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当我第六次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忽然意识到在自己度过的无数个日夜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生活在六十年代遥远的牯岭街的世界里。每次在荧屏前看到几十年前海峡那边的世界，总是能唤醒我遥远的记忆：青春期躁动、内向固执的男孩、素质参差的老师，还有曾经教学楼走廊墙角上那残留的干涸血迹。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杨德昌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主要讲述了小四在医务室治疗近视时，因相识哈尼的女朋友小明，随即陷入与同学滑头、小虎的纠缠中。在终于和小明恋爱后，又于好朋友小马产生纠纷，在种种事件与巧合之下，竟演变起一起杀人事件。已故影评人王书亚在《我有平安如江河》中写到“所有的华人导演，几乎只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杨德昌导演不囿于讲述故事，而是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重构了一个时代，最后通过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历史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台湾本省人受日本强力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影响，生活方式逐渐日化。

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后，由于其经济上的垄断、文化的误会、价值观的冲突、官员的糟糕表现促使本省人与来台的外省人之间矛盾逐渐加深。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推向顶点。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五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对台湾施行党禁、报禁、军事管制，限制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镇压民众反抗。

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直到38年后在蒋经国主持下， “戒严令”才宣布解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外省人的视角展现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下的台湾社会。

“由于大陆移民和本省人在地理上的隔离和文化上的沟通困难，这些出生在在1949年前后的外省人的孩子既缺乏对家乡的记忆与了解，又对本地的文化感到陌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的他们自然对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文化产生向往。在压抑的时代气氛下，摇滚乐以其叛逆、自由、自我表达与宣泄等特点最受青春期的青少年喜爱。” ——叶月瑜《摇滚后殖民与历史记忆》

背景中的美国电影海报和导演自嘲

影片中小公园成员就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小猫王、二条为主的乐队成员。小公园帮主要由公教人员子弟所组成的，217帮则主要是中下士军眷子弟。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亲属分配到昔日日本人的居所，慢慢形成的集合住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晋升制度十分注重派系与学历，大部分的老兵都没有受过教育，大都又穷又落魄，是台湾真正的贫民。阶级的不同也是两派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眷村的生活环境比较艰苦

新电影运动

八十年代，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发起了新电影运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导演更倾向于实景拍摄和启用非职业演员，剧本上更倾向于自传性的题材和内心世界的研究。据《牯岭街》的工作人员统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演员及工作者是首次参加电影工作。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和电影中小四的家庭背景基本吻合。

导演多次借电影表达对当年台湾片场制度中的不满

新电影运动导演在电影中往往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和表达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影像风格上以固定长镜头为主、多采用深焦摄影、景别多中景、远景，少特写。由于政府政策禁止公然的政治评论，社会批评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导演发展出一种省略式的故事讲述方法（本片中下一个镜头往往是对上一个镜头中问题的回答）。虽然新电影运动结束于1987年，台湾也与同年解严，但导演依然保持着新电影运动中的手法与特点 。

哈尼的三次出场

在牯岭街长达237分钟的时长和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哈尼虽然只出场了三次，似乎就掩盖了所有人的光芒。在影片开头的众多事件中，其源头大多是由于哈尼的不在场引起的，如滑头在国校被堵并引起群架，小明与小虎打篮球时摔伤并在医务室认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影片中也多次提到，如果哈尼在的话这些事就完全能够避免，可以说哈尼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却是影片前半部分的绝对主角，之后更是成为了小四的精神偶像。

当小四和小明在冰店第一次面对面听着胶片放着的《Mr.Blue》时，空气中弥漫着恋爱的味道。看到小四的滑头又找起了他的麻烦时，传说中的哈尼终于出现了。从台南回来的哈尼低着头站在门口，似乎丝毫不关注屋里的喧嚣。谁能想到，传说中杀死两幺拐老大，人人都摇惧怕三分的哈尼，居然像一位忧郁的王子，安静的等待着小明向他走来。那首《Mr.Blue》,更像是用来形容哈尼的。

“Call me Mister Blue.

I stay at home ，at night.

Right by phone at night.”

小明因为母亲的哮喘再次回到眷村寄人篱下，不时会有找麻烦的两幺拐成员，现在小公园的老大终于回来了。

刚刚还在和小明暧昧的小四被滑头再次为难时，初次登场的哈尼竟然帮小四解了围。此时小公园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哈尼和喜欢唱歌的弟弟二条及其乐队成员，另一派则是以滑头为代表的几个人。当哈尼终于处理完帮派事物寻找着小明的身影。此时小四和小明站在树下，哈尼站在门前，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当初自己的影子。

六十年代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使台湾经济高速増长，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传统道德义气的衰落，正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任217老大山东选择主动和杀死自己老大的小公园帮和解。 滑头和小明在国校约会时被217成员看到，山东以此威胁，并答应帮滑头教训打过他的小虎，以此威逼利诱滑头，使217帮能够分得中山堂演唱会门票的一大杯羹。正是因为滑头的老爸可以帮二条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当初哈尼才勉强让滑头这种人加入小公园，现在有了217了，滑头已经反客为主了。

哈尼不在的时候，小明喜欢上了小四，他们都老实、内向、执着，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似乎因为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知道小明喜欢小四后的哈尼，在雨夜的万华市场不仅为难小四，反而和他坐在席子上，侃侃而谈。

