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

照片摄于萨拉热窝的Museum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A shirt that smells like my son/

我的儿子Senad出生于1971年。在1992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父亲Esad一起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去了集中营。他们被关押了三个月，在我的乞求下，看守允许我去见一次他们。我带了干净的衣服，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不能洗澡。我给Senad带了他最爱的蓝色运动服，他马上换了衣服，我把他的旧衣服带了回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8月21日，敌军警察来到集中营，找用以交换战俘的人选。Esad马上提名了我们的儿子，觉得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在运送的车离开之前，父亲把100德国马克纸币缝在了Senad鞋子内衬里。他告诉儿子：走吧，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钱拿出来，给你自己和同伴买些吃的。Senad的朋友Nihad也上了这辆车。

三辆车都装满人后驶出了集中营。Esad说，他看见Senad和Nihad在车上向他挥手。他哭了，因为他必须和儿子分开；同时他也为儿子即将获得自由而高兴。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了。

在半路的深山中，运送车停住了。押送士兵将所有人赶下了车，让他们排队跪在悬崖边缘，然后开始射杀。在短短几分钟内他们杀死了Senad和其余199人，尸体坠入了300米深的山谷。之后士兵们到峡谷里向尸体上丢炸弹，确保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罪行。他们把尸体全部填入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我从来没有洗过那天Senad在集中营里交给我的旧衣服。衣服上残留的气味是他给我留下的唯一痕迹。我每天都要闻一闻这件衣服，希望至少有一天他的尸体能被挖掘出来。

26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在等待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尸骨被发现的那一天。每次听到有巨大墓穴被发现的消息，他父亲都会去那里试图寻找那个他缝了100马克的鞋子...

我马上80岁了。我把这件Senad的旧衣服捐给了博物馆，因为我害怕等不到亲手埋葬他的那一天。

1、從今年三月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翻譯官意外的焦點中，我們對於國際會議或者跨國機構中的翻譯員的職責、工作方式與要求、素養等方面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當看見電影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2020）開場會議中，女主角阿依達（或艾達）居中翻譯時的語調、情緒、表情、肢體都過分的表現出主觀與主導性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一場屋內談判對他（及其家人、民族）而言特別的切身——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由於是生死存亡之際，面對這樣一方武裝霸權的侵略，聯合國這樣國際組織的理性就顯得緩急非所益——秀才遇到兵。這樣國際組織失能的情形，讓我想起另一部電影三不管地帶（Ničija zemlja，2001）。

2、最近幾天G7會議結束，發表公報中的外交問題上將西巴爾幹的重要性位列第四，次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之下。這個地方一直以來都是引爆區域動盪的火藥庫。片中僅從塞爾維亞軍人的口中側面透露出這場一九九五年軍事報復事件的導因，他說：「這裡連一個穆斯林的軍人都沒有嗎，難道當初對我們開槍的是鬼嗎？」之所以這麼隱晦的提及，是因為電影無意於爬梳史實並議論史事，其主軸仍在透過戲劇緊湊的安排，和悲劇衝擊，激盪出人類對和平理想的祈求。

3、對於大屠殺，不論是亞美尼亞、猶太人、圖西族人，或者是南京大屠殺，都是人類破壞性的表現——破壞性也是人類的天性，只是他屬於一種原始求存的動物性的擴張與上綱，是人沒有或喪失人性時的非文明舉動。我想，一個好的人性的作為，就是回頭看，去反省，然後不貳過——這一點上，日本尚未做到（我們可以發現觸及戰爭歷史題材的日本電影，經常在事實未清楚梳理之前就以「原諒上一代錯誤」的呼籲來作結，更遑論其教科書的編纂不盡客觀。）

