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佚事

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孩子。

叶澄衷这孩子，浓缩了江南人特有的聪明和勤劳．．．

赫德这孩子，浓缩了西方文明在上海受尊敬的原因．．．

杜月笙这孩子，浓缩上海滩专有的冒险精神．．．

李香兰这孩子，浓缩了曾在上海一闪而过的恐怖民族主义。

无论什么势力曾经来过，没有强大的正面影响，你都无法改变它，它只会是那个特立独行的上海。

周兵这孩子，代表了真正电影人的聪明，和诚实。

    今天去看了周兵的新片《外滩》（120分钟版本）。按照周兵自己的话说，这还不是最终的版本。也因此，我必须说明，下面对这部片子的个人看法仅限于针对2010年6月25日北京放映的这一版而言。
    入场时一人发了一张观影调查问卷，还给一支圆珠笔（退场时发现大家基本都把笔还了回去，不错）。周兵希望大家看完后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说实话，我比较喜欢回味一下再写，至于是不是会被看到，就听天由命了。
    原定两点开始，延迟了半个多小时，技术原因，说是那放映厅以前没有放过类似的高清视频，画面比例略有失调，最后就只能这么失调着看了。（其实还好，因为是纵向拉伸了一点儿，至少不会像用16:9看标清，把人看扁。）
    全片分四幕，解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主要人物分别是叶澄衷（宁波人，第一代上海商界巨子）、赫德（清朝海关总税务司）、杜月笙（上海滩大亨）、周璇和李香兰。故事集中于从上海开埠到解放前这百年间。片中人物全部由演员扮演，故事情节根据历史记载编排，包括对白据称也是来自当事人的原话，中间穿插资料镜头、照片。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呢？还是不是纪录片？有关于此的争议，对周兵来说恐怕并不陌生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又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纪录片，但是纪录片本身的争议也还在延续。事实上，对纪录片本身定义的谨慎和为难，恰恰说明了纪录片本身的魅力，有点儿类似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人类主题，究竟是急需界定，还是更需要不断探索呢？在我看来，探索更为困难，我必须说，周兵知难而上的做法是值得注意的，探索的成与败都会对未来的界定有所补益。
    当然，《外滩》还是被冠以了纪录片之名。如果就手法而言，《外滩》当然是具有了故事片的气质，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并不稀奇，在中国则略显前卫，但是手法本身并不是决定《外滩》是否为纪录片的关键所在，关键还在于创作者有没有把纪录片当做一种态度去执行他那些创意。对于纪录片来说，无论何时用何种手法，毕竟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而这些事实应该在摒弃成见的基础上被作为依据才符合纪录片的态度。《外滩》里面所叙述的关于上海的历史、人物的内容，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也有涉及，但是它显然在尽量打破一些成见（仅限于中国的影视作品，一些更为深入的重新解读早已在文字上有所突破）。比如赫德，这个被教科书冠以“把持中国海关税收”几十年的外国人；比如李香兰，比如杜月笙……，《外滩》里的人物都会使今后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感到程度不同的耳目一新，这个“新”不是《外滩》编造的，也不是周兵的新解，而是对“旧”的一种复查，复查历史——这是历史题材纪录片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复查有可能使我们再次确认一些事情，更有可能使我们发现一些被意识形态有意涂改掉的旧事，当这些旧事通过有效的途径得以被展示，人们从中得到的感受当然就是耳目一新。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不仅限于纪录片，在很多领域都在蔓延，从这一点上讲，《外滩》实际上是顺应了一种潮流，尽管它的影响是有限的。（说到潮流就多说两句。不了解纪录片的人可能不察觉，事实上，纪录片是电影大家族中引领潮流的佼佼者，无论是从创作观念还是手法上，纪录片史上的历次重要的演变往往都是电影潮流的先驱。）
    周兵在放映前还是提到了“真实再现”（真实和再现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真实再现”在圈内几乎是某种意义上周兵的同义词。说起来可笑，周兵冤枉。还记得那句话，我们走得太远，就忘了为什么出发。我钟爱的弗拉哈迪，那样一个倔老头儿，他的“真实再现”被忘记了吗？弗拉哈迪比周兵幸运，因为他拍出《北方的纳努克》的时候，还没有“纪录片”这个名词,而且他的“演员”本身就是爱斯基摩人，这使得他的再现显得更为隐蔽而令人信服，相较之下，当代的纪录片人距离历史现场越来越远，再现手段成为弥补时空距离的办法（事实上弗拉哈迪当年也是基于此作出的选择）。而今，我们是否需要为了遵守一个自诞生之初就“词不达意”（格里尔逊语）的概念而畏手畏脚呢？不需要。但是有些东西还是需要遵守的，比如我们为了什么？这应该是所有纪录片人真正认真思考的问题。在电影诞生之初，有人把它当做把戏，有人把它当做赚钱的工具，职业化是双刃剑，因为它结合了生存和理想的双重困境。如果“真实再现”真的是一个关乎到纪录片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我倒想问，它究竟侵犯了谁的底线？什么底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电影作为一种工业化带来的技术是诞生于19世纪末的，如果纪录片不允许有所谓的“臆造影像”，那么是不是电影技术诞生之前的历史就不能被纪录片涉及了呢？还是我们只能用早于电影几十年的照片来呈现呢？那么照相术发明之前的历史呢？我们去拍摄那些遗迹？难道人类每一段记忆都有遗迹留到现在吗？照此设问下去，会在技术和手法层面将纪录片的创作推进死胡同的。
    有人说，纪录片的“真实再现”无限制发展下去会和故事片纠缠不清，类似看法也被作为选项列在了这次观影的调查问卷当中。《外滩》这次是够大胆了，粗略统计，全片由演员扮演的部分恐怕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长。我相信，《外滩》公映时如果不强调纪录片三个字，观众不会怀疑自己看到的是故事片。那么，周兵的《外滩》是不是他想象出来的？人物的细节是不是编造出来的？一座城市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摄制组创造的？在这些问题上，我必须说，纪录片人与同业比拼的不是想象力、创造力，永远不是。是什么？如果做纪录片的人也因此模糊了自己的判断进而怀疑自己，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何时，无论纪录片的定义如何修改完善，“真实”都是根本，但它不是机械的，不是简单的眼见为实，而是纪录片人面对纷繁的历史、复杂的当下和自己的内心，所做出的一种选择。因此，我强烈建议《外滩》在宣传时要强调自己的纪录片身份，意在表明一种态度，这时我们可以借用“真实再现”这四个字来宣传，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四个字当中，“真实”是绝对的主语，而不是用来修饰“再现”的。“真实”是不是主语，才是决定《外滩》这样的片子是否是纪录片的关键，也是每个纪录片人应该直面的选择。
    祝愿《外滩》公映后能取得导演周兵预期的效果（不仅限于票房）。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现代传播》主编，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兼秘书长。