哈尼和小明的人物背景更像是杨德昌对《战争与和平》的参考与致敬。在托尔斯泰笔下，皮埃尔的妻子水性杨花，最终皮埃尔不堪忍受，决定与同她有染的多洛霍夫决斗：

“决斗定在第二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的一片空地。当天大雾，四十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见，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皮埃尔从未开过枪，多洛霍夫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却是皮埃尔先开了枪，并且打中了多洛霍夫。”

皮埃尔将大半个家产的管理权交给海伦后，前往彼得堡，而哈尼与217当初的老大红毛决斗后，逃往台南。从台南回来的哈尼，总是像这些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他对金钱感到厌恶，更看中传统上的侠义道德。在他眼中，《战争与和平》更像是一本武侠小说。 在第一次出场中，我们看到黑帮老大哈尼的形象带来的反差，帮主人公小四解围带给我们的好感；在第二次出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根据情况修改计划、关心弟弟、热爱武侠小说、能够与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坐在一起聊《战争与和平》，懊恼于书读得不够多的哈尼。而第三次在中山堂演唱会的出场，导演更是让全场的演员成为哈尼的配角。

是夜，中山堂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翘首以盼的演唱终于打破了牯岭街长久的寂静。 当民国国歌响起，周围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静止，唯有身着海军服的哈尼穿过麻木的人群从黑暗处缓缓走来。明知这里人多势众的哈尼竟然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一样孤身一人来到了演唱会，《三民主义歌》此刻似乎成了哈尼前进的伴奏。

场内的二条

场外的哈尼

哈尼的结局似乎早已写下，当二条在台上开始演唱，殊不知场馆内外摇滚与死亡正在同时发生。那首《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你是我唯一的爱）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和谈的结果已经落定，山东终于找准时机将哈尼推向滚滚的车轮之下。山东可以放下两派的仇恨主动和小公园和解，也可以在被哈尼当着自己众多小弟面前羞辱时忍住怒火， 但他为了中山堂演唱会巨大的利益，一定会清扫所有阻碍。时代已经陡然转变，对金钱嗤之以鼻的哈尼注定要被淘汰。

小明与寄生虫

小明，一个初中生，年纪轻轻就被母亲盼着早点长大来帮助自己，她只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地在暧昧对象中寻求帮助和保护。《寄生虫》中的基泽一家尚且有间半地下室住，而小明一家却寄宿在雇主家中，时时面临着被赶出的风险，她们在眷村唯一的亲戚家里更是人禽共处。台湾地区像韩国一样经历过日据时代，也对美国充满依附与向往，如果《寄生虫》是对韩国寄生史的隐喻的话，那没有父亲、一直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被各方势力轮流统治的台湾历史的写照。

小明的眷村亲戚（金士杰饰）

两部电影都以杀人告终，且同属刑法理论上的激情杀人 ，但两部电影中大部分观众都还没有搞明白，杀人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寄生虫》中奉俊昊创造性地运用气味使其成为阶级差异的隐喻，气味也是促使基泽拿刀捅向朴社长的直接原因，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其视听语言，观众既无法获得嗅觉上的感知，又不能像小说一般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获得和基泽一样的共通体验，导演只能用朴社长捏鼻子的动作特写加以强化。新电影运动导演在摄影上多用固定镜头、中景远景的拍法，在《牯岭街》中，由于摄影机离观众较远，往往呈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我们却无法获得电影中主角那样感同身受的情绪感受。

不过，此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翊蔑视的并不是基泽的气味而是勤世的气味，用刀捅死东翊的却是基泽而非勤世。如果基泽杀死了蔑视自身气味的东翊，那就是不堪忍受屈辱的基泽杀害了对人缺乏基本礼仪的东翊，属于个体对个体的事件。然而，勤世非但不是基泽的家人，二人甚至之前还曾有过激烈打斗，基泽却为了勤世所受的腹视，用刀对东翊进行惩戒，此时这桩杀人事件则完全被冠以阶级的名义。基泽能够与勤世共情的只有气味，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气味就是阶级。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

《寄生虫》中大部分的争斗源自同为底层阶级的基泽一家和原保姆一家的争斗，最后“激情”状态下的基泽在恍惚间将刀捅向了上层阶级。而《牯岭街》里则是“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是一个中产阶级拔刀捅向底层阶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录取名单开场，以新一年的录取名单结束。 “《寄生虫》以与外界失联（连不上别人家的wifi）开场，以家庭内部沟通断裂落幕。 ”

杀人回忆

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选取了在无数平行世界中最具有偶然性的一种，最终构成了杀人的发生。而《牯岭街》中至少有六七次巧合促成了杀人事件的发生，如小四两次到小马家的无效沟通、小四放弃了同陈牧师谈话和小猫王的劝说、小四刚好看到小猫王藏在书架后的刀（怀剑）、小四在学校门口恰好遇到了小明、小明无意识间正好没有把刀合上等。多年后当杨德昌导演提起那起案件时表示：“那件事其实是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状况，不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在杨德昌看来，60年代的这一起少年杀人事件不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时代的集体悲剧。杨德昌用一系列的巧合来证明杀人事件的发生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情感纠纷，是时代环境使发生概率极低的杀人事件成为必然。

小四本来是一个内向、学习好、不惹事的孩子，小明的主动使他陷入情网，哈尼的出现使他视其为偶像。（前半部分小四没太大的存在感，哈尼死后小四才成为真正的主角）那个复仇的雨夜，小四跟着万华市场的台客来到两幺拐的台球室，黑暗中目睹了一个个死亡者的惨状。惊魂未定的小四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父亲被抓走。哈尼的死和这个夜晚的经历使小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变得更有种、更愤怒，他像哈尼一样不服气、横冲直撞。他跟小虎打架、骂女医生、用棒球棒打教导主任、扇滑头，他用愤怒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作出反抗 。

