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路上

按照导演的规划，这个故事说的是王燕为了凑足学费，通过多番周折之后，终于如愿以偿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还存在着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18岁三花的故事。
       三花从骨子里其实也是和王燕一样，骨子里充满着对上学的渴望。但相比较于王燕，三花的境遇无疑更加不幸，因为年龄的限制，她已经不敢去上学，就如影片开头她自己讲的，“怕被你们笑”，确实，作为18岁的她，硬要她自己与一群13、14岁的小孩挤在一间教室里就是一种心理负担。而且，从古至今，特别是在一些贫穷地方，年龄对于女性就是一种束缚。因为年龄随着带来的婚姻，使得女性不是属于她们自己的，而是属于她们的婆家，也就让她们失去了在发展的机会。
       其实我们不妨可以这么理解，影片中的三花或许就是若干年之后的王燕。王燕也差点因为婚姻而结束自己的学业，但影片中王燕没有因为婚姻而中断自己的求学路，并不能就说王燕她就完全取得了胜利。这个学期王燕挣脱了婚姻的禁锢，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筹到了学费，那下个学期呢？
      影片最后三花身穿嫁衣，坐在婚车上驶向了另外的一种人生方向。由于时代的原因而导致个人的价值无法实现，这是时代的悲剧。发生在个体上的悲剧，有时单靠个体或者组织的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缓解作用。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悲剧，可能就得靠全社会用一个时代的时间去努力才能产生改变。对于三花的遭遇，影片并没有过多地去展现她的心理活动，也没有去过多渲染她内心的悲哀。因为三花的遭遇，早已清楚真切地发生在贫穷地区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身上。

         踌躇之余，还是按下“播放”键。我不确定，以我现在的心情能否用心去欣赏、去观看。我一直怯于将这些观赏后的心境，用书写的方式记录、感慨。不知这能否算是友人常对我说的，不自信的表现。那些生活中真实的、拼凑的、想象的故事以至片段成章，都被用动态式的效果呈现，在大众所能普遍接受的视觉感中独树一帜。我想，我是忠于传统的。将一本书捧于手中，细细品读，句子的耐人寻味，亦或是作者含糊表达的言辞，于我而言，都是一种仰慕。所以，我喜欢这种文字视觉。 然而，我也是好奇的。在最为低落的时段，我几乎整日将自己搁置在动态效果的故事情结中，随着主人公的心情而沉郁而自娱。


         如今，却不能整日面对这些，半月归来一次，挤出一些本该安顿休息的时间，来补偿内心缺失的情境。获取安慰原来可以很简单。殊不知，陷于如此的窘境，只得说自讨苦吃。一味解说孤独与凄凉，却忘记如何走接下来的路。 我永远做不到她的坚持，上学对她来说是命，是快乐，是未来。她追着卖羊人说“叔叔，你就把羊卖给我吧，到时候我就可以挣80块钱，再加上我之前攒的20块钱，我就可以坐车去摘枸杞了。摘了枸杞，我就可以挣更多的钱，挣更多的钱，我就可以交学费了，交了学费我才能上学。叔叔，我想上学。”所以，我说，我永远无法像她一样，用一种坚持而乐观的心态面对本不该承担的压力。压力多而繁重，是自身强加的后果，我识得此后果，却愈陷愈深。往往解脱并非最难，而重新面对时的茫然，却为最艰辛。友人对我说“如果你 觉得郁闷了，不开心了，难受了，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还不够努力。”付出与收获成正比，所以，永远都是一种不肯原谅自己的姿态，莫让借口填埋你的过失。


        在那惊险的片段并跟随剧情跌幅的心情里，一直以为，身处一处陌生而生畏的外太空，浮动的是细小而卑微的星石，自己便无引力无声音的随处飘荡。待屏幕最终出现全黑画面，两个小时播放时间结束后，才会稍有回神。 只要空间不属于自己的，便会觉得自由。不用为身边的琐碎有过多烦恼，不用为学业的不前而深陷抑郁。


         只是，当身边不再重现往日美好而无忧的时光时，深陷痛苦却无从倾诉的苦处，又有谁可理解呢？我总是习惯将痛苦与无助用提笔的方式记录，因为如今，我无法找到可以理解我的人。她们是发光的星，而我只可仰头而视，伸手摘取，却无法触及，想将自己提升成这样的高度，却不知该走何样的路可以到达。她们是耀目的，是受人景仰的，而我，却只能站在低处的昏暗里，以一个虔诚而崇敬的姿态仰视。