4、我還是想講一點關於「特權」。特權和貪汙一樣，是現代社會中無法杜絕的，況且在某些時刻也是人性的一種困局，如管仲是貪，富擬公室，他有不可擺脫的三級貧戶的恐懼，但是他至少協助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所以齊國人感念他；電影中女主角也是想方設法，藉由自己的身分之便去護佑家人，而我們作為觀眾的，甚至於希望他能成功，是吧？當聯合國部隊中的年輕士兵「正直的」向塞爾維亞的軍人指出有穆斯人青年假扮女性想逃跑，結果被其他聯合國士兵給揍了一頓，這也讓我們叫好，對吧？所以很多情況不是形式主義的角度去看，而是要從本質上去看，包括世界推尊的民主——想想看，「民選」的宗教國族主義領袖莫迪，如何造成了世界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災難，卻依然穩坐印度的寶座？

5、不要忘了，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引發的土地侵占和種族滅衝突不斷的發生，而美國作為扶植以色列復國的大國卻刻意無所作為，以這個背景來說，和電影如出一轍。以下是近期以色列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新聞： //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1/5/12/%E7%BE%8E%E5%9B%BD%E6%94%BF%E5%AE%A2%E4%B8%BA%E4%BD%95%E6%97%A0%E6%B3%95%E8%AF%B4%E5%87%BA%E4%BB%A5%E8%89%B2%E5%88%97%E7%A7%8D%E6%97%8F%E9%9A%94%E7%A6%BB%E4%B8%80%E8%AF%8D

这电影很久保存了，但一直没看。

昨天突发兴致，看了一遍。

大概意思，1995年波西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市，一个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的妈妈，为了救丈夫和儿子，最后失败的故事。主要还是讲的民族屠杀。

但电影拍摄得很克制，直接的枪杀镜头没有。哪怕是枪毙市长的镜头，也只是又开枪，没看到尸体。

塞族军队闯入维和部队的营地，搜索武器的情节，也很克制。没有搜出武器，且还给大家发面包和饮料。

塞族军队从难民里把青年人选出来，弄出去枪毙的镜头，也没有。就是借一个维和士兵的眼睛看到一队年轻人被塞族士兵押走了。

在屋子里集体屠杀的镜头，也只有窗口里的机枪喷着火舌，没有横尸遍野的镜头。。

影片快结尾的时候，挖出了尸骨，家属去认尸，也很克制，没有出现嚎啕大哭等等的镜头。

一直到最后，影片居然给了一个光明的结尾，相互屠杀的人们居然欢聚一堂了。。。

此人为闯入联合国营地搜索武器的塞族军官。现在成了慈祥的爷爷。。

这是要一笑泯恩仇吗？

一头雾水。

赶紧找了历史资料学习。。。

原来这是一段波黑的历史。

波黑的地图如上。波黑现在由三块地方组成：

①波黑塞族共和国【不属于塞尔维亚，由信仰东正教的南斯拉夫人组成】

②波黑联邦【穆克联邦】【由信仰穆斯林的南斯拉夫人和信仰天主教的南斯拉夫人组成】

③布尔齐科特区。【塞族共和国分成了两块。】

波黑的人民全都是南斯拉夫人。但由信仰的不同【穆斯林、天主教和东正教】分成了三个民族。

①信仰穆斯林：波斯尼亚人

②信仰天主教：克罗地亚人

③信仰东正教：塞尔维亚人。

波黑战争就是信仰不同的南斯拉夫人之间的战争。【类似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哈】

大屠杀的来历是这样的：

①起先波黑属于塞尔维亚联邦。

②按照民族自决原则，波黑从塞尔维亚联邦独立。

③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不愿意从塞尔维亚独立。但波黑的独立，已经得到北约和美国的承认。于是，他们也依葫芦画瓢，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成立了一个塞尔维亚共和国，打算从波黑独立。

