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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布列松:魔鬼与我 “Robert Bresson: The Devil and Me” 1977年6月13日,《快报》 L’Express
《快报》:你的影片《可能是魔鬼》没有进入戛纳电影节。评委会没有选上它,你也拒绝参加导演双周(Director’s Fortnight)。你的决定是对他们的决定的一个回应吗?
罗伯特•布列松:我本不想让本片参加竞赛的。出于对我的制片人斯特凡•肖嘎杰夫(Stéphane Tchalgadjieff)的尊重,我同意提交。它落空了,我是很激动的。我曾经爱五月的戛纳,到海里游泳……如今水已经被污染了。
《快报》:而污染是你的影片的主题之一,导致人性的堕落的灾难之一,你从中认出了魔鬼的手。你与魔鬼的关系如何?
布列松:我的生命中有两次感到他的存在。在我们制造的这混乱背后,我只是自然而然地感觉到魔鬼在起作用,而我的影片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快报》:你说的混乱是什么意思?
布列松:你记得迈克尔•科林斯(Michael Collins)从月球回来之后所说的吗?“不要破坏我们的星球,不要弄脏它。它是个奇迹。”更不消说生命的机械化了,这是真正的邪恶。不过这话题太大了……
《快报》:那么你的影片是意为一个警钟吗?
布列松:我衷心希望年轻人能调动他们的青春的所有力量对抗那正在毁坏世界的破坏性力量(他们是要为其付出代价的)。但这也许太晚了。
《快报》:而你相信一部影片也许会导致一场良知的危机,甚至是一场运动?
布列松:人们毫无困难地接受着电影中的流血与折磨(甚至还有其他地方的)。但这是关乎一种原始的、将我们带回最基本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的东西的。
《快报》:你是否在试图动员这些人?
布列松:时不时地,就有一位年轻人将自己浸满汽油,然后在高中的院子里将自己点着——正如几年前在图尔宽(Tourcoing)发生的那样——而没有一个人能阻止他,或预计到他将要做什么。全为了引起人们对正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中的恶心的事情的注意。
《快报》:而那些东西是赤潮,死亡的小海豹,被屠杀的雨林,激增的人口,核战的威胁,教会与国家的失败,毒品,精神分析:你的影片中展示的这一切弊端是为了阐明你的主角的智识道路、最后的举动?
布列松:年轻人必须拒绝服从一种会毁灭一切有产生喜悦的潜力的东西的生活观念。但我们能让时光倒流吗?
《快报》:通过使用非专业演员,通过将非常年轻的少年们放置在这种启示录式的语境中,难道你没有冒上使他们受到精神创伤的风险吗?
布列松:这个想法折磨过我几天几夜,然后我意识到他们的年轻心志能获得胜利。
《快报》:然而你有着用强硬手段指导你的表演者的名声?
布列松:也许在我的早期影片中是这样。如今我几乎完全不指导他们——越来越少。我给予他们许多自由。
《快报》:你信任你所选的人,但你选得很谨慎。
布列松:有时候我会犯错误。为了本片,我面试了大约六十位年轻人,还有十多位没那么年轻的。声线是最重要的,我反复说过这一点。
《快报》:你的主角有轻微的发言障碍。你也是。
布列松:我觉得这很可爱……但并非因为这像我!
《快报》:而且他还看起来像你。而且他有你走路的样子。在影片中看到他,很容易会想:“这想必是布列松以前的样子。”
布列松:真的吗?有意思……
《快报》:年轻的布列松是什么样的?
布列松:说得好像我能够告诉你似的!暴力的?绝对主义者(absolutist)?过度的?许多烟酒。如今我不碰酒也不碰烟了。
《快报》:你向年轻人宣扬革命?
布列松:在街上游行是没有意义的。警察仅是比一百年前就有力与众多一千倍。在我看来,貌似年轻一代彻底改造世界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一种凶猛的,但又是消极的,对抗。
《快报》:谈起一场战斗就是谈起一种敌人。
布列松:敌手是轻佻的乐观主义;是理应使一切安好的金钱;是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喧嚷的群众;是权力的至高无上。
《快报》:你是否会制造你自己的敌人?
