鲍嘉却沉沦在了过去与现实的纠结之中，在个人情感与国家主义的纷争中崩裂离析。
“你是什么国籍？”
“我是一个酒鬼。”
在1942年之前，鲍嘉并非不是一个酒鬼，也并非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促成了鲍嘉事业的转型。如果说在二战中，美国人所要面对的是像希特勒这样残暴、狡猾而又阴暗的反面人物，那么，在《穿越太平洋》（Across the Pacific）等片中，鲍嘉即是希特勒的反面，却也同时是他的孪生兄弟，他同样残暴、狡猾而又阴暗，对民主充满了敌意和不信任，却仍然在关键时刻站在了美国这边。鲍嘉一下子从恶棍变成了英雄，可只有《卡萨布兰卡》抹去了这位犬儒主义者的阴冷，让他披上了一席夜色温柔。
不过，对于“臭名昭著”的英格丽•褒曼来说，鲍嘉仍然是那位私家侦探斯派德。“我吻了他，但我从来不了解他。”她不无抱怨地说道，“他从他的服装室走了出来，完成了他的戏份，然后就离开了。”对于褒曼这种把每一次拍片都当作罗曼史游戏的明星来说，鲍嘉俨然是一个苦行僧似的斯多葛主义者。当然，这一次，褒曼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爱谁。《卡萨布兰卡》这部影史中最为伟大的电影起初不过是一个临阵磨枪的作品，演员们在拍完前一天的戏份之后甚至都无法确定第二天的剧本。褒曼从头至尾都在问导演柯蒂斯，她到底是应该去爱鲍嘉所饰演的里克还是保罗•亨利德所饰演的维克特。“尽量在他们二者之间保持暧昧态度。”柯蒂斯回答道。好吧，影史中一段潜在的佳话就这样被扼杀了，褒曼与鲍嘉之间并没有擦出任何的火花，更何况鲍嘉还比褒曼矮了好几公分，必须每天穿着增高鞋与褒曼对戏呢。多年之后，当鲍嘉再次与褒曼相遇，褒曼早已是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的妻子了，“你曾经是一个好演员，”鲍嘉不无讽刺地说道，“现在你成啥啦？”“一个快乐的女人。”
在鲍嘉的一生中，曾经与他合作过的传奇女星为数众多，但很少有能与他擦出火花的，他的银幕形象仿佛和他本身无限接近，总是令人退避三舍。可往往是在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中，鲍嘉的银幕形象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软化。1954年，与奥黛丽•赫本合作《龙凤配》（Sabrina）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他讨厌比利•怀尔德，认为自己并不适合这个角色；他也讨厌天真的奥黛丽•赫本，他觉得这位穿着纪梵希成衣的女星根本不会演戏，只会卖弄她的身段与无邪的大眼睛。自然，奥黛丽•赫本正沉浸在她与本片第二男主角威廉•霍顿的盲目热恋之中，于是，现实和虚构，再次相映成趣。电影中的赫本同样疯狂地迷恋着霍顿，而鲍嘉所饰演的那个毫无趣味的冷面大哥，永远都只是无聊的点缀而已，当霍顿开着名车、手持香槟时，鲍嘉却只是一个资本数据的奴隶。在《龙凤配》中，鲍嘉成为了自己的对立面。他就是资本主义的终极象征，永远生活在成本和利润的癫狂计算中，可正是结尾鲍嘉对这一切的抛弃和对爱情的拥抱才使这个人物成为了鲍嘉一生中最为温柔的角色。
与另外一位赫本小姐的合作发生在1951年。老道的凯瑟琳•赫本显然更得鲍嘉的心意。不过，刚开始时，他们都不是第一人选。这本来是一部为大卫•尼文（David Niven）和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准备的电影，在制片人兼导演约翰•休斯敦的坚持下，变成了鲍嘉电影生涯中又一个里程碑。鲍嘉和凯瑟琳•赫本从来没有合作过，《非洲女皇号》却使两人成为了终生的朋友。本片主要的场景在刚果完成，鲍嘉携妻子劳伦•白考尔共同前往。对于白考尔来说，拍摄《非洲女皇号》的经历无疑是愉快的，几乎每日都在狩猎与冒险的刺激中渡过，可鲍嘉却并非是那种海明威式的男子汉，只能在酒精中消磨去酷热的每一天。而赫本的乐观却出乎鲍嘉的预料，“她根本就不喝水，她就像是在康涅狄格州度假那般熬过了那段时间。”
不管拍摄的条件有多辛苦，约翰•休斯敦这位老友再次证明了他是鲍嘉一生的伯乐。《非洲女皇号》是鲍嘉第一部彩色电影，这是人们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非黑白色的鲍嘉。对于绝大多数影迷来说，鲍嘉永远生活在黑白的世界。他的世界由低机位拍摄、低调摄影和雨夜街道组成，可《非洲女皇号》出色的Technicolor摄影却证明鲍嘉那种野性的生存法则不仅适合于都市的犯罪丛林，也同样适合于荒蛮的原始世界。不过，有点反讽的是，虽然鲍嘉永远被当作一个现代都市反英雄而被铭记，他洞悉现代文明的腐败，从而犬儒似地对待是故人情，可真正为他赢得奥斯卡小金人的却是这部电影中那位联系野蛮与文明的使者。
当然，谁又能忘却鲍嘉与劳伦•白考尔之间那段脍炙人口的银幕佳话呢。1944年，他45岁，而她只有19岁。她只是一个模特，而他却早已贵为华纳一号男星。白考尔受霍华德•霍克斯之邀过来面试《江湖侠侣》（To Have or Have Not）的女主角，并把她介绍给了鲍嘉。之后，鲍嘉遇到白考尔，并对她说：“我刚看了你的面试。我们在一起肯定会很有趣。”于是，鲍嘉开始了他第一段、也是唯一一段银幕艳史。刚开始，这是一段痛苦的拉锯战，鲍嘉的妻子仍然争吵不休，而霍华德•霍克斯也在另外一边争风吃醋。但鲍嘉仍然用他的真心诚意与出色演技征服了白考尔。终于，他们在1945年低调结婚。1949年，他们生下第一个儿子，并把他命名为史蒂夫，这正是《江湖侠侣》中鲍嘉所饰演的那个人物。他们的婚姻生活甜蜜却又短暂。50年代中期，鲍嘉日渐消瘦，长期的酗酒终于把他过早地送入死神的怀抱。他是一个硬汉，他从来不为他做出的选择后悔。因此，人们记得他所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本就不应该喝苏格兰酒，我还是该喝马天尼。”
我们无从考证鲍嘉到底是否有说过这些话，但和那句“再弹一次，萨姆”一样，我们宁愿相信鲍嘉说过。因为这，都是这位硬汉的温柔证明。