昨日（8月20日）晚9点30分，良友记者来到了胡智锋老师的办公室。这么晚，胡老师依然在加班，他说：“他昨晚刚刚从日本回来，看到了周兵老师的《外滩》，感到非常震撼。”那么，《外滩》让这位纪录片界的领军人物震撼的原因是什么？胡老师给这部纪录片做了很高的评价。

记者：为什么您看完《外滩》之后会觉得很震撼？

胡智锋：

出乎意料

首先是出乎意料。通常大家眼中的外滩，很可能是对它的城市建筑、当地的生活方式、其历史沿革的关注，这也是常规纪录片的一个思路。大家常常把外滩和一些景观性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外滩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我觉得纪录电影《外滩》非常独到，让你意想不到。刚一看让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序曲，之后发现整部片子都是用真实再现的方式把与外滩有关联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了一个梳理，也就是说它更多探究的不是外滩的外在景观，而是外滩所附着的那种人文的、更深层次的记忆。而这种人文记忆又是用能够反映人文风情和风云的历史人物来去表述的。

《外滩》在我意料之外的是，它用这样一些人物的真实再现来呈现外滩的风情和风云。这部纪录片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用人物、真实再现、历史影像、重新记录的影像和艺术再现的影像串联起来的全新的内容和形态。所以《外滩》是一部非常别致的纪录片。

匠心独运

《外滩》对再现的把握，我觉得总体还是很到位的。这些人物都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物，而是一种类型。我觉得在人物的选择上还是匠心独运的。当年的外滩风云人物云集，能从众多人物中选出几个人物来，主创们是非常用心的。

我觉得，选用的几个人物真正把外滩的中外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特征呈现出来了。从《外滩》中提炼出一个字就是洋，两个词就是东洋和西洋，三个词就是东洋西洋交汇、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汇聚成世界历史上风情独具历史名城的风采。

它的展现是有力度的，并不是一个人物接一个人物的堆砌，而是在能反映外滩风情和风云的人物中选取了几个代表人物，从而揭示出外滩深层次的内涵和一种韵味。

电影叙事对周兵来说，还陌生得紧，所以怎么看都是像电视散文之一路；不同的是，演员出声了。更坏的是，周兵对于上海历史的把握，太过浅易，令人失望。

　
《外滩佚事》讲述的是一个长达一百多年精彩的上海故事。外滩从一个泥滩成长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港口和金融中心，这里发生着人类历史上最传奇的财富故事。我们在这部纪录电影中将讲述五个人在这座城市里的经历。他们中有英国人赫德、来自日本的李香兰、中国的叶澄衷、杜月笙和周璇。在他们身上分别承载着人类共同的梦想，那是关于金钱、权力、爱情的梦想。在这部纪录大电影里，我们不仅讲述这五个人的命运和情感的变化，还会展示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外滩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今天，它的城市面貌的变化都将在这部纪录片里得到展示。在细腻的人性情感表达中，本片将带给大家一段魔幻和史诗的外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