布列松:如果是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走在正道上。
《快报》:你是否认为本片是它之前的那些的符合逻辑的延续?
布列松:我不认为我所做的事之中有太多逻辑。而且我所制作的影片在我看来貌似并不能合在一起形成人们称之为作品集的东西。我进行尝试。我将目光专注于我所相信会成为一种了不起的电影书写的东西,一种为了明日的书写,通过图像、运动与声音。不过我在其中越久,那片视野就越是隐退。我对我的影片的重要性产生怀疑。因此我常常感到需要得到他人的支持。我希望拥有画家与雕塑家曾经所有的:一间工作室。我会不去提供任何指引。我会跟任何上门见我的人交谈。我会告诉他们在三部影片中当过导演助理是不会被带入电影书写的门的。我会使他们想去看,去听。去集中注意。技巧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如果你有话想说,就算你说得很糟糕,那也是好事。如果你没有话想说,那就是个坏兆头。我会在我自己的影片中给他们事情做,依他们自己的积极性。不过我也怀疑我能否建立起那样一种情况。我不知道。
注释:
快报(L’Express)1953年发刊的法国新闻类杂志,政治倾向原来是中间偏左,后来比较居中。
导演双周(Director’s Fortnight, 法语为Quinzaine des Réalisateurs)成立于1969年的与戛纳电影节相平行的独立的影展,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由法国导演公会(Société des réalisateurs de films)举办的,起因是回应当时戛纳电影节的取消,作为一次与罢工工人团结起来的举动。
斯特凡•肖嘎杰夫(Stéphane Tchalgadjieff, 1942-)美国制片人,生于保加利亚,主要制片工作在法国。
迈克尔•科林斯(Michael Collins, 1930-)美国空军军官、试飞员、航天员,生于意大利。是阿波罗十一号(Apollo 11)的指挥舱驾驶员,在其1969年的登月任务中,他待在绕月轨道上。
图尔宽(Tourcoing)法国北部市镇,邻近比利时。
(本文与该片剧情无关,仅以此片探讨艺术媒介)
在传媒大学,虽然一心想搞电影,但却总有幸接触到很多新媒体艺术,其中也包括沉浸式艺术,连班主任也也从事虚拟影像制作。诸如第一人称游戏、虚拟现实、球幕投影,都能靠观众自己转动视角,来看到一个完整、环绕、立体的空间,这样的媒介,我们都可以称为“沉浸式艺术”。上完一节探讨“游戏摄影是否属于摄影”的讲座后,我有些同学发出了“游戏是人类艺术发展的终点”的感慨。
我们不能不承认,沉浸式艺术的确取代了电影的部分功能。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最大的价值在于“复原物质现实”,巴赞也曾宣称过“电影通过成为真实的艺术达到完满”。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预见“VR元年”的到来,因此,这种“真实”若是基于物理和空间上的真实,那么电影作为一门将三维世界投影在平面上的艺术,确实不如沉浸式艺术做得好。
但是在人类艺术史上,每一种新生媒介的出现,都会唤起原有媒介对自我的重新定义。摄影术的出现,让绘画意识到,绘画的本质不是临摹现实,而是线条、形状、色彩等形式元素。沉浸式媒介的应用延伸到叙事创作后,也能让电影找到自己的本质——景框的艺术。
