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悲与惨：中西方文化之别

第三条道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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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从柏林电影节现场的“掌声雷动”和“哭晕一片”，再到闭幕式上传来王景春、咏梅斩获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两项大奖的好消息，成为国内影迷们今年最为翘首以盼的作品，在这个国产文艺片井喷的3月档也是最受瞩目的存在。

国内第一场点映当天，导演王小帅发了一条朋友圈：“不是哭戏、不是哭戏、不是哭戏，重要的事情说八遍。甚至不是电影，就是好长一段生活。” 诚然，虽然点映现场能陆陆续续地听见观众们的啜泣声，但影片本身并无鸡汤式的廉价煽情和卖惨，王小帅的处理是克制的，隐忍的。影片只是将镜头对准了大时代背景下极为普通的小人物，而历史的洪流中又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家庭，片中的人物才有了代表性和普适性，而这才是它触动人心的根源所在。

影片以几组工人阶级家庭的故事，从80年代中旬跨越至21世纪，描绘了一幅中国近30年的时代画卷，串联起知青返乡、计划生育、严打、下海和下岗热潮等历史事件。 25年前在戛纳，张艺谋凭借《活着》一举拿下来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而《地久天长》在某种层面上，成为了“新时代的《活着》”，作为第六代导演的王小帅，像是完成了某种仪式般，从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手中接过了衣钵，这样以小见大的“家庭史诗”可以说是一次久违了的回归。

近三个小时的片长并不难熬，因为片中的细节是丰满的，故事是厚重的。 影片的前三分之二是双线叙事，被剪碎的剧情在两个时空中反复交织，从内蒙古的工厂筒子楼辗转至福建闽江的小渔村，从两位主人公的青年时代跨越至中年时代，最后的三分之一才将故事落在了当下。 理顺后的剧情脉络并不复杂：“双职工”夫妇刘耀军、王丽云与同事沈英明、李海燕夫妇交情笃深，再加上两家的孩子刘星与沈浩同年同月同日生，更拉近了两家人的关系。而再次怀孕的丽云，被身为工厂干部的海燕教唆去医院做了人流，并从此不孕。几年后，刘星因为沈浩的推搡而不幸溺水身亡，痛苦不堪的耀军丽云夫妇偷偷南下逃亡，并收养了长相酷似刘星的孤儿。夫妇俩将他当作刘星抚养成人，叛逆的孩子却在成年后离家出走，从此失去联系。又时隔多年，得了脑癌的海燕自知命不久矣，重新联系上了这对昔日好友。 再加上另一对好友新建、美玉，以及英明的妹妹茉莉，《地久天长》通过几组人物在30年时空变化中的经历，刻画出属于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下面我想重点讲一讲片中演员们的表演，毕竟如此出色的群像表演，可以说在华语院线是难能一见的。

比起柏林拿奖的王景春和咏梅，我更想先赞美饰演茉莉的齐溪。 接棒郝蕾出演《恋爱的犀牛》，再从舞台剧转向大银幕，齐溪展露出不逊于郝蕾的天资和银幕感染力。《浮城谜事》里惊艳登场，她演出了“小三”桑琪身上可恨与可怜的一体两面；《万物生长》里素颜出镜，她是怒气冲冲与范冰冰对峙的白露，吃了一嘴红艳艳的大虾，眼里满满是为爱疯狂的果决；《下海》里她又化身为巴黎底层站街的东北下岗女工，把对生活的挣扎、无奈和苦闷诠释得入木三分，出色的演技经得起大量的面部特写。 而《地久天长》中，齐溪扮演的茉莉，承担起了片中最为“狗血”的情节，这一角色的复杂度甚至是超过两位主人公的。 年少时，她对耀军的情感只是远远地观望和倾慕；而多年后重逢，她已是经历过婚姻变故的成熟女人，在意外怀上耀军的孩子后，她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她想要抛下出国计划与心爱之人在一起，却又对丽云嫂子充满愧疚和于心不忍；另一方面，她又背负着哥哥和嫂子的负罪感，想生下孩子，作为耀军两个夭折孩子的弥补。