④波黑一看，靠，你居然跟老子学，搞什么民族自决！老子能独立，你就是不能独立！于是开始闹矛盾。

民族矛盾嘛，大家晓得的。开始你杀我，我杀你，但都是小打小闹。

直到有一天，在一对萨拉热窝塞族人的婚礼上，穆斯林居然丢了炸弹！炸死了塞族人。于是，热战开始。

杀人嘛，当然是互有往来了。【电影里展现的是塞族人杀害穆族人平民的故事，其实，塞族平民也被对方杀了不少。这是报复性的哈。】

⑤联合国一看，这样杀来杀去，不太好。于是在斯雷布雷尼察设置了中立区。由荷兰人担任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那里。双方军队都不能进去。

⑥但穆族军队耍滑头。偷偷的躲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经常出去打游击，进攻塞族人【包括塞族平民】。打不赢就跑回斯雷布雷尼察中立区躲起来。这惹恼了塞族人。塞族人认为联合国在拉偏架，于是，也不管什么中立区了，直接开进了斯雷布雷尼察，还抓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人当人质。

⑦穆族人搞不赢塞族人，赶紧撤退了。一些平民也跟着穆族军队撤退了，但还是有平民留下来。

⑧于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发生了。

⑨1995年年底，联合国终于强制波黑停止了战争。最后斯雷布雷尼察划给了塞族共和国统治。

现在的波黑，叫做一个国家、两个首都、三个总统【总统轮流做，每8个月轮一次】。

总体就是这么回事。

电影里的当翻译的妈妈，她的经历应该是属实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确认【但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不承认】。

但电影并没有讲述大屠杀的背景和原因。既塞族人为何要对其他民族进行大屠杀？

说穿了，就是对塞族平民被无辜杀害后的报复行为。【当然， 大屠杀是不对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电影最后才弄了一个含蓄的解决：

①战争结束了，塞尔维亚的军官成了和蔼的老爷爷。

②这个担任翻译的妈妈，又回到了塞族人控制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家里。虽然全家人都被塞族人杀害了，她还是担任了这个塞族军官孙子的老师。

③三个民族的孩子其乐融融的在一起上课，这位翻译妈妈也露出了笑容。

如果不明白这段历史，就会被这电影弄糊涂：女翻译的全家人都被杀光了，她居然选择了和解，原谅！这是多大的胸怀啊！

这让我想起了日本的反战电影。

日本的反战电影，绝大部分都是从日本挨了原子弹开始讲起，讲日本老百姓在盟军轰炸下的悲惨生活，以此来告诉老百姓，战争很残酷。但从来不讲日本为何挨原子弹！

所以，这样的反战，总是很尴尬。让人觉得不真诚。

这里，我觉得也是如此。

这部电影总的思想是：①大屠杀要不得；②选择原谅和谅解。

但没有挑明：为何会又大屠杀？

导演知道吗？当然知道。

这个电影是波黑导演自己拍摄的。她当然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才把大屠杀的经过拍摄的很含蓄，没有出现过多的血流成河的镜头。

另外，因为现在大家还是同一个国家。如果拍摄成直白的指责塞族人，则又会挑起民族的争斗了。为了国家的统一为完整，导演选择了大团圆的结局。。。。

我在想：为啥这个三个民族不直接分裂成三个国家呢？要知道，原来铁托的南斯拉夫已经四分五裂了，多几个小屁屁国家，也无所谓啊？

现在想来，显然这三个国家如果独立。则塞族共和国肯定会并入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又会壮大。

而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可是俄罗斯的铁哥们。到时候，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不晓得会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所以，北约强行把波黑保留了。让你们自己去折腾去吧！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Quo vadis, Aida?，2020）在今年奥斯卡奖代表波士尼亚与赫赛哥维纳（以下简称波赫）提名最佳国际影片，这是继《三不管地带》（No man's land，2001）之后，波赫电影再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也是相隔近20年，台湾再次有机会透过大银幕聚焦九〇年代的巴尔干情势，以及当时的战乱对后世的影响。

这两部作品若非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三不管地带》当年成功获奖），几乎不可能在台湾获得上映的机会。以《阿依达的救援行动》为例，观者在欣赏过程中，很容易被塞族共和国、塞尔维亚人、联合国、波士尼亚人、穆斯林等标籤给混淆，若未对该地区盘根错节的历史有基本理解，可能会需要花费多一点时间才能入戏。

