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

这或许是一部“元中国电影”。影片的外部事实——撤档，审查，重拍，再撤档，可见的审查让故事的动机变得模糊暧昧，也让对文革的叙述再次成为没有历史的历史叙述。所有的人都像是受害者，所有的受害者都没有真名，人们的遭遇又和文革毫无关系。这样的故事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只有那些被扁平化的布景在“调度”（mise-en-scene）一词原本的词义——“舞台上所有的一切”的意义上，竭力向观众提示着故事的时间。

架空的历史舞台必须要有一个附着点来宣告结束或开始，补拍的结尾只不过是再次确认了1978年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永恒开端，这个以恢复高考和刘闺女重新性别化所标记的常新的历史时间，也就把故事封印这一节点之前的时间流沙之下。

电影作为记忆装置的另一面是失忆装置。影片故事所遵循的路径，一方面似乎是新时期之初第四代惯常叙述的微妙变奏。在第四代那里，人祸被替换为天灾，泥石流或洪水，某种突然降下的灾厄，而在《一秒钟》里，人的苦难则是日常事件的偶然叠加，打架斗殴，父母离婚，意外车祸等等，是人行为的失范，劳改犯和失去父母孩子的相遇不过是一个倒霉鬼遇到另一个倒霉鬼的故事。另一方面，它又延续着张艺谋《归来》中所倚赖的遗忘政治，《归来》将人的名字和文革的历史彻底遗忘，《一秒钟》里则是直接冲着电影胶片这一历史记忆的物质基础设施而去。影片没有提出在控诉什么在控诉谁的问题，却《一秒钟》通过电影给了一个媒介答案，胶片影像作为女儿唯一的留存，也成了克拉考尔说的“历史的孤注一掷的赌博”。

导演的预设是，历史的可写性在于电影，而《一秒钟》的可写性则在于作为集体记忆的电影。在审查悬停了一切和直接性对话的时刻，导演意图用作为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电影召唤出那个时代本身，使之成为不言自明的故事背板。但问题是，在这部因爱之名的电影中，有哪怕一个人是真的爱电影的吗？人们都另有所图，看女儿，做灯罩，讨饭吃，至于那些能看一整晚电影的“狗日的”人群，很难说他们对电影的狂热究竟出于爱，还是绝对的匮乏。当然，在另一个完全非历史化的逻辑中，这个时代的电影都是“非电影”，是政治的结果，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功能的失效，变成一堆烂肠子，人为搭建的大循环，遮光护眼的家伙。只有电影或者是胶片才是值得信任的，是最应该被珍视的东西，也处于不断被各种人的抢夺之中，就像抢夺语词和记忆。胶片的反面是人，胶片失效是由于人的愚昧，人之恶又替换了权力之恶。

与整部电影克制的视觉再现相比，只有洗涤胶片的场景充满了情感热度。女儿的影像固滞在影像之中，但她更是被凝固在新闻简报片的政治琥珀里。那么清洗胶片就不是再对历史的复现，而是剪裁——将一个人置身的环境全部裁掉，降解为一个人一秒钟里的动作重复。既然琥珀的晶体可以被清除，被琥珀囚禁的人又何尝不可被遗忘被舍弃？银幕之后，上映之前，已经给刘闺女预留了女儿的位置。

谈论历史的方式就是不谈论它，你画我猜的游戏，最终把游戏本身也画入了谜语之中。影片结尾是谜语和电影的一次自反，即——中国电影作为非历史的历史。那张遗落在荒漠中的胶片，一个无法长大成人的女儿的影像在客观世界的唯一实存，似乎在此刻必然地指示着真切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中国电影的宿命。头破血流的无名男人反复奔突在风沙之中，此番则是被人们拖拽着离开，他不再是30年前银幕上被天与地挤压到五分之一处的黑点，而是那些众多无法与遗忘对抗，留不下脚印的人的一个。背对前路，面朝荒漠，他像不像悬停在废墟之上，被热风扇动了翅膀的新天使？热风不可抗拒，那个更大的不可说的力量，把人从一个历史的现场拖拽进另一个。也正是这个力量造成了曾经作为第五代集体精神现象表征的黄土地在此刻的荒漠化，让历史彻底呈现为无根的，移动不居的沙丘。

在这个意义上，审查参与了创作，共同完成了电影关于电影本身的讲述——是审查使得电影只能以抽空历史的方式才能描述历史，正如影片中本应属于胶片的位置，被用来包胶片的报纸的空洞所占据，而胶片承载的历史与记忆遗落在沙海之中。维系着这段想象性的父女关系，维系着后人对这段历史的想象的，也正是这份一再错付的虚空。问题随之而来：这样的讲述无疑又预设了一个真切而可说的历史，但中国电影何曾真正地言说过文革呢？那么，是创作给审查预先留了位置吗？还是创作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所知的事实是，人们时常以记忆的名义去忘却，忘川之上忘言的人们，行走同时躬身扫去自己的脚印。