听起来甚至有些荒唐的剧情走向，在齐溪纯熟的表演之下，变得真实可信，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透过细微的表情与动作成功说服了观众。 片中的一场舞会重头戏，尽管当时新建因为参加黑灯舞会被抓，丽云也刚刚打掉了孩子，但几组人物的情感关系依旧是融洽的。而茉莉对耀军的爱慕情愫，也在这场戏中显露无疑。一身红色波点长裙，浑身上下都是洋溢的青春气息，眼神与语气里挑逗意味分明可辨。 多年后的宾馆重逢，她抹上红唇，神色间透露出成熟韵味，一番寒暄过后，她低头沉默酝酿了许久，才带着怯意问出“丽云嫂子好吗”。 离别前，她踏上破旧的客运大巴，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向耀军作别，当车辆启动转向，她又起身冲向另一侧窗户奋力挥手。尽管远景镜头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她的不舍与伤感却如此强烈地传递给了观众。

至于王景春的表演，对于《地久天长》而言，是基石般的存在。 他说自己“在这个戏里不是演员，是生活的搬运工”。的确，尽管他在片中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飙戏片段，但他的每一场表演却都严丝合缝，情绪拿捏精准，挑不出一丝破绽，柏林影帝拿得当之无愧。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戏，是耀军两次抱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跑向医院。第一次抱着溺水的刘星时，他还是健壮的青年，无暇顾及汗透的衣衫，脸上是竭尽全力想要从死神手中抢回孩子的坚毅和决绝。第二次抱着自杀的丽云，像是一次“轮回”，只是这一次他的身体已不再年轻，狂奔的步伐也变得吃力、沉重。

同样在柏林拿奖的咏梅，对她之前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刺客聂隐娘》，她所饰演的聂田氏是片中最具唐朝神韵的，尽管只有短短几句对白，却能看出超强的台词功力，一个唐朝贵妇人的形象呼之欲出。 而在《地久天长》中，一开始我是对咏梅的表演有些失望的。她的台词和身形都过于“端正”，即便是老年戏，有妆容和服装来体现岁月变迁，但她的动作体态还是过于优雅周正了，和这个饱受生活之悲的角色有些偏差。

尽管如此，她在片中还是有好几场高光时刻。 小年夜这场戏可以说是片中最关键的一幕，是几组人物分崩离析，命运走向大相径庭的转折点。当茉莉抱着饺子来探望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耀军丽云，耀军的脸上还能勉强挤出笑容，而丽云则是完全“失魂”的状态。直到烟火突然窜起，丽云方才惊醒，惊愕而又木讷地望向窗外，火光每闪现一次，她的身体也跟着震颤一次。热闹的新年气息与她毫无关联，内心是万念俱灰的死寂。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夫妇俩才会在第二天凌晨偷偷“逃亡”，他们不知如何面对不得要领的关怀，害怕打搅大家相聚的喜悦，甚至担心自己的悲伤会加重英明一家的愧疚。 还有一场戏，是丽云一边切菜，一边平静地向耀军说出“你如果想离婚的话，我会同意的”。在经历刘星的夭折和养子的出走后，她以为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要离开自己，她所表现出的镇定恰恰是绝望内心的映射。

片中其他几位演员的发挥同样可圈可点。

最初觉得饰演海燕的艾莉娅，表演过于拿腔拿调，但转念一想，海燕作为工厂领导，深受体制影响，她的“官腔”是与人物契合的。而这个角色在忏悔和自责中痛苦了近20年，艾莉娅在仅有的两场老年戏中发挥惊艳，将背负一生无法解脱的命运枷锁都表现出来了。