由于小马家佣人的离开，受到小马妈妈喜爱的小明主动为她母亲寻找工作。本来在图书馆发奋读书的小四从滑头口中意外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小马居然在泡小明。哈尼为了小明去跟二幺拐的老大决斗，杀死了他逃到了台南，而小四却因为小明和自己的朋友小马决裂，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小明，哈尼和小四就像是一枚硬币抛向了两面。小四误把自己当作哈尼，哈尼在了解情况后不让兄弟们闹演唱会，而小四来到小马家门口，面对小马不仅缺乏沟通，甚至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里面的小明。

对于小马来说，Miss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对于情窦初开的小四来说小明却是其生活的全部。小猫王有着摇滚梦、三角裤沉迷于漫画、老二是台球好手、二姐有虔诚的信仰，而小四既无爱好又无信仰，常常看起来闷闷不乐。曾经心情不好时，是小马陪他玩耍。因为义气，两人成为哥们，但小马不曾真正了解小四，也注定要分道扬镳。而现在面对抑郁的状况，小四选择了通过小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中学校园有两种女生最多被男生们谈到，一种是小明这样有众多的追求者，另一种则是像小翠这样易得的女生。小翠更像是一个工具，滑头需要她时，可以亲密无间；不需要时，“这没你的事”，一边呆着去。现在，轮到小四需要小翠了。但小翠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像一个被物化的工具，她也不再轻易为他人改变。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被小翠骂了一顿的小四回家后，又看到替自己挨打的二哥。二哥就趴在地上，忍受父亲的毒打，一声不吭。那一刻，父亲的形象完全崩塌。与小四性格相像的二姐开导了一晚上也没能帮助小四。第二天憋了一晚上气的小四一大早就来到了小马家，愤怒的表示要在学校门口堵他。

小马虽然嘴上逞能，可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纨绔子弟，而且小马是一直很看重的朋友的。小猫知道如果跟小四搞上的话，他会跟你玩真的。在片场中的小猫反复劝说小四也最终没能改变小四的主意。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再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她像之前那样叫住了四儿，这一次小马的单车还停在校门口，这一次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换了模样。月光下，一场激情杀人事件即将上演。

导演之前已经通过镜头暗示了小明、小四、小马三者的关系

此时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经换成了匕首

激情杀人是刑法理论上激情犯罪的一种，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由于于激情是强烈而短暂、爆发式的一种情绪状态，行为人在激情状态下，认知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容易引发不合逻辑的、冲动性行为。” ——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一一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

激情杀人的行为人中，多为心理不成熟的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低学历者和普通的底层打工者。

在坦克从小明和小四面前轰轰驶过的那个夜晚，小虎因为失恋在篮球场上浑浑噩噩，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风采。小明觉得小四是怕报复才让自己去看一看小虎。小四不是怕小虎报复，而是他认为失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过去的。小四不了解小明，小明误以为自己了解小四，小明知道小四是来堵小马的之后，把它直接还到了小四手中，并没有把它合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这把怀剑是不会对自己有危险的。

在小明心里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随风而去。可明明错的是小明，但她一出口时，错的竟成了那个最爱他的人。对于执拗的小四来说，他不会让事情不明不白的过去。他两次追上去，真的像对小翠那样对小明讲起了大道理。

偏偏小四没等到小马，小明正好又在路口看到小四…

小四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小明，就如同他自己看不起小翠一样。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中，小明感情上的不专一，不仅会让小明惹来非议，也会让小四自己丢掉脸面。小四对小明的喜欢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让他产生了极其想要改变小明的念头。电影里面小翠变了、滑头变了、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经历白色恐怖之后也变了，这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滑头和父亲的改变多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如果真的要为了一个人去改变，那这个人也应当是自己。 电影里让人看不起的小翠却是主动改变的那一个，而小明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是不会变的。

（影片中对比很多，如哈尼与小四的对比、小明与小翠的对比、父亲两次去学校的对比、两种世界观的对比等等）

当初父亲的话给小四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笃信这样的观点）自己的这句话竟然使自己也成为了杀死自己的凶手之一。当初父亲对小四所讲的话带给他对未来的憧憬，他像哈尼一样坚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父亲的形象已经崩塌，但那句话就像是黑暗中手电筒，成为了现在小四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小明说出这个世界不会变时，仿佛有无数只魔爪要掐断那唯一的光。于是，在这样巨大的刺激下，小四心里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被点燃，瞬间失去理智，疯狂地将刀捅向小明，整整七刀。

哈尼的死和复仇的雨夜使小四的性格变得易怒，糟糕的学习环境（而且小四本来应该去日间部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小马和小明的背叛、白色恐怖对其家庭的影响、二哥替小四承受的苦难这些都一步步逼迫着一个十四岁少年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上青少年不成熟的心智和长期压抑的时代环境终于使小四在小明的言语刺激下突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愤怒。在处于激情状态的那一刻，小四已完全失控，只求情绪的宣泄。

至此，那个因为近视而看不清世界的少年再也无法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探索了，《牯岭街》中的理想主义者已然全部死亡。

金马53海报

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吗？杨德昌导演的意图真的是想让观众谈论这种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吗？小明觉得这个世界无法被改变是其处在底层阶级的绝望，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的中产阶级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像大姐那样希望于留学来让改变命运。世界能否被改变这是来自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同答案，对于不断处于寄居生活中的小明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没有背负对方心中黑暗的觉悟，是绝对看不到人的痛苦和悲伤的”。