诚然，若非执著于对情势细节的认知，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仍确保观众能够理解《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基本架构。简而言之，故事发生在1995年7月11日，塞族共和国大军压境隶属于波赫的雪布尼查（Srebrenica，又称斯雷布雷尼察），在穆拉迪奇（Ratko Mladić）将军的领导之下，驻守在雪布尼查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退维谷。

穆拉迪奇声称只要当地居民不反抗，自己将会平和收复雪布尼查，并且将居民安置在其它地区。不过问题在于，塞族可能在安置过程中屠杀所有青年男性，不仅是复仇，也是为绝后患；但也有另一派选择相信在联合国的介入之下，穆拉迪奇不至于大开杀戒。

故事主人翁阿依达是联合国的翻译人员，她与丈夫、两个儿子都是雪布尼查居民。电影一开始，便是成千上万的雪布尼查难民包围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处的安全区，阿依达必须穿梭在难民之中，翻译联合国部队所下达的指令。与此同时，她的首要之务则是试图将其家人放入可以随联合国撤离的安全名单之中。

南斯拉夫分裂的前因后果

目前我们所知的北马其顿（前称马其顿）、塞尔维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蒙特内哥罗（常有人误用对岸译名“黑山”）与科索沃，在上个世纪长达近50年时间，都是隶属于共产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而这个国家之所以得以维持长时间的稳定于平和，是基于其领袖狄托（Josip Broz Tito）一人的政策定调，又称狄托主义（Titoism）。

有别于当时其它共产阵营对苏联的绝对服从，在狄托领导之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拒绝加入共产军事同盟华沙公约组织，也致力于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中找到中间地带。佔尽地缘优势的南斯拉夫因此游走在苏联与美国两大强权之间，从双方手中都能获得支援与保护。

然而，南斯拉夫本身最严峻的问题，却是其民族、文化上的多元，“一个国家、二种文字、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政治实体”的字诀油然而生。狄托在世期间，凭藉著威权管控与政治手腕，巧妙地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共主，国内并未发生过于严重的族群衝突。

然而，塞尔维亚人占了南斯拉夫全国人口的近40%，在国内的话语权理应最大，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也成为国内塞尔维亚人的信念。身为克罗埃西亚人的狄托为了控制国内的族群平衡，开始整肃持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塞族人，主张“友爱团结”，并且创立了“南斯拉夫人”的概念，要求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推动平等相待。

狄托认为为了让南斯拉夫维持体制，只能弱化中央控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加盟共和国），但他同时也铁腕镇压任何主张分离主义的势力。此举的确暂时奏效，但一旦各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更高的自治权，自然只会更有机会凝固本身民族的向心力。

也因此在狄托于1980年过世之后，失去共主的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显得脆弱不堪。已经弱化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主导宏观的经济计画，国内各个加盟共和国与民族开始出现分离呼声，尤其以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最为激进，他认为人口佔最多的塞尔维亚人理应独揽大权，唯有削弱其他共和国所能获得的分配才能达成效果。

经多年协调未果，在1991年6月25日，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同时宣布独立。但斯洛维尼亚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战争只打了十天，塞尔维亚方面很快承认了她的独立身分。但克罗埃西亚与塞尔维亚的疆域相邻，克罗埃西亚境内也有塞族群体，塞尔维亚亦有不少克族群体，一方主张“大克罗埃西亚主义”，一方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从争抢领土，演变成了种族淨化。

波士尼亚战争始末

眼见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接连独立，以波士尼亚克人（又称穆斯林人，原先仅佔全南斯拉夫6%）为主的波赫担心自此之后被塞族人削权，也打算走向独立。1992年2月，波赫宣布独立，但境内也佔有三成人口的塞族人坚决反对，遂成立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塞族共和国并非塞尔维亚共和国）与之抵抗，波士尼亚战争随之爆发。有别于塞族拥有的雄厚资源，缺乏专业军队训练的波士尼亚克人惨遭重击，眼见波赫阵营毫无还手馀地，遭到塞族人惨烈屠杀，北约与联合国方才介入其中。