景框,是电影的叙事符号基础,没有景框,就没有电影。景框使电影很像一扇“窗户”,它展示的只是世界的一个局部,而不是全貌;是一个面,而不是沉浸艺术的六个面。窗户通过摄取广阔视角中的一个小角落,让观众察觉到了平凡空间独特的一面。例如,很多旅客慕莫奈之名来到埃沃海角,都感觉那里的风景不过尔尔,但是在莫奈惟妙惟肖的画中,那镂空的峭壁却是那么隽永、富有生命力。抛开莫奈的高超画艺,其实也是因为,观众站在实景下看海角,和从有限的景框中感受这个物体,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电影作为“世界之窗”,不仅富有蕴藏在边框里的运动、线条图形的美感,更有无可替代的叙事功能,能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一场戏的重点。导演布列松的极简的电影风格,就很适合诠释电影的有限景框,不同于沉浸艺术“环绕现实”的叙事力量。在此,仅用《很可能是魔鬼》一片来分析。
在叙事的视听语言上,相比沉浸式艺术,电影至少有如下十个优点:
布列松的一个影像风格标识就是,常常设置较低的摄影机视角,将人物的头部截出画外,聚焦于人物正在运动的手、脚。因此布列松的作品往往被称为“外星人电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作品提供给观众的视角,很像一个未曾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来观察我们。同时,将信息量最丰富的脸放在景框以外,可以抑制住画面中的情感,既不影响观众观察正在发生的事件,又能营造独特的气氛。
若是在沉浸式艺术中,观众可以自己选择角度,那么会因为太过自由而丧失自由——因为观众会被现实生活积累的观看经验局限,例如“看人先看脸”。布列松偏偏不让我们看脸,来营造他电影一种“冷峻”的气氛。这其中体现了景框体现了一种电影的根本艺术特征——视觉可控性。边框只将人物的一部分纳入画面,导演可以以此来引导观众的注意力,进而推进叙事。反观沉浸式艺术,在一个群像场景中,如果正在前景演讲的人才是真正的戏剧中心,但观众却可能被某个远处的美女给吸引眼目,从而影响了叙事。
在电影开场,映入我们画面的是一只脚,我们不知道这只脚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这里是一个河流沿岸,只是画面中的事件饶有兴趣——一个人在检查坐着一圈的地痞所穿的鞋适不适合走路。这里体现了电影语言的独特叙事趣味性——即“人物-动作-环境”三者的交代次序,选择不同的顺序可以给读者带来不同的艺术体验。在这部电影开头,很显然是观众先知道“动作”,进而引导观众对人物和环境产生兴趣。而在VR影片中,因为太广阔的视角,这三个要素观众往往是在同一时间获取到的。所以,沉浸式艺术很难实现这种趣味性。
所谓电影的叙事美感,一言以蔽之,其实是一种“知”与“未知”的统一带来的趣味。
例如,当艾德里希打开大厦房间的门时,她正在和画外的人物聊天,聊了很长一大段,观众这时最好奇的是她在跟谁聊天。在此之前,他曾对查理表示“书店老板没有和我上过床”。随着艾德里希的眼神投向画面之外,镜头切入的人物,就是正在读报的书店老板。这本质上是一种“延迟获得信息的乐趣”。但是在沉浸艺术的叙事中,这一点很难实现。因为观察的选择权掌握在观众手中,一般视野外的人物说一句话,观众就会立即转移视线,破坏这种叙事的节奏,削弱张力。
在书店里,阿尔伯特瞥了书店老板一眼,而爱慕她的男闺蜜米歇尔没有注意到,观众却注意到了。这同样也是一种“知”与“未知”的趣味,是观众的“知”与人物的“不知”。
但是在沉浸式艺术中,想要通过如此细微的动作交代这个信息不大容易实现,而需要更大幅度的运动。由于观众的视点是自由决定的,这时如果故事中有一些像这样隐秘的、不易察觉的“小动作”,导演就要尽可能想办法把这些“小动作”摆在观众眼底下。但是在电影里,往往没有这个烦恼。
由于电影的景框有限,只能在广阔的现实中提取一个局部视野,但这反而使电影银幕更容易实现画面元素的“统一”。例如在这张剧照中,“统一”表现为质地的同一,女人在不锈钢材质的办公楼地下停车场经过,质地的对比能更好地凸显人物的“独异性”。
除了突出人物之外,“统一”还能够为画面气氛基调服务。下面这例子中,“统一”是色彩的统一。在查理偷取街头艺人的一把手枪来到河边时,导演用一个长焦镜头拍他和河流的一角,画面扁平,河流的灰绿色、裤子的藏青色、上衣的棕色结合,营造出绝望、压抑的气氛,达到鲜明的情绪效果。这里的统一,还因为景框将人物的头部卡出画外,使画面紧凑、闭合。