小四和小明因为性格的差异相互吸引，因为三观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异注定分离。小四本来还在青春期的懵懂间仿徨，却被迫卷进一件件事情中，他在黑夜中慢慢探索，可还是看不清这个世界，“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年少时一直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回过头才发现留给成长的也不过几个瞬间。小明虽然足够聪明，能够在同龄人的相处时游刃有余，在和小医生话语交锋中势均力敌，可她终究是个孩子，又怎么能够洞悉人内心的宇宙。她凭借着以往的认知对待小四，而这一次让她付出了最惨重的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假如你觉得夜空的星星相差无几，那是因为你未能真正走近去看。

结尾处小猫王的歌声给我带来了一丝憧憬：如果再来一次，小四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同样曾就读于夜间部的杨德昌，1960年插班考上建国中学初中日间部。1970年赴美学习计算机后到南加大修读电影课程。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小四会像杨德昌一样考上日间部，去美国留学，写下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的剧本。

牯岭街拉片笔记:

//movie.douban.com/review/13983954/

参考资料：

【1】王昀燕：《再见，杨德昌》；

【2】大卫·科波菲尔：《世界电影史》；

【3】焦雄屏：一个刻意被忽略的时代；

【4】曹荣荣：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

【5】莫佳妮：历史、大众记忆与身份认同——台湾新电影中的“外省人”书写；

【6】段水莲、文凯：激情杀人犯罪的心理特征与犯罪现场分析；

有一部电影，我一直不太敢写，那就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部电影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局限性，它也让我想起许鞍华说过的那句话：“有些东西，写不出来，才要拍成电影。”

在《牯岭街》的影像面前，文字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它太丰富了、太庞杂了，光是写剧本，杨德昌就用了三年的时间，后来拍摄，又用了近一年，最终的成片将近4个小时，片中出现的各色人物超过20个，支线繁多，彼此交叉……

可这，还不是最紧要的。

关键在于，可以进入这部电影的角度太多了，它就像是一个周身布满入口的黑匣子，无论从哪里进去，都能触及一部分核心。它具备广阔的解读空间，而每个角度又都能逻辑自洽，而不只是点到为止。

这就让评论这部电影，显得尤为困难。看似怎么写都可以，但实际怎么写，都会留下遗憾。

还记得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大二那年。从半夜看到清晨，看得昏天黑地，只模糊记得屏幕上黑压压的一片，夜景很多，白天很短；只记得小明的脸在夜色中，显得分外苍白；张震的少年英气，也在昏黄的路灯下，氲成一抹阴郁的愁云。

那时眼中的《牯岭街》，像是一首青春挽歌。

我看到的是小四的童真，失落在小明的现实世界里；看到的是一个纯情少男，在一个早熟少女面前，惊慌失措的样子。

他们是两个世界，他们是两种时间，他们是盛夏与凛冬，他们是天真与荒芜…他们是毫无交集的另一个完整的对方，那样决绝的一道裂痕，就匍匐在他们中间。

然而，他们又偏要遇见。

而遇见，是最残忍的对决。

小四是家长眼中的乖孩子，学习好，沉默寡言，那时的学生都加入帮派寻求庇护，小四却始终是个局外人。

可是，他一点也不软弱。

当滑头故意挑衅的时候，小四并不退却，抄起球棒就要挥下去，幸而老师出来制止。那时，一旁的小猫王是这样奉劝滑头的，“你别看他是好学生，你要是跟他搞上的话，他跟你玩真的！”

这就是小四，碰见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会不计后果地跟人拼命。无论那东西是尊严、是女孩、还是内心的干净……

他第一次打架，是为了小明。以一敌四，毫无惧色。

他被“两幺拐”的混混儿们围堵，是因为小明；被滑头和手下们威胁，也是因为小明。

哈尼死后，他找到心灰意冷的小明，向她告白。

那一刻，军乐团的演奏始终在响，由低徊到高昂，像是为这次告白助兴，却也淹没了许多知心话。

就在音乐声乍停的一刻，我们终于听清了小四，他大声地说：“我会做你一辈子的朋友，我会保护你！”

这段配乐是剪辑师陈博文一点一点剪进去的，他让军乐声随着人物的心情起伏，时而清晰，时而混沌，就像是小四与小明的关系，暧昧不清，若即若离，最终归于沉默。

和小四不同，小明在同龄人里，显得不合时宜，她成熟得太早，有很多人爱她，她也爱很多人，这是她的生存法则。

渐渐地，小四看清了小明不可救药的“放荡”本性，于是，在那个宁静的傍晚，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他将刀狠狠刺进了小明的腹部。

一刀、两刀、三刀……直至第七刀。每一刀，都将整个刀身没进去，不留一丝余地。

那样笃定，仿佛只要消灭她的肉体，就能戳穿美丽的幻象，毁掉那个虚伪的世界。

这就是年轻时候，我眼中的《牯岭街》，可以看出年轻的生猛劲儿和虐恋的血腥味道。

后来第二次看，小四和小明的情感线已经淡去了，我开始留意他们身边的人。

比如哈尼。

如果说有“主角光环”这回事，那光环有一多半，都在哈尼的身上。

从南方避祸归来的他，一身海军服，披着风衣，出现在众人面前。简直像是归隐多年的侠客重出江湖一样。

而他的精神气质，也明显与身边那些蝇营狗苟的喽啰们不同。

一个帮派的老大，往往是最先看淡一切的那个人，倒是身边的小弟总不安分，闹出很多事端。

哈尼，是小四的精神偶像，而小四，是年轻一点的哈尼。

他们接触不多，话也不多，但心意相通的人，哪有那么多话可说呢。

那一次促膝长谈，哈尼提起自己看《战争与和平》，其他都不记得，唯独记得里面的老包，全城人都跑了，只有他要和拿破仑拼命，最后被警察抓走。

他把《战争与和平》归为武侠小说，他敬重一个孤胆英雄。

最终，哈尼的选择，也和老包一样。他孤身一人，来到“两幺拐”的地盘，一人对几十人，最终惨死在车轮下。

哈尼的死，对小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虽然影片并未过分渲染这次死亡留下的阴影，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之前之后的小四，已判若两人。

