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两金

1972年，余光中创作《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989年，张婉婷的《八两金》问世，让我们看见了那“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的乡愁。前者用文字缅怀，后者用影像追寻，于是有了那些看山思水流的诗篇，触景进乡愁的电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历过“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导演张婉婷开始拍摄一系列反应移民情感和生存状态的电影，其中，《非法移民》、《秋天的童话》、《八两金》被称为“移民三部曲”。

作为一个香港导演，张婉婷始终以香港人的身份来书写“乡愁”，这份“乡愁”中不仅是一种情感，也是对历史的重构。我并不喜欢对历史进行沉重的书写，我一直认为，我们经历过的就是历史，所以的悲喜都无法重现，那种过分的沉重，是创作者为赋新词强说愁。

在张婉婷的《八两金》中，历史是一种陪衬，是幽默的配角，没有时间带来的厚重感，玩笑般的轻描淡写，消散了观者的焦虑和不安。作为“移民三部曲”之一，《八两金》将背景设置为改革开放初期，偷渡赴美的猴子十六年后“衣锦还乡”。归途中，遇见意外，在留遗言时，表达了对父母家人的愧疚。到家之后，猴子像许多多年未曾回来的归乡客一样，无法适应家乡的变化。

之后，又遇见了童年时的表妹，和表妹一起回乡下。在回乡的过程中，两人之间的情感逐渐有了变化，表妹已经订婚，即将开始新生活。猴子也在父母的安排下开始相亲，回归正常生活。

在《八两金》中，爱情是一种被遗忘了的梦想，张婉婷总是将爱情放在恰如其分的时候，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都是如此。她巧妙地规避了爱情中的世俗性，保留了一份纯真，让爱情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存在。

乡愁和历史一样，总是可以被无限阐释，既可以冷静理性，也可以深情克制。

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有一面，乡愁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愁，既可以冷静理性的，也可以是深情克制的，还可以是热烈奔放的。张婉婷在《八两金》中，将“乡愁”变成罗大佑的音乐，变成罗启锐的故事，变成啼笑皆非的回乡之旅。

作为导演，张婉婷试图通过“乡愁”串联起一部电影的起承转合，作为香港人，“乡愁”是张婉婷反思一座城市历史，寻求身份认同的线索。她放弃了大多数女性导演偏好的爱情故事，将关注点放在了惊心动魄、诡谲多变的近代，并通过普遍性的情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

《八两金》是一部关于“乡愁”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历史的电影。墙上的标语、舞厅的音乐、乡间的交通工具都是时代的折射。张婉婷将话语权全部交给了影像，通过一段漫漫归乡路，串联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厚重和深刻，取而代之的轻松的回忆和恰到好处的情感流变，与其说张婉婷在重构历史，不如说她在还原那些曾经生活在那些时代的人和事。

猴子偷渡到美国，遗憾的是并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熬不过思想之苦，他借来首饰，买下许多“礼物”“衣锦还乡”。导演张婉婷并没有对猴子的美国生活进行详细的刻画，寥寥几个镜头就足够勾勒出他在美国的不如意。问朋友借首饰、手表，买中国制造的美国礼物、一口不怎么标准的英语。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对美国而言，他是外乡人，是这个国家的借住者。

张婉婷在这里用女性视角来审视这个叫做猴子的人，她并没有赋予这个男人更多的悲情，而是给他足够多的好运让他回到了曾经誓死不归的土地上。电影中的情感和历史在无声无息见相互渗透，就如猴子和表妹之间的情感。

阐释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理智如张婉婷，她让两个人相遇又让两个人分离。让猴子回到故乡，让表妹离开故乡。归来和离去在这里成为一种宿命，也成了香港的未来。或许，香港在张婉婷的心中已经成了一座孤岛。

乡愁的本质是一出悲剧，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回不来。

每一位导演都有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不同的叙事方式会赋予电影不同的魅力和体验。在张婉婷的电影中，没有故作深沉，也没有轻狂调笑，她的电影始终保持着浪漫的悲情色彩。

在描述猴子回乡见闻的时候，张婉婷采用了纪录片式的表现方式，比如，猴子得知妹妹怀孕之后，还没来得及送上自己的祝福，就被妹夫告知，现在管的严，不能生二胎，不得已只能回乡下生。和表妹在舞厅见面的时候，因为舞姿过于夸张，被舞厅管理员警告。猴子乘坐巴士回乡的时候，车上人满为患，猴子刚刚抬起脚，就让旁人钻了空子，放下了一只装着公鸡的竹篮，猴子只好将一只脚抬起来。

