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马车

当电影技术开始慢慢的陷入停滞之后，电影的艺术性便被无限延伸了，但即使是无限延伸，电影依旧是陷入了发展瓶颈。自电影诞生之日起，历代电影人们一直都面临一个难题，既想要技术上精益求精，又要在艺术上不甘人后。然而对于当代电影人来说，两者的权衡显然会让人更纠结，然而在电影事业刚刚步入快车道的时候，那些曾经的艺术大师们却会想方设法来让电影多一些可能。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就是一部划时代的恐怖片，很多我们所熟悉的大导演，曾经都在本片中找到灵感。这就是黑白默片时代的一部非常经典的恐怖片《幽灵马车》。这部非常经典的恐怖片说的是一个与基督教有关的救赎的故事，一个修女爱上了一个流浪汉，然而流浪汉之所以流浪，目的在于寻找自己离家出走的妻子。妻子之所以离家出走，因为流浪汉酗酒和家暴。但就是这样一个酗酒和家暴的流浪汉，修女却对他心生爱意。一心想要救赎他的修女走上了一条感化流浪汉的路。然而这条路的尽头却是悲剧。

对众生施以援手的修女积劳成疾，她患上了肺痨，弥留之际久久不愿意离去，即使是死神过来招手她也不愿意闭上眼。因为自己期待被感化的流浪汉依旧没有让她放心。死神因此找到了流浪汉并将他的灵魂带到了修女跟前。修女为死神讲述了自己对流浪汉所做的一切，这时候终于让流浪汉良心发现，他来到修女跟前，修女心满意足的离世了，受到感化的流浪汉回到了自己的妻儿身边开始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当然，这是站在当今的观众的这一边来衡量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本片所诞生的年代是1921年，那个时候的电影远没有今天这样丰富多彩的摄影技巧以及叙事逻辑。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本片依旧是采用了多线叙事的方式完成了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很严谨的故事，这就显示出来本片的独到之处了。

或许我们今天的观众并不认为本片的故事有多么的感人，然而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本片能用这样一种叙事逻辑勾勒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因为之前并没有这样的先例来遵循，因此，本片才分外吸引人。

如果只是叙事逻辑的新颖，本片或许并不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然而在叙事逻辑之外，本片的摄影技巧足以证明那个时候人们的想象力以及行动能力。在没有电脑特技的时代，如何将实景和虚拟世界结合起来，这似乎是考验一个导演对于电影技术的领悟能力。然而本片的导演并没有被当时现有的技术条件所限制。他依旧是采用了一种很大胆的方式来完成了对于幽灵的塑造。

“虚影叠化”，这是本片之后诞生的一种技术手法，这种技术手法对当时的电影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可能。而这种先进的技术促使此类型的影片不再拘泥于形式，就如同电脑技术的发展与电影结合起来以后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一样。在当时，在本片拍摄的背景之下，这项新技术无疑是超越了整个时代的。

技术方面的成就是如此的强大，然而比技术更加强大的是本片的影响力，在这之后，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导演们，比如说伯格曼，比如说库布里克，都不同程度的借鉴了本片中的一些镜头。《闪灵》中的挥斧头砍门，《野草莓》中的回忆片段等等，都能在本片中找到一些影子。我们之前所崇尚的大师都会从本片中偷师，这足以说明《幽灵马车》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然而大多数时候，优秀的技艺是没法延续性的传递的。处于发展期的电影艺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进行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不久便陷入到了停滞阶段。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脑技术与电影艺术完美结合后，技术方面的想象力，在电影人之间已经渐渐的停滞了，没有人愿意用单纯的电影语言来想方设法地发挥出来最大的效用，反倒是一味的追求电脑技术来提升电影艺术，这种依赖型的心理使得大多数的电影人开始陷入到了技术怪圈，一方面，特效技术使得电影的类别极大的丰富，另一方面，特效技术带给电影的艺术性却陷入了瓶颈。以至于提到特效，我们能想到的全都是商业大片。

技术的借用如果脱离了艺术的本身，那么就会对艺术产生副作用，毫无疑问，当今的电影艺术与电脑技术的结合就是这样，因此，《幽灵马车》似乎更符合电影艺术的追求，在借用当时的电影技术，并将其发挥出来最大的效用之后，《幽灵马车》依旧是严格遵循电影艺术性的根本。这一点难得可贵。它极大的丰富了视听语言的同时，并没有破坏整部电影的完整性，或许这对于后续的探索型的导演是一种启示。