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决绝。

当小虎带着手下从黑暗中走来时，身边的人都在退却，只有他拍着篮球，不屑地迎上去。

当两个帮派的火拼结束后，他从尸体堆中辨认出了山东，他拾起一把刀，问那地上的人：“哈尼，是不是你杀死的？”

当从前那个拽拽的、到处和小四做对的滑头，死里逃生后，竟变得乖顺、懦弱，他向小四诚恳地道歉，但小四却甩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因为在小四的眼里，“妥协”比“邪恶”更令人不齿。滑头看似“从良”的改变，在小四看来，却是最后一点尊严的丧失。

哈尼死后，小四成了哈尼，成了那个孤身犯险的老包。

他想要对抗的，是这个世界的苟且，是理想主义的覆灭，是所有被世界改变的人们。

所以，他把刀刺向了小明。

因为小明说，“傻瓜，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句话，就像是整个现实世界，对小四发出的嘲讽，所以，他要刺死小明，那原本不是情杀，而是一次对现实世界的复仇。

最近，第三遍看，我看见了那些沉默的大人。

小四的父亲张国柱，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母亲总是喋喋不休，对什么都不满意……

那是民国48年，正值台湾的戒严时期，小四一家从大陆来到台湾，生活在一种巨大的对未知的恐慌中，他们不知会在这里住上几年，也不知怎么回去，更不知怎么安顿此刻。

对于那个肃杀的时代，杨德昌寥寥数笔，用不断穿过街道的坦克，做了最好的诠释。

即便如此，父亲张国柱仍是那个坚守原则的人。

小四被冤枉作弊，他跑去和教导主任理论，据理力争，导致小四被记了大过。

在回来的路上，他对小四说，“我希望这件事对你，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鼓励！”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听到这话，我觉得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瞬间变得无比高大。

可是后来，因为受到大陆老师的牵连，张国柱被警备处叫去，审讯了一天一夜。

回来后，他彻底变了。

变得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晚上睡觉会做噩梦，听见一点响动，便叫起全家人一起抓贼。

他甚至抱着妻子痛哭，“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几个孩子，不要再吓我了。”

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现实面前的脆弱。

坦克已经碾过来了，你可以选择欢呼，可以选择闪开，也可以选择跨上马、扛起长矛，一往无前。

就像是父亲的朋友汪狗那样，早早便决定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可是小四，却选择，和这个坚硬的时代死磕。

这部电影的夜景非常多，异常昏暗，这也刚好是那个时代的颜色。

而小四，总是提着一个手电，在黑暗中摸索。那光虽然微弱，虽然不足以照亮一个世界，但是小四却固执地点亮它，那是他的希望。

可是，在那光亮中，他却看到了和滑头在一起鬼混的小明；看到了一辆辆冰冷驶过的坦克；看到了横尸遍野的火拼现场；看到了大人们，从顶天立地的汉子，哭成了颤抖的孩子。

最终，小四把手电还给了剧组，他放下了这一丝光亮，也放下了所有的可能。

他拿起刀，走上街头。

其实这个时候，杀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发泄，是把一个抽象的世界具象为一个人，为内心的愤怒，找到一个实际的出口。

就这样，小四在街角遇见了小明。

他狠狠地刺上去，一刀、两刀、三刀……直至第七刀。

其实，杀一个人，一刀足矣。

可小四杀小明，却足足捅了七刀。

我想，其中的一刀，应该是刺向滑头的，刺他的假仗义、真懦弱。

还有一刀，是刺向山东的，那是替死去的哈尼复仇。

一刀，是刺向小马的，他本以为小马是哈尼一样的孤胆英雄，却不想他只是个极度自恋的富家公子。

还有一刀，是刺向剧场导演的，那个导演曾经称赞来试镜的小明，“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特别自然。”小四回他：“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还当什么导演啊！”

或许还有一刀，是刺向父亲一样的大人，刺他们曾经是好的榜样，如今却魂不守舍地活着。

最后，还有一刀，刺向谁呢？

不知道，答案就悬在空中，似乎可以随风飘到很远的地方去。

又或许，重重落在原地，砸向当下的世界，被所有人听到。

小四在杀人时，嘴里不停喊着：“没出息！不要脸！”

这是父亲在责骂二哥时，说的话。

现在，他把这话，回骂给了这个冥顽不化的世界。

它能被所有人听到吗？

或许能吧。

可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又不断想起影片的结尾。

小四被判死刑，后因未成年，改判为15年监禁。

宣判后的一天，小猫王来看望小四，他想告诉四儿，他把自己录的歌寄给了真的猫王，他还收到了回信，猫王在信中说，他的歌竟然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这么受欢迎，他很感动。