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背景中的雪布尼查，原先是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但塞族人不予以理会，在塞族总统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的指示之下，塞族军队进入此地，以适服兵役年纪的男性为屠杀目标，最终杀害了超过八千人，并且动用推土机将尸体集中于一地乱葬。这成了纳粹大屠杀之后，发生在欧洲最残暴的屠杀行动。

在这场屠杀发生的同一年，北约加强了对塞族的攻势，致使双方终于在年底重回谈判桌，于10月宣布停战，结束了为时三年的波士尼亚战争。在12月签订的《岱顿协定》中，决议是让国内的波士尼亚克人与克罗埃西亚人共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而塞族人则得以维持“塞族共和国”，不过并非独立国家，而是隶属于联邦底下的政治实体，得以坐拥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2005年与波赫联邦合併）和警察部队。

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三个民族，看似有序，其实本质却无比畸形。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可能撕裂国家抑或团结国家？

雪布尼查大屠杀始终是波士尼亚克人的阴影，虽然塞族领导人穆拉迪奇事后遭到咎责，在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他在塞尔维亚人（包括塞尔维亚人与波赫境内的塞族人）眼裡，却拥有犹如民族英雄的地位。在片中，也描写了穆拉迪奇的嚣张气焰，以及麾下士兵的种种暴行。

然而，这样的电影虽然得以代表波赫角逐奥斯卡奖，所讲述的议题却未必是全民共识。如前文提到，波赫分为两个政治实体，其中塞族共和国自然不愿面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历史，甚至否定了这段历史的存在。本片问世之后，至今无法在塞族共和国境内上映，因为没有戏院经营者敢冒风险上映如此一部负面化呈现塞族士兵与穆拉迪奇的电影。

除了对塞族人的负面描写之外，联合国作为仲裁者、斡旋者的角色却在片中显得公信无存。联合国创立有其理想性，但前提是会员国理应有相同普世价值的认知，但显然无论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都有相同发言权，在不同价值的拉扯之间，自然消耗了组织的行动力与威信。无能的联合国指挥官在塞族的要胁之下，竟轻易开放基地供持枪士兵进入搜查，且无还手与制衡馀地。

口口声声不断言明坚守国际规范，但面对压根儿不遵守国际规范的枪杆子，却又轻易妥协、让步，看清联合国脆弱本质的塞族人（塞族共和国也非联合国会员国），当然不会甘愿受其约束。这使得《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描写的不仅是一方施暴、一方受害，其实也描绘了一个失序的国际组织从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即便波赫国民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始末、具体情形都不甚了解——因其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有如二二八事件之于台湾的意义——透过这部作品，可以感受到波赫人对转型正义的推动进程，但本片在这个时机点诞生，却也让塞族人气得跳脚。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呈现了塞族将领与士兵的残暴，无一正面角色，或许贴合历史现实，如此非黑即白的角色形塑也的确能帮助不熟悉背景的外国观众理解，但作为一部单纯倾向某一立场的电影，显然不见容于塞族的极右翼势力。在2018年，塞族共和国议会废除了针对雪布尼查大屠杀在2004年完成的调查报告，要求纳入在屠杀之中受害的塞族人，显然是粉饰暴行之举。

虽然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曾在受访时反覆提及自己对和平的嚮往，并且强调电影拍摄过程之中完全保密，避免任何政治势力介入拍摄，无论是收割者或抵制者皆然。但本片对历史的揭露，却未必会使得波赫走向和平与理解，反而可能使得塞族共和国更增加出走意愿，进而导致波赫走向解体。