说起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时间感觉颇有些不同，比如《子夜》和《日出》，倾向于一种抽象寓言，而《时间开始了》则开启了新的时间刻度，在这之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让历史中的时间显得前所未有地精确有力。再往后，新时期和新世纪的时间感觉也很不同，比如80年代被描述为“大得难以置信的时间单位”和“黄金时代”，而新世纪以来的青春体验则是“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的“小时代”。时间感觉的不断调整——从抽象到具体，从宏大到渺小——构成了书写现代体验的重要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秒钟》要从什么样的角度讲述一种什么样的时间体验，其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但这个问题因为太抽象，所以不容易被察觉，大家主要关心的还是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伤痕，怎样删减。整个故事围绕电影和胶片展开，上映之前张艺谋就说了，这是献给“所有爱电影的人”的“电影情书”。坐下来一看，不愧是国师，范电影组织人民群众抢救胶片、电影院里全场合唱《英雄赞歌》、戏里戏外呼应对照的高潮戏拍得十分到位，光、影、幕、人相映成趣。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爱电影的情怀和历史创伤之间的裂隙似乎并不能轻易合体，所以毛尖戏称国师牌伤痕为“刮痕文艺”，谓之伤痕不足，情怀有余，刮一刮嘛点到为止。

说起点到为止，《一秒钟》也颇为委屈，因为“技术原因”屡次电影节撤档，审片过程中又不断修改，最终能上映就已经留下了时代的眼泪。劳改犯张九声的女儿为摆脱他的影响，获得先进，在面粉店争扛麻袋，意外被车撞死了，最后只留下新闻简报中的一秒钟镜头。张九声冒死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看电影，就是为了这一秒钟。根据张艺谋的采访，这一段就掐了没播。不仅如此，张九声、刘闺女和范电影三个人的家庭和过去都尽量略去不表了，于是影片中人和时代的矛盾就被弱化为了人和事的冲突。学生说，好气哦，泪点都被删掉了。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是现实的原因让我们的历史题材总是教化大于批判，最后就只好反思不够，情怀来凑。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觉得影片深度不够，原因只在于删减吗？ 应该说，并不是因为有删减，所以只好情怀，而是删减与情怀本就是历史创伤的一体两面。 一边是抽象的历史创伤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由此触发不可抗拒的超越个人的痛苦；另一边则是在革命浪漫主义的集体感召之下，对理想自我和理想未来充满期许：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后文革时代回顾历史时必须面对的复杂命题。

于是我们看到“发疯”成了典型的“文革后遗症”， 从《泪痕》（1979）中装疯以自保的孔妮娜，到《花园街五号》（1984）中真疯的被锁在房间里的市长儿子，再到《村戏》（2017）里从英雄走向精神病院的奎疯子，文革的幽灵始终以疯癫的形式存在。疯癫是个体对无法自洽的现实逻辑的回避，因此，只有讲清楚了如何发疯，才能同时讲清楚历史的激情和裂痕。

反过来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张艺谋上一部文革题材作品《归来》（2014），在面对历史时显得如此无力。《归来》一边把“文革后遗症”讲述为“失忆”，一边又将唤起记忆讲述为一种爱的温情。但观众都知道，真正能刺激并启发冯婉瑜找回记忆的昨日重现，其实是痛苦的别离，而不是温馨的重逢。既要批判，又要温馨，或许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秒钟》的进步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刚好的尺度。在三个破碎的家庭里各取一人，让他们命运交汇，让无意义催生意义，而不是强行赋予意义。同时，也不再强行缝合破碎的家庭。假设没有那个两年后的结尾，故事就在沙漠中戛然而止，刘闺女以为帮张九声捡起了东西，但胶片已在风中逐渐被掩埋。这或许比《归来》的温情，比《闯入者》（2014）的暧昧不明要好很多。当然，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删减审查之后的电影还是原来“那部”电影吗，还值得看吗？

虽然《一秒钟》号称致敬电影，但打动我的并不是影片中的“爱电影”。无论是范电影、刘闺女还是张九声，恐怕没有一个人真正热爱电影，即使是积极抢救胶片、看了许多遍仍然生怕错过一秒的观众们，也很难说他们热爱的是电影本身。看电影和爱电影未必是一回事。