“统一”是美术中的一个概念,并不等同于“一致”。更多指的是在一个有限平面内布局色彩、明暗和位置达到的审美效果。景框“小”的优点,显然为构图提供了便利。沉浸式艺术如果想要实现和美术作品、电影画面同样的“统一”,往往要花更大的功夫,因为前后左右上下全都得考虑用一种样式整合起来,付出的成本也更多。
在沉浸式艺术中,人物与环境的关联性其实被削弱了。这说起来很奇怪,因为戴上一部VR头戴机,眼前的环境明明和人物全都展示在观众眼前,而不是被狭窄的景框分开,怎么是削弱了呢?这里的“关联性”,其实并不是物理上的距离,而是内在的关系。正如人尽皆知的“普多夫金”的剪辑实验,人物脸部和商品柜的食物剪接在一起时,会产生出“饥饿”的意义一样,有限的景框可以加强人物、环境、动作的关联。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导演用平行剪辑探索人物的微妙心理变化。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树木倒下发出嘎嘎声的画面,与查理堵住耳朵剪接在一起,重复了好几遍,使观众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物心理。但如果用沉浸式艺术来表现这一幕,往往会很让导演犯难。因为在VR的世界里,观众往往只会将有限的注意力聚焦在一件事上,并不会同时关注“倒下的树”和“车里的人”的关系。难道要让人物把心中的苦闷喊出来吗?
在下面这个场景中,艾德里希来到窗边的沙发坐下,随着台词落音,导演将声音系统更换为车辆驶过的喧嚣声,这其实是下一个镜头里录的声音,却出现在了这里,观众并不会感到突兀,因为这个位置的确容易听到车声。那么,接入下一个查理在屋外等候的镜头,就是非常自然的了。这是很成功的“声音先入”的转场方式。
除了用于转场之外,视听分离还广泛用于表现幻觉、精神病的场景,以及创造特定的寓意等等。但是在沉浸式艺术中,因为观众的感官体验和现实中是那么相近,声音如果稍微和视觉不匹配,就会十分不适应,察觉到“这是假的”。
电影由于有景框限制,视觉元素的组织和运动,可以在有限的平面内表现出更多的二维美感。下面这个例子中,阿尔伯特和男闺蜜米歇尔吻别后,坐上查理的车子去了他家里,观众都很在意她是否像她承诺的一样,对查理只是朋友交情。查理与阿尔伯特在一个旋转楼梯上楼,曲线、圆形的上升画面运动可以制造悬念感,正好对应观众潜意识中“她会不会出轨”的疑惑。接下来,出现了一个高超的道具设置——一地的空酒瓶。查理和阿尔伯特从酒瓶上越过扑向床,玻璃碰撞的声音带给观众的震撼,犹如得知阿尔伯特出轨的感受。
所以,电影的节奏是有韵律感的,能唤起更多的高峰体验。而沉浸式艺术中,由于观众的“局外人”视点,感受趋于平稳。
大学的主角四人在湖边玩耍的一段中,导演通过安排前景人物的运动来引出新的视觉中心,同时又不失空间的连续性美感。所以电影在保持真实的同时,也强调对观众视线的控制,比沉浸式艺术更宜于向观众输入一个信息、意念情感。当然,这并不是说vr电影就没法控制和引导观众,完全放任观众。只是,在沉浸式艺术中导演则需要自己将环境安排的井然有序,操作难度更大,否则观众就会在杂乱无章中迷失方向,不知道往哪看。
在大学生看着讲员放映的历史影像学习时,导演选择将历史影像“全屏”投放在屏幕里,然后放了一段历史影像,画面又回到大学生围着桌子学习。这里的“全屏”很有意思,因为电影中的历史影像明明是“片中片”,观众对它的时空的理解应该是“递进式”,但导演在这里可以要让它变成“并列式”。仿佛历史影像里放的画面也是电影叙事的一部分。这不禁让人想起塔可夫斯基的《镜子》的开头,镜头逐渐推进电视机里播放的画面,是一个口吃的年轻人通过催眠治痊了自己。
所以,电影的时空是多维度的,可以将两个不同的时空以某种内在的联系放在同一部影片。但是在沉浸式艺术中,因为对观众的感官体验模拟了现实三维世界,观众会默认此时此刻,“我”就在这。用VR电影来拍这段戏,恐怕也只能在大学生围坐的桌子的空位上安排摄影机,观众就像一起学习历史影像的学生,而无法感受到进入历史影像里的临场感。