生活•音乐•电影
----以《上学路上》为例

也许会有人觉得，电影里的人物一定会是光鲜亮丽，电影里的情节一定会是跌宕起伏，电影里的生活一定会流光溢彩，但电影毕竟是源于生活的，只有贴近生活的电影才更能引起我们心灵深处的共鸣，才更能打动观众。有些电影正是因为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才显得格外精彩，正如《上学路上》。
《上学路上》是一部以西部教育为题材的影片，故事主要讲西北荒漠一个贫穷的山村里，乡村小学的学费涨了四块八，小女孩王燕家里有三个娃在上学，这样算下来一家就得多出十四块四。就因为这个十四块四，王燕的妈妈想让王燕退学回家早点嫁人减轻负担，而王燕靠自己的努力在暑假自己挣得自己的学费的故事。
故事的情节很简单，里边的人物也很平凡。尽心尽力的小学老师，重男轻女的王燕妈，早早要退学嫁人的三花，有小手段但本质善良的小男孩，倔强不服输的王燕……里边没有大快人心的英雄好汉，吸引人眼球的俊男美女，也没有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只有那些并不完美的人物，简单质朴的小故事，却还是能撑起整部电影的框架，反倒显得真实感人。而有着简单的故事情节的电影，里边一定会有许多小细节。老师伸出袖子让学生告诉他“森林”是有几个“木”，就把当地的民风民俗“听手”巧妙地融入了片中；老师手脏了，不是用水洗手而是用沙子来擦，暗示了那里的缺水；王燕让老师换笔，老师说没钱换笔，可最后却用高价从王燕手中买下圆珠笔；王燕妈肯花12块给两个弟弟买书包，却以没钱为理由不肯出24块8供她上一年的学，王燕妈和三花妈都想把女儿嫁了，换得的彩礼钱来供儿子上学，这些都表现了当地重男轻女的现象，只是想到王燕妈当年也是因为重男轻女而被逼辍学的女娃，现在却还是这么对自己的女儿，反倒更显得心酸。正是这些小细节架构起了整部影片，使它变得饱满而立体。
这虽然是一部主旋律片，可是它却没有像一般这种类型的影片一样尽是悲情的音乐，一味放大苦难以博同情，刻意拿农村的贫穷来当卖点，反倒是欢快的配乐居多，用一种较为欢乐的态度来讲述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精神。这种做法比用那些苦情片更能让人接受。贫穷人家也有贫穷人家的乐趣，不喜欢那种只要物质条件不好就被描述成黑暗无比的生活。小草虽不如大树伟岸，但小草也有草生活的乐趣与尊严。很不喜欢的一句话，“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好鞋子而伤心，直到我遇见一个没有脚的人。”这种拿别人的苦难来反衬自己的幸福，实在是很不道德，而我们观众也不是为了寻找贫富差距对比才来看电影的。
影片所用的音乐很有民族特色，更能营造当地的氛围。在王燕准备搭车去水固摘枸杞的时候，用了一段欢快的音乐，但在没办法搭车后，转成失望。而这段音乐在后边多次出现，并做了些改变来表现不同的情景，渲染不同的气氛。而片中的插曲，很好地参与了剧情的发展，就如王燕去市场卖鸡蛋的那段，因为王燕是第一次去集市上卖东西，她也不懂得怎么卖，她在那徘徊着，背景音乐与市场的嘈杂声很好地为她的不知所措做了渲染，如果影片换用另一种配乐比如说欢快的，那整个氛围就变成了王燕第一次去卖鸡蛋很兴奋的感觉，结果也就大相径庭了。一部好的影片的确需要好的情节与拍摄手法，但背后的配乐有时候常会被我们忽略，可就是这些音响音乐与音效，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观众，走向了不同的结果。
好马配好鞍，正是这些众多细小的细节，才构建了这么一部好电影。而我们的生活，也正是因为各种美好的小细节而变得精彩。

《24.8元，十年前的一道数学题》


24.8元，这是十年前的一道数学题；
24.8元，这是十年前西部某农村小学生一学期的学杂费；
24.8元，这是十年前的一段励志、奋斗故事；

暑假去枸杞园劳动，摘一斤枸杞可以有两毛钱的报酬，便可以获得这笔收入；
如何赚取去枸杞园的路费10元，是天大难题；
私卖鸡蛋，获得2.5元；花1.7元买圆珠笔，再5元卖给老师，获得收益3.3元；80元（赊账形式，实际支付5元）买羊饲养（额外支付1元介绍费，怂恿弟弟们割草喂羊，买糖花去1元），85元再卖，获得收益4元；
最后哀求、流泪下，充当“牙行”一次获得过手费1.2元，凑够10元！