技术与艺术该如何融合？这部1921年的电影给出了答案，然而有多少人愿意借鉴？

……

你好，再见

Made nearly a century ago, THE PHANTOM CARRIAGE is one of Victor Sjöström’s many pictures adapting Swedish novelist Selma Lagerlöd’s works, the very first female Nobel-winning writer, and it has been restored to its optimal condition with a freshly contemporary and throbbing score confected by electronic duo KTL. Beginning in medias res, the narrative takes place on a New Year’s Eve, as the young Sister Edit (Holm) of Salvation Army is in extremis after being contracted with consumption for one year, her dying wish is to speak to David Holm (Sjöström himself), a ne’er-do-well middle-aged drunkard. Cross-cut is expeditiously applied to facilitate the unfolding story in company with layered flashbacks to introduce the urban legend of Death’s carriage, and the one who dies in the last minute before the New Year, will have to drive the carriage and collect dead people’s souls for the next year. And during a dust-up, David is struck dead right before the midnight, and his apparition rises above his prostrate body when the incumbent driver George (Svennberg), a friend of David, arrives with the said carriage and announces that he will be his successor. Further flashbacks show David’s blissful life with his wife Anna (Borgström), their two toddler children and his brother (Axelsson), which is shattered into pieces when he is imprisoned for drunken and disorderly, his brother commits murder under both his and alcohol’s pernicious influences, a distressed Anna severs the tie and skips town with their kids. When he is released from the jail, an aggrieved David swears vengeance to Anna and roams the whole country to look for her, finally fetches up in the town where he is taken as the first visitor of Sister Edit’s Salvation Army mission on the previous New Year’s Eve. David’s unrepentant obduracy doesn’t dissuade Edit from seeking out any smidgeon of goodness in him, even she contracts consumption from him, Edit’s holy halo never descends into the rank of an ordinary being, she is consecrated for her unmitigated devotion and benevolence, at one point, even claims David is the love of her life, certainly she doesn’t mean carnally, but that overstretched sanctity and do-goody righteousness can sound jarringly sanctimonious a century later when ethos has been long shifting from that interwar time. While this prim-and-proper, spiritualistic parable has no trouble proselytizing its sage moral tenets to and eliciting cordial commiserations from its audience (Ingmar Bergman credited it most influential for his oeuvre, he also made WILD STRAWBERRIES with Sjöström, the latter’s crowning swan song), THE PHANTOM CARRIAGE is, more influentially in retrospect, acclaimed for its avant grade special effects of the dead walking through closed doors and passing by oblivious living beings, by arduously utilizing double exposures to achieve a consistently flickering, superimposable effect. Also we might locate the progenitor of the galloping horror from a hatchet hacking on a closed door. Enabled by an affectively skilled cast - Sjöström effuses a fierce intensity with David’s duality dangling between cynical callousness and abject repentance; Astrid Holm and Hilda Borgström are also exceptional in their respective physical expressiveness, and Tore Svennberg’s scythe-wielding, cloak-donned imagery is certainly the inspiration of our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the Grim Reaper - and a tempo that keeps its story engaging (especially the nail-biting climax), THE PHANTOM CARRIAGE comes off as one of the pioneer works of early cinema grandeur, an unalloyed Nordic wonder that can rival any Hollywood commodity of its time, and run away with it. referential entries: Ingmar Bergman’s WILD STRAWBERRIES (1957, 8.9/10); F.W. Murnau’s SUNRISE (1927, 9.0/10).

电影的故事第9篇

2018年5月4日

幽灵马车

Intolerance(1921)

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

电影的故事第二节一上来，连看了100多年前的两部大片《卡比利亚》和《党同伐异》，无论从置景还是摄影机的运动，都是当时的电影的标杆之作。他们在电影外观上已经具备现代的种种，视觉上给人震撼，却难以收获更深的心理认同。

或许是因为它们缺乏一些更生动的人物刻画，更细腻的故事叙述，锤进你的内心。

电影自诞生以来，到萨杜尔称格里菲斯的出现，是“好莱坞统治世界的开始”，但电影里却仍缺乏动人心弦的故事。电影的先驱们仍将更多的重心放在技术的推进，叙事手法的创新上，相对忽视了电影文本的深耕细作。

