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者

晚上看在线电影，想起很久没看动作片了，就翻了几页索引，找到这部被归为动作片，而且题目也算是动作片的《窃听风暴》。

其实不是动作片，也没什么风暴。就连柏林墙被推倒这样的历史时刻，在电影里面也只是用跟整部电影节奏完全一致的风格，平静地讲述。

89年的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我在榕湖边的湖心亭温书。边上有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在晒太阳。我看书看到无聊，跟人家聊天。那时的英语讲得破破烂烂，他们一样能听懂－因为是德国人－都不是母语。我说起柏林墙被推倒了，他们说是啊，很高兴中国人也关心这些。那时候是多么轰动的事情啊，可是我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想讲的东西。

过了这么多年，德国人给我的印象一如当初。电影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导演似乎没有责怪谁，也没有奖励谁。前文化部长靠权势欺负作家的名演员妻子，指使安全局审讯之余，却也没有忘记交待事后一定要释放她，最后依然能坐在剧院看当年话剧的最新演出。妻子出卖了丈夫，不忍目睹秘密警察们按图索骥找到打字机而宁愿站在街口被车撞死。窃听的那位老人，纵容了作家反政府的文章的发表，又在套出了演员妻子的真实口供之后转移了证据。而他在国家统一之后，得到的也就是邮递员的职位，以及作家新作扉页上面对他的特工代号做的致礼。

那个窃听秘密警察的动机是什么？他尊重这一对夫妇，他在他的良知指引下去做事，而不是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国家利益。把窃听到的内容谎报，去作家家里偷偷拿走自己喜欢的诗集，甚至阻止女演员向文化部长出卖自己身体去拯救这个家庭。

二战之后，两德统一，社会就是靠这些有良知的人民，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感觉像是辛德勒的名单，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感动。

故事发生在前民主德国，在看了hustwj提供的背景资料之后（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47371/），片中的那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状况并不是导演在故意的夸大，前民主德国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着确实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病态心里。

德国人性格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上海地铁一，二号线的设计查别让很多中国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这部影片中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身为特工学校教授的主人公Wiesler原来是一名监听特工，是一个民主德国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很合格的特工人员，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虽然已经身为老师，在上课学生提出一个关于人权的异议的时候，他还会不自然的在学生的名字上打叉。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的表情，对时间敏感，生活有条不紊，他是那个时代很多德国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他也是个木讷的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里想法，但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成为他的同事那样的高官，永远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在慢慢的工作着，在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身上，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一天，一个已经身为高官的安全局的老同事来找他帮忙，完成对作家Dreyman和他的夫人Sieland的监视。在监听这对艺术家夫妇生活的时候，wiesler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另外的自我，对于这对夫妇，他现在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但却像上帝一样控制改变着这他们，他通过安装在门铃上的电线，让作家知道了妻子为了自己而和文艺部长约会的秘密，而也是他在酒馆里见到了女演员，通过自己的话感动了她，让她回到了作家的身边。他完全被他们吸引了，感动了…….有一个镜头是而艺术家夫妇幸福的拥抱在一起，而他在耳机的另一边也侧着身体，环抱着手臂，仿佛是在安抚着爱人，这时另外一名接班的特工来了，他马上坐正身子，严肃的说：“你又迟到了5分钟”。当晚，他找来一个妓女用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幼稚得要妓女配多陪他一会……

他在被这对夫妇的生活感动的同时，也渐渐的厌恶了体制下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打压Dreyman的真正目的是要追求Sieland, 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同时他的内心也异常的矛盾着，真正的转变点是他掌握了Dreyman足够的证据要向老同学报告的时候，却犹豫了，彷徨了，最终，他选择了要求一直信任他的同事撤走所有的其他的监听人员，自己一个人来保护这对夫妇。他知道所有的真相，而且他的高官朋友也和他说了不只一次，如果这一次窃听计划成功的话，他们都会得到提升的，而且也表明了失败的后果，这里面甚至在暗示他只要断章取意的抓住一点把柄就可以。但是，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护这对夫妇。

