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里

我倒是不排斥主旋律片子，不过这个介绍的挺好，看起来真觉得浪费时间。总很怀疑导演就是拍的纪录片，还没配旁白。看完觉得片子啥都没讲，或者说没看出来讲的啥。讲的运动员曲洋吉？几个镜头略过，没有内心，当了冠军都没过程，还是听到的。讲的教练？如何重拾信心重新跑步？8年啥都没干，也没写出有多热爱跑步，后来说腿好了，就跑了。讲的感情？啥都没说，看了一眼，就等了8年然后嫁了，我去！……

编剧导演到底想搞哪样？是要来一部山寨的《放牛班的春天》？还是克隆又一部乡村支教题材？

还说讲藏族奥林匹克第一人切阳什姐的事迹，这根本就是为教练树碑立传好不好？脸都不要了！我倒真的很想看看那位藏族女孩是如何成为藏族奥运第一人的，可惜只看到“大公无私”这样的百年主旋律老路。

男主回忆自己前事的地方完全不对，应该放在自己要放弃教练生涯时（反正就是遇到大挫折时）。开摩托车监督训练的情节我觉得眼熟，是《黑眼睛》里面有过的吧？这片子还不如那个讲速滑教练的国产片，那个教练至少还有点血肉，这个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真是辜负了青海湖那么好的美景。

1990年出生于青海海北的切阳什姐，拥有着在竞走项目上极为骄人的战绩，自从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女子20公里竞走季军（2016年递补为亚军）后，不断在各类比赛中摘金夺银，是藏民族努力拼搏的优秀代表和骄傲。2015年，西藏导演柯克·阿旺丹增摄制完成《八万里》，将切阳什姐的成长故事搬上银幕。该片于今年3月30日至4月1日在全国公映，那么，在微博上拥有近9万名粉丝的切阳什姐，她的电影能否再次激发出民族自豪感，掀起观影热潮呢？柯克导演的首次故事长片创作，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呢？

一、宏大的制作预期
　　
　　从《八万里》主创构成上看，该片有着十分宏大的预期。
　　首先，该片制片方为西藏影视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有着西藏电视台官方背景、2014年新成立并承担着自治区文化产业跨越发展重大任务的单位，其寄望于第一部长片《八万里》能够一炮打响。实际上，该片早已于2015年摄制完毕，并先后参加了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决赛、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
　　其次，该片导演为上述公司影视部总经理柯克·阿旺丹增。柯克是在拉萨电视台和西藏电视台成长并工作多年、具有极为丰富执导经验的一位导演，在某种程度上，是西藏广电界的一张王牌。新华社2015年的稿件，曾将柯克与万玛才旦相提并论，称：“如今在万玛才旦和柯克·阿旺丹增背后，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开始闯入电影行业，用影像表达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暂且不论新华社的这篇稿件作者是否真的对藏地电影具备客观理解，也暂且不论柯克以前未曾做过电影故事片导，但由柯克领衔该片的摄制，资格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再次，该片的编剧和主演也不存在“新手”问题。《八万里》的编剧兼男主角赵宁宇，具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导的学者身份，也曾是藏族题材故事长片《雪域丹青》的编剧兼导演，从其所获奖项和发表的论文看，属于电影艺术学科领域的重要专家。他能成为西藏影视发展公司的首部长片的编剧兼主角，可算是“重量级”。从演员看，饰演局长的多布杰是藏族观众十分熟悉的“老戏骨”了，在多部主旋律藏族题材影视中扮演过重要角色。饰演长大后的切阳什姐的德姬，则是新一代藏族女演员，在近年新片《德兰》、《贡嘎日噢》、《五彩神箭》中有着非常出彩的表现，是年轻藏族观众眼中的偶像。
　　既然有着如此强大的阵容，那么成片效果是否能够满足预期呢？