不得不承认,在写实能力上,电影确实已经不是最先进的艺术形式了。但是《电影作为艺术》的作者阿恩海姆也曾指出,电影从媒介本身出发一开始就脱离了写实:有限的景框视野、将三维世界投影在平面、视角与人眼不同、色彩明暗的失真等等。然而正是这些非写实的部分,造就了电影的艺术美感。阿恩海姆认为,一如所有艺术媒介,都是通过自身的“局限性”来塑造鲜明的形象、传达情绪意念的。如上文的分析,正是这些“局限性”赋予了电影更多的长处。
即使是写实主义铁杆支持者巴赞,也曾在《电影是什么?》一书中明确指出,电影并不可能完全达到写实,它只是一条无限接近现实的“渐进线”。电影的本质是“记录现实的痕迹”,也就是投影在平面上的现实。
巴赞还区分了电影创造真实的两种模式,一种是“知觉真实”,另一种是“心理真实”。前者被巴赞定义为“保留空间的连续和一致性”,这是通过复杂摄影机运动的长镜头来实现的。但这种真实始终不如沉浸式艺术那样彻底,用一部仪器挡在眼睛前面,直接让观众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哪有电影比这还逼真呢?而“心理真实”,则是“模拟观众对事物的理解方式”的真实,并不追求从感官上还原现实。例如在好莱坞经典剧情片里,给尸体旁边的凶器一个特写,或者插入门把手转动的特写,这都是在遵循观众的思考,所以观众沉浸在其中,感受不到剪辑的存在。
故此,电影必须要重新明确自身的定位。“知觉真实”和“复原物质现实”已经不再是放在第一位的功能,把那些现实中不易被发掘到的情绪体验、观察视角,重新组织、布局来达到“心理现实”,才是电影最高明之处。
这是第一部不在灾难内表现灾难(《穆谢特》) 不在结局内表现结局(《扒手》)的布列松电影,应该将本片看做一次数学书写,等号一侧是charles自杀另一侧是Charles被影像化了的命运。构成等式的法则,元素全都是不能解释又必然实在的抽象机器,谁一旦接受了这个等式也就是承认了数学不再是语言而是世界将要变成的状态。议论世界毁灭的那点陈词滥调加速也阻挡不了世界的毁灭,顶多暗示了世界过早被创造。
本片还是保留了布列松电影的基本原则:人物都是先于电影存在的,电影被创造就是为了救赎或者,更多情况下,摧毁他们。要摧毁人物显然用不到任何以因果律为基础的科学,正如愈发恶劣的污染绝对决定不了世界的毁灭,布列松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当他通过电影把毁灭事件的每块侧面都找到并且安置,那么不断被拼图的毁灭自然就会发生。举个例子:通过去教堂,布列松让Alberte&Michel, Edwige&书店里那个男人,先后出场,构成了Charles作为恋爱参与者的一个侧面。
布列松还不止一次运用了,在人物走出空间时拍摄腿和正对话的人群还没全部就位时拍摄第一个出现身体的技巧,这么做显然不是为了在叙事中给叙事找个对手这么简单。因为电影本来就具备了用叙事性替代叙事的能力:。Charles是坐Michel的雪铁龙出的门还是某个美女的敞篷车出的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会载他出门,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可以说什么,而不是我到底说了什么。然而,电影能限制人物,却限制不了自己。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是伪装成人类的超人类力量在谋划,推动一切,每个影像都是它思考的产物和暂停。