那首歌叫：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今晚，你寂寞吗？

而小四的故事，就如同这个不知名的小岛一样，注定只是仓促时光里的一件小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例改编，但从片名和这句根据XX事件改编的介绍来看，几乎所有第一次接触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部挖掘青少年犯罪的电影，涉及成长，家庭教育，青少年之间的感情之类的青春片，这样的话《牯岭街少年》还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至少如果拍的好可以像《心灵捕手》《三傻大闹宝莱坞》这类励志教育片一样，但如果只有这些，《牯岭街》最多算是一部优秀的青春片，它还远达不到伟大的地步，如果只有这些，那杨德昌也不叫杨德昌了。

而且他也没用必要用237分钟的篇幅，更不会被称为史诗，让包括著名电影学者赛人在内的诸多业内专家和普通影迷高呼：“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死在这237分钟里”，赛人更是在自己的书中毫不掩饰对这部电影的称赞甚至膜拜，不惜把这部电影碰到华语影史第一的高度。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挖，这是一部讲述青少年杀人的电影，男主小四杀死了自己追了很久追不到的女神，由爱生恨的戏码在新闻中我们早就屡见不鲜，那怎么把它挖掘出深度呢？如果你没看过电影，你可以联系药家鑫和马加爵，如果我们给这两位拍电影我们怎么拍的深刻呢？估计很多人都看过药家鑫和马加爵的相关深入报道，他们这些冲动的魔鬼事后的表现让我们唏嘘落泪，让我们感叹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些挖掘马加爵和药家鑫的报道的深刻之处在于记者们挖掘出了这些已经被舆论定性为“变态”，“恶魔”的人的另一面，从这一面中我们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和本性，再加上极强的情境带入感和我们自身的 恻隐之心，在愤恨他们的行为的同时，我们也为他们的可怜可悲而落泪，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无奈。关于这一点与兴趣的可以看看柴静女士关于药家鑫父母的专访，可以作为延伸阅读，这个专访足以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按照刚才的分析，如果这样拍，那《牯岭街》已经足以算得上一部深刻的犯罪电影了，而且如果今天有人拍出来也绝对是轰动级现象级的作品，但这依然不是《牯岭街》应有的水平。《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着更大的格局。

以上我分析的内容《牯岭街》都有，但他只是这部鸿篇巨著或者说盛大交响乐中的一种和声，这种和声可能是主旋律，但绝不是唯一的声音。

《牯岭街少年》是一部盛大的史诗，只不过他有一个太过低调的名字，低手拍电影喜欢故作深沉，高手却总喜欢假装肤浅，大隐隐于市。它虽然叫“XXX杀人事件”，也是以此为主线，但它的内容却庞大得多得多，《牯岭街少年》聚焦的是一个时代，是多个群体多个阶级的交织与冲突，柴静的专访反映出了药家鑫背后的故事，这足以引发我们的共鸣并开始反思自己；杨德昌反映的却是药家鑫这类人背后整个时代的病态，是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之下，在黑暗的政治戒严之下，在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之下小人物共同的无奈，只要你是个小人物无论你怎么反抗怎么挣扎都不会对这个森严壁垒的社会构造造成任何影响，弱者的反抗只能伤害更弱的弱者，最后一同毁掉自己。所以片尾小四的一刀被豆瓣影评人精辟的总结为“弱者给弱者的 一刀”，这一刀是小四对女神的背叛和对彼此爱情的彻底绝望，也是弱者在被社会压迫后的一个自戕式的愤击，这一刀毁掉了两个青年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这一刀既是由爱生恨的情杀更是弱者在绝望中的一声沉闷的嘶吟。

电影可以看作一部青春片，一部关于初恋与性意识萌发的荷尔蒙片，但这只是故事的主轴，围绕在故事周围的是杨德昌用显微镜版的视角为我们全景展示的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政治，教育，民生通过杨德昌各种考究的细节被暗示出来，在这部电影里我们能感受到青春的迷茫与洋溢着的荷尔蒙，但这种荷尔蒙是一种被压抑着的战栗着的荷尔蒙，影片令人窒息的压抑无处不在，令人如鲠在喉的细节比比皆是，这都是那个大陆与台湾政治戒严期间台湾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主人公小四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几个普通代表。

电影开篇背景介绍：

“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阻止帮派来壮大自己的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侠客——哈尼（Honey）

对于刚刚建立起观影逼格的人来说，保持理想主义，蜻蜓点水的宣扬点鸡汤的电影就是顶级好电影了，豆瓣250上至少有一半是这种电影，而这些电影是注定与经典无缘的，即使它现在有一个不错的评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终将被人淡忘。一流的电影不会虚假的鼓吹理想主义，把鸡汤当哲学的说教式的灌输给你，三流电影教人如何成功，一流电影教你认清世故，是超越是非超越成败的。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理想，不相信希望，正是因为相信，在面对生活现实时，才会有出入感，这种出入带来的落差成就了这些祭奠我们逝去美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原因还是对美好对理想的眷恋。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生活没有小时代，全是碾压小人物的大时代，生活永远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形式主义只存在文艺作品和我们那毁人不倦的教育中，呜呼哀哉，这正是生活的可悲之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拍出了这种可悲。

而拍出可悲的原因正是由于不舍美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哈尼正是这种逝去美好的完美代表，他的出现无疑是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而他的失败也正说明了导演对台湾社会现实的绝望。