真正触动我的只能是“电影”自身的复杂性。影片中涉及到电影放映的部分总会出现双重景框和多重凝视。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也呼之欲出：礼堂银幕上女儿在争扛面粉争当先进，银幕下劳改犯爸爸大战保卫科；张九声和刘闺女被捆在一起，银幕上是《英雄儿女》中王芳找到了父亲。

不仅如此，电影文本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正是被删减的、被改动的与此时此刻的影片，共同构成了“那部”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公映版不值一看这种说法。与其把没有看到的当做遗憾，不妨把缺失看作一种“失忆”。 张九声没有在电影中说出女儿的死，仿佛一个失忆的父亲，永远追逐着22号新闻。应该说，张九声的女儿死或者不死都不能改变故事的悲剧性。假设女儿没死，生活对张九声来说也不会更轻松。如果觉得越惨痛的才是越感人的，那我们可能仍然还陷在情感主义中不可自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一秒钟》的成功是有限的成功。一方面，它把《归来》中三段冗长的时间压缩为了一段（如果不考虑结尾的话），只讲一件小事，不再既要又要。回到开头的时间感觉问题，这种后退一步，只展示一个历史切片的拍法，是更贴近当下的时间体验，反而展现了一种力量。

但另一边，在聚焦“一秒钟”的同时也丢失了对历史的追问，“一秒钟”到最后只能是张九声的自我救赎。对这部电影，对这一系列电影真正的不满足大概也在这里，不是因为他们不回答历史的疑问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向历史提问了。有时候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就好比有时候没有拍什么，或许比拍了什么更加重要。

文本已发表于《北青艺评》，发表时有删改

《一秒钟》几乎可以确定是张艺谋职业生涯最好的剧本之一。影片从片名到情节安排了一系列微言大义的比喻，这些场景太耀眼，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一秒钟”既是女儿留在人世最后影像的时长，也概括了动荡年代的一瞬间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微不足道的分量。同样微不足道的还有那一瞬间里的每个人，随着时间流逝，女儿的胶片埋葬在沙漠里，她的笑容也在历史的记忆中逐渐模糊，融入庞大而沉默的历史群像。

影片故事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内展开，编剧技巧尽显古典风范，只用简单几个人物就构建了厚重的戏剧张力，四两拨千斤展现特殊历史年代的社会风貌。影片的主线是张九声寻找女儿最后的影像，不是直接控诉，而是聚焦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无奈、无力和无助，这种无助感通过张九声台词“14岁的孩子，争什么啊”直接表达出来。试想如果这是一部慷慨激昂的电影，他的台词可能会是痛骂卡车司机或者发誓讨回公道，但张艺谋和邹静之没有这样写。

张九声是影片的灵魂人物，影片围绕张九声构建核心戏剧冲突，另外两位主要角色范电影、刘闺女分别和张九声建立强人物关系。影片以张九声一人闯入沙漠开场，以张九声和一群人离开沙漠结束，结构设计精巧。影片以张九声追寻第22号《新闻简报》女儿最后的影像为主线故事。

《新闻简报》是地道的舶来品，和电影艺术同时期诞生，由法国电影制片人夏尔·百代在1897年于英格兰首创，一开始是在音乐厅放映，随后进入电影院，并且传到西方各国，在电影开场前放映。好莱坞黄金时期一些电影、音乐会、舞台剧多用的剧院在《新闻简报》之前还会有驻场艺人弹奏管风琴唱歌。随着电视这一更直观迅捷的新闻媒介的普及，《新闻简报》逐渐失去价值，于1950年代后期在美国退出历史舞台。

我国《新闻简报》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摄制，每期10分钟，地位相当于电视机尚未普及时期的《新闻联播》，随着时代发展，电视逐渐成为我国普通家庭标配电器，《新闻简报》于1993年播出最后一期，寿终正寝。

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当年的《新闻简报》不可能像如今的社交媒体报道突发新闻或者直播，只能报道预期事件或者不具备时效性的新闻，比如就职典礼、体育比赛、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后续等等。《一秒钟》里《新闻简报》播报的学生到粮店体验生活属于预期事件的报道。

追忆逝去的亲人不算特别创新的电影主题，但《一秒钟》结合了《新闻简报》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事物，创造差异化的审美体验。由于《新闻简报》的官方话语属性，它和真实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间离效应，加剧张九声内心女儿形象的陌生和悲凉色彩，和故事主线相得益彰，起到1+1>2的效果。