而塞族共和国究竟会走向独立或与塞尔维亚统一，一直以来都是各方讨论热点，从一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立场呈现与后续迴响之中，也可看清一个国家内的两大民族有如同床异梦，史观南辕北辙。

小结

在剧末，阿依达发现自宅已被塞族人夺去，临走前愤然要女主人不该继续住在此处，如此表现怨怼是人之常情，但这场戏却也暗喻了今日波士尼亚克人对塞族人的敌意。这显然不是一个促进族群和解的收场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两大族群之间的隔阂。导演兹巴尼奇显然不愿拍摄一个服务国家神话的电影，不愿惺惺作态地加入塞族的正面角色，或在片尾表明双方族群已冰释误解。

这样的结局反映了波赫的名存实亡，波士尼亚克人根本从来不愿意宽恕塞族人犯下的过错，而塞族则根本当这些事从未发生。回顾南斯拉夫解体的前因后果，以及目前塞族对战争罪行的掩盖、对大塞尔维亚主义毫不掩饰的嚮往，《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呈现的战争与人道危机，难保未来不会再次发生。

个人认为文章客观，专业水准，说明清晰。

战争这种事，一般人群绝对承受不起，一旦发生，就是灾难。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的前前后后

2005-06-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 宋文富

在满是高山和丛林环绕的民房前，几个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军人正从卡车上卸着什么，迷彩 服的胸前缀有一只昂头挺胸的金黄色毒蝎，6名双手被绑、身着便服战战兢兢的年轻人平躺在车上，旁边看护的士兵将枪直对着他们，用力踢着他们的脑袋和身子，嘴里叫骂着将他们赶下车来。随后这些年轻人一个接一个站到前边，士兵们从背后扣动扳机，接连打死4人之后，将其余两名不到30岁的年轻人的绳子解开，待两人将4具被击毙者的尸体拉到远处后，他们也被士兵开枪击毙，随后射击者扬长而去。 这一切就好像是在拍电影，但的确是真实场景的再现。今年的6月1日，就在米洛舍维奇进行法庭辩护过程中，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杰弗里法官要求播放一部录像短片，这些就是录像片中的真实画面。杰夫里法官对此解释说，录像片获得于今年5月25日，摄录者曾经是塞族“毒蝎”志愿部队成员，片中记载了1995年夏季波黑塞族军队攻占波黑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城市后，将穆族被俘人员拉至特尔诺沃实施集体屠杀的实证。法官认为，由于塞族“毒蝎”武装志愿部队属塞尔维亚内务部警察部队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证明，波黑塞族军队在占领斯雷布雷尼察城市之后，在塞尔维亚军队的帮助下，该市曾经发生有屠杀大批穆斯林被俘军人及平民的惨案，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米洛舍维奇确实在波黑犯下有种族灭绝的罪行。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犹如整个塞尔维亚民族身上的一块伤疤，再一次被国际社会揭开和重击。 事件的由来 斯雷布雷尼察，一个位于波黑东部的小城。周围群山环绕，距离塞尔维亚边境不到20公里，距离萨拉热窝约100公里。塞语中“斯雷布洛”一词意指“白银”，城市的得名，即来源于当地十分有名的银矿。据1990年时人口统计，该地共有居民3.5万人，四分之三均为穆斯林民族。1992年波黑战争开始后，当年春季几乎全部的波黑东部城镇均被塞族军队占领，惟有斯雷布雷尼察因地形特殊，整座城市易攻难守，因此塞族武装在1992年4月占领了3天后即迅速撤出，重被穆族武装控制。 作为穆族武装在波黑东部的惟一重要支撑点，周边的穆族难民不断向这里涌入，当地的穆族武装也得以壮大。到了冬季，城内饥饿的居民们与穆族武装不断袭击周边的塞族村庄与居民。当时波黑塞族首府帕莱通往贝尔格莱德最便捷的一条通道距离斯雷布雷尼察很近，这一通道对卡拉季奇至关重要，驻守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武装曾几次试图将其切断。因此到了1993年3月，波黑塞族下决心彻底拿下斯雷布雷尼察。就在塞族军队步步接近城市之际，美国及西方社会开始干预，经法国驻波黑维和部队的调停，塞族同意停止进攻，同时要求市内的穆族全部解除武装，停止攻击塞族居民，并且决不允许威胁波黑塞族首府帕莱至贝尔格莱德的通道安全。1993年4月1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该市为联合国保护区之一。 