这些啼笑皆非的细节虽然让人忍俊不禁，然而玩笑的背后终是时代的种种无奈。猴子和表妹的回乡之旅，在船歌的伴奏下，两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然而，这短暂的温情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所有人都期待着有情人终成眷属，可张婉婷却用她一贯的冷静克制，让两个人走上了不同的路。

表妹已订婚，她即将名正言顺的去美国。猴子也开始相亲，他将重新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还没有出国的表妹尚未理解那分沉甸甸的乡愁。从美国归来的猴子，也无法将那种压在胸口的“乡愁”告诉表妹。或许在某些特殊情感面前，人们往往会陷入失语状态。

这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决定了电影的悲情成分，也决定了乡愁的本质。张婉婷行云流水般的镜头，将两个成年人推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并没有给他们过多的思考，又让他们南辕北辙。故事戛然而止，将所有的遐想空间都留给了观众。

乡愁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虚无，是从现在走向过去的石桥，是一场充满预言的梦。

《八两金》不仅是一部关于乡愁的电影，也是导演张婉婷个人风格的完美呈现。学戏剧出身的张婉婷对电影结构、视觉符号、声音框架有着独到的理解。她将从戏剧中学来的知识用在电影中，实现了导演多余故事的把控以及对节奏的掌握。

张婉婷的电影基本上都有爱情元素，但影片内涵却不是爱情，在阐述“乡愁”时，用了大量的时代性符号来凸显乡愁的多义性和多元化。猴子离开时的历史时间和时代背景，回乡时的大幅标语和文娱活动，乡间的交通工具、风俗礼仪等，都制造出了一种断裂感。

猴子借来手表和首饰，是为了象征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回到汕头和别人沟通时，总是夹杂着英语，表明了自己曾在国外，这些细节让故事的悲剧性得以显现，这种悲剧性放在“乡愁”中，便是一种虚无。猴子并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他这样做了。或者说，猴子在强调这些行为的意义，但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行为毫无意义。

张婉婷的镜头既有写实的部分，也有写意的部分，当表妹下河去找船家的时候，镜头捕捉了一副山水画，短暂的停留之后，镜头回到了人物身上，导演在此通过镜头勾勒出山水的静谧之美，而这正是“乡愁”中的诗意。

这些风景或许百年未变，但对猴子来说，这幅画卷是崭新的存在。曾经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此刻出现在他眼前，未来还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张婉婷曾经说，生命不在乎那个现实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回忆。

乡愁也就是一种回忆，这种回忆通往过去，通往真实存在过的虚无，它是一场充满预言性质的美梦。乡愁在这里是轻盈灵动的，等待着归来的猴子将它填满，等待着即将远行的表妹将它带走。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步伐非常快的城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飞速发展，它迅速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桎梏，迅速转型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丰裕的物质生活，大量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也开始出现。

有很多导演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试图反应出这些问题，有些导演用死亡来表现冷漠和自私，有些导演用离开来表现欲望和不满，有些导演用生离死别来表现情感流变。而在这些问题中，“移民”带来的身份错位和自我迷失始终是香港电影的内核。

作为移民社会，香港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弥漫在很多香港人的生活中。正在美国留学的张婉婷正面对着香港的移民大潮，她通过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开始追溯漫长的历史，开始自己的寻根之旅。她通过故事，通过影像，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呈现出来。在她的镜头中，那些离开的人苦难深重，而那些回来的人无处安放。乡愁，在这里变成了借口。

在张婉婷的“移民三部曲”中，《非法移民》是表现力度最强的一部，这部电影展现出来的是移民家庭的血泪史。《秋天的童话》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残酷物语，移民生活依然是主要的表达内容。《八两金》是比较温和的一部，张婉婷在这部电影中对移民生活进行了总结，爱情、亲情最终都将安放在故土。

他乡安放不了灵魂，故乡又安置不了肉身，从此，便有了乡愁。喧嚣的城市无法安抚静默的灵魂，乡间的宁静留不住对繁华的渴望，于是，理想变成了孤独。这大概就是乡愁中充满矛盾的现代性——城市不是天堂，故乡依然寂寞。