在这样的力量面前 ,人不再是面貌,而是句子,对白,他们不是在评论自己或者制造一种只有自己能欣赏的混乱, 而是在履行一种隐秘内闭的语言系统,通过与世界的同步运动,供养陈述爱情和自杀这对孪生命题需要的一切。本片的中心毫无疑问就是Charles和心理医生的谈话,这个中心再怎么突出都不为过,因为只有站上这个点,把它理解成是影片的正面,才能往前往后审视其侧面和背面。经过了审视之后,作为侧面的Michel三人就没有继续出现的必要,同样是经过了审视,之前因为在背面不能真切看到却能始终制造骚动的元素:宗教,爱欲,也被赋予了各自的结论。心理医生成为本片中第二个阻止Charles自杀尝试的人物,如果第一个流浪汉阻止Charles自杀是因为他只是个可朽的凡人,而凡人只配在现代电影当中蜷缩在侧面,那么心理医生夺下Charles手中物品的行为就暴露了他就是魔鬼本人。只有在魔鬼那里才有最彻底的,杜绝一切救赎可能的自杀魔法——让朋友(Michel)或者仆人(Valentin)杀死自己的古罗马习俗,人性+资本主义+魔鬼本人的三位一体,电影因其名义将自己献给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神话:虚无主义。
电影跟地球一样是颗球体,不可能永远只有一面接触外界,所以电影需要厚度足够的侧面来保证其前进。Michel等人确实占据了不少本来应该属于Charles的篇幅,也同样保护Charles免于因为世界的毁灭而反思乃至放弃自己的毁灭。拿那场公交车上的议论戏举例子,布列松不厌其烦地把一次短暂的急刹车分割成数个近景:司机的手,按钮,栏杆,把手,空间并没有切分(还是在公交车内),被切分的是影像而影像背后的意识依旧完好无损,并且对这种切分给出了反应:它们是同一个事件的前后。往大了看,Michel这些侧面不时在前进中恰好滚到了观众可见的位置,这就逼着观众用一种类似计数的方式来辨识哪个是Michel,哪个是Charles, 而不再仅仅只是观察和记忆面孔与名字。更高明的地方在于,这样的滚动确保了没有哪个自作聪明的观众可以预知后续,也不可以倒推先前。而布列松的模特们又是天然免去了任何个体化风险的,所以观众在观看布列松的电影过程中享受了获得了意识的终极解放:只需看到动作与动作发出者人格的相似就可以,不用纠结这个动作和人格是什么。
布列松似乎在通过厌世青年的角色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无奈。这是布列松在意识形态上最激进的作品,大量有关环境污染,森林砍伐,原子弹爆炸,捕杀动物,用锄头击杀海豹,因化学污染导致畸形,弱智等等人类满足私欲,现代化发展对自然和人类自己造成伤害的纪录片画面很明显的也稍显做作的凸显布列松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怀疑批判态度。影片开头厌世青年和同伴参加的学生集会和在教堂里大家以提问的方式质疑宗教的行为都在彰显影片的主题和厌世青年的心理。
男主是个厌世青年,他回避着这个已经腐烂的人类世界。他面对树木砍伐的声音会捂住双耳。他在街头教学生数学题但不要任何回报。他想要住在山洞里。他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但又倍感孤独并且停止做爱。他想帮助吸毒青年戒毒,于是带着吸毒青年夜宿教堂,想用宗教的力量感化毒瘾者,他希望通过帮助别人获得信念和希望,但毒瘾青年却乘着夜色偷取教堂里捐赠的钱财继续购买毒品。他面对心理医生描述着这个狗屁的世界和自己的态度,这种商业化,教条化的医患交谈荒谬至极。他厌恶死亡也害怕活着,但终究需要做出选择。他用钱作诱饵让吸毒青年用自己偷来的枪打死自己,在阴森的公墓里,他开始说出生命最后的话语,可吸毒青年不等他说完便冷静的扣动了扳机,随后又淡然的补了一枪。伪装成自杀现场后拿走他身上所有的钱跑了。这一结尾与法斯宾德的《狐及其友》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人是地狱,他人是魔鬼。
这是布列松对人类文明,社会规则批判最有力的一次,以至于显得太过露骨与刻意。