影片精彩片段之一是《新闻简报》由于胶片临时修复，不能马上播放，范电影征得现场观众同意，先播放了正片《英雄儿女》，结尾处才播放《新闻简报》。这就为张九声接下来要求持续观看女儿的影像创造条件；如果开场就是《新闻简报》然后播放正片，情绪的割裂导致剧情需要额外的推动力促使张九声要求重新播放《新闻简报》，一气呵成顺其自然的故事将不得不被斩断。

张九声一头扎在放映室小窗里，观看范电影专门为他播放的《新闻简报》，沉默半饷，范电影摸不着头脑，张九声方才缓缓退回放映室，泪流满面地坐下，感叹女儿只是14岁的孩子。本片极少主动说教的镜头，极其注意留白，不到情绪即将满溢的时刻不会轻易推进故事，注重台词戏剧化的真实感，此处即是一例，范伟和张译两位演员的出色表演提升了故事的忧伤情绪。

虽然范电影只是影片第二主角，但他作为典型顺应时代的人物，内心还留存一点善良，表现人性之复杂，比一根筋的张九声更有层次感。他在傻儿子弄坏胶片之后，号召围观群众把责任推到胶片押运员身上，在群众面前摆出电影放映员的架子，都是特定时代阶级社会上行下效的痕迹。但他对电影的热爱又是赤诚而热烈的，几十年如一日深耕一线岗位，胶片修复和剪接技术上乘，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技术型文艺工作者。

范电影举报张九声还顺便争取革命英雄对自己饭碗的支持，有沽名钓誉之嫌，但他同情张九声遭遇，私自剪掉两格胶片，冒生命危险临别赠与张九声。重新剪辑过的胶片会有明显的剪切和粘贴痕迹，下一分场的同行稍加注意就会察觉，作为电影放映员范电影不会不清楚，但是他明白这节影像对张九声的意义。这一激进举动让范电影除了承载影片喜剧功效之外，还在艺术创作层面与张九声做对比展现截然不同的情绪，张九声是无奈和灰暗，范电影是叛逆和反抗。

刘闺女是影片两位中年男性角色的调剂，也是剧情发展的关键推手，更是张九声女儿生命的延续，具备关键性的象征意义。因为有她在，影片前半段争夺胶片段落兴味盎然，故事后半段没有走向完全的绝望，而是在暗夜中留下一丝光明。

你能从影片里看到多种类型风格，喜剧、悬疑、默片的融合，无缝衔接没有违和感。大量场景没有对白，用镜头推进故事，有助于观众不受打扰沉浸在影片喜剧且忧伤的情绪里。一百多年前电影诞生之初默片时代的视听语言，在今天的电影里还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前人的底蕴和积累总会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遗产，这是张艺谋对电影艺术深刻理解力的体现，也是电影艺术百年之后仍然生生不息的源动力。

历史尘埃里的一粒灰，落到现时今世就是一座山

《一秒钟》就是这样一部轻盈且沉重的电影。

故事开始于一片culture revolution时期的西北半荒漠，单纯从象征的角度来看，这片半荒漠是如此的应景，既是过去，又像现在，而相信看懂这部电影其实是毫无困难的，与之想比，探究国师的叙事方法，说实话，对《一秒钟》来讲是一件相对无聊的事情，因为其细致分化下去，这就是一个或多或少标准的“统计学”概念，只存在于叙事的内容也产生的结果是否为观者接受的问题。对于厌烦和现时主旋律唱反调，厌烦总是沉湎于过去反思，希望能多多讲讲我等巨擘之国大好河山、大好形势、大好未来的人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接受度的，尚且也不必非费那九牛二虎之力说将出个什么必须让他们明白的道理来。但对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甚至不同的生命阶段相同的人来说，艺术家用他的语调来讲述，是要向能体会这一语调，可以自行消解叙事者与接受者之间距离的对象们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愿的。从这点上回顾起来，关于国师，除了他有名商业大片外，《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甚至《归来》，基本都是可见可感的乡土人情，这股乡土人情总是抱着一股国人生活中，应该有些盼头的期求，再回到想必很多人可以轻松看懂的论断上，如果你感受到了电影中这股期求，那么相信你就明白了这部电影。如果细致追问这份期求的力学特征，大抵可以由国师大概最有名的电影《活着》来概括，也即在电影内与余华书外所表达中国人始终向着“存于世”残喘的努力，可谓国民性，而在《一秒钟》里，这份诉求，尤指在绝望看不到边际的黑暗时代里，再看女儿最后一眼。