电影的美学要素有图像构造、声音、色彩三个方面，影片《八两金》在这三个方面的美学设计都很细致。 首先，从构图角度来看，电影拍摄的主要对象为风景、人物以及动物。风景的部分，导演选择了经典的山水构图：湖水、溪水始终与镜头持平，占画面三分之一，留下足够的空白，使天空，岸边，水面三者达到和谐状态，画面有饱满度。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导演拍摄的是山景，男主人公站立于山峰之上，他的前方是一艘个值得船，再往前望去是女主人公乘船远行的背影。这三者构成一个三角形，三角的构图上寓意着分离。开始是表妹乘船远行，画面再切向男主，最后切向搁浅的船只，男女主公不停地切换，却从不曾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说明二人不可能在同一个时空，同一个画面中出现。最后这个场景中，我们只能看到男主人公的大特写，女主人公始终没有与男主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寓意着此去一别，二人再难相见，暗示两人的分离的结局。 在这一幕中，导演使用了独特的拍摄技巧。导演从近境切换到中景，再到远景，在切换画面之后，画面定格，影片结束。最后画面定格在黑色的山脉线，男女主角各自在对角线的一端，割裂了整个画面，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结局也是二人的分离。近景是男主人公凝望的眸，整个神情呈现在画面之上；中景是山坡上的废弃船只，它位于画面的左下角，男主人公在画面的右上角，将男主人公与废弃的船只放在同一个画面里，英雄末路，被搁浅被弃置，想追求所爱却又无可奈何的无力感通过这一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的远景画面被沿对角线切开，对角线是山脉的轮廓，于是画面的右下角整个是昏暗的黑色，而左上角则是明朗的天空色，不仅是在为他们各自的未来诉说着无限可能，而且也为影片结尾晕染了低沉的底色。 导演在拍摄人物的画面时别具匠心，通过一个窗口或是门口将任务的喜怒哀乐展现于观众面前。影片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窥视欲，通过这个洞穴，我们经历别人的生活，产生一种快感，尽管这快感可能也伴随着痛感。拍摄女主人公的面部特写：表妹坐在窗口看自己的心上人将地上的花朵捡起来重又系回树上。他想留住春天，留住爱人。女主人公的大特写这个画面始终横着窗口的栅栏，通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表妹又笑，又哭，是一幕很心酸的快乐。栅栏寓意着囚禁，囚禁他们的是婚约或是传统的人伦，他们都试图在爱人面前做些什么却又被束缚，难以有所行动。这也是影片的美学意义所在，含蓄蕴藉，在克制中凸显情感的美妙。表妹的眼神神态由喜转悲，爱而不得的失落情绪跃然于画面之上。 拍摄男主人公的画面时构图很下功夫，通过门窗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对称美，中庸美学。父亲与男主置于画面的正中央，佛像是整个画面的正中心，处于中轴线位置。门是一个大的孔隙，将三者都包括在内，左右两边的两个窗台是两个小的孔隙，这三个孔隙中我们窥探了人物隐秘的内心，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传统中国式家庭，中国的传承文化也通过这个画面表现出来，祖先，父辈和子辈代代相传，血脉相传。画面讲究极度的均衡和对称，整个场景显得稳定而和谐，表现出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的温馨。 拍摄动物的画面构造比较密集，新生的雏鸭以及芦苇地旁的鹅群都采用了近景拍摄，画面也没有大的留白，动物的画面至少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导演采用了平行拍摄手法，展示出一幅和谐、欣欣向荣的图景，展示了乡土中国的热闹非凡，勃勃生机。美好的故事也是以此为背景而展开的。 其次，导演在色彩的搭配和使用上也精雕细琢。人物衣着的颜色最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女主人公的服装多是暖黄色、浅粉色的套装，暖色系体现出表妹做事风风火火，活泼可爱的性格，也为她之后指错方向，出糗做铺垫，显得狡黠可爱，更具有少女感。 植物的颜色暗示事件的发展和走向。男主人公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一路风尘仆仆的归来之时，家门口的树上开满了红色的花朵。红色代表热情，老母亲老父亲泪眼婆娑，热情的红色为家人团圆的场景增添了火热的气氛。此时也是男女主人公情感的火热期，芳心暗许，情愫暗生，秘而不宣。用红色来做这一时期的主色再合适不过。然而，红色也带有一定的攻击性，当大片的红色落尽，只剩小部分的红花点缀之时，二人有了第一次的争吵。等到表妹快要远嫁他乡之际，这颗树只剩下光秃秃的躯干横亘在男女主人公之间，灰色的树干，枝条占据了画面的很大部分，映照人物黯淡悲伤的神情，暗示人物内心的悲伤，推动影片的发展。影片结尾的定格画面中大色块的使用也为故事的走向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这个部分的颜色明暗对比更加强烈，男主人公置于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线上，有自主选择命运的机会，未来可期。导演正是通过对景物和人物色彩的搭配和处理，暗示故事的发展方向。 最后是影片对于声音的处理很下功夫。在配乐上导演反复使用一段弦乐器的独奏，这段音乐悲伤低沉，反复穿插在主人公命运突变或是故事走向低迷的时刻。结局二人分离的时分，男主孤身一人回家之际，这段乐曲都反复出现，古典音乐的使用烘托了中国农村淳朴的乡土民情，也烘托了人物内心的悲凉与失落，也是对于影片主题的升华，人生世事无常，不能尽遂人意，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在意别人的眼光，男人的身上要有八两金，但也坚持着，执拗的做自己，活的肆意。 综上所述，影片的形式美学为其内容服务，升华主旨，烘托气氛，是导演的精力所在，也是观众理解影片的一把钥匙，更为影片的美学做出卓越贡献。构图、配色和配乐相辅相成，成就一部杰出的电影作品。这部电影是张婉婷移民三部曲之一，说的还是张婉婷对于移民经历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思考。导演将男女主人公两人设置为了返乡与出国的回环人生背景之下。用男主角八两金的从陌生到眷恋书写了家园故土的醇厚乡情，用女主角从充满想象到不舍离开隐喻了异国环境并不如想象般美好。以爱情为线索描写移民乡愁，其影像世界的内在意蕴是异国移民内心难以抹去的故土乡愁与时代眷恋。