之所以把这个配角放在主角前面讲，是因为他出场虽少，但却画龙点睛的表现出了全片的灵魂。哈尼是一个没落的古惑仔领袖，一个拥有君王般高贵灵魂和诗人般情怀的青年老炮儿，而且人物外形俊朗飘逸，做派大气而绅士，让人觉得这个小混混头头身上有着教父一般的品味和气场，又有着侠客一般的精神和老炮儿一般的倔强与坚韧。哈尼就是一个老炮儿，一个帅气文艺的老炮儿，一个如西方文学中贵族一般脱俗的老炮儿，他比老炮儿更动人，比老炮儿更悲惨，他的形象脱胎自《战争与和平》，无疑是片中导演给予戏份最少但却赋予最多内涵的角色，完全可以视为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

哈尼因为犯事而被迫逃亡南方，等回到北方后发现江湖已经变了，时无英雄小人得志，连山东这种猥琐的人都可以霸占一方了，但他，一个曾经的领袖现在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心中却残存着逝去的规矩和理想。他刚刚回到北方，看到自己的女友和主角小四在一起，导演高明的没有拍哈尼的反应，而是拍小四被打，当时他们同处同一空间，小明看到自己男朋友回来，立马跑了过去，我们远远看到一个身穿海军军服的帅气小伙站在门口，这是哈尼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不怒自威的大气初见端倪。（哈尼与小明）

然而接下来镜头只给了另一边的小四，这个敢泡带头大哥马子的吃瓜学霸。众人为了奉承哈尼，便抓起小四要打：靠敢泡老大的miss。

小四被整的低声下气。这时我们不知道画外即哈尼和小明发生了什么，但看到小明哭着从那边跑了过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具体知道了什么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一点只有看过的才知道。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这就是杨德昌。（小明跑开）

这时画外的哈尼过来了，喝住众人，这一次哈尼的形象更强大了，他老大的气质开始显露，哈尼淡淡的和小四说了一句：我看你不是混的，这没你的事，赶快走吧。遂解小四围。（哈尼与小四）

这一个简单的行为让哈尼的形象更进一步确立，观众对其的感情进一步加深，而这种古惑仔套路的戏份杨德昌更是把它拍的霸气干脆，令人暗暗称绝。

下午哈尼训斥小弟们后，与小四谈心，这段谈心更将哈尼这个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这段台词也成了文艺青年们顶礼膜拜的一段台词，成为了可以单独赏析的独立经典：

我在台南的时候，无聊的要死，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

哈尼就是老包这样的人，后来他一个人去和眷村帮对峙，被眷村帮的老大暗算，死的相当憋屈。哈尼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哈尼的死正如历史文学里的项羽的死一样，是理想主义的破灭，世无英雄遂使小人成名，也正是因为小人太多，才使英雄没有活路。

哈尼出场极少，很快就被暗算害死了，但这个人却是电影中拥有粉丝最多的人，因为它代表了大家心中残存的希望，他的死引人共鸣，而害死他的山东，则是哈尼的反面，吊儿郎当，颓废猥琐，长相粗俗，行为也上不了台面，完全是一个地痞小贼，哈尼的死引起了道上的复仇，后来山东也被杀，但当山东的女人叶子抱着山东的遗体大哭时，相信我们和在场的吃瓜小四一样矛盾，既觉得死有余辜恨不得自己亲手给他两刀又觉得这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反派都让人动容，这就是杨德昌的功力。就像金庸笔下的众多恶人一样总让人又恨又在恨中包含着同情，李莫愁和阿紫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切都是创作者对人性的精准把握。

哈尼这个人物以及两个帮派的冲突与恩怨，是故事的背景之一，但和杨德昌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信息被处理的相当闷骚，这种闷骚以前在《一一》的影评里分析过。对于第一次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人来说，可能会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杨德昌没有交代，因为杨和他的编剧们不想交代。

这更符合我们生活中的认知情况，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环境中的人和事以及其之间的联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我们也不知道，但随后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有所了解了。杨德昌的叙事正和这种生活经验类似，即在故事中塑造人物，而不是先把人物建立起来然后在讲人物身上的故事，杨德昌以及很多老司机叙事时都是这样，上来就说故事，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你自会对细节对各种人物关系，他们的性格，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故事逐步了解。

父与子：张震和张震他爸

哈尼的死是理想之死，影片中小四的父亲是另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这个理想主义者也是用来被消灭的，只不过这次不是杀人，而是诛心。小四父亲的转变比哈尼更写实，更深刻，因为哈尼的处理太过浪漫，而父亲的屈服则让人洞悉了一个时代的险恶，就像《孩子王》中，老师第一天上课让学生发言，班里鸦雀无声，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学生蹦出的居然是：“你会整我吗”这一句天真的反问振聋发聩，让没有经历过那种险恶的人在今天听来都不禁心头一凉。

在片中小四有演员张震扮演，名字还叫张震，更有意思的是小四的父亲也由张震父亲张国柱扮演，名字也没换。父子演父子。小四和父亲的关系如战友如同志，像一个带有传统宗法权威又如同朋友一般的忘年交。

张震父亲张国柱在片中继续扮演张震父亲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展示父子关系，儿子门门功课90多，唯独语文没考好，父亲到学校办公室询问缘由，回来的路上二人一路无话。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全都通过人物所处的空间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了出来。两个人默默地骑着车子不说话，到了饭店吃冰淇淋也是无话，这种关系很严肃很微妙只有看过才知道。而第二次父子一块儿从学校回家，杨德昌的处理不同了，这一转变出自剧情需要，是神来之镜。