文/caesarphoenix

在现实生活中私家侦探往往是一种猥琐的存在，大部分时候他们只是在跟踪婚外情、搜集离婚证据（甚或拆对、碰对），有点技术含量的也就是寻个人、做个婚前背景调查。
而小说、电影中的他们则大为不同：一部分的侦探长于推理、思维缜密、以解谜和缉凶为人生旨趣，另一部分则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游走于道德边缘不按常理出牌、以硬汉形象示人。
当然这两者并非截然区分的，如今福尔摩斯也要会武打、柯南踩着滑板也要躲子弹。但比起《马耳他之鹰》中的Spade还真都是小儿科了。
侦探（或者包含更广的推理）这一类型发展至今可谓蔚为壮观，但每次我看这类小说/电影/动画时总觉得要么没有余味（一揭秘就结束、都不能被剧透），要么就流于渲染（环境描写一大堆、人物生世密辛隐隐的透露，钱德勒就特别喜欢干这事），那种行动果决、思维敏捷、干脆利落又深沉独特的侦探极为罕见。可是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人才应该干侦探这一行。
在法制不彰（社会治安不佳）的年代，他们代替警方破解谜题、他们是罪恶丛林里的赏金猎人，有能力游走于司法系统、警察、委托人、罪犯、社会公众之间，毫不拖泥带水、冷静而专业。
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梦想中的侦探，就我目前所看，只有《马耳他之鹰》中的Spade。其他人和他相比总落了下风，要么太刻板、要么太多情，不是有所牵挂、就是一味斗狠。
就连《历劫佳人》中那个由奥逊威尔斯扮演的犯罪警察，虽然颇含深意、但也不免刻意，比不上鲍嘉干净果决背后的无尽言说。

Spade在影片中和搭档妻子、女秘书、委托人都有着或隐或显的情感纠葛，但他处理起来毫不费力、往往三言两语、一个动作就能使女人乖乖听话，并且毫不突兀。甚至影片最后他逼问委托人是否是她杀死了自己的搭档、决定将她交给警察时，虽然有一段对自己内心的解释和委托人的哭戏，但在警察进入后，Spade就立刻告诉警方是她谋杀了搭档，没有再延宕犹豫、刻意渲染制造悬念。
整部影片皆是由Spade一个接一个的行动构成的，他马不停蹄、毫不疲惫，无论是和警察、地方检察官、委托人、胖子、枪手的较量中都占尽上风，他深谙法律和心理学、身手也相当敏捷果敢。影片中只有被下药迷倒一处失误，并且醒来后又迅速投入工作、并迅速找到线索。
同时他也不沉迷于情感，无论是搭档妻子、还是委托人都无法动摇他的意志，在得知搭档死讯后他立刻就做出了全盘的理性判断。他对自己秘书的态度也极有分寸。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是一部机器，实际上他透露出一种洞察世事的气质，能够分的清何为重要、并能在每一时刻想到最妥帖的方法言辞。得益于鲍嘉的表演，我们对他的经历有着极大的想象空间，他是如何形成这样的性格（胖子多次说他真是一个人物）、他有过怎样的情感遭遇、他又曾经办过其他的什么案子（和地方检察官的对峙中他提到他们以前就想吊销他的执照、但并没有成功）。

不得不说鲍嘉扮演的Spade是梦想中的侦探，专业、干净、超越常规。

PS：侦探真的是最为合适的“黑色电影”主角，再也没有什么职业比他们更适合描绘道德的暧昧与模糊，展现人性的正直和扭曲。（也许还有政府官员）

这部在1941年发行的电影改变的事情

1. 它定义了亨弗莱·鲍嘉其后的表演生涯。硬汉派的萨姆·斯佩德把他从近十年B级黑帮片的次要角色里拯救出来，并带入《卡萨布兰卡》《碧血金沙》《非洲皇后号》等一系列经典电影中去。


2. 这是约翰·休斯顿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在随后的四十多年的电影生涯里，他成了一位多产的导演，拍出一系列强硬、风格化并且十分大胆的影片。


3. 西德·格林斯特里特在此处第一次现身银幕。他后来参与了《卡萨布兰卡》和其他许多影片，并成为电影史上跟人印象最深的性格演员之一。


4. 他也是西德·格林斯特里特和彼得·洛的首次搭档，两人配合的极为默契，所以他们又共同出演了其他九部电影，包括《卡萨布兰卡》和《混世魔王》在最后这两部里他们不在是配角，而是成了主演。


5. 某些版本的电影史把《马耳他之鹰》视为第一部黑色电影。它为这一美国本土的类型打下了基础，塑造出一个有着穷街陋巷，刀刃上的英雄，坚强的女性和黑暗的阴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