美玉的扮演者李菁菁和英明的扮演者徐程，在一场医院重逢戏中，流着泪抱紧耀军夫妇，沉默无言却藏满了千言万语。更难得的是，李菁菁还在青年戏份中，透露出超越年龄的少女感。

杜江和王源在老戏骨们面前，也并没有拖后腿。尤其是前者在片中最高潮的一场“诉罪”中，“我就推了他一下”的“推”字出口之前，数度哽咽，对台词的拿捏十分到位。

看到有些评论指责《天长地久》只是一部玩结构的电视电影，对此我并不认可。 的确是演员的表演和剧本的厚重撑起了影片，但它与电视电影还是有本质性区别的。虽然我也并不太认可片中大量的近景跟拍，并未很好地展示和利用空间，但是《地久天长》在视听层面上也并不是平庸的。

留意到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手法，穿过A的台词和动作，去拍摄B的反应。 舞会上，是穿过跳舞的茉莉，拍摄站在一边的耀军； 医院重逢，耀军夫妇始终只露出背影，记录下的是老友们的反应； “诉罪”时，背景是浩浩的声音，镜头却是耀军夫妇的面部特写； 给刘星扫墓时，夫妇俩接到浩浩孩子出生的消息，嘴里说着“真好真好”，眼前却是一片墓地。

环境和空间也并非完全没有参与叙事，例如耀军两次坐在海边的台阶上喝酒，海浪则不断地冲刷着堤岸，也寓示着片中人物经历的潮起潮落。

王小帅的《地久天长》无关乎贩卖时代的凄苦，它只是记录下一段长长的生活，还有历史对生活印刻下的悲和穿过悲伤后的一点光亮。

我喜欢王景春和咏梅的脸，那是两张典型中国民众的脸：王景春在电影里一直是眉头紧锁，黝黑的面庞，粗重的眉毛，细小的眼睛，眼皮习惯性低垂；咏梅圆脸盘子，淡淡的眉毛，淡淡的愁闷，连她的声音和动作都是淡淡的。整部电影，我都被这两位演员牵着走，我感受不到他们的表演痕迹，他们与人物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他们走路吃饭说话，他们痛哭欢笑愤懑，熨帖细润，一抬眼一转身都是让你信服的。

有一个场景：小年来了，窗外鞭炮的炸响声和小孩的玩闹声不绝于耳，而王景春与咏梅坐在冷清清的房间——孩子没有了，一切人间的欢乐都随之而去。王景春双腿岔开，头微低，沉默地吸烟；咏梅坐在另一头，靠着墙，身子微塌，两手拢着，人陷入一种无尽的哀愁之中。齐溪饰演的徒弟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两个，时间在这里变得分外凝滞。窗外鞭炮燃起的火光闪亮房间，随即又熄灭。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场景，无尽的心事，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却无从说出口，这才是生活的哀沉况味吧。

我总是忍不住从王景春和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想到我的父母亲（电影里这对夫妻与我的父母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孩子跟我也是同龄），他们的命运与这个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因着时代的剧烈变动而起伏，但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悲喜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所改变的。他们也不敢想。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着砸在他们身上的重拳，默默地收拾着生活破裂的的碎片，在余生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忍”和“熬”，是这一代人常有的生活方式。王景春和咏梅，他们的脸上表情显示着这两个字。

王小帅有句话：“时间给的够久，无常就会出现。”尤其是人到中年后，这种感受会非常强烈。没有什么是“地久天长”的：一切都是在变动之中，工厂、兄弟，孩子、爱情，都会一样样地丧失掉……而这个丧失感，在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再生育孩子的能力，到后来连领养的孩子也失去了，连丈夫都与别人有“情况”了。她没有吵闹，没有抗议，她全存在自己的心里，尝尽生活无穷的苦涩滋味。后来她连的生命都不想要了。我被这个角色深深地打动了，那种无望感，倒可以说“地久天长”的。