张震父子

第二次去学校办公室，是儿子犯了错，这是杨德昌对台湾渗透着政治的教育的批判，父亲看不惯道貌岸然打着官腔的老师，与老师理论，质问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错误担责，要求学校取消记过处分。结果学校恼羞成怒给张震记了大过。二人回家路上推着自行车走。第一次是骑着自行车，第二次父子回家是推着自行车，因为他们这次有话说。这是符合生活的设计，骑着车子两个人没法很好的交流，而且，从视觉节奏上来说，骑车子运动过于强，不符合营造沉重气氛的原则，所以拍两个人低着头推着车子缓缓的走，这样一举多得，既有了情绪又符合生活常理，高，实在是高。这一段被编剧史航大加称赞，并多次在讲座中提到。

这次对话，父亲和在办公室里一样，继续展示他理想主义的一面，让人感叹这真是一个好父亲，能这样为儿子撑腰，老张教育儿子：记过就记过了，如果一个人还要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小四接道：可是，我好像觉得这世界上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一段戏是一个伏笔，本来是父亲教育儿子，没想到成了儿子教育父亲。

在后来，父亲被政治审查搞得尊严尽失，在精神崩溃中连夜写下所谓的“认罪书”为自己捏造自己从不曾犯下的罪过，从那以后父亲屈服了，父亲被诛心了。

这时被打倒的不止有父亲，一块被打倒的还有观众，在前半段被塑造的充满理想的父亲，后面便的胆小软弱，在第三次进入学校办公室后，以前敢和老师据理力争的父亲变得唯唯诺诺，在那一刻，所有的观众都感觉自己在被生活强奸。这种震撼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不小心看到了自己父亲在偷偷流泪。父亲在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当父亲这个神倒下之后，我们的 心灵冲击可想而知。

（父亲在写认罪书）

小明——我们的初恋：是女神还是绿茶？

小明按照现在的审美观点看可能是万人唾骂的绿茶。影评人赛人说她是十足的蛇蝎美人，绿茶婊。这和很多人观点类似。但也有一些人觉得，小明是我们懵懂少年初恋的化身，而且小明是一个可怜的人。这一点要先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本片的真实案例，我们不知道杨德昌塑造小明这个类似《美国往事》中黛博拉这种女神的初衷，就只有这样推测。据牯岭街真实案件的当事人，电影中“滑头”的原型文章回忆，受害者刘敏（小明原型）是女神，但却是十足的绿茶婊，这和当时乌烟瘴气的政治背景和礼崩乐坏的生存环境也有关系，走到背后也是人们议论的谈资，谈论的内容自也好不到哪去。这是原型人物

到了电影中，也许是艺术是美好的，小明代表了作者心中初恋的美好形象，小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漂白了，这主要感谢她的人物设定，家里穷困不堪，母亲重病，自己过早的承担起生活重担，无钱付房租而寄人篱下，这些设定为其有了一个合理的托辞，也许当时杨德昌塑造时按照当时的观念并无不可，是女神还是绿茶还是由大家评说吧，我心中初恋的最神圣代表是黛博拉。

而小四居然为了这样一个女孩儿由爱生恨甚至最后不惜杀掉对方，所以这就告诉告诉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维特的行为，小四的行为不足学啊，生命有更多重要的东西需要珍惜不该被这样处理的轻于鸿毛，难怪萧伯纳讽刺道：初恋就是一点点浪漫加上许许多多的愚蠢。 影片的最后是无尽的绝望和悲凉，电影有《罪与罚》一般的设定和同样的对弱者的关注，但却比后者更加绝望，当小四因为小明出轨自己的朋友小马而杀死女友后，我们再没见过小四，他被抓了。小四的朋友小马在公安局里抱头痛哭，因为小四是他最好的朋友。

随后我们看到的是冰冷而愚蠢的警察和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这些人被杨德昌用最生活化最真实的镜头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处理的真实，因此那种悲凉也显得更真实。影片结尾有两个让人心碎的细节，警察搜到了一封信，骂道什么玩意啊连名字都不写，画了个鬼脸，说完将信扔到了桌子上，我们看到了那张所谓的“鬼脸”其实就是小四的名字。

而另一个类似的更悲凉的细节在最后，为了不破坏大家的观影体验我就不剧透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细节反复，人物众多，动人的地方太多，又不能说，因为电影的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一道好菜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都不如你亲自尝一尝来的直接。所以为了不坏大家和《牯岭街》的“初夜权”，我就不无底线的剧透了，杨德昌的好，只有静下心来与他对话的人才会感受得到。《一一》里面说：电影诞生了以后，人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是因为我们在电影里经历了比自己生命丰富三倍还多的人生，而从杨德昌的这两部作品里我们经历的经验岂止三倍。如果有可能我不一定会选择死在这237分钟里，但我会选择多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几次。

一部电影太长总让人望而却步，但经验告诉我们，在没看一部好电影之前我们总抱怨电影太长，看完之后我们又觉得它太短。237分钟如果静下心来看是不可怕的，而且电影可以和电视剧一样一段一段的看，如果你觉得闷，十分钟总静得下来吧，每次看十分钟，一个月还能看不完吗？等到你看完后，以后第二次看的时候会觉得门槛儿低得多了。而那些第一次看觉得没劲的童鞋，可以尝试着静下心来在刷一遍，因为你已经看过一遍，对他的沉闷和枯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再看时枯燥也许就变成味道了。我看《教父》就是这样，第一次看没感觉，觉得无聊透顶，第二次看就觉得牛逼了，第三次看就觉得酷炸了，很多人看《公民凯恩》更是这样，好电影都是后劲十足的。让人第一次看的爽的电影，未必是好电影，它还有可能是快餐，吃多了就腻了。

和《美国往事》，《教父》等电影一样，谁要是说这电影无聊，我诅咒你再看8遍。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