其中成功、收益率、各类P和各类B，有心之人，可以再去计算一下。
就影片本身，已经是成功的！


《上学路上》是一部以著名的《马燕日记》为创作由头、以全新手法表现西部孩子求学故事的电影！
《上学路上》的创作蓝本----《马燕日记》先在法国《解放报》上发表，引起法国社会一时的轰动，在欧洲成为畅销书，先后被翻译成六国文字。
后“出口转内销”回到中国正式出版，一时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该片也已于2004年9月14日以100万的价格将海外版权签售；


那十年以来，影片背景所在的宁夏回族聚居的西海固教育如何呢？要知道“陇中苦，甲天下”啊！
记者任玮、张钦在2011年9月有报道：
宁夏西海固地区是我国最贫困的“三西”地区之一，２０１０年，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３１４５元（1998年不足950元），现金收入更加有限。受此影响，高昂的学费成为不少贫困家庭的学生上大学的“拦路虎”。
而当地正兴起一股新的教育慈善热。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正从以往的一次性捐款捐物，变为基金会类的常态化资助。
开学在即，刚考上陕西师范大学的崾先村学生马小花，从县里新成立的教育慈善基金会领取到４０００元助学金，大学期间，每年她都将按时获得同等金额的资助。
８月底，同心县一位企业家用公司每年的储蓄利息约６００万元成立了爱心慈善基金会，今年首批拿出１３８万元用于资助像马小花一样的２２３名贫困大学生和３００名考上高中的贫困生。
近年来，宁夏教育主管部门也采取多种措施帮助贫寒学子完成学业。今年宁夏计划为区内学子提供１．５亿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帮助３万余名贫困学生圆梦大学。

其中，就有中银绒业的一份慈善之心。
公司及控股股东中绒集团多年来坚持回馈社会，致力公益事业。2012年，公司共为17名职工子女发放慰问金，慰问金额计5.2万元；
这个发放已经被公司制度化，是“金秋助学”职工子女高考奖励制度，即为考上大学的职工子女给予3000-5000元不等的助学金。
扶贫救急，长效救人！
“十二五”期间,原来生活在山大沟深、干旱少雨西海固地区的7.8万生态移民,要在银川市落地生根。
如何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向产业工人、市民转变是难题。为此,银川市大胆创新移民安置模式,以移民新村的工业化、城镇化为核心,引厂进村,推出移民收入倍增计划,推行“网格化”社区管理,移民新村高起点建设,移民思想观念蜕变,移民区成为开发热土。

移民新村移民马兰每天骑车走两公里路,到村口的中银绒业针织厂上班。作为纺织女工,现在试生产阶段每月工资1300多元,正式生产后她的工资将涨到2400元。
据了解,中银绒业公司已在4个生态移民安置区投资建厂,每年生产羊绒衫100万件,最多可解决5000名劳动力就业,给新移民尤其是妇女带来福音。
政府亦不断深化支持。
银川市移民办主任买锐华说,银川每年拿出5000万元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规模化种植养殖场进入移民安置区,实行产业先行,使移民落户就能就业。
银川还将继续实施“移民收入倍增计划”,确保移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6%以上,到2017年达到1.2万元,接近全市农民收入平均水平。


希望，十年前的数学题，可以停留在以往的故事中，宁夏西海固等落后地区，早日获得长足的发展！

叔叔 我求求你了 您就把羊卖给那位老爷爷吧
你卖了羊
我们就算是把生意做成了
我们把生意做成了
你和那位老爷爷就能一人给我们一块钱
这样我们就有两块钱了

我现在缺钱
不知道应该咋办呢
我拿了家里的鸡蛋卖剩了八毛钱
把笔卖给王老师赚了五块钱
又帮小哥哥养羊 赚了五块钱
一共是十块八毛钱

可是我又给帮说价的看不见的爷爷一块钱
给弟弟买糖豆花了一块钱
我还剩八块八毛钱
去水固的车费是十块钱
我还差两块钱呢

有了去水固的车票
我就可以上水固摘枸杞
我会好好劳动 摘好多好多枸杞
一斤枸杞两毛钱
我要摘一百二十四斤
有了这一百二十四斤枸杞
我就能够卖二十四块八毛钱
我有了这二十四块八
我就可以把学费交了
我就可以上学了