两个多小时的片子，看的时候百味杂陈。片子快要结束时，王景春和咏梅出门，准备去祭拜自己的孩子。王景春穿上羽绒服，咏梅给他拉上拉链，拉着拉着卡住了，又接着拉……我在这处不太清楚为何泪湿——所谓的“相濡以沫”便是如此吧。他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好演员就是如此，在每个细节中都让人信服地走进他们的角色中去。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出来。

《地久天长》谈不上任何思想性和高超的立意。

电影中角色三十年的人生沉浮，都化成了导演或编剧要求的，直白的且不够太真实的表达。

它是生活的模仿，完全反生活的真相。这样的一群人，我不相信。

举例说吧，在更伟大和厉害的电影里，我经常看到的是很多人把泪水咽在肚里，把笑容留在脸上，那样刻意地隐藏悲伤。

我见到的为数不算太多的苦难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不想令人看到他的苦难的，维持着不自觉的一点点体面。那样的人和生活的表达，才是真的世界。那样的反差才是更令我动容的。

王景春和咏梅塑造的这两个角色，一辈子无时无刻脸上都挂着：我曾有个儿子死了。可能吗？

好吧，即使他存在。可是世界上存在着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也不是像电影中这样，大家都宛若道德上会反复用一点小错鞭笞自己的圣徒。

计划生育干部全家，甚至男主人的妹妹茉莉，竟都是这样的人，堪称一家标兵。

更离谱的是，计划生育干部的问题，导演一再告诉我们她也只是因为职业行为而已。导演和编剧给了她太多的镜头，让她忏悔得最厉害，甚至还夺走了她的生命。演员演得很好，可是我不知道导演在这里如此着力，到底是何用意。

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地铁面无私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任，从未因此异化过她的内心吗？（这一点上应该看一下莫言的《蛙》。）

一个好友的孩子死了，就能让她的性格瞬间从王善保家的变成了林妹妹？在她手下可是死过几十上百的孩子吧？

电影一开始淹死了小孩，这算得上是一个悲剧，然而观众也并未来得及和这个孩子建立什么感情，属于他的东西太少，他只是“孩子”的符号。另一家，坐牢的男人和他的胖妻子，在剧中毫无作用，只为表现一个时代特征，是完全纸片化的，可以全部删掉。王源扮演的领养的、叛逆的儿子，导演和编剧也没给他什么戏份，演员演得也不错，可剧本实在太苍白，根本无从使人共情。

男女主角王景春和咏梅因为演技获得了柏林影帝影后，我看后觉得两位演员表演的很自然，也算得上真切，可这两个人物却还做不到震撼人心。也许你会为他们的遭遇唏嘘，可是你不会被他们在精神上俘虏。因为剧本没有给他们更深的力量。他们都是单面的。

从影像来看，导演王小帅在镜头的张力上，开头颇见功力，后面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但作为一个成熟导演，思想和人性的认识是如此之浅，真令人意外。它离世界最好的那些文艺片大概还差十万光年。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导演要塑造男女主角是如此放不下已逝去的孩子，时隔十几年他们再回自己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时间去给儿子上坟。而不是像电影中那样，等到房子打扫干净了，住下了，病人（计划生育干部）探望好了，甚至给她送了终了，干儿子揭开了当年事情的真相了…他们才想起来去祭奠。

男女主角步调太一致了，都不能自拔。我没看到任何一个人稍有差异，因而带来两人人性的撕扯，互相的指责，人性的偏执，他们过于地相敬如宾，和善悦目，即使出轨，也出得好像远离两个人真正的中心。

多年的新生活，也并没有让他们成为掩埋掉悲伤继续活下去的大多数普通人，反而让他们从形象到精神都刻意与他人表现出距离，这不是不可能，而是毫无新鲜感和重量。

与故旧一见面，大家就抱在一起哭。我想说的是，抱在一起哭也不是不对，可是这故事里就没有一个人是故作欢颜吗？没有一个人不去揭和提醒别人的伤疤吗？

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集体哀伤的行为主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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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意外，牵扯到两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刘家活在了悲怆痛击后的茫然，沈家活在了愧疚阴影的纠缠。