@arsenal berlin 布列松对于人类社会的冷眼到这个阶段已经趋于全面绝望甚至残酷,在他看来什么都无法带来拯救:政治不能,科学不能,宗教不能,爱情也不能。资本利益驱动下人性如薄冰,一碰即碎。大量机械运动的特写(电梯、公交车门、开锁等等)与人的行为并列出现,使得人物的僵硬与漠然更为突出。
很可能是魔鬼,将不属于我生活的影像和事实使我知晓而又无能为力,很可能是魔鬼,把精神的和现实的救赎都弄得不再可以承载希望,很可能是魔鬼,它让我连自我都难以了解,我的过往、记忆和希冀混乱不堪得理不出存在的依据。我很可能是魔鬼。局部的特写彻底解放了疏离的魅力,我们不再幻想这个动作是由我观照的客体发出而服务一段故事,它片段地打开一个纯粹客体的窗任由我们进入,听取秩序者的鸣笛和叫骂,伴随着圣乐砸开教堂的钱箱。它令我动弹不得。<4.5>
感觉上和 温柔女子 接近,只不过讲的是关乎政治和宗教的另外一个故事。很意外的倒是最后响起了音乐,迷茫的青年用布列松的无表情的模特来表现刚刚好。
以前会觉得布列松过于冷漠 现在觉得他是超脱人类集群的理性和客观 虚无一切都是虚无 爱情政治宗教都是可有可无 当我真正完全的厌恶这个世界 才发现他的描绘是如此恰如其分 失望的尽头是否是虚无抑或反之整部色调都青青暗暗 素寡疏离沉闷无望戛然而止的死亡是必然 讲不完那句话 甚至会在他转头后毫无征兆的开枪结局 便也只能以死亡作为结局和出路 除此之外我找不到方向
3.5布列松的演员永远和橱窗模特一般 政治在他手里一点激进意味也无 留下只是世代的记录而已 就算自杀这样煽动的结尾也可以拍的如此克制而干净 女生都很美好 一片 pale and frail
小莫23号钢协第二乐章主题响起在恰到好处
作者纬度里为数不多的有鲜艳时代背景的作品。冷战后期的核恐怖、后工业化环境污染、宗教规劝的无效,布列松仍然机械地将时代热点“冷”处理了。只是这一次电影中的主角呈现出了某种异质性:巴黎青年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知识分子式的高度自觉,心怀人类的悲悯不如《乡村牧师日记》般具有普世性。这可能也是李沧东的某些作品的问题所在:批判时代症结的锋利或许会在病理性上停留过久,从而使得具体情节桥段功能性过强。
某种对于"现代性",甚至"后冷战"、"后现代"回应、萨特存在主义或唐璜"行为"只代表其自身的机械仪式,但个体叙事及其倒叙结构在被布列松泛化为人类、自然的向死而生,关于灾难与环境问题纪录影像超验地并置,自然冲动之于人类社会之喻退隐,取而代之增加由存在主义通向(或"回归")自然
布列松用令人窒息的影像近乎绝望地探讨了现代社会青年存在主义的命题和虚无主义的泛滥。演员木偶论完美地契合了电影的深层所指,向我们呈现了现代青年被社会异化到身体和灵魂都备受折磨的虚无状态。在布列松标志性的局部特写中,这些青年成为绝对的主角,其他所有人物只是服务于剧情的工具,所以一个部位的特写即可代替。极简主义造成的画面内容缺失由声音进行弥补,影像上的空缺代表人物内心的空虚,而先于影像的画外音则进一步渲染了这种空虚在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物质的过剩造成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布列松巧妙地将电影置于这个时代背景,提出对环境破坏,核武器威胁,宗教信仰缺失,爱情观畸形等社会问题的思考,最终引申出当代青年急于找寻自身存在价值与人生意义而又无法找到出路的焦虑与迷茫这些问题很可能归结于魔鬼,毁灭可能是唯一出路
主人公在不停的寻找生命的意义,从宗教,从政治,从爱情,其间又涉及了很多人类破坏,污染毁灭环境的东西。在寻找的过程里,那个男生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想的越多,越没意义,最后只有去死。
正如影片本身所表现出的失措、虚无、漫无目的,忧郁的年轻男子在经历了社会与自我的多重崩溃之后陷入了一种绝望的混乱和无序,于是把人生无意义归咎于神秘主义的魔鬼作祟,一遍一遍毫无表情地向这个世界表达温吞犹疑的反抗,就连死之前都还在试图谈论自己无用的怀疑,布列松却不留情面地让他一枪毙命。