1995年春季，同样也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地的克罗地亚境内的大片塞族居住区―――克拉伊纳共和国，几天时间内就被克族军队彻底攻占，大批塞族难民逃至塞尔维亚与波黑，这一行动彻底激怒了波黑塞族，最终下定决心，再次聚集力量彻底攻占斯雷布雷尼察。7月6日塞军首先包围并将荷兰驻当地的维和部队隔离开后，攻击正式开始。5天之后姆拉迪奇即通过电视正式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已被攻占。与此同时塞族也开始受到穆族与西方社会的指责，表示在7月11日至16日的几天时间里，塞族武装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有组织地对穆族战俘和平民实施大规模的屠杀。 围绕数字的争议 是谁下达的屠杀命令？究竟有多少人被杀？英国BBC电视台播放的节目称，1995年7月12日―16日的几天时间里，该地共有7414名穆族居民被姆拉迪奇指挥的波黑塞族军队杀害。1995年11月代顿协议之后，数十个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委员会与专业小组来到这里，挖开数百座坟墓后重新进行核实与调查。波黑塞族政府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此予以协助。几年时间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从7000人至11000多人各种说法不一。就在今年6月1日6名穆族青年被枪杀的录像片播出后，6月11日，萨拉热窝的报纸首次将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中失踪的8106人的名单全部刊出，表示这是至今所做的调查结果，但还并不是全部。根据国际红十字会2004年8月公布的材料，已有1482具尸体的身份已被确认。加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核实，目前共有2984人的真实身份被查清，其中有2173人是重新挖出尸体或尸体残块后核查得出的结果。波黑塞族实体政府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调查委员会指出，综合30多个组织提供的失踪人员名单，失踪人员数量大致应集中在7000人到8000人之间，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至少还应有5000人至6500人的遗体，但这些遗体在哪里？多方查寻尚无具体下落。 对于这一数字贝尔格莱德提出有不同意见，“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调查委员会”主任伊万尼舍奇指出，所谓8106名失踪人员名单，1995年时国际红十字会就曾拿出来过，但也正是名单中的3016人，第二年波黑大选时，又重新出现在选民名单上。他还表示，即使在经核实确已死亡的2000多人中，其中妇女仅36人，老人及孩子约50人，很少有平民。他说，海牙法庭的军事专家梅宁金在自己的报告中曾写道，将尸体挖出后重新勘验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7次，在1883具尸体中，核实确认其中有1656人为男性，只有一具为女性，另有212具无法辨别性别，此外其中有1424人是被枪弹击伤后而死。因此伊万尼舍维奇本人根本不同意所谓大屠杀一说。 塞尔维亚的反应 6名穆族平民被枪杀的录像片一经播出，整个塞尔维亚震惊了，一直以弱者或是被视为遭受国际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塞族居民震惊了。塞尔维亚总理科什图尼察当天即发表讲话，最为愤怒地谴责在斯雷布雷尼察所发生的罪行。塞各政党以及各届人士也纷纷表态，指出枪杀6名穆族青年的行动是法西斯行为，本民族同胞为这一行动感到羞愧和耻辱，一致要求应严惩当事人。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明确表示，他本人可前往斯雷布雷尼察，向战争中牺牲的非塞族无辜居民们忏悔。随即塞尔维亚政府也立刻下令，逮捕了录像片中显现的，目前还在塞尔维亚境内生活的4名“毒蝎”部队成员。 塞境内的人权基金会等8个非政府组织立即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塞尔维亚议会公开通过决议，承认在波黑战争中对穆斯林居民犯下有罪行。然而经两天的辩论与酝酿下来，议会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多数人认为战争本身就是一极为残酷的行动，家人的死亡、战友的遇难都可能激发个别人野性的一面，导致采取极端方式，但这些更多地应属个人行为，肇事者必须受到严惩，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塞尔维亚民族的意愿，并不能由此即认为这属于国家行为。 