造成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根源，正是王景春怒砸科室墙壁，上有计划生育的宣传告示。过去的严控一胎，如今放开二胎，未来鼓励三胎或者多胎…

这一代人，整整三四五代人，依然要活在计划和制度之中。计划经济，三年五年计划，伟大复兴计划…陈述这些计划之时，人们是以碌碌大众，被集体领导和趋使的人流而存在。个人允许不满，可以呻吟，体制会有毛病疏忽，意外松动，但总的来说，它是非常先进，没有错。

个人要识大体，顾大局。有苦，往肚子吞。

到头来，《地久天长》变成了想要控诉而不能，想要控诉而不可得——

我们有钱了，挺好的。

老朋友又聚在一块，挺好的。

浩浩倾诉了，被原谅了，挺好的。

海边的星星回家了，还带着女朋友，挺好的。

二三十年的痛苦，能用挺好的来总结么？

这样的口吻，显然连创作者都不会满意。作为一部丧片，《地久天长》筒子楼的走廊尽头，依然是通往招魂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的三线三部曲）。那是王小帅夹带私货，老生常谈的诉苦，名为地久天长，但一改再改的政策变化才是魔幻的永恒——即今天和明天的舞，会是下场不一样的舞；今天和明天都捧个碗，随时掀你桌；就连地久天长这首歌，也是知青返城的悲情命运写照。

青红、我11、闯入者

光有这些，还不是《地久天长》在柏林大赚热泪的原因。好人不平安，父母主角受苦受难，王小帅觉得中国人还有自己都受苦了，才似乎才是好评的来源。星星的意外，就是人死不能复生，但在沈家已经给刘家道歉的情况下，电影依然找不到排遣郁结的方法：只能远离熟人小社会的包头，把自己流放到陌生海岛——无论海南岛还是福州的小岛。

听闻大家在不同地方的萧然落泪，于我而言，全片唯一的冲击点，在王景春和咏梅去给儿子扫墓。虽然墓地已经被荒草包围，但一家人终于好像整整齐齐。

两个在地上，一个在土里。

与时代合影

我对这样的生死陈列场景，几乎没有抵御能力。无论是发生在有摆拍之嫌的《大三儿》，还是失去亲人的《四个春天》。

只有大到生死，耳闻失独家庭惨剧，发现政策就他妈的360度大转弯，意识到遭受欺骗还一骗再骗，许多共和国的孩子们，才会相信自己是被选择、被计划的。只有被沙土色的墓地包围，《地久天长》才是真的丧。

有人会举例，齐溪在小年夜去问候刘家，他家昏暗冷清，别人温暖浓浓。悲喜反差，多强烈。还有，杜江鼓足勇气，终于倾诉忏悔，也不容易。然而，齐溪和杜江的出现，暴露了王小帅和这部电影伺机施舍怜悯，试图总结主题的意图。那实在太明显了，就像一棵突然在坟墓前破土的树，盖掉了那些荒草。无论齐溪出于悲悯同情怜意，还是出于无法抑制的爱情，那都是不合时宜的。唯一正确的，是她给自己安排的结局。

相反，不少人诟病或待商榷的剪切方式，我觉得还有点意思。比如两次送儿子去死，两次抱着人的狂奔呼救。打游戏、合影相片，以及把咏梅的入院，切到艾丽娅的扫描图，一再说明，今天涌动的海潮，也是过去库区的死水。他们虽然离散，却依然是共同体。如果平铺直叙，只会让《地久天长》更像电视剧，如今这样，能省略能留白，做得还不错。

最大的败笔，来自尾声的和解，意料之中的心机算尽。互相为对方活着的老两口，在飞机上调侃原来自己还怕死，其实他们已经不需要道歉或道理（即他们早已知道星星之死的隐情）。