几天前看完了《八两金》，通勤路上耳边全是BGM。

又发现《八两金》和《阿郎的故事》都是1989年上映的。张艾嘉的哭笑都清纯而老练。难得的是武师洪金宝，贡献了文艺片高光时刻——情之所至，双下巴都在演戏，毫无武人气。

且都是相爱不能相守。不过《阿郎的故事》的故事更偏“戏剧化”——浪子回头换不到大团圆；《八两金》更重文学性，切换成小说一定好读。因男女性格、共事铺垫足够，结尾的送金与失“金”，真·水到渠成。金山表哥相亲抢手，每每勇敢向陋习说不；金山表哥与情敌对线，马上要求执行陋习——为爱双标真可爱。台山表妹洋气高贵，处处安排英文单词以示身份，却为表哥的黄腔笑出最多哈哈哈。更不必说岭南早春的水稻和火炬一样的木棉花。

配乐方面，《船歌》和《传说》都早于电影为我熟悉。但我原以为“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是民歌再制——词句太过简单动人。罗大佑一定全然共情，才写下“移山填海”“何处是我家”。

齐豫的声音一响起，眼泪和乡愁自然落下来。那是人人都有的精神寄托。我可共情的还有“移一代”的实际问题——知道返乡比融入还要困难，知道父母在那头，也知道自己将永远悬浮。

电影里乡村标语刷得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就是“五爱”。我故乡的著名“五爱街”就因此得名。80代的我已经久不思及“五爱街”“三好街”的所指了，后生可还会问为什么吗？仿佛这名字古来就有，不用追究。

看评论区有人介意电影港陆视角乃至鄙夷感，那真是没有理解“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在哪里吗？在香港诶！”这冷笑话的苦味。

香港导演、编剧张婉婷、罗启锐要把摄像机扛进1989年的广东，绝不容易。拍到的生育标语、火车站口号可能并非一地，但为什么不可以把“台山”“潮汕”“广州”杂糅呢？毕竟影片讲乡愁讲命运讲追逐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年的bug在三十年后看来尤其成了珍贵影像。

也有说张艾嘉和洪金宝大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非常违和，是觉得广东没那么“土”吗？其实八九十年代内地娱乐没有很发达，往往春晚和某次青年歌手大赛上的一首歌可以全国传唱一整年。大街小巷到处播的神曲，金山客一回来就能跟着唱并不奇怪，甚至他在美国就听到过也是可能的。

八九十年代，我家和詹詹家都有长辈移民美国；我家楼上邻居三姐妹，大姐嫁去香港，二姐嫁去美国，小妹在等手续。他们都会在1989年听《黄土高坡》的。

看完电影，问詹詹有没有给我“八两金”。我天真地说：我那个手镯是十两对吧？詹詹鄙夷地说：可能吗？十两是一斤，你的手镯37克大概。

下图中的玩具小狗我小时候有同款，我还给它取名叫“童乐”，问詹詹见过没，说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