《幽灵马车》是我在这短暂的一节（只选了4部影片），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如果说之前的两部大作将电影的技术层面和和可视化外观提到一个新高度，《幽灵马车》则将电影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推上了最高的山头。它讲述了一个如此悲伤与喜悦的细腻的故事，它让人流泪也让人欢笑。

它是瑞典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时它也将“瑞典（古典）学派”推到了彼时世界电影的最前排。

▲《幽灵马车》里痛苦的主人公的灵魂

前面我们提到过布莱顿学派，电影史上极少有以地名来命名的团体学派，用国别命名的倒不少。像我们熟悉的苏联学派，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而比这几个学派都更早一些的瑞典（古典）学派可能听闻得人并不多。

瑞典学派正是以本片《幽灵马车》的导演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和另一位瑞典导演莫利兹·斯蒂勒为主要代表，佐以拉尔斯·汉松、古斯塔夫·莫兰德、古斯塔夫·艾德格伦、约翰·布鲁纽斯、埃尔夫·斯约堡（伯格曼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给了他导）等人共同构成了这个团体。

如果你看了《幽灵马车》，当然会注意到他显赫的闪回、倒叙的电影叙事手法，如果你还被人物细致的笔触描绘所打动，感受到室外环境在电影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触摸到了瑞典学派的某些“共性”：细腻的人物刻画、自然景色参与到叙事、严谨的戏剧结构、善于利用“倒叙”等。

▲《幽灵马车》闪回嵌套从这一幕回忆开始

《幽灵马车》开篇不久就以倒叙展开，中间的段落还有闪回套闪回的复杂结构。格里菲斯在《党同伐异》里并置四个故事当然大胆，斯约斯特洛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式，中间还有闪回套着闪回，但最终结尾，汇合成一股洪流流入心田，比格里菲斯用越来越快速的剪辑来奏响主题的形式,更为生动与自然。

《幽灵马车》以五幕剧讲述了一个有关“赎罪”的故事，我们也常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经典故事。曾经拥有幸福美满生活的男子染上酒瘾（绝好的戒酒宣传片啊），后嗜酒如命，抛妻弃子沦为流浪汉，一度冥顽不化，最终在死神来临后终被修女身上的“基督之爱”感化，上演“最后一分钟营救”救下了自杀中的妻子。

电影改编自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小说，熟悉圣经故事的影迷，当然会联系到《圣经·路加福音》里那个同样沦落为浪子的小儿子，回归父亲怀抱的故事。配合斯约斯特洛姆电影里更精巧、复杂的叙事建构，这个圣经故事就仿佛穿越到电影中，两个文本一个主题，让人体会到“失而复得”的共振的双倍喜悦。

这也得益于斯约斯特洛姆和摄影师尤里乌斯·詹逊一起雕刻出不少神奇而诗意的时分。这里有对梅里爱叠印等特技摄影的再创新，用二次曝光描绘了灵魂脱离身体的画面。在死神的马车到来的场景中，马车、躯体、灵魂“共处一室”的场景则用了三次曝光。梅里爱的特效几乎始终局限于室内，而《幽灵马车》则继承布莱顿学派，将“特效”解放于户外的自然景色中，在“自然”和“人造”中创造了一种幽微的诗意。

特别是当你看到幽灵马车在水雾漫漫的海上奔行时，那种别样的运动感和当时的欧洲电影几乎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你看过同时期在欧洲仍然强势的百代公司的那些影片（一战开始海外市场收到好莱坞的巨大冲击，但在欧洲仍然保有领先地位），可能就会不由得对僵化的“舞台感”皱眉，更珍视舍斯特勒姆创造出的这些美妙的动感画面。

CC发行的电影版本的色彩也很有意思，室外都被染成冷色调的蓝色，室内则是相对偏暖的黄色。仿佛无论世事如何艰难，只要有个家，就能收获最后的温柔。和友人打趣：这片子要是国内的艺联引进重映，恐怕中国的房价还能多快好省再涨几个点。

影片室内外颜色对比

浪子回头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打动人心，很大程度上还归功于演员杰出的表演。演男主角流浪汉的不是别人，正是导演斯约斯特洛姆本人。从1912年出演朋友莫利兹·斯蒂勒的电影开始，斯约斯特洛姆在导演自己的作品的同时，就一直几乎没中断过自己的表演生涯。那年这两位瑞典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还共同出演了一部名为《人生的春天》一片。很多年前读郑雪来老师去瑞典选片的见闻时，记得他写到过瑞典电影学会“电影之家”有两个放映厅正是以这两位导演来命名以示纪念。