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不幸被汽车撞死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不顾自己特工的身份，像个孩子一样疯狂的冲了上去，跪在女演员面前，
女演员对他说：“我不会忘记你做过的一切的”
他说：“别说话了，你不会死，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
这时，作家从楼上冲了下来，而Wiesler，像影子一样躲到了一旁，作家抱着 痛苦失声的时候，Wiesler的心中也在为自己的爱人默默的流着泪。

最后，当作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他去找Wiesler，而这时Wiesler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邮递员，拉着一个小车子，步行在街上，一家，一家的送邮件，作家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去影响他现在的生活，而是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这个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人。




==========================================影片最大的亮点==========================================

 影片表现前民主德国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文中的主角应该是那对艺术家夫妇，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作品的震撼力必定会大大降低。创作者很巧妙的选择了窃听特工这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的心路历程在体现了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在他决定用自己的前途命运作赌注来挽救这对夫妇的时候，一个平常人的这样的决定，其本身的震撼力就远远超过了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个动人的故事又与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足以撞动每个人的心弦。

片中wiesler所做的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浪漫的，这可能也是导演想传达给我们的德国式的含蓄的浪漫，他似乎也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伟大与浪漫，永远来自与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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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东德。

距离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1984》的1948年，36个年头又过去了。

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发动的反右运动28年。

距离文化大革命爆发18年。


奥氏在书中描绘的大洋国，已在东方与西方开花。

相似的审讯，将人的尊严践踏到最卑微。

待遇等同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者、有思想的人、有良知的人、不甘于无知的人……沉默，失踪，自宫，自杀，暗中反抗，在最黑暗里通向必经死亡的路，选择仍在发生。

这是无所不知的世界。1984大洋国的电幕， 和1984东德的窃听，知道的是老大哥，无知的永远必须只能是屁民。


即使是已被制度驯化成为果敢决绝地为了“主义”“安全”“稳定”做一切见不得光的勾当的窃听者，依然会有制度灭不死的欲望。当妓女肥大的屁股为着赶着下一场交易而从他的面前决然离去，他的脸部有一丝抽动，我听到某种东西死去的声响，那里面，不只是肉体的绝望。

在庞大机器碾压下侥幸不死的灵魂们，终于，或者为了恶的被揭发，或者为了恶的被避免，为了那将女人的肉体作为政治献礼的肮脏国家，为那可以让满腹文章的男人变得如婊子般无义无耻的制度，与恐怖作战。

即使是一首再简单不过的小诗，那白描勾勒的明净世界，已足以让灵魂干渴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所处时代的荒谬。艺术家的演奏声中，窃听者潸然泪下。或许在那一刻，他想起的是多年前失踪的母亲在自己儿时温厚的脸，和母亲说过的，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人。和主义无关。和信仰无关。和组织无关。和领导无关。和强制无关。和恐惧无关。和名利无关。和死亡无关。

你要做好人。因你对恶天然的反抗，对善不可抑制的趋同。因你对光明的向往，对黑暗的唾弃。

你要做好人。因你所承受的世界，并不因为它正存在着，就是合理。



掌权的人狂妄着叫嚣，你这不听话的蠢货，你要被派去做最差的活，二十年！哈哈，二十年！至少的，直到你死去。那是个万劫不复的结局。

只是4年又7个月过去了。

1989年11月9日。昔日的窃听者，今日的拆信人，在身后人猛地一声惊呼中——“Die Mauer ist offen！”（柏林墙开放了！）——缓缓转身。观影的我已然对着电脑，簌簌泪流。


你要做好人。因你的好，不只会拯救一个人，更会拯救整个世界。



又过了21年，东方的铁幕继续自顾自的深沉。曾有位德国友人当面再次推荐，我低头说，我知道，只是我仍不敢。

今夜。翻开已经存了三年的电影，看这部伟大的作品向着历史罅隙里不曾堕落并将被永远铭记的人性致敬。想起2009年12月7日，站在柏林墙前，从昔日的东柏林望向西柏林时，仰起头看到的那抹光。


身陷囹圄的人啊，你的自由只在你的心底，只要你要她，她就会来找你。


你要做好人。你可以选择，即使你被告知那反抗是无益的，即使你可以心安理得的将所有的罪孽在体制的名义之下正当行使，即使你的周遭已然万劫不复。因为——


墙，终将倒下。

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