布列松倒数第二作,获柏林评审团大奖。1.布列松最有时政性和社会性的作品,在刻画一个遍寻生活意义无果的青年大学生的最后岁月的同时,插入了多段纪录片影像,如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统计报道(棍击小海豹残忍),以及课堂上对核电站风险的讨论和教堂内对天主教难以适应现代生活的质询。2.尽管是彩色片,但无论是服装还是环境空间均为冰冷肃杀的色调(棕、灰、黑)。3.对肢体动作的大特写,人物冷漠空洞的神情,以及爱情、政治、宗教、心理治疗等多方面均无出路的体验,浓浓的虚无感至终渗入了观影者心中,结尾话未说完的猝然死亡则更彰显出无情的世事冰冷。4.对伐木树倒的镜头的无尽叠加,噪音,间或插入主人公紧捂耳朵的近景,令人窒息。5.在教堂里播放着赞美诗乐,瘾君子却在狂盗捐赠箱的硬币,如此绝望地呈现出赎救的不可能。(9.0/10)
许是布列松真不是我的菜, 许是我对剧情真的不感冒, 许是中文字幕实在太差, 反正我是不知所云, 我....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对我来说, 此片绝对是魔鬼。
4.0。1.一个忧郁的巴黎青年注定要死,宗教无意义、环境无意义、爱情无意义,甚至连存在都无意义。2.68年5月风暴之后,布列松的思考也接近于戈达尔,甚至于主人公的行事动机。3.极简风格省略太多,不少情节需要脑补太多。
布列松创作的后期,显然已摆脱了形式的束缚,虚无主义的特质涌现在电影的各个方面。比起早起对人性的关注,这部电影的格局更为宏大。气质同样更加飘忽。对人类未来表面的忧虑下,更真切地涉及到存在和虚无的终极问题,主角最终以死亡对抗虚无。毕竟世界皆有主观念头创造,生死又有何妨?
纪实主义与强烈现实感的粗暴介入,让冷静的布列松也不可避免得卷入滚滚的左派浪潮中,当然导演本人的态度与观众们接受感不可同日而语,「很可能是魔鬼」的确是当时人类对于世界乱相的直观心声,叛逆的青年人与革命则是另一种毁灭世界的魔鬼,只是如今看来连叹息都泯灭了。
我们为什么而活着?权利?金钱?享受?堕落?...不,不会是这些。梦想?梦想一旦实现就没有意义。爱情?爱情一旦获得就会失去。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厌恶生,却也不渴望死。意义,生的意义,死的意义,那意义不在生也不在死,而是超脱于此之外。
主题对象延续自新时代美国弥散而来的“垮掉的一代”,布列松以惯常的行动聚焦封闭住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意志,无限重复“移动步伐-游荡街头-回到房间”的步骤,其中的每一步都透露着无所指的焦虑和空洞,偶有情爱、辩论、表达,也如无形青烟一般不具有推动力量,无法让镜头跳出封闭来,也就止不住三重空间的循环,直到最后借助毁灭的科技(手枪)结束于三重时空外的黑夜墓地。“要和平做爱而不要战争”的嬉皮士精神并未带来如数学般精确的答案(片中以数学指代科学),战争永远在发生,危险永远存在,政治抑郁和个人存在危机相互绑定,无法根治,数学和精神分析都是短暂的自期,自我到底如何存在于个体和政治的两者间,才决定了和平的正当性和做爱的有效性。(布列松极简主义的意义指向反而是最丰富的,不进行心理归因的行为主义可拥有无穷释义。
从来没有觉得布列松如此虚无主义过。难得地对于电影内大段深而远的对话有了初始的理解(至少说共鸣)。感觉是某种观影上的转折点(又或许不是)。决定在看伯格曼之前(或同时)要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黑塞了。
长发少年很美,背着蓝色布包。画面简洁,色调舒服,基本都是中景,只能看到下半张脸,让人感觉压抑局促,却和整体孤独忧郁感很吻合,这种表达方式很独特,波兰海报多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