二、本地元素的“名”“实”疏离
　　
　　作为一部西藏与青海海北州合作摄制、以及民族成员在主创团队中占很大比例的电影，《八万里》不仅仅是藏族的“题材”了。从该片情节看，除藏族而外，汉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故事发生的地点——海北州看，这里也并非是纯藏族居住地区，而是一个藏、回、蒙古、汉族共同生活的走廊。尽管如此，《八万里》还是存在着“名”与“实”之间一定程度的疏离。
　　就“名”而言，可以认为《八万里》从表面上看是一部藏地电影。第一，该片海报上最大的字体是藏文；正片呈现影片标题时，藏文在前，汉文在后，两者字体大小相同；藏文标题由多识仁波切题写。第二，该片故事主线是藏族运动员切阳什姐的成长历程。第三，该片制片方、主创团队和主要演员的民族属性以藏族为主。
　　然而，就“实”而言，《八万里》与同时期受到藏族观众好评的藏地电影（主要是指万玛才旦、松太加、多吉彭措等藏族导演作品及张杨、梁君健等汉族导演作品）相比，在呈现本地元素方面仍有若干可完善之处。
　　首先在本地语言方面。不可否认，在海北州这一多民族走廊地区，汉语是一种通用语言，但《八万里》在以藏族为主的多个场景中仍然将汉语作为台词，本地性或曰真实性就受到了损害。我们发现，藏语台词在全片中呈点缀式散布，这种做法与干脆全部使用标准的汉语普通话配音，更显得“虚情假意”。谢飞导演的《益西卓玛》、田壮壮导演的《盗马贼》，均有藏、汉语两个配音版本，以适应电影公映制度，并满足了不同观众的需求。笔者认为，《八万里》既然要展现多民族走廊风貌，那更应该在合适的场合中使用纯粹的民族语言——例如童年切阳什姐台词、切阳什姐家中台词、甲热父子对话、甲热与切阳什姐对话等等。
　　有一点也应指出，切阳什姐（?????????????????，chos dbyings skyid）之所以取汉名为“切阳什姐”，自然有海北州海晏县方言的因素，或可能是需要强调藏名中的字母“?”，以便区别于其他拼法。该片将其藏名直接按照拉萨话的发音方式译为“曲洋吉”（这种音译实际上仍不准确），在西藏制作方来看似乎没有问题，或许也有西藏制作方在传播上的相关考虑，但也损害了当地性，更不符合翻译学“名从主人”的原则。对于汉族观众而言，“曲洋吉”和“切阳什姐”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人，影片是想以此提醒观众该片的情节有很大虚构吗？可是，我没有注意到全片有任何关于“纯属虚构”或“根据切阳什姐事迹改编”的字样，却出现了“曲洋吉夺得奥运会铜牌”的说明文字；如此一来，不仅真实和虚构之间被模糊，也不利于向汉族观众宣传切阳什姐的真实事迹——至少从网络搜索看，切阳什姐本人从未以“曲洋吉”的汉名出现在正式报道中。
　　其次在故事线方面。故事线的展开方式，就是影片讲故事的视角以及讲这个故事的目的。要使《八万里》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藏地电影，那么切阳什姐的成长应该成为主线，她的角色应成为一号角色或者与何志峰（师父）地位平等的角色。但是从该片实际呈现的故事看，编剧赵宁宇教授饰演的何志峰成为了绝对的一号。更令人尴尬的是，张嘉（张老师，赵宁饰）与何志峰之间的爱情线，上升到了与切阳什姐成长线平行的地位，何志峰的自我实现表现得比切阳什姐的成功更为壮阔（至少从几个镜头的用心程度看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证据是：影片结尾处出现了“谨以此片献给曾经和正在为西部基层体育事业做出贡献以及即将奔赴西部的基层体育工作者”的字幕以及他们的群像。影片目的到此已经非常明显：它歌颂的是何志峰这样的汉族支教者以及张嘉这样的汉族医疗援藏者，切阳什姐成长线实际上已经退化为了带有一定本地色彩的“装饰”。不管制作者的初衷是什么，但上述做法所达到的效果——至少对藏族观众的传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就这一点延伸开去，《八万里》成了一部纯客位视角的作品。