叔叔 我求求你了 你就卖了吧
我不想像三花一样嫁人
我想买到去水固的车票
我想摘好多好多的枸杞
我想把学费交了 我想上学

       農村、教育、家庭、大西北。這樣的標籤貼在電影里，觀眾很難不把此類片子跟政策宣導片、主旋律影片混為一談。在固有的觀影經驗中，但凡影片開頭幾分鐘出現飄揚的五星紅旗、西北漫天黃沙、握著筆窩在角落里讀書的小孩、學校破舊的操場，大腦反應機制就會提醒觀眾，本片接下來的部分講講述黨的政策如何之好，如何幫助孩子圓夢，如何改變了窮困小山村的面貌。於是帶著強烈的反感與抵制情緒，觀眾會毫不猶豫地按下網頁上的叉。
     
    導演方剛亮卻跟觀眾玩起了躲貓貓，他在主旋律中間挑刺，偷偷安插自己對於主旋律的暗諷與地址。幾個鏡頭暴露了方剛亮“打着主旋律的幌子在反主旋律”。第一個鏡頭是王燕跟男孩買圓珠筆時，男孩口中那句：“上頭扶貧送的。”救援物資沒有發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而是在地方被攔截收為囊中之物。第二個鏡頭是王燕賣羊。邊上的人說：“退耕還林了，羊不讓養了。”中央一句有專家背書的理論，不考慮民間實際狀況就執行。第三個鏡頭是幾個孩子在“山”字前做手指算價格的遊戲。導演方剛亮在圍脖里解釋鏡頭的構思。他在路边看到墻上漆著巨大的“封山禁牧”四个字，墻的前面上有几个孩子在玩手指遊戲。他大腦里出現了三個備選方案。一是把四個字都帶到，但孩子變成很小的前景。二是帶一個山字加邊上一兩個字。三是電影里我們看到的那個頗有政治意味的畫面：單一個山字，孩子作為主題在開心的遊戲。他也許想偷偷傳達這樣一個信息：政府制定的規則，在孩子眼中不過就是遊戲而已，沒有實際效力。就像法律有兩種，一種是活在紙上的，一種是活在心裡的。紙上的不過是給別人看，證明本國正朝著法治社會靠攏。活在心裡的法律政令，才是人民真正接受的。活在墻上的政治宣傳標語，在遊戲的孩童面前顯得各位無力與慘淡。

    澄清了本片是主旋律影片的疑惑之後，來談談《上學路上》的電影題材。在大陸我們習慣與把此類型自動歸檔為：農村教育題材。但凡講述貧窮落後陰暗底層人民的電影，加上一點動人的敘事，漂亮的鏡頭，煽情的音樂，總會擊中外國各大影展的心。《上學路上》就是很好的例子，本片拿到了來自德國、伊朗、印度、希臘……其他地區的獎杯，這種墻內開花墻外香的電影在大陸不是少數。在台灣，本片可以和《海角七號》、《艋岬》、《雞排英雄》一起歸入“三小”電影門下。三小電影，顧名思意，中間有三個重要的元素：小人物、小地方、小故事，導演跟編劇下足了猛藥，從在法國暢銷的《李燕日記》為切入點，加上實際地區的觀察——手指交易，創造了一部三小電影的奇跡。

     電影的場景定位的小地方在西北一座古城予旺邊上的村莊，這裡在過往的歷史長河中曾扮演商品交換的聚集地，手指交易的買賣出價模式在這個小地方盛行。現在的電影太多太雜，要想擠出頭，沒有一點原汁原味的“土東西”來吸引外面世界的人真的太困難了。導演聰明地把手指交易的元素加在這部片子里，不僅符合小地方的背景架構，更增加了這部影片的內涵，從教育到商業，觀眾會看到商業運作模式背後人心裡的貪婪與純真同時發酵。