不过在《一秒钟》的故事中，还存在着另一部样板戏《英雄儿女》。《英雄儿女》讲的是抗美援朝英雄先烈们的故事，其中我们的英雄王成在守卫山岗之时，前有敌军，后有匪寇的情况下，哪怕战斗至几乎只剩他一人之时，依旧英勇杀敌，坚决抵抗，甚至在弹尽粮绝的危难关头，操起巨石砸向美国鬼子依旧勇斗不懈，在面对潮水般敌人即将失守之际，抱起必死之决心，向师部后援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最后用仅剩的炸药管与敌人同归于尽，堪称一代可歌可泣的无畏事迹。

细细说来，相信没有任何一名有良心中国人不会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话而动容，因为那不仅象征着先辈们为了保卫家园而做出的不得不的牺牲，也象征着为洗刷中华百年近代屈辱所做出的有力呐喊，更是中华民族千年来舍生取义气节的凝聚。那么其实也不难发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力学特性就是把胜利置于在了最崇高的位置，从而获得了一种超然的地位，为了最崇高的目标，当然“我”也即英雄王成是可以牺牲的，这在绝对意义上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如果失败，这背后的代价可能就是人可否继续存续生存等至关重要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当然也可以说是非常时期当然要用非常办法来面对的不得不方法。

而当已经渡过了那段共和国艰辛斗争的岁月，回到现时今世时，我们无疑又有了新的时代话语，即“发展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对比而看，发展无疑就被放到了一个类似“胜利”一样，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栗如，如果现在那些亟待被先富带动起来的“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他们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但是假如他们想改变生活的努力，可能会“破坏”富人们创建的“优良、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进而影响发展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发展可以继续高速保持，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就不是很重要，甚至要被置若罔闻了，所以也就只能牺牲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和诉求；又栗如，如果现在备受所谓“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们想要改善自己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弱势地位，但却可能会破坏男权主导的社会高速发展模式，那么，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只能“被迫无奈”地压抑女性们严正又合理的诉求了。所以实际上，这些个新时代话语的真实本质，其实就是一套话语体系上和实际操作时的伪概念，因为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就像只经济发展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可能连经济问题自身都解决不了，要不然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的人们手里的钱呈指数增长越来越多，却为什么还是那么重男轻女等等一样诸多问题，而反而可能更为其此时发展的不充足，向未来发展的大饼愿景看去，而进一步增添加剧现状不公平的合理化，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其他方面有所亏欠，而且亏欠太多太多，所以才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打造成正当性，这也正进一步在无形中体现了某些现时至高无上的“可笑”律令的二律背反。

那么秉持着这种二律背反的视角再来看电影，电影中的戏剧张力也就一目了然了。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以一种不可撼动的思想作为最高存在的，引申下沉，张九声因为成分不好进而劳改时，劳动改造就是他至高无上的律令，这也就与他逃出劳改农场看女儿最后一眼的正常人类具有的情感呈现出了不可调和的力学冲突，当然也就成为了不被容许、必须抹杀、犯罪一般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那个只存在于胶片上、影像中、记忆里的女儿，也就成了整片的麦格芬，而胶片遗落两年后的补拍光明“新生活”段落，则坐实了女儿以不在世的麦格芬属性，因为如果女儿还活着，来找胶片就不符合人物最大的动机，以此也就能反推出删减部分的大致内容。

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与为了逝去之人而活着的人相比，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但这是彼时之人存在的最高律令，同时也就是对culture revolution最大的批判，国师展现的这一真相，活着的虚无，也是对时代的控诉。表面上，《一秒钟》有着一个元电影的外壳，它借由一位“罪孽深重”的父亲最后的希望可以目睹已经逝去女儿在荧幕上的“永生”组成了故事，而实际上，电影则借由只存在一秒钟的两帧实体胶片所组成的非罗兰·巴特刺点，探究了culture revolution整个时代的不同知面（张九声，刘闺女，范电影），此时的“元”，除了依旧是那个一元的“元”，更是一个主客不分离、过去与现在不分离，轻盈与沉重不分离、彼时与此时亦不分离的“元”，悲剧上演于历史和电影中时，尚且可以观而置之，而现在依旧很多崇高的“经济发展解决一切”、“重回世界之巅万事皆好”等等丝毫不容置疑的最高律令，却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一次次以类似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式的二律背反地要求国人们驻足后再细细思量，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你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回望那段曾经的历史记忆，与它巨大的悲剧所带来的情感，可以说，理解了这种情感，你不单单只会理解这部电影，更会理解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和不应该去再次尝试的险途，到了那时，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粒灰，落到现在成为了一座山，兴许也能在明天，变成一块真正可以踏之其上、回首侧望的垫脚石。

看死君：电影终于可以放了，但世事早已时过境迁。犹记得2019年1月22日，在北京某家小酒吧初看完电影《一秒钟》的那个冬夜，我曾对着放映现场那块皱巴巴的投影暗想，等电影正式公映后，一定要去大银幕二刷。