笔者认为，非藏族导演不是不能拍藏族题材影片，非藏族编剧不是不能写藏族题材剧本，同时也不可能避免“外来者”的客位视角；关键在于，非藏族创作人员要如何尊重这一“异文化”题材，亦即如何努力结合“外来者”的客位视角与“本地人”的主位视角。如张杨的《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扎西达娃编剧）、萧寒与梁君健的《喜马拉雅天梯》是非藏族导演作出上述努力的优秀成果；多吉彭措导演、林强编剧的《贡嘎日噢》，达杰丁增导演、王再宏编剧的《红丝带》，则是非藏族编剧的杰作；雅克·贝汉的《喜马拉雅》更是倾向于努力抹去外来者痕迹，成为一部标杆式“伪主位”作品——这些影片都是结合了主、客位视角并获得藏族及非藏族观众好评的影片。相比之下，《八万里》的汉族编剧兼男主角赵宁宇未能充分引入主位视角；导演柯克或由于赵宁宇本人的“权威性”而对摄制方向出现“失控”迹象，这导致全片观感趋向于了主旋律，同时却没能很好地保住艺术性。
　　那么，制作方的西藏自治区广电部门官方背景，是否与影片的走向相关呢？有一定相关性，但尚不构成因果链。因为同样是具有官方制作背景的《贡嘎日噢》（多吉彭措）与《五彩神箭》（万玛才旦），不管是主位视角还是艺术性，都保存得相对完整，尽管我们仍可在其中发现一些制作方主旋律意图的蛛丝马迹。
　　再次，本地元素之“名”“实”相符，还体现在此类元素的不可替代性上。因此，如果我们将《八万里》中的藏族元素全部替换成其他文化元素，地点替换成另一个乡村或牧场，叙事能否正常完成？答案是肯定的。《八万里》对本地元素的表面化处理方式以及男主角的地位，决定了该片所说的个人成长过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进一步而言，如果本地元素的可替代性往往意味着影片精神内涵的共通性，那么它能否为影片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条件呢？笔者认为，欠缺本土气息、或本土气息表现得过于刻意的作品，反而会使跨文化传播丧失“跨”这一核心意义。《八万里》对本地元素的淡化，已经达到了连“猎奇”都谈不上的程度。当今，去过藏地的观众、熟悉藏地基本特质的非藏族观众越来越多；这样一部影片，既没有“文化猎奇”“景观猎奇”带来的冲击感，又无法使自己传递的精神内核“接地气”，那它就不能算是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案例。简单而言，连“青海故事”都讲不好，怎么谈得上“讲好中国故事”呢？
　　
三、余论
　　
　　2015年起，《八万里》在各地展映或点映若干次，但未能在2017年公映时获得市场和观众青睐。该片在笔者所在的成都共排片3场（全国排片为3月30日至4月1日三天），尽管成都双楠场座席全部售出（共52座），但都江堰横店场仅售出1张票（工作日上午第一场，即笔者本人买了1张票）。截止4月2日20时，该片在“猫眼专业版”的累计票房为0.5万。根据“猫眼”数据，该片场均人次多为0-3人，最多的两场分别是成都3月30日的11人以及3月31日的52人（或为包场）；“豆瓣”登记看过人数为25人。这与全国艺术电影联盟/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成都做“藏地密码”巡展时以及成都“迦入空间”做“博语影展”时的观众热情也形成强烈对比。因此，作为西藏影视发展有限公司首部长片的《八万里》，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制作方和主创团队或应该认真总结，以免该公司又成了另一个“政府投资不差钱”的西藏产业发展典型，跳不出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孙勇教授语）的发展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