电影采用现在闪回、跳进和交叉线的处理，尤其是结尾有点猝不及防的闪回，似乎反过来说，无论是不是本意，刘家用远离的方式，去折磨着沈家。可这一切，原本不该发生，无论是没有了子女的刘家，还是制造了疏忽的恶的沈家。这个尾声，有较多令我跳脱的台词：像艾丽娅的有钱了，像杜江的大树，像讲电话时候的带把儿。

据说柏林版还有怒打厂领导，被计生成先进的戏份，少了这些东西，让《地久天长》滑向了苦情的渴望——

希望收养的儿子回家，所以不忘留个门；

希望再生个儿子的念想，无论是以多别扭的方式呈现；

希望留住美好回忆天长地久，而实际上并不可以…

柏林版和公映版的差异，是无法避免的存在（《白日焰火》和《推拿》也有调整改动），但这也影响了一些台词，比如公映版艾丽娅在病床上，我认为只需要三个字：对不起。

最后，3小时片长没必要，So Long，可以剪到2小时。

my planet

大家好，我是王小帅。《地久天长》正在全国点映，看到很多人对于影片的讨论甚至争议，我也很想加入进来，跟大家聊一聊。

创作初衷：《闯入者》之后，我就有了创作《地久天长》的想法。我是60年代生的，经历了中国发展巨变的几十年，感触良多。从创作角度看，遇到这么多的起起伏伏是一件幸运的事。2015年，因为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我们面临社会转型，需要提高生产力，国家放开新的政策，那个时候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我才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老百姓生活在其中，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结构是怎样的感受？这是我从大的时代跨度上来考虑的。还有一点，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时间去感受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命运的无常，有些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可能一点点的变化，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一点是时间的积累才能看出来的，也和我构思的这个故事的剧情很贴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着手创作《地久天长》。

拍摄制作：拍这样一部有很大时间跨度的影片，搭建场景和营造细节都花了很多精力。比如美术，要把多个时代的气氛展现出来，要恢复不同时代的道具陈设和环境。我们经历了一个慢慢恢复信心的过程。拍摄前我们查阅了大量八九十年代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拍的，极为触动内心，但现在回过头去，那种生动感是回不去的。这就是我说的一分为二的感受中的遗憾，以及为什么说是慢慢恢复信心。因为最初是有点胆怯和沮丧的。我一直主张大家，不管是哪个时代，一定要给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包括纪录片，多留空间，让它们能够生存，只有这样的作品拍出来了，再过多少年以后就又成过去，它们都将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为了把影片要求的生活化细节和年代感还原出来，所有场景搭好之后，都让人在里面多住几天，摸摸墙，用一用那些老道具，让它变得有人气，像真的回到那个年代；甚至在筒子楼里烧煤球，生火做饭，这些炉子得真的能用，能点火，能通风，能走烟；炒菜锅都要真的刷几遍油，做几遍菜，哪怕是大部分都拍不到；演员的服装也是大量地做，大量的找。让一切都恢复到生活的细节里面，恢复到真实里面，给演员们营造出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气氛，剧组甚至任性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摄，不惜几次南北大对调的转场。所以，整个剧组跟着景春、咏梅饰演的夫妻，经历了从包头到福建、再从福建回包头的人生大迁徙。我想给观众在银幕上呈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感。

面部特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就是把中年演员变年轻，减少20岁的样子，让观众感觉到时光的流逝。而这大量的后期工作也是要让观众越看不出来感受不到越好的，虽然这是在制作商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部分。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里，一个演员的一张脸，要让它变得年轻化，还得不影响他们画面上的质感，这个难度对于从没拍过科幻题材的我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成了后期公司更大的难题，因为我的要求是以极大程度接近真实来要求的。这些演员的年龄跨度特别大，四十多岁的演员，五十岁的演员，扮演六十多岁的人，这个分寸的拿捏也极为重要。我们合作的是英国一个顶尖的特效化妆团队，根据每个演员进行倒模、做假皮。他们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不大不小的年龄感，把握的分寸感极佳。