当时，我们还悻悻然以为，与柏林电影节同岁的张艺谋终于又有机会在欧洲三大拿奖了。甚至，我早已在心目中将这部电影列为2019华语年度十佳。然而，当初这份小小的期许，就在仅仅时隔20天后，被铺天盖地的“🐔🌲原因”所淹没。

事到如今，努力“抢救”回来的《一秒钟》总算得以公映；但我却始终都没有力气去二刷。

或许有影迷会问，像张艺谋这样的国宝级大导演，难道真的就没有“特权”吗？我不知道。但我始终都觉得，恐怕正是因为“张艺谋”这个名字太过重要，才会如此“好”事多磨吧。

这些年来，尤其是在《三枪》之后，影迷们的各种声音便此起彼伏。比如“希望老谋子别再拍烂片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看张艺谋”。再比如“求张艺谋再拍一部《活着》这样的电影吧”。

豆瓣评分最高的张艺谋作品：《活着》9.3分

而在我看来，《一秒钟》可能就是近20年来，张艺谋的作品履历当中，气质上最接近《活着》的一部。更何况，《活着》毕竟是改编自余华，而《一秒钟》完全是张艺谋自己的故事。

如此流露真性情的张艺谋电影，还能等到下一部吗？身为影迷的我们，自然都心怀着希望；但我们也都心知肚明，即便老谋子依然身体硬朗，但终究已步入古稀之年。

作者| 多尼达克

从去年突然宣布撤出柏林电影节，到上映前夕又以“🐔🌲原因”被取消金鸡奖首映，张艺谋的新作《一秒钟》在经历种种不可抗阻力之后，终于在上周五得以在内地院线公映。

这部2018年便已基本完工的电影，即便打着“国师张艺谋作品”的旗号，在面对内地电影✂️时也不得不低头妥协。对比过去的风光无限，张艺谋获得的此番待遇令人唏嘘不已。

过去几年华语影坛的格局并不让人乐观，作为门面的几位资深导演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停滞或瓶颈期。

港台地区侯孝贤、王家卫都选择暂时退居其他职位；内地第五代导演要么早已偃旗息鼓，要么便是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在商业片这条路上持续地碰壁；第六代仍旧无法突破受众，而即便新人辈出，也没有强势到足以使影坛换血的地步。

好在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接下来的几年里，头部导演们都带着自己的重磅作品回归。《一秒钟》即是张艺谋在大场面商业片后回归自己最熟悉的叙事的首部作品，它之于张艺谋、之于第五代，乃至之于内地影坛的未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电影《一秒钟》的表达是严肃且沉重的，但张艺谋并没有打算以过于宏大的视角展开。整部电影的剧情发展也并不复杂，冲突主要聚焦在从劳改农场偷跑出来的张九声、为弟弟偷胶片的女孩刘闺女、资深电影放映员范电影三个角色身上。

张九声从劳改农场偷跑出来的理由很简单：看女儿。他从信件中得知女儿出现在了22日的新闻简报影像当中，于是冒着被处罚的下场长途跋涉，只为到电影院里与“女儿”见上一面。

新闻简报的根本性质是国家形象宣传，它随电影胶片辗转在各地放映。由于简报有日期时效，因此错过这一轮的放映，张九声便将错失见女儿最后一面的机会。

刘闺女和刘弟弟是身世悲惨的孤儿姐弟，就连他们的名字都是别人给随便起的。由于不小心毁了借来的胶片灯罩，刘弟弟遭到附近恶霸小孩们的恐吓，被吓得神经紧张，躲在家中不敢与外人见面。刘闺女为了解决灯罩的问题，选择去偷放映的电影胶片，却没想到这个过程被张九声完整目睹。

相较于张九声和刘闺女，范电影在影片中的定位是暧昧的。这是一个用理智权衡着自己的利弊，但又良心未泯的角色。

他为了捍卫其不可撼动的放映员的地位，可以向保卫科告密张九声；但在张九声被抓捕后，他又冒着被谴责的危险，将简报中有张九声女儿影像的胶片剪下来送给对方，将自己引以为傲的胶片灯罩送给刘闺女。

张九声与刘闺女的冲突在于，刘闺女偷胶片的行为将会导致电影放映被取消，张九声将失去见女儿的机会。张九声与范电影的冲突在于，张九声是逃犯，而范电影的工作和利益不允许他包庇逃犯。三个角色彼此牵制。