可以这样说，从电影的诞生开始一直看到20世纪20初的电影，《幽灵马车》里斯约斯特洛姆奉献了早期电影里最具有深度的表演。无论是剧中，人自我毁灭的欲望那一面，还是在被感化中纠结，最后置于不顾，到最终的痛彻心扉，幡然醒悟整个过程，他都演绎得非常出色。因为电影文本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演员的身体、神态和表情。没有斯约斯特洛姆的表演，影片的主旨表达将大打折扣，这是电影的故事计划开始以来，我们首次谈到“表演”。因为它如此的令人印象深刻。

事实上，他的演员生涯比导演生涯更长。我们更为熟知他的荧幕角色，来自他荧幕生涯的告别作之一，伯格曼1957年的《野草莓》。斯约斯特洛姆在片中饰演了一名追忆着往事，功成名就的老医生。《野草莓》结局草坪上的一幕是冰冷的伯格曼电影中难得的温情，同年他拍摄的另一部电影《第七封印》中，布洛克看着流浪的一家在草坪午餐的一幕，突然感受到“生命的恩典”。这是和伯格曼自传《魔灯》里描述“我不信任何人，也不爱任何人，我只关心自己”中截然不同的时刻，也是几乎唯二的两处温暖。考虑到同样有和死神“讨价还价”的设置，以及伯格曼反复称《幽灵马车》是他最爱的影片，可能很难否认这种伯格曼电影里极为稀少的“温情时刻”没有受到一点《幽》的影响。

▲《第七封印》里最温暖的时刻

拍完《幽灵马车》后不到一年，斯约斯特洛姆远赴正强势崛起的好莱坞，斯蒂勒很快也带着他一手调教出的葛丽泰·嘉宝前往。瑞典学派的两大支柱远离熟悉的土壤后，都一定程度上遭遇了水土不服，在好莱坞拍摄制作的一系列电影都难称得上真正的成功，倒是嘉宝在米高梅收获巨大成功，成为瑞典贡献给好莱坞最闪亮的明珠之一（另一位是30年代前往好莱坞的英格丽·褒曼）。

纪录片《电影史话》在提到《幽灵马车》后说，《幽》之后，瑞典电影下一次重新闯入电影史的视野，要到50年代的伯格曼以及之后的瑞典新电影了。电影史有一点像电影中的马车一样，奔驰着，但它不会停下。

第2节 早期电影的叙事功能（1903-1918）

1卡比利亚 Cabiria(1914)，乔瓦尼·帕斯特洛纳

2党同伐异 Intolerance(1916)，D·W·格里菲斯

3幽灵马车Körkarlen(1921)，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

4女巫Häxan(1922)，本杰明·克里斯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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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狠狠震撼到，这时1921年，斯约斯特洛姆就导出了如此成熟的长故事片。同时期，我国1922年张石川郑正秋合作拍出的《劳工之爱情》，还是作为短故事片的成熟代表。 虽然视听语言上，《幽灵马车》还不算成熟:没有特写镜头，中近景较少，大多是全景，拍摄人物关系时也存在越轴情况，但这些无法掩盖它在叙事方面的优秀。 倒叙、故事里套故事、回忆闪回、台词悬念、前后照应，让人直呼绝绝子！再加上KTL Stephen O'Malley and Peter Rehberg的配乐，电影体验感飞升直上（第四幕的小提琴曲实在太好听了！！！ 角色塑造上，大卫汉姆的转变过渡得相对自然，在救妻子和孩子的那场戏里，导演将故事时间不断拉长，创造出文本时间大于故事时间的效果，加强了观众的紧迫感，加以此时高潮迭起的配乐，体感绝佳。这段大概借鉴了格里菲斯“最后一分钟营救”技巧（在1916年《党同伐异》母与法篇体现得最为突出）。 尤其赞叹汉姆夫人的演技，她通过眼神变化，肢体动作，把角色的欢欣、纠结、苦痛、绝望、悲伤、希望表演得出神入化。 太过值得五星。

年轻修女如耶稣一般在人间“普渡众生”，临死前也在哀求着死神要去挽救一个罪恶的灵魂，这是一个神化的角色，充当的是上帝的传教士。

死神不该仁慈，一个罪人的命换取母女的生命，这很公平，其中死神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而是作为一个工人的形象，可最后死神也已不再为表面规则工作，大完美的结局更显得传教气息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