更多的民众强调，任何暴行都应遭到谴责和惩治，无论是塞族、穆族还是其他民族所为，议会如果通过决议，同时也必须谴责几年战争期间穆族极端分子对塞族居民实施的暴行。据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材料，斯雷布雷尼察同时也是塞族人的坟墓，自1992年至1995年期间，整个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该市市中心就有446人死亡，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所有这些都具备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委员会强调，整个波黑战争期间，共有26818名塞族人丧生，其中19%是军人，31%是农民，10%是妇女，还有不足1%的儿童，这些也必须予以澄清，因为每一个死难者都一样重要，塞尔维亚的母亲们也有权了解一切真相。 米洛舍维奇的质疑 面对法官的录像播放，法庭上米洛舍维奇明确表示，所看到的这一切“无疑肯定是罪行”。但他同时表示，然而这一罪行并不能与塞尔维亚相联系，因为“毒蝎”部队成立于1992年，被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塞族武装正式收编，总共300多人属志愿部队，工资要比正规塞族军队的士兵高4-5倍，其任务在于保护克拉伊纳共和国的石油生产地，代顿协议签订后1996年秋季该部即被解散，与塞尔维亚警察部队无关，因此也根本不能证明，塞尔维亚直接参与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 接着米洛舍维奇询问，“请法官证明是谁、在哪里拍摄了这部录像？”“特尔诺夫距离斯雷布雷尼察159.4公里，根据什么可以断定这6个被枪杀的穆族居民确实来自于斯雷布雷尼察？”“准确的枪杀时间又是何时？”“整盘约2个小时的录像带均在左上角明确标明有录制时间，但为何恰恰在这段显示有杀人场面的约20分钟的带子里却无任何标示？”“某些部分曾被重新编辑过的痕迹明显，其中有一段话显然是被抹掉了。”由此米洛舍维奇对于这一盘录像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希望法官能对此作出解释。 录像为何在此时披露 根据司法程序，录像带属间接证明材料，由于种种疑点的存在，甚至杰弗里法官本人也认为，很难将其正式归入证据材料。塞尔维亚的分析人士认为，其实从一开始法官对此就十分清楚，然而录像播出的真正目的在于，取得震惊社会的轰动效应，只要让国际社会看到塞族人犯罪的这一震惊场面就够了。 今年是斯雷布雷尼察事件10周年纪念日，7月11日国际社会将在该市举行大型祭奠活动，众多国际要人均表示届时将可能前往，然而迄今为止，西方认定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姆拉迪奇仍踪迹全无。下半年内，关于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的谈判也将正式启动。因此当地一分析人士认为：录像之所以在现在披露，西方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指责塞尔维亚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从而以减弱塞黑在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其次，西方希望在7月11日之前尽快逮捕姆拉迪奇，认为在这些令人震撼的画面播出之后，多数民众对于姆拉迪奇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到底应怎样看待这一事件？原塞尔维亚军事医学院院长、曾经多次出现在各个战场上的斯坦科维奇将军这样认为，“在斯科拉宁一个掩埋着尸体的大坑里，我们亲眼看到一个男孩走了进去，一个一个地翻找着每一具尸体，我想上去制止，但他对我说，‘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姐都在这里’。后来，我见到了身着军装的这个男孩，他背上了冲锋枪，开始去为自己的亲人复仇。”将军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我们目前审判的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这些行为是什么？肯定是犯罪。但到底是种族灭绝？复仇？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们对死者有所亏欠，不仅仅是指塞族人，同时包括所有的战争死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