作为“残片”的《一秒钟》

仅仅是从现有的公映版本的市场反馈来看，国内大部分观众似乎对《一秒钟》并不买账。从周五公映至今，该片的票房走势极不理想，猫眼最终票房预测仅有1.4亿，豆瓣也从开分时的8.2降至7.9。但也不乏有将《一秒钟》奉为张艺谋过去十年最佳作，乃至于奉为张艺谋新千年以来最佳作的声音。

这些反馈牵涉到《一秒钟》的重要问题：删改。由于内地电影✂️的不可抗力，这部几近波折方得上映的电影，被迫删减和修改了几个重要的情节。

在当前的院线版本中，观众对人物是不相信的，尤其是张九声的角色。他冒着被惩罚的危险从劳改农场逃出、在电影院里反反复复地看新闻简报，只为了一个停留在女儿身上的一秒钟的镜头，这些行为可以被理解，但显然是“过激”的。

只有当我们知道原版中交代了女儿已经去世的关键事实时，张九声看似过激的行为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人物由此获得了可信度。影片中那几个原本应该高光的段落，都因为正中要害的这个删减而变得意图含糊不清。由此可见，删减的破坏力对本片可以说是致命的。

是情书，也是唁文

在豆瓣上，关于对《一秒钟》如何定性的争论不断，有人认为这是张艺谋作为电影从业者献给电影的真挚情书，也有人认为这是张艺谋返璞归真回到第五代起点，对时代之痛的反思。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在影片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它们并不矛盾。

的确《一秒钟》有着张艺谋对自己从影经验的追忆，这在该片宣发时强调的“放电影”和“看电影”上均有体现。片中那些对看电影充满无限热情，为了看电影主动参与清洗胶片、坚守在电影院里等待电影的无名小卒，以及在放映室里挥洒汗水、大摆高超技艺的放映员范电影都是印证。

影片所要强调的明显并不是“看电影”，主人公张九声要看的是简报里的女儿，刘闺女要的是胶片本身，范电影只是恪守本职工作而已。因此，倘若不是出于抒情和热爱，张艺谋大可选择删繁就简直入冲突。

对时代之痛的反思是第五代电影人永远无法逃逸的主题，这种共名状态的创作氛围，已然成就了第五代在中国电影史上难以被超越的辉煌成就。作为张艺谋回归第五代电影人创作主题的作品，《一秒钟》的内涵甚至根本不需要加以猜测，来自于内地电影✂️制度的诘难已经替电影抢先回答。

如果说“《一秒钟》讲了什么”已经是一件没有多少悬念的、几近公开的事情，那么这部作品更有趣的地方便是在于它如何进行讲述，即写给洪流时代下的小人物的唁文的写法。张艺谋这次并未像《活着》那样直接，而是用一个抽象化的角色“张九声的女儿”来概括时代下的人的宿命。

张九声的女儿从未真正出现在影片当中，她只是作为简报里仅有的一秒钟影像、角色的对白及胶片里的几帧画面而存在。

为了洗清父亲罪名带给自己的影响，女儿在不属于自己年纪应该承受的劳动中意外身亡，直到最后印有女儿的那格胶片消失在令人绝望的沙漠之中。这个角色始终都是无声的，而这便是那个洪流时代下人的宿命。

张艺谋的妥协与坚持

和大多数电影人一样，在与电影✂️对抗时，张艺谋终归还是妥协了的。他当年的《活着》便是在对抗中妥协的结果。这部电影规避了余华原著中那些血淋淋的场面，结果却仍旧是在国内坐冷板凳。

1994《活着》

如今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一秒钟》，同样也是张艺谋妥协的结果。这个结果注定了电影的破碎残损，观众没有义务为这样的结果买单，观众在看电影时也没有义务去了解被删改内容。

但我们不能光看到张艺谋的妥协，同时也应该看到妥协背后的张艺谋的坚持。《一秒钟》可以视为妥协于✂️的结果，但倘若没有张艺谋的坚持，观众甚至看不到这妥协的结果本身。

在这个记忆可以被人为篡夺、人的情感和意志可以被宏大叙事裹挟的时代，所有作古的历史都有可能成为娄烨电影里“会过去，被忘记”的东西。历史的真相需要源源不断地被提起。

因此，在电影✂️面前作出妥协的《一秒钟》，我们仍然将它视为一部勇敢的作品。

作者| 多尼达克；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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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在新世纪的作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影》、《英雄》、《三枪拍案惊奇》这样的商业类型片，另一类是《回归》、《山楂树之恋》和《一秒钟》这样的现实题材，虽然前者在数量上明显占优，但显然后者更接近他赖以成名的那些经典之作，例如《秋菊打官司》和《活着》，艺术水准和社会价值也更高一些。