创作主旨：我觉得好的创作都有其人文关怀的成分存在，有人关注底层的困苦生活，也有人关注奢靡的上流社会。对我而言，摄影机要对准寻常百姓，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肌理。艺术跟权力是天然背离的，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经常被景春和咏梅所饰演的人物所感动，这种宽恕与包容的能力与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邻居的叔叔阿姨们都那么慈悲。他们也遭遇了很多不幸，但在孩子面前，他们从不表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善意和慈悲。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一个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还是在那么坚韧的生活着，依然抱着善意，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这样理想的寻常人比比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福报，把这种福报放到电影里很重要，让它扩散出去，让善意和宽爱去传播，而不是勾心斗角、谩骂诋毁。

剪辑过程：这个剧本是在最后阶段搭好现在的结构的，原本是按照时间线来的，庞大的结构，和小说、电视剧不同，受容量和语言特性所限，电影不能这样。进入剪辑阶段，就先由剪辑师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但不行。所以最终还是按照我在剧本上搭好的结构来剪。有些导演很厉害，不要剧本就拍电影。我就不行，这样太冒险了，制作成本上也控制不住。我还是要先做好剧本。电影里有很多地方做了时间上的空白，没有表现，我想用一种时间切片的方法去拍，所以这些时空的留白都是刻意的。叙事的线索是耀军和丽云的情绪，当然也是我的情感，不想用字幕去交代时间地点，我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我认为观众没必要去把这些东西搞得太清楚，就去看这段遭遇这段情感就可以了。

柏林得奖：在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宣布景春和咏梅斩获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我的确有些出乎意料，毕竟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质量是好的，去电影节之前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它很突出的特点，无论是体量还是实力都是好的，如果没有金熊，我们猜测最有可能的就是王景春，完全不是演戏，就是生活在里面。那么咏梅也是，大家说她演什么了？会得奖，恰恰就是她没有演，她就无怨无悔的守着这个家，随在命运里面、随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浑然天成的。

关于主角：说到景春，我们之前合作过《我11》，他的气质是很符合这个片子的，很容易融到故事的气氛中，因为角色对于年龄也有要求，大约四五十岁，演绎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他和咏梅很搭。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从来是很沉稳的。而咏梅很具备这样一种特质，你看她在得奖之后的沉稳，她特别适合这对夫妻的特质，让人心疼。景春和咏梅是我心中的普通中国人的样子。

他们俩在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跟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共性也很多，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遭遇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演员都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特别了解中国人，他们的父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包括自己和孩子，就在这个社会里，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而生活着，这些是共性共情的东西，只需要他们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自己的认知拿出来放到里面就够了，不用太多刻意的塑造和扮演。在拍摄中，我们从外部给他们辅助，美术、道具、化妆、服装这些，我们做好，他们去到里面生活就可以了。观众所看到的真实感，是整个团队共同塑造出来的，那种无痕迹的、隐忍的，没有那些外在表现的表演，更为深沉和宏大。

市场预期：我对电影节和市场都没有过多思考，就是自己努力要做好片子。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电影，这就是生活。这个生活是我们中国观众最能接受的，我希望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共鸣。我们从导摄、美术、服装、道具、特效这些方面，都竭尽所要表达的这个时空里的极致，包括演员也是，剩下的两分其实就是它毕竟还是电影，它不会真正回到过去。我认为，现在很多情感和大家所处的这个环境、时代都是共通的，去年到现在，《小偷家族》、《绿皮书》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觉得不会有好成绩的电影，收获都很不错。这种变化其实已经在发生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抱着乐观和希望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变化，拥有自己的市场空间。

豆瓣朋友们，观影结束后希望你们能留下你们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来和我一起聊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