     電影里重要的人物其實就一個李燕，其他人賣力活蹦亂跳地演出不過是為了豐富她的形象，作為學生的好學形象，作為女兒的叛逆形象，作為姐姐的霸氣形象，作為打工者的小心翼翼的形象。於是就引出了花五元錢買筆覺得值的校長、表面上不讓女兒上學實際上幫著女兒找老師求情的母親、貪玩調皮又偷懶的兩個弟弟大瓜二瓜、即將嫁人背質數表很熟練的三花、機靈霸道卻骨子里善良的相親對象小男孩……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沒有愛橫情仇的俊男美女、沒有邪惡的壞蛋，有的只是一個個活生生血淋淋的西北人，淳樸中帶著一絲狡黠，善良中帶著一絲貪婪，人只有變得立體飽滿，好壞參半時，才能散髮出人的味道。這就是小人物帶給觀眾的力量，也是本片在市場上能殺出一條血路的原因之一。
   
    故事的主角是人，有了雜糅性格的小人物，導演和編劇串起了小故事。故事并沒有驚天動地，但那些畫面卻活生生地打到觀眾心裡，刺痛他們的心臟，讓他們情不自禁地跟著導演編劇的腳步節奏走，從縫隙細節中窺探“接下來發生了什麽事”。好萊塢的商業電影的標準其中有一條就是能抓住觀眾的心，讓他們產生好奇，接著再製造驚喜，讓觀眾會心一笑。方剛亮跟編劇赵冬苓在故事上并沒能逃脫此類電影的俗套：偷賣雞蛋雞蛋被意外踩壞，花1.8元從相親男孩手里買來的筆弄丟，不能上學的好姐妹撿到筆不還、用糖糊弄懶惰弟弟去打草喂羊……本來想給故事的分數打低分，看到導演的解釋，才發現其中另有玄機。他建構了一個成人認可並且愿意相信的假象，即：王燕想賺夠24.8元上學是因為她喜歡讀書。他解釋說：“我们必须要合理化孩子，就必须认识到，孩子并没有那么高尚，过于高尚的孩子是虚假的。 我们必须给想上学的王燕找个孩子气的实在的借口，‘为什么能给两个弟弟买新书包，却不让我上学？’，与弟弟妈妈赌气成了影片前半部分的王燕的动机。后半部分，我们强化了王燕和三花的感情，‘出嫁面临着好朋友的分离之苦，只有继续上学才能避免出嫁’这个成了王燕努力赚钱的很实在和具体的动机。”（*1）這樣的理由比起“我想上學”來得動人可信的多，有時候人的目標并沒有那么高尚，高尚的目標不過是在完成事情之後的遮羞布，把醜陋的陰暗面通通遮蓋，只剩光明磊落。

     三小電影以小為美，秉持著密斯凡德羅的那句“Less is more”，建構細節打動人心。《海角七號》，《艋岬》的成功，是否為三小電影開了一張安全證書，以下將從拍攝生產到市場部分來談談三小電影在當代電影發展的價值。
     
    隨著消費者研究學興起，分眾變成很關鍵的一件事，一部電影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歡，瞄準目標市場，砸對資金，合適的宣傳與策劃，小眾電影也能找到自己的春天。《放學路上》的混搭風在定位上顯露無疑，導演標榜這是一部偏重文藝的商業片。文藝跟商業，這人類歷史發展上的兩個死對頭，總覺得有文藝在，商業價值會折了一半，商業氣息濃烈的，文化性又丟失了一半。商業片在畫面上需要快节奏的镜头切换，大信息量，需要大量高質量、多角度的镜头來滿足觀眾的視覺享受。導演用商業片的鏡頭角度來創造畫面的美感。比如三花姐出現時的背景是一條水平線分割了大地與天空，在空曠的場域里三花的形象慢慢出現。再如，王燕勸三花上學時，畫面右下角是田壟上三花移動的腳步，左后方站在田埂里移動的王燕。又如王燕上予旺賣雞蛋。鏡頭俯拍PAN過一排的水果蔬菜攤，最後定格在蹲在城門口手持籃子的王燕。這些有選擇性有主觀美感附加其中的鏡頭，都是導演為了適應商業片市場而選擇的。這種像市場看齊的做法，未嘗不是一條拯救小眾電影的出路。越是民族化的东西就越是国际化的，這話說著輕鬆，但真正能做出這樣東西的人實在是太少了。當中國本土的東西被我們丟在一旁，追著外國跑，矛盾的事情出現了，我們消費的中國文化被外國撿起加工，他們憑藉自己對中國的影響，拍出花木蘭，拍出功夫熊貓。看著自己的東西被別人撿走，文化加工后再高價買回來，中国人心里是复杂的。“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糟的時代”，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这句名言用在三小電影市場怕是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