与许多张艺谋作品一样，《一秒钟》也是以倔强的人物个性推动故事展开，而且是两个，倔得各有道理。张译扮演的张九声为了在大银幕上见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阴阳陌路的女儿，不惜从劳改农场越狱，当然不容胶片有失。刘浩存扮演的刘闺女为了给弄丢胶片台灯的弟弟挡祸，也有非偷胶片不可的动机。一个要偷，一个要护，影片前半的故事线就此展开。

张九声和刘闺女的关系类似一对没有血缘的父女，卡车驾驶室里半真半假的智斗，经过中段的仗义出手和将信将疑，到最后以生死相托。与此呼应的是银幕上《英雄儿女》中王文清和王芳父女相认一节。时局风向几年一变，但父女思念子女，子女依恋父母，是再普通也再动人不过的人之常情。中国人对于亲情的向往和信任，即使在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也没有完全断绝，哪怕范电影那样的庸人，也能理解并给予有限的援手。这是传统中国的人情之美，也是打动观众的情绪基点。

除了这条情感主线之外，范电影因儿子误喝清洗液再也不备药品，以及刘闺女和刘弟弟之间的姐弟情是两条情感辅线，与主线一起共振，推动剧情的同时，也丰富了影片的情感主题。

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在提炼形象素材，营造银幕奇观方面，有着超乎常人的才能。《一秒钟》一开始那茫茫的沙漠，撑满了八成银幕空间，人被挤压在狭小的一隅，踽踽独行，不禁让人想到当年他掌镜的《黄土地》，一下就把人拉进那个天地不仁的时代氛围。进入二分场，小街和室内的打光都极精巧，超出了那个时代有限的几盏大灯泡能营造出的光感，却营造出了温暖而怀旧的质感。

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修复胶片一段，晾晒、冲洗、吹干过程中胶片斑驳的质感，众人被投射在银幕上的身影，无不充满一种童话般的浪漫色彩。张艺谋的电影中常有这种“职业民俗”式段落，例如《菊豆》中的染坊，《红高粱》中的酒坊和《活着》中的皮影。他想表达的，大概就是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粗糙的时代环境里，电影带给人们的美感独一无二。

这就要说到《一秒钟》的“迷影情结”了。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中每个人都跟电影有关，可是又跟纯粹的“迷影”不沾边。张九声看电影是为了看女儿，刘闺女偷胶片是为了做灯罩，范电影放电影是职业岗位，甚至可以说是迷恋放映员手中的小小特权，人山人海的观众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没别的可看，就算是保卫科的几个借机欣赏《英雄儿女》的小青年，看电影也主要是为了趁机揩油，不看白不看。

但是反过来想想，那种纯粹的“迷影”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当然是因为种种原因才迷上电影的，钟意明星、喜欢歌曲、排解烦闷、了解时事……不一而足，但那份对电影的喜爱却无法伪装，也无需伪装。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张艺谋显然很清楚这些，我怀疑连那个捂着伤口看电影的保卫科干事，也是有生活原型的。

那个台上台下合唱《英雄赞歌》的场面，一下让我穿越到了同时正在上映的《金刚川》，也想到了两部电影共同的男主角——张译。他的角色作为父亲、逃犯，受了政治运动的冤枉，又是一个玩过摄影有一定文化的人，个性层次非常丰富。而他也很好地表达出了这种丰富性，前一秒为了避祸装怂，下一秒眼中凶光毕露，凝视刘闺女的眼神中既有愤怒和仇恨，又有怜惜和仗义。演技有口皆碑的范伟跟他的几场对手戏或滑稽或感人，都非常精彩。

有心的观众从片尾MV里面能看到影片的另一个结尾，刘闺女从沙中捡起了那两格宝贵的胶片，透露出这部经历审查坎坷的电影本来应该拥有的深度和复杂性。传说中的导演版会不会保留色彩鲜亮的那段“两年后”？张译冒险越狱难道不考虑会给女儿带来什么政治后果？他女儿为了洗脱出身耻辱拼命“表现”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留在公映版中的这些狰狞的裂痕，每一个都指向那个幽暗而越来越不可言说的时代，这也让我们更加感慨于《一秒钟》上映的难得。

《寻梦环游记》里说，只要还被人记得，那么死者就依然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秒钟》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在“救人”。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大国崛起”叙事的双重冲刷下，从日渐浇薄的记忆土壤中抢救那些逝者，以免他们被彻底淹没在历史的大潮中。只有历史的教训不被遗忘，前面的路才不会重蹈覆辙，给咱接个“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